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018年ReST小结
之前我把Research，Service和Teaching这三项学者的基本工作合起来叫做RST，我觉得加个小e，变成ReST似乎更有种暗示，就是一年到头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所以今年就变成ReST了。
1 研究 | Research
自己的研究还是继续在研究方法，非营利研究和中国非营利研究这三块“打转”，之所以说打转，是因为今年推进得少。但前几天在浙大开了个Coproduction的workshop，我自己讲了一篇文章，算是慢慢梳理我自己前几年写过的东西。
我目前写过的英文论文分散在上面说的三块里，例如做不同研究方法在公管领域的运用；做非营利组织研究，主要是捐赠；以及做中国的国家与非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这次去杭州开coproduction的会议，发现可以将不同的研究都放入一个更大的框架，也就是：公共组织如何与大众沟通不同的信息，从而促成更好的政策结果或者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这个我会慢慢写出来。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数据，不同的比较研究，但最终都会指向这个框架。
2018年发表了三篇文章（含一篇symposium的introduction）和一个chapter，online first算在内。正式发表的时候，可能已经是2019年了。 所以今年的发表是比较少的。诸多借口就不摆出来了，其实也是自己刚刚开始教学，调整得不够理想。2019年会继续加油的。
不过有几个意外，一是博士论文拿了PMRA的最佳博士论文奖，真的很幸运；二是读博士以来发表的第一篇英文论文，今年入选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highly cited articles之一，是一个巨大的激励；三是不知不觉，发表的英文文章总量过了10篇；四是Google Scholar上的总引用数超过了100次。学术界不轻松，要用一些微不足道的成绩，不断激励自己走下去。
1.1 实验室里的真实劳动
以前的文章，都在不同的场合介绍过。2018年发表的文章，第一篇其实是还旧债，实验很早就做完了，文章一直没有写完，就更不用说发表了，所以暑假的时候狠下决心终于改完投稿，很快发表出来，也算是幸运了。
这篇文章其实是一个replication，大意是说在实验室实验的时候，一般来讲，都是给学生钱，让学生去捐，这样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捐款会虚高，不够真实。谁在真实世界里是凭空得了一笔钱（windfall）然后再捐的呢？大家一般都是要辛辛苦苦进行劳动，才能获得收入，然后再捐款的。所以我们就改进了一下实验设计，引入真实劳动（real task），学生要劳动之后才能获得收入，然后再进行捐款。我们的实验结果也验证了以前的工作，就是的确存在一种windfall effect导致实验室捐赠实验过高估计了捐款值。我们也提了点相应的实验设计改进意见。总之，这篇文章2013年收集了数据，中间波折就不用说了，正式印出来估计得2019年了。
谢谢合作者不离不弃，最终我们决定在脚注里加了一条：凡有错，作者们一定会相互指责的。
1.2 中国非营利研究的挑战与机会
第二篇也是还旧债。在CPAR组织了一个中国非营利组织研究的panel，主要是基于RICF数据库，当然后续做了调整。我在之前写过一个CPAR新一期背后的故事，谈了三个问题：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的非营利组织？怎么推进研究？以及大家可以做点什么？大体意思是中国非营利研究理论上重要，现实中紧迫，所以要研究。而以往研究的缺陷是很明显的，数据和方法都比较缺，而这恰恰给新的研究提供了机会。最后当然是今后研究可以着力的地方。具体就不重复了。大家可以参见： 《CPAR Vol.9 No.1介绍》以及《背后的故事》。
1.3 过去20年英文世界里的中国公管研究
这个介绍之前写过了，参见《过去20年，海外中国公管研究到底在研究什么呢？》
1.4 “干中学”：体验式慈善的效果
自从我们在NVSQ发表“can philanthropy be taught”以来，你在Google上检索“experiential philanthropy”，第一篇就会是我们写的一个简介。
这篇文章的网络影响力很大，仅次于《捐赠的八种动机》。只是我们的文章发表于2017年，而“八种动机”那篇发表在2011年。我们自己还继续会在这个领域写作，所以希望假以时日，can philanthropy be taught能成为NVSQ历史上最具网络影响力的文章。
今年一个主要的工作是写了一个encyclopedia entry，把experiential philanthropy和service learning的关系讲清楚。“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是一个重要的学习途径，人力资本能不能通过干中学积累，是经济学的疑问，但落到教育实处，就要问干中学到底能不能教育学生，并教出更好的结果来。
圣诞节的时候收到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关于这个议题的另一篇文章也被接受了。这次的题目是“philanthropy can be learned”，用的是qualitative methods，看得是以往被忽略的数据，就是学生对开放问题的回答。近1000个学生，也是一个不小的数据集了。分析结果证实了我们在NVSQ上的结论，experiential philanthropy classes能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果，不仅包括对慈善的认识，也包括未来参与慈善的意向。
2 服务 | Service
2.1 CPAR symposium
大家可以参见： 《CPAR Vol.9 No.1介绍》以及《背后的故事》。
2.2 CPAR panels @ 2019 ASPA Conference
从征集CPAR panels开始到最后提交，最终有4个panels被接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作者们请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你们马上会接到我们的催稿信了。
2.3 ARNOVA
2018年的ARNOVA和去年差不多，主持了两场讨论，报告了两篇文章，另外就是ESCN的小组会请了Beth Gazley （Indiana University），Jiahuan Lu（Rutgers University）和Rebecca Nesbit （University of Georgia）来和大家交流怎么做个高产的学者。
2.3.1 China panel
主持的两场讨论，一场是我自己之前组织的与中国有关的panel，遗憾的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最终报告的只有两篇文章，包括我自己的dancing with the big brother。这篇文章的名字比正文好，所以还要大改。但主要是展示一下RICF现在是简单的panel data了，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东西。 另一篇是韦茜报告的文章，用了新的survey data。总体而言，在中国非营利研究领域，实证研究尤其是定量分析上的很快，是个可喜可贺的现象。
2.3.2 血与奶 主持的另一场活动，是我志愿去的。我每年参会的时候，都会志愿主持一个与charitable giving有关的讨论，我觉得这种硬性加任务的方式，其实有助于迫使自己向同行学习。
今年这一场叫做“images, bodies, and motivations to give”。这一场我先谈谈一篇值得我学习的文章，是来自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的Abhishek Bhati讲的Does Fundraising Images Contribute to Gender and Racial Biases? Learnings from Fundraising Experiment。这个文章里用了一个心理学上看照片来测潜在观念的办法，照片都是一样的，都嵌入在劝募信息里，但这个照片上人的肤色逐渐变化，看这个深色皮肤会不会影响人们的偏见，进而影响人们的捐赠。结果是妥妥证实有偏见，深色皮肤不受欢迎，要是深色皮肤的人出现在募捐信息上，捐款率会降低。我做过一个类似的，但自己觉得处置控制得不好，因为不是单个人，而且背景信息很杂，难以单独区分出来。所以这个文章值得学。
另外两篇都与血液捐赠有关。一篇是Active Choice Architectures: A New Mechanism to Spark more Blood Donations，是来自Universität Hamburg的Meikel Soliman讲。另一篇是The Org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Blood Donation: A Multilevel Study on Blood Collection Regimes in Europe，由来自Ghent University的Sam Gorleer讲。Meikel的偏概念，Sam的讲实证，尽管血液捐赠并不通常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但两篇都是中规中矩的文章，可能我自己以前讨论过血液捐赠的问题，在PMR的文章里也研究过，所以带给我的启发不大。倒是Sam同学，大概是第一次参会吧，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就上场了，比较少见。后来在街上遇到，聊了几句，我把这个观察跟他说了一下。估计他明年会着装正式一点了。
最后是一篇大开眼界但觉得处理可以更好的文章。由University at Albany, SUNY的Susan Appe和Binghamton University的Ayelet Oreg主讲“Whose Milk Is This?” the Complexities of Human Milk Donation。大开眼界是因为提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捐赠品，就是“人奶”。这个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就算是妇女，也只在孩子出生后一段很短的时间里能够捐赠，而且“人奶”的质量检测，保存运输等都是问题，而需求方也很特殊，就算有需求的孩子也可能寻找替代品。这篇文章研究的是nonprofit milk banks，数量很少，所以我一开始猜测会是全样本分析了。但文章却一转折，说是采访了捐人奶的母亲，她们捐的时候到底是考虑自己女性的身份呢，还是母亲的身份呢，还是有色人种的身份呢？以及她们对自己捐出去的“奶”到底是怎么看待的，具体的意义是什么？
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复杂，但听完这研究之后觉得把复杂问题更复杂化，并不是一个我能理解的研究方式。我自己的感觉是，这个研究如果是看milk banks以及接受人奶的一方会不会歧视“有色”人奶，或许比现在看捐人奶的母亲的身份定位更好一点。因为目前看的身份定位并不能直接推导到捐不捐这个行为（因为样本里没有看不捐的母亲）。是个好议题，但可以有更好的处理，这也是我给作者们的意见。
2.3.3 打破天花板
我自己报告的另一篇文章是ordinal representativeness，之前的实验表明在不同政策领域，增加女性官员对coproduction和donation的影响不同，有些领域有效果，有些领域效果不明显。那么在官员性别比平衡的情况下，例如一半男一半女，把女性promote到领导职位，会有什么不一样吗？这是我这个文章要回答的问题。初步的答案是打破天花板很重要，光有representativeness而没有inclusiveness，是不行的。
2.3.4 ESCN小组会：如何成为一个高效的学者
ESCN的小组会由Mark Sidel主持，请了Beth Gazley （Indiana University），Jiahuan Lu（Rutgers University）和Rebecca Nesbit （University of Georgia）来和大家交流怎么做个高产的学者。我的师姐Mirae Kim因为日程冲突，最终未能成行，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再找她来和大家交流一下。
我把这几位令人尊敬的学者的意见统合了一下，列出下面几条，供大家参考：
首先，开宗明义第一条，要努力。简而言之，如Becky说的那样，就是要work as you want to leave to a higher place。换句话说，要以在哪里都能拿tenure的姿态去工作。（我的理解是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其次，如何看发表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大家都认为归根结底“质量说话”，但数量太少也成问题。（我的观察是发文质量高的学者的确发的数量也不少）
再次，如有可能，减少学术生涯初期的教学时光，多做研究。三位都提到了至少在北美找教职时你可以和学校谈判，减免课程数量、或者不能减免的情况下争取教相同课程等。Beth和Becky还提到具体的教学建议是减少批改作业的时间。（我略有不同的意见是值得在学生身上花时间，当然不一定是改作业。老师有点像天使投资人，投在学生人力资本上不见得会有立竿见影的产出，但未来的回报可能很大。而且就我观察而言，他们都有点“口是心非”，也许是因为主题是高产学者而不是高效教师的缘故）
最后一条来自Becky的实际操作建议。列一张表格，理出自己R&R，Under Review，还有In Progress的细分出“文献综述|研究设计|收集数据|数据分析|论文写作|准备投稿”等环节，保持多个项目齐头并进，RR和under R的其实都可以缓一缓，关键是in progress的各个环节你可以时不时推进一点，这样能有效管理自己的研究。Becky还提到她喜欢把已经发表的列在最前面，因为这样能打鸡血（feeling good）。 （尽管我自己之前也采用类似的办法，但没有这么系统，我已经用起来了，觉得真是谁用谁知道，早点知道就好了）
2.4 对学术不端问题的关注
这个纯粹就是“呵呵”了。虽然引发了不少所谓的麻烦，但看不惯的还是会接着说的。得罪人就得罪人吧。都这把年纪了，我自己觉得我在人情世故上改进的空间也很小。虽然也感谢不少师友的关心爱护，但你要是知道我还在纽时中文发过评习博士的文章，也许就会明白我对“得罪”这个词的定义或许与你不同。
主要是两件事：南京大学梁莹事件和《经济学季刊》撤稿事件。我前面都做了点记录：
3 教学 | Teaching
本校学生水平参差不齐，且呈两极化趋势，所以同样的内容有学生觉得太简单，有学生觉得很struggle。众口难调，我还在不断摸索怎么取平衡。
但有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值得说一下。我刚刚来Grand Valley的第一个学期，教了一门新课程public policy and nonprofit advocacy。新手教师自然教得问题百出。但学生中有争气的。Tammy这个文章是我课堂上的作业，最后作为best student paper发表出来，作为新手教师，真是莫大欣喜，也是个巨大的鼓励吧。
【完】
更多参见：李华芳的2017年度ReST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