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ARNOVA参会杂记

我每年都会回顾自己参加ARNOVA年会的经历，作个记录。

（参见：2020 | 2019 | 2018 | 2017）

2021的ARNOVA年会，不少同行戏言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参加会议。我今年也冒着风险去参加了在Atlanta的会议。只想说，见到师友们的感觉真好。

1，

今年的中国小组(ESCN)有了新的领导，承昕和媖霖担起了重任。今年最重要的一项活动是为亚洲学者发声。尽管AAPI在美国语境中的定义其实也很繁复，但我们邀请了不同族裔和背景的学者来讨论这个话题。

Jasmine Johnson (GWU), Mirae Kim (GMU), 和Seth Meyer (BSU)欣然应允，诚恳分享。这个panel也吸引了包括David Horton Smith等几位大佬前来，当然也离不开郭超老师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感谢媖霖和承昕，展示了新一代亚洲学者不同以往的风貌。

2，

今年报告了两个研究，一个是很基础性的介绍，主要是说现在文献这么多，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及时追踪文献但又降低阅读负担？我个人觉得machine learning能起点作用，如果不想自己去编程序的话，现成的例如connectedpapers.com 和 openknowledgemaps.org 都可以用。这个我有时间会写一个详细一点的介绍（现在完全不能保证时间，不要催更）。

3，

另外一个报告是接着之前“体验式慈善”的工作往下走 （干中学：以体验式慈善为例）。因为你单纯对比体验式慈善课程前后学生自我汇报的慈善意向数值变化，就会面临第一个挑战，就是学生的自我选择问题。因为可能是慈善意愿更好的学生选择了体验式慈善课程，结果的改善可能只是因为学生特质，而不是因为体验式慈善课程效果。

另外一个挑战是回答课前问卷的学生和回答课后问卷的学生尽管有重合，但我们并不知道谁是谁，也就是因为IRB及其他的各种限制，没有办法追踪学生。而且课后问卷的答复率比课前问卷的答复率要低一些。当然后续我们已经着手克服这个问题，并且试图连接起学生的administrative data。

所以要确定因果关系，我们之前的办法是用质性研究，利用学生对开放问题的回答来佐证慈善意向的变化是真实的。这当然也并不是完美的答案。我汇报的这项工作主要是利用Entropy Balancing的办法，来人为将课前和课后两组变成尽量一样，方便比较，就像一个准实验的方法，再加上文本分析，来进一步确定体验式慈善和学生学习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这一路工作今年还有一篇中文论文被接受了，是和李健老师合作的关于“善识计划”一期的一个评估。体验式慈善一个重要的局限是费钱，没有经费就没有办法启动类似课程。那么是不是没有直接经验的传统课堂来传授公益慈善知识也有一样的效果呢？如果是，可能就不需要体验式慈善，直接经验以及蕴含的默会知识学习也就没有想象中的重要。所以我们就看了一下善识计划一期（传统课堂传授）的影响，与体验式慈善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参见：育人为善 osf.io/fnpqg ）

接下来就是扩大规模，看长期效应，以及实地实验了。

欢迎大家追这个连续剧（像编连续剧一样写论文），我保证不断更，而且每年都会有新剧。

（点击图片查看我对自己前面发表的工作的一个小结。）

4，

我自己（合供：一个正在发生的故事）研究了不同信息渠道对个体合供决策的影响。比如说上面的体验式慈善就表明个人如果从个人经验中学习，就更倾向于在未来参与慈善式合供。

而我自己的博士论文（这里有个简要说明：说多少次不重要，怎么说什么才重要）则表明从网络上获得的信息（尤其是tweets）可能无法激励捐赠。

所以我大概可以说：对于个体捐赠而言，网络信息不那么重要，而个人经验相当重要。

直到我听到了日内瓦大学的Nina Sooter的报告，研究virtual reality对人捐赠决策的影响。比如说国际红十字会要去战地救援，直接把人送到战地让人体验一番，固然可能激发极大同情从而捐款，但把人送到战地这件事的可行性极低，不仅风险大而且成本高。但有了虚拟现实就不一样了，模拟战后场景没那么贵，而且也能让人获得更加直接的体验。

这个就对我简单两分的信息渠道造成了“伤害”，因为VR是可以结合网络和现实的，当然不同于直接的个人经验，但是否很大程度上可以近似呢？想想当下如火如荼的“元宇宙”，对非营利组织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

追着Nina一起吃了晚饭，追着她让她来我的课堂上guest lecture一番，追着她发email谈我的困惑。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未来或许需要一个信息的连续谱系（渠道+维度），目前我还没有答案，她也没有。但这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方向。

5，

今年的ARNOVA会议以一个不怎么好的消息结束。听说比我晚回一天的师友们在亚特兰大机场被困数小时，一开始惊吓莫名，说是有枪手；还好后来发现只是有人的枪掉出来了。

但问题是为什么在机场会有人掉出枪来，这不是莫名其妙么？好在最终大家是虚惊一场，相比而言，延误几小时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

联想到2021年芝加哥大学因为枪击而受难的两位同学，越发觉得这枪的问题，就是一种美国病。

对美国的控枪问题，我依然支持第二修正案，但觉得可行的方向应该是禁止杀伤力强的半自动枪械。因为相较于正式武装，个人持有武器什么其实也没有太大的用处，第二修正案可以理解为象征性的。

而实质性的问题是要通过禁止半自动武器就会使得该行业损失巨大，因此利益相关者必然游说国会不让通过。所以可以考虑让美国长枪协会（NRA）这类组织及其支持的产业从生产和销售转到服务上去。对于手枪持有不仅要实名，而且要定期培训，例如每年一度。枪械使用培训交由原本的武器生产厂商来组织。这样一来，个人的持枪成本就会上升。同时允许提高枪械销售税，但对枪械培训和射击比赛甚至可以先期财政补贴。

当然，这是我一个外行拍脑袋的想法。但如果没有办法激励兼容，就不可能有任何控枪法案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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