李华芳的2017年度RST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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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T分别是研究（Research），学术服务（Service），和教学（Teaching）的首字母，基本上涵盖了一个大学老师要做的三方面事情。细节有差异，方向无不同。打算每年回头看一下自己在这三方面做了什么，做个阶段性小结。
1. 研究
自己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分别是研究方法、非营利管理和聚焦中国的比较研究。
1.1 念旧与创新
谈自己的研究前，让我从一个蓝色旧脸盆说起。
（老马同学的蓝色小脸盆）
这个蓝色的脸盆是CC和我还在上海的时候，我的大学同学老马来家小住时随手买的，应该不到十元人民币。然后这个蓝色小脸盆漂洋过海，先是跟着CC去了芝加哥，然后随着CC搬到了DC和我汇合，接着跟着我们到新泽西，现在到了密歇根，算起来跟着我们十多年了 （不知道CC是谁的，点这里）。
你可以说花在运输这个小脸盆上的成本，早就远远超过了它的价值，但怎么说呢，物要尽其用。最关键的是，旧物件能将一个新环境尽快转化成你熟悉的场景。而把新奇的不熟悉的问题转化成熟悉的问题来处理，也正是作学问的一个重要道理。
这个蓝色小脸盆大体可以说明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人。我自己的研究也一直从这个念旧的习惯中受益。
我之前提到过我自己在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发的文章，主要是讲用实验方法验证了增加女性官员的代表性会提升女性公民在特定政策领域的合作意愿。而之前在PA领域的大量研究性别代表性的文章，基本上都是用观测数据找相关性；偶尔有的实验文章，则多用数字和比例来做干预（treat）。
因为我念旧，所以记着的基本上还是我自己的老本行经济学，就想起两件事：一是想着这代表性的问题能不能用实验方法来做；二是想起了经济学上著名的Emily和Greg以及Lakisha和Jamal，就想着能不能用名字而不是数字来做女性的代表性问题。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Riccucci, N. M., Van Ryzin, G. G., & Li, H. (2016).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and the willingness to coproduce: An experimental stud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6(1), 121-130.
在PAR的文章里，我们讨论的是环保政策，具体而言是垃圾回收。有人说，这个可能日常经验里就是女性参与比较多，所以造成女性更愿意合作。我一想，觉得有道理。得另外找个离日常经验比较远的政策领域，并且相对而言不那么以女性为主要参与者的领域，看看这个性别代表性是不是依旧有效果。
那么到底是什么政策领域比较好呢？再一次，我念旧嘛，所以我隔一段时间会收拾自己的办公桌，看看有什么宣传资料之类的值得保存，有些没用处的就及时处理掉。我有一天在整理的时候，就发现了下面这个CitizenCorps的宣传应急准备的资料。
应急准备这个领域不就恰好满足我需要的政策领域吗？没有人天天准备应急，而且应急准备也不是女性参与为主的。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跟合作者一讲，都同意，说干脆就以这应急准备为政策领域，复制一遍我们之前的实验，看看结果是不是一样。于是就有了另一篇文章Van Ryzin, G. G., Riccucci, N. M., & Li, H. (2017).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and its symbolic effect on citizens: a conceptual replication.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19(9), 1365-1379.
念旧有时也能念出新意来的。
1.2 主要工作
今年最重要的研究工作，当然是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参见：我是怎样拿到博士的）。用了很多种研究方法，想挖掘的是非营利组织怎么能更好与大众沟通，获得大众的支持和捐赠（这里有简单的介绍，文章细节还得继续打磨一下再投稿）。而沟通最要紧的就是信息，而信息问题就又回到了经济学的范围内。所以我自己常常说，不管你研究什么，你读的东西最终会体现在你写的东西上。而我骨子里还是很难脱离经济学的影子。
为什么会想到去研究非营利组织如何沟通信息来提高捐款这么个事情呢？因为前面关于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是symbolic的representativeness，转化成熟悉一点的用词，那无非就是信息嘛。而且我念旧，念着念着就想起以前在浙大跨学科中心工作的时候，曾经读到的经济学家John List关于捐赠的一些工作（经济学为什么要研究慈善？），于是一拍大腿，好的，博士论文就是这个非营利组织的信息及捐赠问题了。
研究方法层面，目前主要做的是将实验方法应用到公共管理的议题上，除了上面说的两个文章，还为一本书写了两章，一章是综述实验研究在公管领域的现状，另一章是解释实验方法怎么用在非营利研究上。参见：公共管理如何搞实验？
非营利管理方向上，与博士论文的工作有关系，讨论了一个信息渠道对个人捐赠的影响。这个文章用的是很老的数据，是我其中一个导师Lindsey McDougle做博士论文时候的调查数据，但我发现可以用来回答到底从不同的渠道获取的非营利组织的信息会不会影响个人的捐赠决策。文章很简单粗暴，发在NML上，现在看起来问题很多。只是这个是基于我博士二年级时候的一个课堂作业，所以我觉得能发表出来就很幸运。
但我们的另一项工作却值得说一下，那就是experiential philanthropy。换句话说，就是learning by giving。学生会拿到一笔钱，这笔钱由学生决定到底应该投给哪一个非营利组织，而学生从这个过程中学习关于慈善的知识。这个learning by giving，经济学里就是“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啊。要做的无非就是看到底有没有效果？
于是就有了这篇McDougle, L., McDonald, D., Li, H., McIntyre Miller, W., & Xu, C. (2017). Can Philanthropy Be Taught?.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46(2), 330-351.这篇是一个初步的探索，利用的是已经有的数据，看课前课后的比较，发现这种experietial philanthropy与提高对慈善和非营利组织的认识以及未来的捐赠和参与志愿活动的意向是相关的。我们得到了Rutgers大学的资助，正在做一个为期三年的研究项目，会用新的方法研究新的数据来看是不是真的有效果。与此同时，我们还写了一个book entry，就叫Experiential Philanthropy。我们会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做一些工作。
还有就是力推了一个数据库RICF。正在逐渐重拾自己读博的初心，要研究中国的civil society和nonprofit management。因为我是一个念旧的人啊。
2. 服务
学术服务是提供公共品，总得有人去做。目前参与了几个工作，分别是CPAR，RICF和ARNOVA。
关于CPAR：CPAR是什么？搞得咋样了？还缺稿件不？想搞成啥样？以及 ASPA2017年会侧记
关于RICF：如果你关心NGO和中国公民社会，就一定要看
关于ARNOVA：2017ARNOVA会议侧记
3. 教学
这个都写在一个新手教师的2017年度小结里了。
4. 最后（无彩蛋）
我说过很多次，虽然转到了公管，但其实我身上一直有经济学的影子。今年不仅和以往一样，介绍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塞勒的贡献： 当经济学遇上心理学——简评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的贡献。而且还重读了Herbert Simon的《Administrative Behavior》，会在苏里老师的《得到·名家大课》里讲的（点击阅读原文可以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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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并没有什么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