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如果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歧视，那就不仅不平等，而且没有效率。因为经济学是讲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如果劳动力市场歧视女性，就意味着有部分女性没有被分配到合适的岗位上。如果劳动力分配低效，就业市场没有出清，那么整个经济体就会低效，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成本。所以就算从纯粹提高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也应该缩小就业方面的性别差距，提高女性的经济地位，改善女性人才的分配，才能使经济可持续发展。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Claudia Goldin，以表彰她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她的研究不仅加深了我们对女性参与就业及其影响的理解，也将性别经济学带入到主流的经济学研究中。Goldin获奖我特别开心，我之前做女性官员代表性的研究时就读过她的书。她的研究更关心宏观层面的劳动力市场，我所研究的公共与非营利组织的女性代表性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小的领域（参见：非营利组织里为何女性大过半边天？）。Goldin的研究其实就是把房间里的大象拉出来给大家看，说女性这么重要的力量，怎么就长期被忽视了呢？Goldin获奖的贡献，一方面提供统一理论框架，另一方面夯实数据质量，将经济理论与史实结合，两手都硬，回应了那些显而易见但又让人困惑的事实：一是都说女性顶半边天，但为什么全世界有很多国家只有不到一半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而明明那么普通但是又那么自信的男性，却有超过80%参与劳动力市场？参与劳动力市场，大白话就是有工作。二是最近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女性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居功至伟。之前就算是发达国家，女性就业率也很低。但近百年来，发达经济体的女性就业率翻了2番多，说是女性推动经济发展毫不为过。尽管女性提高了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但却没有和男性平起平坐，同工却不同酬。这又是为什么？经济发展到底对性别平等意味着什么？同样的职位，女性收入更低，晋升慢，当公司领导的就更少了，经济发展真的能帮助女性吗？收入和晋升方面的”玻璃天花板“现象又该如何打破？回应这些问题对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至关重要。这篇简单介绍Goldin在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值得指出的是，有好几项重要研究，都是Goldin和丈夫Lawrence Katz一起合作的。可能是委员会要特别强调Goldin对工作和家庭的研究，所以只颁给了Goldin一人。
经济学家对女性劳动力研究的态度非常模糊和暧昧。一方面女性就业不容忽视，对经济发展来说举足轻重；但另一方面往往又说没有合适的数据，或者没有合适的研究框架，所以众说纷纭。Goldin一方面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回到基本的供给和需求，重剑无锋，却威力巨大。另一方面仔细记录并修正历史记录，描绘了女性在长时段的就业市场中的准确图景，从而更新了我们对女性就业的理解。我先说第一个方面。经济学假设人都是理性的，所以一个女性决定要不要工作，实际上是约束条件下求最大化的结果，只是整个漫长的父权社会历史，对女性的约束条件极大，导致女性就业决策时，选择受限。这会产生重大的经济影响。Goldin对女性在漫长时间里的就业变化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在此之前，尽管也有不少对女性就业决定的研究，或者性别工资不平等的研究，都是零零散散，并且分散在其他各个学科里，学者们各说各话。Goldin认为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点，女性的就业和工资都是女性劳动力以及她们的技能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随着社会结构（例如女权运动）和技术（例如工业革命和现代服务业的兴起）的变化，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都会随之改变。而劳动力供给决策嵌入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里，所以女性就业决策还会受到预期的影响。简单来说，如果女性预期受高等教育能改善就业决策，那么就会去上大学而不是高中毕业就去工作。但问题就是社会的成规陋习、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迫使女性需要更多平衡家庭（例如生娃需要照顾）与工作，就限制了女性的就业选择。同样给定一个时间点，就业女性的总量其实是由不同生命周期的女性组成的，她们的教育程度不同，家庭责任不同，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就不一样。并且女性一生都在适应这种约束的变化。或者更准确一点，不是适应，而是挣扎。这个供给和需求的分析方法在经济学中是最基本的，但有时候少有人用最基本的方法去整合看起来复杂的现象。尽管Goldin的研究主要是在宏观的劳动力市场，但这种分析的出发点和Gary Becker的《家庭论》是一模一样的。稍后会介绍Goldin如何用这个框架来解释女性就业的历史和现状。
一方面提供统一框架，另一方面Goldin在提高数据质量方面也下足了功夫。我一直觉得很多时候方法复杂主要还是因为数据质量差导致的，如果数据质量高，那么简单的方法就足够得出可靠的结论。但学界追逐方法的多，可能看起来好看，投入产出的效率比较高；而提高数据质量属于笨功夫，耗时长，短期内还不一定有什么好结果，所以看起来像白费功夫。Goldin的研究正好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要从学者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考虑投入产出，提高数据质量的好处尽管短期也许不可见，但在长期会带来丰厚的回报。除了数据高质量之外，长时段很重要，但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会注意长期的重要性。有些短期内成立的“事实”，拉长了时段来看会发现其实并非如此。例如在Goldin1990的著作之前，大量经济学家发现女性就业与经济增长是线性重合的，这好像就是一个过分显著的事情，经济发展了，岗位需求多了，所以女性就业就上去了，因而不值得讨论。但Goldin在1990年出版了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一书，推翻了以往的成见。通过新的数据以及修正现有数据中的偏差，Goldin令人信服地表明，美国女性的就业参与并不是随着经济发展线性向上的，而是呈现一个U型。这个U型里，后半段上升趋势的开始时间也晚于之前的记录。除了美国劳工部的数据之外，人口普查数据被广泛用于经济研究。在Goldin的工作之前，美国1890年及以后的人口普查数据被用来记录妇女参与率的长期增长。然而，数据的准确性和包容性，特别是在1940年之前，一直受到质疑。因为1940年前人口普查提到已婚妇女时，通常只列出“妻子”，然后就被记为不工作。这里插一句题外话，在美国人口普查里，亚裔Asian要不要细分，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细分肯定会带来一部分群体受益，而另一部分受损。但极大的可能是同一群体内部的弱势群体受损，例如因为细分导致的公共政策偏爱有权有势群体，出现华裔内部的“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现象。问题在于1940年代以前，真正不工作的家庭妇女又有多少呢？一个农场里，农场工人的妻子都是和丈夫一起工作的。小业主开个夫妻店，妻子的工作就不算工作么？Goldin和Sokoloff在1982年的文章《Women, Childre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 Evidence from the Manufacturing Censuses》里指出，美国工业革命标志着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和男女相对收入演变的关键时刻。他们使用以前未被充分利用的档案资源，并构建新的数据来记录美国工业化早期阶段妇女的工作。他们发现，相当一部分妇女，特别是年轻和未婚妇女，受雇于制造业，而且这一比例在工业化蔓延的地方上升。例如，在马萨诸塞州，他们记录了1832年10至29岁的女孩和妇女中有27.1%受雇于制造业(包括家庭作坊生产)，这一数字在1837年增加到40%以上。由于妇女也受雇于非制造业部门，与1900年单身妇女40%的总体劳动参与率相比，女性总体的劳动参与率应该更高。 在Goldin发表于1986年的论文《The Economic Status of Women in the Early Republic: Quantitative Evidence》中，她将商业和城市目录与费城的人口普查记录相结合，收集了1791年至1860年间约12,000个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的数据集，这些家庭大多是未婚成年人或寡妇。这项开创性的工作提供了关于工业化期间妇女经济地位的第一个系统数据。通过关注女性为户主的家庭，Goldin记录了女性的工作。这在人口普查中是缺失的，人口普查数据中没有对已婚女性的工作有相关的记录。Goldin的一个重要的发现是，目录中44%的妇女都应该算参与劳动力市场，这些女性特别选择了可以在家中从事的工作，例如下水道工、零售经销商、旅馆或寄宿公寓管理员以及洗衣工。而且Goldin还发现了一个已婚妇女的“隐性工作市场”，在城市商业记录中经常提到妻子与丈夫在家族企业中一起工作。Goldin采用创新方法量化了这类工作的规模。具体来说，她通过将1796年费城目录中的女性家庭与早期目录中的女性家庭相匹配，追溯了妻子丈夫去世后的工作轨迹。结果表明1790年代的寡妇很有可能承担已故丈夫的生意和手工艺职位。虽然在商店经营和寄宿公寓中发现的丈夫传给寡妇的比例最高，但许多寡妇从丈夫那里继承了更多的非典型职位， 例如鞋匠、铁匠和修马蹄工，这表明19世纪之交的寡妇对丈夫的职业有相当多的实际知识。 所以Goldin认为之前解释数据的说法不合理，妻子不算是完全不工作。结合收入报告和人口普查数据，以及时间预算，Goldin表明调整农业部门女性人数缺口之后，1890年代的女性就业率提高了7%。加上调整其他部门（主要是管家和制造业工人）后，女性就业率提高3%。对所有女性而言，校正后1890年女性劳动参与率从之前的19%提高到了26%。也就是说，之前所谓的女性就业与经济发展的线性关系，多半是因为大幅低估了之前的女性就业，也未能涵盖足够长的时间段。如果调整女性就业数据且拉长了时段来看，U型左侧就变得明显了。
Goldin证明U型长期趋势主要是由已婚妇女就业变化推动的。白人已婚妇女在这种增长中发挥了特别突出的作用:在1890 年至 1970 年期间，89% 的新增劳动女性是白人。在1900年，黑人妇女的工作程度已经比白人妇女大得多，因此黑人妇女的参与率增长要低得多。1900年，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为21%，而参与率已婚妇女的比例不到6%。八十年后，所有妇女的就业率和已婚妇女的子样本大致相同(约 50%)。尽管在20世纪中，已婚妇女的行为推动了妇女的参与，但实际上，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妇女在结婚后都停止了外出工作。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扩张以及家庭和工作的逐步分离——加上现有的社会规范，降低了将工作与家庭责任相结合的可能性。因此，工业革命也导致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城市地区已婚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长期下降。Goldin(1990)表明，这两种模式是相容的，因为参与率的增加并不是源于结婚时离开工作的历史模式的改变，而是源于婚后复出再就业率的更高一点。美国自20世纪以来，女性有偿工作大大增加，这主要是白领文员工作增加，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以及新技术使得女性能参与就业导致的。在白领就业上升期间(1890-1930)，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大幅缩小，但劳动参与率仅略有变化。为什么?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大部分女性劳动力由受教育程度低的未婚女性组成。妇女主要从事轻工业(如鞋类或服装生产或水果和蔬菜罐头)或家政服务工作。这些工作没有入职资格或晋升机会，通常按件支付。职业前景的缺乏没有动力投资于人力资本。然而，在这几十年里，也播下了变革的种子。首先，技术创新(例如，打字机，收银机和速记)改变了文书工作的性质，因此到20世纪初，它变得常规和机械化。与此同时，企业规模和对支持管理层的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需求增加。从1870年到1930年，文书就业 从就业的1%增长到10%。其次，高中教育提升了女性的受教育程度。Goldin在1998年的文章《America's Graduation from High School: The Evolution and Spread of Secondary School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里，始于1910年的“高中运动”，提高了女性的受教育程度。15至18岁高中入学率从1910年的19%上升到1940年的73%，这就极大提升了人力资本，尤其是女性人力资本。在整个20世纪，美国年轻女性高中毕业率高于男性——这种模式部分原因是学校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没有高中学历，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前景黯淡；然而，没有高中学历的男性仍然可以获得相对高薪(但体力要求高)的制造业工作。但是与制造业工作相比，更舒适的工作条件和更低的缺勤惩罚吸引了妇女进入文职部门。此外，由于文书部门的收入高于大多数其他部门，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了。所以办公室的“女性化”是通过女性从制造业和家政服务工作向白领职业的巨大转变，而不是通过大幅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来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白领工作兴起的初期，男女收入差距缩小。主要是社会风气并不欢迎已婚妇女就业，觉得是男人没本事女人才出来干活，这就伤害了所谓男人的自尊。另外所谓婚姻障碍以及育儿负担也严重限制了女性就业。推动女性退出工作场合的社会耻辱和规范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正式成为明确的法规。所谓的婚姻禁令就明确禁止雇佣已婚妇女。
这也是为什么单身女性一开始工作，但结婚之后加上育儿，就到了U型的左边，就业参与迅速下降了。女性往往要等到子女长大，才会重回就业市场，这也是为什么U型右侧会有曲线上升，但开始的时间晚于之前的记录。
另外一个重要的经济史实是性别收入差距一直存在。首先，在美国工业革命(1820- 1850)和白领就业兴起时代(1890-1930)期间，男女收入差距显著缩小。收入差距缩小的两个时期都与妇女的新工作机会有关，且许多发生在同工同酬的社会运动之前。随着文书工作兴起，以及中等教育大规模普及，女性一方面增加了教育获得了相应的技能，另一方面因为文书工作相对传统制造业而言更具吸引力，所以女性就业增加并且可见得缩小了男性的收入差距。其次，尽管20世纪发生了重大的结构和社会变化，包括女性参与率和人力资本的大幅增加，但性别收入差距的总体趋同速度缓慢。在女性相对收入上升的最初时期之后，从1880年到1960年 代，即大约80年，制造业收入差距停滞在55%左右。从1890年到1980年所有职业的平均收入来看，性别收入差距在1930年之前有所缩小，但直到1980年基本保持稳定。美国自1930年以来，人均GDP大幅增长了2倍，女性就业率也翻了1番，但性别收入差距从1930年到1980年，除了一些随经济周期的波动外，变化微乎其微。1940年代废除了婚姻禁令，年长一点的妇女将子女抚养成人后渴望重返职场，二战期间男性被动员参军给女性留出了职位，所以能看到女性就业增长。但收入差距没有显著缩小，为什么？主要也是因为重返职场的已婚妇女已经好几年没有工作，同时因为照顾家庭而没有投资教育，所以平均而言高技能的工作者不多，导致只能从事文书工作或者基层常规性工作，在工作中积累的人力资本少，晋升空间也小，所以男女工资差异反而没有显著缩小。第三，收益差异的性质(来源和幅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19世纪后期，收入差异主要是由美国制造业的性别隔离造成的。妇女被限制在少数几个行业(纺织、服装、靴子和鞋子、 罐头和烟草)以及缺乏进入资格和晋升机会的工作。但Goldin(1990)指出，观察到的“工资歧视” 。即根据性别之间的生产力差异调整的薪酬差距相对较低，因为它可以直接监控制造业工作的生产率。事实上，计件工资很常见——特别是在女性工作的行业——计件工资会自动调整工资以适应生产力差异。也就是说，当劳动力市场被组织为现货市场时，工人主要根据他们的个人生产力获得报酬时，市场并不会给基于群体特征的歧视留什么余地。 但矛盾的是，正是白领工作的扩大为实质性的“工资歧视”打开了大门。到1940年，办公室工作男女收入差异的一半以上无法用观察到的个人生产力指标来解释。换句话说，“工资歧视”主要是在劳动力市场从现货市场转变为基于长期合同的现代劳动力市场时产生的。而隐性的对女性的歧视一直都在。随着文书工作越来越多，女性虽然就业率上去了，但与男性的工资差距并没有显著缩小。Goldin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现代工资制度的建立，从文员获得晋升到经理或者主管的，往往是一直上班职业没有中断的男性。而女性因为婚姻和家庭造成的职业中断，使得她们获得晋升的机会要远远小于男性，这样一来，虽然文员增加了女性就业，但同期男女收入差距却并没有显著缩小。到底有哪些因素导致了性别收入差距的演变?当然，劳动力市场上男女在人力资本或职业方面的差异也起了一定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的教育和职业选择越来越像男性的选择。首先以人力资本尤其是受教育程度来解释男女工资差异已经非常不合适了。现在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已经更高，不仅仅是美国，而且在OECD国家也是如此。当然，这也要继续考虑男女在选择高等教育专业时的不同，例如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女学生的数量就要远远低于男学生。而在OECD国家中，获得人文学科高等教育学位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在商业和法律学位方面，性别失衡则不那么系统。Goldin在2014年的文章《A Grand Gender Convergence: Its Last Chapter》表明，虽然教育和职业选择方面的这些差异仍然存在，但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大部分收入差距来自职业内的收入差异，而不是职业之间的差异。所以不是入错行，而是行业内部的歧视造成的收入差距。也就是说，在解释收入方面的性别差距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水平和不同职业的差异变得不那么重要，而职业中的男女差异变得更加重要。虽然在几乎所有职业中，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收入明显较低，但不同职业和广泛的经济部门在这种 “成分内”存在很大差异，其中“商业”职业的性别薪酬差异最大。Goldin(2014)使用2010年的数据计算了如果每个职业中男女收入平等，与每个职业中男女比例的平等相比，总性别差距将如何变化。结论就是：消除职业内收入方面的性别差距远比男女在职业之间的平均分配更重要 。
1980年代以后，女性劳动参与又大幅提高，并且也进一步缩小了与男性的工资差距，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Goldin在2006年的《The Quiet Revolution That Transformed Women's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Family》一文中，称之为静悄悄的革命。这场革命主要有两个因素：女性调整的期望以及口服避孕药的发明。是的，口服避孕药，这个是技术改变制度的一个重要例证。正如一开始所言，Goldin假设一个女性的劳动力参与决策受制于生命周期期望。这些期望包括是不是结婚，什么时候结婚，要不要小孩，要几个小孩，以及要不要工作，什么时候工作等。而这些期望又影响人在教育上的投资决定，例如要不要上大学，大学读什么学位，是本科毕业就工作还是继续念个研究生，或者要不要读博士（参见：我是怎样在四年内拿到博士的以及要不要读博士）等。在学校碰到一个好老师之前，大部分女孩的教育决定都是仰望父母，尤其是母亲，所以社会规范和期望就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我们经常还能听到中国父母帮孩子填报志愿，甚至在孩子填报了自己的志愿后修改孩子的志愿。这都是属于父母对未来的期望不准确，就做出了很差的教育决策。当然所谓父母皆祸害，那还真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上大学找好工作，这种事情在1980年代开始变得常见。这可能是全世界的现象，中国恢复高考后考生的热情也佐证了这一点。年轻女性就以此进行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大学毕业后的高收入期望，以及准备大学考试相比于其他行当而言成本相对较低，大量女性进入高等教育。而且很快女性大学生的毕业率就超过了男性，并且女性开始做出不同的职业选择。也就是女性受教育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们的大学出勤率和毕业率超过了男性，她们在专业课程中的入学率也大幅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有助于大幅缩小性别工资差距。而女性之所以能在大学毕业达到适婚生育后，做出推迟结婚和生育等决定，从而更有策略性的选择教育投资和劳动参与，得益于口服避孕药的发明和普及。Goldin和Katz在2000年的文章《Career and Marriage in the Age of the Pill》以及2002的文章《The Power of the Pill: Oral Contraceptives and Women's Career and Marriage Decisions》中证明了避孕药的革命性作用。避孕药增加了女性投资教育的动力。为什么避孕药会有革命性的影响？Goldin和Katz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框架来解释获得避孕药如何降低等待结婚的成本(例如禁欲)并激励女性投资于职业。避孕药的引入提高了妇女控制生育能力的能力，而投资“职业”教育虽然看起来贵，但回报巨大，因而对大部分人来说是值得的。从他们的框架可以推断避孕药的引入应该提高了第一次结婚和生育的年龄，已经增加了职业投资。美国早在1960年批准了口服避孕药，但直到1960年代末，年轻的未婚妇女的入学机会却是受限的。未满(州特定)成年年龄的单身女性需要父母同意才能获得避孕药。在1970年代初期，许多州将成年年龄从21岁降低到18岁，并通过法律增加未经父母同意即可获得避孕的机会。因此，年轻单身妇女获得口服避孕药具的机会因州而异。Goldin和Katz随后展示了避孕药如何影响年轻女性的生育能力和教育选择。首先，他们发现婚前性行为、 婚年龄和职业投资的时间序列出现了中断，这些时间序列发生在1950年代初出生的女性身上 (即第一批获得避孕药的未婚女性)。而对专业课程的投资激增始于1970年代初，当时这些女性选择了去上大学。其次，Goldin和Katz(2002)提出了一个更正式的分析，根据各州成年年龄和计划生育改革的不同时间，以确定获得避孕药是否对结婚年龄有因果影响。他们研究了1970年，1980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中不同年龄组的职业和婚姻结果。通过观察同一年龄的连续队列，两人调查了不同队列之间婚姻和职业选择的差异是否与不同队列之间获得避孕药和堕胎的差异有关。他们令人信服地表明，避孕药具有变革作用：获得可靠的避孕药促使大学女生投资于职业生涯并推迟结婚。
如果静悄悄的革命能增加女性就业，缩减男女收入差距，那么为什么性别收入差距到今天依旧存在呢？Bertrand，Goldin和Katz在2010发表的《Dynamics of the Gender Gap for Young Professionals in the Financial and Corporate Sectors》一文中研究了性别收入差距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变化。他们研究了美国顶尖商学院 (MBA)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毕业生。拥有MBA学位的个人通常会进入高薪企业工作。与其他专业课程类似，美国MBA入学人数的性别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从1970年的4%女性增加到2006年的43%。Goldin他们将1990年至2006年毕业的班级的回顾性调查(关于工作，收入和家庭变化)与学校的课程表现和入学前特征的记录相匹配。毕业时在就业和工资方面观察到微小的性别差异，但10年后差异很大。到第10年，女性中断职业生涯比男性高出很多。而在队列和年份不变的情况下，毕业时的11个对数点的性别收入差距在5年和10年时分别扩大到31个和60个对数点。是什么解释了差距的演变？MBA课程和表现、MBA 后经验和离开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以及工作时间——可以解释84%的整体性别收入差距。自毕业以来，每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随着时间而变化。中断工作会受到很大的惩罚，这本质上是非线性的。虽然这些惩罚没有性别区分，但男性中断工作的倾向要低很多。因此，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劳动力供应和职业中断方面的性别差异。答案是孩子。就业方面的性别差异(表现为工作概率、经验和工作时间)是由有孩子的妇女造成的。为了更深入地研究生孩子的作用，他们进一步研究了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几年内就业和收入的个体变化。女性的就业、收入和工作时间在分娩后立即减少，并在随后的几年中继续减少。但男性劳动力市场的结果并没有恶化，事实上，男性收入还会有所增加。为什么当女性成为母亲时，会对收入产生负面影响？为什么效果会持续存在？这些问题的答案你肉眼可见：因为母亲承担了抚养子女的大部分责任。
Goldin (2014)指出了父母效应的一个重要解释：工作灵活性。Goldin提出了一个补偿差异的框架，在该框架中，母亲往往会因为需要孩子或者上学后老师“随叫随到”，而寻求一份灵活的工作，而这种灵活性的另一面就是低工资。也就是要求灵活性但受到工资处罚。一旦母亲在家庭这方面随叫随到后，父亲这一方会成为工作中成为随叫随到的雇员，即随时可以满足雇主和/或客户的需求，从而获得工资溢价。工资溢价是非线性的，愿意工作时间更长的人获得了更高的收入。虽然Goldin及其合作者等的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性别收入差距的很大一部分与父母身份有关，但工作灵活性可能只是一个促成因素，根深蒂固的信念或性别刻板印象也可能会导致女性做出有关职业、职业中断和照顾孩子的决定，以避免支付与偏离规定行为相关的声誉成本。也就是说，母亲预期如果她们不好好相夫教子，别人就会对她们指指点点。
随着社会发展，性别差距的成因并非一成不变。Goldin的工作强调了哪些因素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最相关，以及性别差距的多个成因如何相互作用。如果社会规范或制度障碍使女性无法进入工作场所，那么旨在提高女性教育程度的政策就无法有效缩小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另外社会规范的变化速度有快有慢。例如阿罗等举例中国裹小脚风气的改变由于新女性教育，但也要靠领军人物才能越过某个点，从而改变整个社会风气（参见：他是诺奖得主，他94岁时写了4篇文章1本书）。有时候，有效设计的政策影响要通过几代人才能显现，年轻人改变教育、婚恋和工作的决策，需要在长期才能看到影响。正因为劳动力供应决策的跨期性质，女性对未来的期望起着关键作用。所以政策要着眼于改变女性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还要了解这些期望的形成以及它们如何受到政策的影响。例如特别是在妇女必须与负面的陈规陋习作斗争的情况下，女性榜样可能产生的影响。当然，在铁链还能锁住女性的当下，希望Goldin获奖能产生更大的激励。女性不仅要读书受教育，更要站出来打破枷锁。
最后提一件趣事。Goldin2023年10月份刚刚在NBER上传了一篇工作论文，题目取得好Why Women Won，和自己获奖是个传奇性的巧合。
Goldin, Claudia and Kenneth Sokoloff. 1982. “Women, Childre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 Evidence from the Manufacturing Census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2: 741–774. Goldin, Claudia. 1986. “The Economic Status of Women in the Early Republic: Quantitative Evidence”.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6(3): 375–404Goldin, Claudia. 1998. “America's Graduation from High School: The Evolution and Spread of Secondary School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8(2): 345–374. Goldin, Claudia. 1990.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Goldin, Claudia, and Lawrence F. Katz. 2000. “Career and Marriage in the Age of the Pil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2): 461–465. Goldin Claudia, Lawrence F. Katz. 2002. “The Power of the Pill: Oral Contraceptives and Women's Career and Marriage Decis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0(4): 730–770. Goldin, Claudia. 2006. “The Quiet Revolution That Transformed Women's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Fami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2): 1–21. Bertrand, Marianne, Claudia Goldin, and Lawrence F. Katz. 2010. “Dynamics of the Gender Gap for Young Professionals in the Financial and Corporate Sector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3): 228–255. Goldin, Claudia. 2014. “A Grand Gender Convergence: Its Last Chapt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4): 1091–1119.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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