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滕•施密特：商法典与当今商法研究的任务｜中德私法

Original 卡斯滕•施密特中德私法研究 2022-10-05

商法典与当今商法研究的任务

——法律实践视野下的商法法典化

卡斯滕•施密特* 著

赵守政** 译

《德国普通商法典》与《商法典》的制定有其特殊的立法政策背景，《德国商法典》当前已不能再满足法律任务承担的要求。传统的商人概念已经过时，商法失去了曾经的先锋功能，商法重新法典化所需要的最低限度共识也未能达成。商法体系应以企业为核心重新建构，但在此之前，应保留现有的商法典结构，并对第一编与第三编中的瑕疵规定进行修正。

一、导论

商法法典化——生机勃发还是已经失去活力？本文的讨论将围绕这个话题展开。本文关注的重心并不是商法学科体系的构建，而是商法典还能否满足当下法律所承担任务的要求。如果追问某部法典能否适应日常法律中的持续运作，第一印象肯定觉得有些奇怪。在商法文献中一再出现“商人法”[1]的阐述，这一点已经作为理解商法的必要标志，也平息了商法概念的诸多争论。在1980年出版的一本《商法典法律评释》[2]中曾论到：“商人从事生产、收购与销售商品以及提供不同种类的服务，他们引导着商品的流通，控制和开辟着商品缺乏的地区以及创造新的市场。几乎没有一个职业像商人这样具有如此多样的任务，具体体现为不同的商行为……商品经济的内在活力推动着商法在贴近生活各个分支领域的发展……”这些特点的浅显描述 —在此还可毫不费力的引述很多——羁绊着每一部商法文献，这些描述也导致商法学科背负着希望寥寥、无甚精神性的名声。商法的特点并不等于商法学科的体系特征。

在商法学的研究中，商法的客体与商法典的独立性始终存有争议。[3]Müller-Freienfels近期为厘清这一问题提出了商法的“独立性”这一概念[4]，被认为是几十年来商法众多批评声音中的代表性观点。Müller-Freienfels不但否定了商法法典化的“外部”独立需求[5]，也不认为存在“内部”的客观独立属性。[6]他认为对“自主”的商法学发展不应单单限定在某一时期内[7]，商法法典化应考虑结合债法各论中“物的性质”，提供正确与及时解决法律问题的方案。[8]他的这一观点引发了商法学界的诸多批评，这些批评的声音就如商法法典化本身的工作一样久远。对此无需含糊的回应，其实汉堡《德国普通商法典》（以下简称《普通商法典》）贯彻实施委员会早就认同了他的观点，委员会并不认为这些理论上的批评有什么说服力[9]：“商法，正如一个……反对者所言，是民法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仅需民法中的债法就可以满足其适用，即在债权法律关系下，通过对经济价值的衡量，判断个别独立商行为所涉及的财产主体是否适格”。商法在私法体系中的地位，传统上就曾被质疑。此外，如果愿意，不只在法律体系上，在法哲学上商法也可以成为探讨的对象。值得怀疑的仅是，商法典是否还适合当今法律帝国的发展。1969年，Wiethölter在其被某专题论文集所收录的文章《论商法地位之变迁》一文中，用以下词句描述了商法的境况[10]：“商法仅对某些法律人有存在的意义（如法科学生）。长期以来，商法已失去了它的研究客体。商事科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企业经济学与企业组织管理学的领域内蓬勃发展，在政治经济学中也寻找并发现了它的研究路径。与此相反，商法研究还始终沉溺在‘当然商人（Muss）-登记商人（Kann）- 许可商人（Darf）-非商人（nicht）’的概念纠结之中。”如果把对商法的批评置于这个层面，认为商法在19世纪就已融入商事科学，肯定是对商法的误读。商法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研究毫无疑问应被支持，也是必要的。[11]为论证这点，不需高言大智，仅举一例：没有企业经济学的知识，新的德国会计法是不可能制定出来的。[12]与现在相比，在19世纪只要不是小孩子都清楚这一点。[13]但在深受罗马法影响的德国，商法是商事科学一部分的特点，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被忽视的。在19世纪学科体系划分的文献中，把商法纳入其中的广义商事科学与独立的狭义商事科学是有区别的[14]，这一体系明显没有囿于跨学科这样的解释。19世纪的商法文献是两者并举,在商事活动涉及的经济学与法学两个方面，分别作出清晰的对应阐述。[15]即使是Heinrich Thöl,也把商法归入到一般意义上的商事科学中[16]，试图把罗马法的适用原则融入其中。[17]与其他学者都不同的是Peter Raisch，他把对商法的理解置于历史联系之下，按照Thöl的观点，正是“第一次把商事交易中经过实证分析而得出的知识，与法律适用得出的知识相区别”。[18]这一区别，并不是由是否真正存在Thöl所阐述的商法先锋引导作用所决定的。仅可确定的是，法学与经济学在19、20世纪并没有原则上的对立。当然，以今天的眼光审视19世纪的商法，不能把它看作是纪律混乱时期的巴比伦王朝，认为当时存在着商事科学尚未被分割这一目前已消失的乐园。但尽管如此，Wiethölters还是揭示了当前商法发展的一个致命弱点：商法应该是一般意义上“商事科学”的一部分，与19世纪对商法的期望相比，目前的商法发展已经严重滞后。对此需要再一次的审思，商法的发展越来越脱离现实，也许应归咎于把它限于在法律领域内的发展。出于这样的考虑，商法法典化应当回归19世纪就已经达成的一个共识，商法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应该作为一般意义上商法学的一部分[19]：“立法的首要任务是对实际生活中的常识作出正确的回应，但这并不意味着贬斥法学理论的工作。”

经过前述考量，针对商法法典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对商法法典化价值的追问（见本文第二部分）以及与此对应的另一问题——目前正在适用的商法典（其适用法律原则已被限定）是否还能满足商法现代化发展的需求（见本文第三部分）。

二、商法法典化的价值

（一）基本立足点

在本文的导论中，已谈及商法典中的一些原则性争议。如要讨论商法法典化，必须考虑目前私法领域的现状。19世纪的法典化浪潮[20]大概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宣告，伴随着这种浪潮，立法者们为商法寻到了一席之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德国普通商法典》于1861年通过实施[21]。尤其在19世纪中期德国特殊的政治与法制史发展背景下，此时生效的法律都带有明显的历史烙印（见下文第三节）。但是，本文研究的对象是目前法律体系下商法的一些争议性问题。回顾商法典的历史，可以帮助理解已生效法律的分歧，并不是为这些争议辩护。

法典化理念有其历史性的基础，它源于自然法学与历史法学中产生的近代法典化思潮，正如Wieacker[22]在其1954年所做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阐述中，认为19世纪的国家民族主义极大的促进了法典化的进程[23]。在Theodor Baums还未公开发表的一项调查中[24]，他重新研究了商法发展中的这一特殊情况，下面的三、（一）2部分会作进一步阐述。对当今商法典与其未来发展的评价，导致对时下立法状况及追问商法法典化可能承担任务的搁置。就此需要先清楚思考，商法所要研究的对象。商法典的第二编淡化了商事公司与隐名合伙的内容，这一点似乎已被接受，因为公司法律的宽泛领域较难测定。就此而言，商法典第二编在整个法典体系下的建构与人合公司法相比，有一点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即它不是作为整全法典的一部分，而是作为某一类型规范的集合，它和《德国民法典》第705条以下的条款、1965年《德国股份法》、1892年《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以下简称《有限责任公司法》）、1889年《德国合作社法》一样持有传统的法律地位。另外还需强调的是，无论是分割商法典或是制定一部统一的企业法典，商事公司与隐名公司在商法典立法价值判断上的基础性地位，肯定都不会受到影响。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对商法典第二编的关注可以淡化，从而转向对商法典批评最多的两大部分——第一编商主体与第三编商行为。这两编无论如何都需被纳入考量，民法学者一再单方面对商法典第三编的草案提出批评[25]，这点对此并没有什么影响。是因为，商行为而不是商主体的法律规范在民法典中占有重要地位[26]。事实上，商事企业与商事行为的法律规范在发展上也极不均衡，所以先要达成一个共识，究竟什么才是修订商法典的合理性实践指引目标。

（二）缺失的共识

１、商法典的内容

（１）一部符合法律实践要求的商法典应包含哪些合理性内容，应当优先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即哪些商法规范应该在民法典研究对象之外存在。时至今日，商法典仍有一些根本性的缺陷，它的内容至今都没有被清晰的阐明。为了证明这点，需要先了解一下19世纪立法政策上的一个争议，以今天的眼光，这个争议也许无关紧要[27]，但实际上它持续影响着商法中至今未得到妥善解决的一个议题：即所谓的商法客观体系与主观体系之争[28]。争议的内容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如果商法典应规定有关商人资格（如今规定在第一编）与商事行为的法律（如今规定在第三编），则如Levin Goldschmidt所言，立法者应追问“能否能从商行为中抽象出商人，或者从商人中抽象出商行为的定义”[29]。支持主观体系的商法学者代表人物，是前面已经提到的Thöl[30]。Goldschmidt和Brinckmann支持客观体系对商行为的定义，并且基于这点确定了商人的概念，即从事商事营业活动的人。根据Wieland[31]和Raisch[32]的理论，企业也在商法中找到了合适的位置。本文更倾向于支持主观体系的观点，如果的确存在一个商法的指导性理念，则可以把它定位为企业私法[33]。不同于《德国普通商法典》[34]，《德国商法典》（以下简称《商法典》）第1条以下及第343条以下采纳的都是主观体系思路[35]，因为这些条款定义了商事企业，并确认了商人的法律行为就是商行为。然而进一步审思，在这场与客观体系争论所取得的秘密胜利面前，陈旧的商人概念也存在瑕疵[36]。

（２）客观体系的支持者从商事权利出发，认为商人法作为一种带有等级烙印的法律已经过时[37]。以当下言之，商人法可能是仓促之下得出的结论，实践中，人们并不关注从事商业活动的主体，而是聚焦于商法的客体，即商业行为。如Goldschmidt所言[38]：“为了通过一种稳定的模式从事商品交易并取得收益，或者为商品交易提供中介、减轻流通负担或者提供担保服务的每个法律行为，都是商事行为……”；“此外，可以通过修订法律或者为不能被现有商行为概念所涵盖的领域创设新的法律行为。”更清晰的表述，可见于客观体系另外两位代表人物，Heise[39]与Endemann[40]鼎鼎有名的追随者Brinckmann。[41]对Brinckmann而言，商行为包括直接的商事交易以及其他间接指向商事交易的行为。商行为首先作为纯粹的货物商事交易，但也包括行纪和货运代理、货物陆路与海上运输、银行信贷与货币兑换以及保险行为。Goldschmidt对这一体系的阐述最为清楚[42]：商行为包括商事交易的行为，工厂化的商品生产和其他同等的商业行为；商人是从事这些商行为营业的人。这一表述与《商法典》第1条惊人地相似，也许这是无心之作，但绝对不是偶然。为确定商人营业活动范围而梳理紧凑的目录，时至今日采用的仍是Brinckmann130年前所撰写的内容。1897年的立法者必须集中所有的勇气，结合《商法典》第2条的概括性条款，克服这些目录长久[43]以来的不足[44]。如果当时立法者的这些工作被认为是有风险的，时至今日的修订更是畏葸不前，因为现行法下商人的概念被认为存有漏洞。Hermann Krause早在1938年就中肯的指出，商法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似乎停滞了，因为它已经和传统的商人法——商人的法——相脱离，完全没有成为开展营业活动的管理者的法律。[45]这个问题对法律实践也产生了影响：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某具有登记义务但并未登记的建筑商不能成为商主体。直到1976年《商法典》第47b条生效实施前[46]，该建筑商在破产案件中都会因为欠缺登记而被处罚。按照绝对主流但亦存在争议的观点[47]，该建筑商的公司作为民事合伙（BGB-Gesellschaft）既无资格提起诉讼也不能进入破产程序[48]，法律后果毫无疑问非常荒谬且不友好，这都是因为要服务于严格的商人概念所导致。

（３）回顾Brinckmann与Goldschmidt的客观体系理论，它向我们阐释了商法成文法后的两个现象，一个已广为人知，而另一个则较少被意识到。一方面，过时的商人概念因为基本性的错误已声名狼藉。另一方面，第三编的一个显著特征此时便不难理解了：在一个以商事交易导向所建构起来的商法客观体系中，服务业作为当今如此重要的领域，为何在法律上被明显的忽视。只有与商品交易相关的服务业被纳入到了第三编，如行纪、货运代理、仓储和货运运输。民法典中的法律规范必须要承担服务合同、承揽合同和其他类似业务的合同（主要在银行法中）的负担。在民法典不能提供支持的地方，诸如租赁和信贷领域，则出现大量的法律续造情形。这点对于学术旨趣在此的旁观者大有教益，但对于当事人一方则往往非常痛苦，而且法典化架构的界限又总不能忽视。当初设想制定一部贴近实践的商法典，但与过去设想的完全相反，它并不在这一重要的演进过程中。

２、应如何改进？

经过以上的思考，商事立法应先确定一个短期目标。首先，古董般的商人概念应替换为企业这一概念[49]，商人这一所谓的商法核心概念[50]，事实上应为普遍所认定的商事法律规范无甚精神性负责。人们并没有在这一方向上努力，而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根据改进的紧急性需求，对商法主体范围进行了选择性的修正。以第一部反经济犯罪法为例，该法律对《商法典》第47b条中未登记当然商人（Sollkaufmann）的登记义务做出确定性解释。为此，《商法典》第3条中对从事农林经济活动商人的法律特征做了相应修改，从而解除了对农场有限两合公司（Bauernhof-GmbH& Co.KG）的限制。这样的细节修改，符合Schultze-v. Lasaulx在1939年提出的法律修正与法政策相适应的方法[51]。Schultze-v. Lasaulx强调：“在存在边界不清、极端分裂，包括在现代社会关系中不合理的情况时”[52]，须作出法律修正。必要的扩大化处理不允许“通过毫无顾忌的平均主义加以确定”，也决不允许“以一种预设的系统教义学设置作为其驱动力，用来完全排除所列举的营业活动编目”，只有“经过谨慎个别研究得出的结论能适用于所有的营业活动时”才被允许[53]。这种在法政策上的谨慎态度上是值得肯定的，但法政策上的考量也会造成问题长期难以纠正。在最近的《会计法指令草案》（一下简称《草案》）中[54]，人们从中看到法典化理念的一些不足之处。该《草案》的第236条中包含企业的概念。但这一概念并不能弥补商法所缺失的核心要素，因为它完全不能被理解为对商法的改革。企业的概念包括法律主体：依据《商法典》第1、2、3、5条的所确定的完全商人；依据《商法典》第47b条的确定的未登记的当然商人；登记的共同合作社与保险协会（不包括《保险监管法》第52条意义上的小型保险协会）。《草案》并不想实现根本性的创新，它也完全不想制定新的法律规范，因为其内容只是既有杂乱商法规范总结概括后的集合[55]。另一个可供选择的草案[56]由在柏林的一个专家团队起草，发起人Schulze-Osterloh放弃了纯法律术语上的支持。事实上，这里存在一个立法技术上合目的性的追问，而不是法律规则在实质内容上是否存在问题。《商法典》的缺陷并不是在此检讨的重点，商法法典化的基础已经并且将继续保持不稳固的状态。

（三）企业私法与第三编

１、第三编所缺失的基础

通过前面的阐述得知，在主观体系下，《商法典》被辩护、批评、完善或者可被新的法典所替代。学界一再提出，商行为法律规范一直欠缺深思熟虑的指导性理念[57]，主观体系的存在基础几乎也是当然性的。[58]只要缺少支撑客观体系建立的基础，则第三编就缺少一个必要的统一性基础，在目前视野内还不存在这一基础。甚至Philipp Heck也曾尝试过，把确立商行为法律规范作为法律行为的一个重要方向[59]，但它缺少法律事实基础（如法律术语）：在法律事实方面，因为《商法典》第343条以下并不能反映典型的大型营业活动。在大型营业活动中，一致性的目的规范并不能从这些法律规定中抽象出来，如批量发送货物时，从法技术上减轻法律负担或者保护合同相对方。[60]只要商法的客观体系没能经全面的考虑被建立起来，把商行为法律规范确立为私法特殊法律内容的尝试注定就会失败。如果仔细阅读Arthur Nußbaum的就职演讲《商法概念的瓦解》[61]一文，将会确定这一点。Nußbaum所断言的“商法概念近乎完全的瓦解”[62]无疑是商法客观体系的葬歌，从中可确定商法典最终将被抛弃。Nußbaum从“经济意义上商业活动”出发[63]，确定了在《商法典》第2、3条中意识到“商法概念正在持续性的瓦解”这一征兆。[64]这种“商法概念的瓦解”与客观体系的残余理论被排除没有什么区别。如果立法者赞同Nußbaum的观点，虽然否定了商法典的存在，但并没有针对第三编具体的内容。对于采取主观体系建立的商法典而言，商行为法律规范不能再自证其该当性，它只能作为作为杂质被剔除或者基于客观上的相互联系作为企业法的附庸而存在。

２、可能的后果

基于法政策上的考虑，在此提出三个基本的可能性立法方案：

（1）a上考虑，对说商法典获得了生机定在减轻其负担来，就像来，就像大量商法典可以被一个大而全的法典所替代。[65]如果能成功制定一部统一的企业法典，则可以把第一编中的重要内容纳入到新法典中；紧接着的次要问题就是，是否把商行为涉及的法律规范与民法典合并。[66]当然这样的法典化目标不仅范围广，而且比修订不断增长的法律更为复杂。[67]这也许是个世纪难题。企业法制定委员会[68]在其立法报告中已清楚地说明，这一立法任务在立法技术上遇到了极端的困难。法典化工作的展开，应当以立法政策上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为前提。就这点而言，企业法法典化的目标着实更为遥远了[69]。只有当不仅是企业法，而且经济法与竞争法都被纳入到法律内部体系之下时，才是恰当的立法时机。虽然早在1936年Sibert[70]就已建议，把商法、经济法纳入到一部统一的企业法典之中。但在此期间，经济法无视基本概念“企业”[71]的连接作用，导致其愈加独立，姑且先不考虑商法与经济法在法政策上的共识与立法技术上的贯彻力度，这一思路在法律理论体系建构上还缺少全面的基本方案。以制定一部统一且范围广泛的企业法与经济法的方式，对商法典进行根本性重构与扩展的立法思路，在当下，无论如何都不会得到明确的承诺。

（２）第二个可能性就是提取出商法典中债法与物权法的内容，把这些内容与民法[72]或者其他合适的单行法合并，这也是商法典批评者最为期待的图景。其实这些思考比现在施行的商法典更为古老。Gareis在其1874所作《关于商法未来的箴言》中强调[73]，商业的勃兴与商法学说的高度发达并不禁止继续追问：商法是“作为特殊性规范还是以单独的商法典形式”存在。他认为，尽管存在边界移动的必要性，但“商法还是会作为传统的耕作领地继续保持下去”。为了德国民法典的制定，当时的民法典预备委员会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74]该委员会在其1874年关于保留商法典的报告中提到，一方面，因为“商业活动有其特有的法学原理与法律原则，在内部关联与历史发展中互相作用”；另一方面，“买卖法的固有原则因其特定构造和敏锐意识首先在在商法中被凸显出来，把它简单移植到全部交易中是一个严重错误的想法”。最后，商法规范“在更大范围内保持其灵活性以及它与其他国家法律的相协调也非常必要”。如要促成已成文法化商法的保留，必须再回答这一问题，商法还能否继续在民法典之外作一个多余的大杂烩。甚至预备委员会还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要把商法中已被单独立法的特殊法典，经过合适的修改后再并入到《德国商法典》之中”？这种做法也许并不遥远，在保险合同与银行合同法律规范中可一窥其踪迹。这两类营业活动都规定在《商法典》第1条的目录中，由第三编对其营业内容选择之后确定标准化的规则。同时保险合同法律规范被单独立法规定[75]，而银行合同法律规范则缺少法典化的梳理[76]。作为商法典重要组成部分的第三编，它对本编法律规范选择的标准有历史性的偶然。商法典在总体框架没有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对核心法律内容做出选择，它能被作出限制：在第一编、第二编以及新的会计法中作出限制[77]。

（３）还要继续追问的是，第三编作为历史发展中的商法附属物，是否应继续保留在《商法典》中。正如前文“第三编所缺失的基础”这一段落中的阐述，如果第三编仅被理解为第一编的从属并确定其法律地位，则必须因第一编在概念上封闭性而放弃保留第三编。一部不完美的法典也可以实现法典化的目标。同样，在这个对法律规范满是抱怨的时代，每个法律规则和内容所提供的帮助，都能在司法实践中受益，在日常的法律适用中可以使用并尽力提供法律保护。这一判断不应理解为对立法不作为的辩护，更确切而言，是为了付出相当大的努力，以使《商法典》无论如何都能完成其应有的使命。中期目标虽然不是根本性的改革，但商法典的根本修正案必须满足以下三个主要的诉求：首先，主观体系应当继续发展，并解除客体体系所遗留的对商事法律规范客体范围之限制。其次，应当排除《商法典》中明显的不必要规范，它们的存在只会对商法典造成损害。[78]最后，商法典应对一些不合时宜的规范要件进行修正。这些立法工作上的紧迫性，可以随即参照本文第三部分中的阐述。不过有一点可以预先明确的是，当一部法律被证实已经过时数十年，那么对它的修正一定不会是一种致命般的打击或难以避免的侵蚀。法典化的技艺不仅存在于对司法适用的审视，还包括对规范背后本质与特征抽象的洞察之中。[79]在《商法典》第一编与第三编中，这样的技艺实在少见。而司法实践中对《商法典》适用的拒绝，也证实了立法任务的失败。

三、商法法典化任务针对的商法典缺陷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们集中讨论了法典编撰的第二个问题，即《德国商法典》事实上能否达到人们对商法法典化的期待。在本节的架构上，首先讨论一再被提及的商法的先锋角色（见本节第一部分），随后是商法典第一编与第三编中相关条款适用中的争议问题（见本节第二、三部分）。

（一）商法的开路先锋角色与商法典

１、问题的提出

商法的法典化正在逐渐失去其意义，传统上商法作为民法的一部分[80]，这一发展趋向与商法所承担的先锋作用存在明显矛盾。Levin Goldschmidt和他的学生们认为，推动商法发展的力量还是自然法。[81]Levin Goldschmidt用冰川位移描述商法发展的比喻广为人知，他如此形象的描述了商法发展的图景[82]：“下面融化的部分冰川与渗漏的降水结合在一起，上面的区域则持续不断形成新的冰川。”对今天的法律学者而言，从自然法的角度审视法律体系已较为陌生，Goldschmidt对于商法体系化的阐述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之上，这样的表达不会仅因缺陷且过时的法律结构变得缺乏实质性内容。在当下与未来的企业商事法律实践与理论研究中，商法能够、也将继续承担这样的先锋角色。私营银行业务、保付代理业务、租赁业务及其他许多商事交易行为，直至今日还在深刻影响着债法各论的发展。这些影响甚至能使相关制度设计成文法化，这点可以通过德国联邦司法部长在债法改革最新的审议意见[83]中予以证明。对于债法总论和民法总则编的适用上的没有什么不同。关于强制缔约[84]、预约、框架协议和长期供货合同[85]的法律规定、信托法律关系[86]及其他法律行为理论核心要素，共同构成了商事交易中实际应用与法律续造的重要基础。商法的实践与研究表明，在商事交易中形成的法律保护义务关系，虽然有别于民事交易，但发生损害赔偿可以通过一般的合同责任与合同侵害中的积极赔偿义务解决。[87]乃至《一般交易条款法》也对企业的交易行为作出回应，虽然该法在立法精神上与商法典相比完全不同，但司法实践中确定商事交易条款是否有效的价值取向却源自商法。

２、先驱角色的丧失

成文法化的商法已经失去了当初所起的模范作用，认识历史中推动商法成文法化的因素，可得出这一变化绝不是偶然发生的。

（１）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商法成文法化源自于哪一个社会阶层。这里并不涉及所谓阶级斗争的煽动性言论，Wieacker在其著作《近代私法史》中，曾基于商业的功能把商法定位为创造国民中企业主阶级的特别法。[88]对这一话题曾有长期的讨论，有一点毋庸置疑是正确的：成文化的商法时至今日还在运行，商法作为规制特定职业的特别私法这一古董级观点早在19世纪就已被强调。[89]商法典里涉及到债法各论的内容针对的是企业主，而非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对商事立法而言，在今天的法政策考量上处于核心地位，对19世纪的立法者却相当陌生。

先不考虑商行为的价值判断问题时，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针对商事法律的异议，也不会造成法政策上的损害，如果第三编的某法律规定造成企业职员利益受到损害，则需要对此双务商事法律行为进行限制。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例外情况。商事交易法律制定的目的，明确是为了保障卖方的实际利益，从所谓的货物检验及瑕疵通知义务标准就可推得这一结论，它也适用于单方商行为[90]。为明确这一点，必须要唤醒我们在法政策考量上的良知，那些损害企业员工利益的规定并不会自行慢慢枯萎直至完全失去其意义。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法律在此已失去了连接司法实践的功能。曾被认为承担先驱角色的商法典，目前也就是尚能被容忍的先辈罢了。

（2）这里不只涉及到商法典编撰的问题，还要阐明商事立法时的政治境况，弄清它对当时作为成文法模范的商法典造成哪些不良影响。就此提出一个问题，鉴于法政策上的困境，1861年的《普通商法典》是如何满足它所谓的先驱者角色的呢？对19世纪中期立法政策上的推动力量进行梳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这一点。《普通商法典》制定时有不同角度的立法考量。其一，在18世纪向19世纪的转向过程中，一直被强调的理性实证主义法学思想[91]限制了立法内容的边界[92]；另一方面，立法进程又受到形成德意志国家统一思潮[93]的影响。19世纪50年代的文献一再表明，《普通商法典》被看作是能够促进国家一统，从而医治1848/1849年[94]国民失望情绪的一剂良药。早在1848年，法兰克福全德国民制宪会议就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商法统一委员会”[95]。法兰克福会议所制定的“保罗教堂宪法”虽然失败了，但在新的德意志邦联下《德国普通商法典》却得以继续适用。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尽可能多的民法条款被融入到德国普通商法法典化的进程之中[96]。此外还有进一步的考量：商法原则的贯彻统一不同于民法，它在邦国施行的共同法与邦法中是割裂的，需要克服琐屑规则所带来的障碍[97]。因此，商法的特殊规则必须通过民法的统一性基础来确定。这样也就不奇怪了，为何商法典被看做承担先锋角色这样一个地位。大量的德意志邦国通过这种方法，融入并扩大了民法的影响，在《德国普通商法典贯彻实施法》中还进一步作出没有商主体参与时法律适用的解释。[98]Rießer[99]在其1894年的文章中，把“商法思想对民法典草案的影响”比作是“民法的商业化”[100]，并作为一个不幸的现象看待，比如把所谓的票据行为能力扩展到非商人主体[101]，而没有如Rieß所期待的限定其商事外观。对于Rießer的“民法的商业化”与Nußbaum反其道行之把民法的施行视为“商法的去商业化”以论证他否认“商法概念”的这两个观点如何去评价[102]，无外乎就是私法领域中民法涨溢在外的规范并不相融入商法法典化。

（3）这一过程在后来的德国民法典编纂中延续下来。根据民法典筹备委员会的要求，“那些适用于普遍性交易并被《民法典》所吸收的法律原则，应该从《普通商法典》中被删除”[103]。我们的民法典对《德国普通商法典》和它拥有强大融合能力的法律条款抱有感激之情，当然一部分也规定在单独的民事私法中。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可以寻到这一踪迹，如代理制度[104]包括虚假代理人的法律责任[105]、依据《民法典》第145条以下条款的合同缔结制度[106]、依据《民法典》第133[107]、157[108]的合同解释规则、依据《民法典》第427条[109]多个合同当事人时的连带责任、合同履行地的确定[110]、合同履行辅助人的责任[111]以及损害赔偿责任[112]。

Goldschmidt所描述的商法法典化的冰川作用，自1871年以来在帝国立法进程中已被证实，《民法典》是为一例。公正的说，我们不应再对后来的《德国商法典》有这样的期待，因为《德国普通商法典》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已经发挥了其先锋的作用，它继续推进的力量几乎消耗殆尽，而这一先锋作用在1897年《德国商法典》制定的时候已正式终结。

Endeman坦承[113]，他在《商法典》中仅看到一个并不完美民法典的某些征象，它必须和其本质相称，商法条款好像在《民法典》生效的同时就开始流血不止，直到失掉其存在合法性的生命。Endeman解释了商法存在的理由，他认为商主体正是为了克服民法中的缺陷而产生。在商法典合理性的基本讨论中这一观点更为明晰，在此不再赘叙。这同时也表明，为何在法典化的商法影响力减弱之后，《商法典》中保留的内容要与《民法典》同时存在。因为《商法典》修订过程中的抑制，《民法典》中认为多余的法律规则被《商法典》所吸收，《商法典》仅被作为《普通商法典》的躯干而存在，而有一个问题并不会随之自然消失，即《商法典》是否能满足商法法典化被重重限制后的任务。

３、劳动法上的先驱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商法典在某一领域仍维持着其先锋的作用，目前为止这并不是夸大其词：在劳动法领域。最明显的例证是《商法典》第77条以下所详细规定的商事辅助人的竞业禁止条款。最开始，联邦劳动法院只是把这些保护性条款视为针对开展营业活动雇员的一般性的规定。[114]现在，这些规定已被作为劳动法上一般意义上的组成部分[115]，如在涉及到税务咨询师的客户保护条款[116]中也适用雇员的竞业禁止责任。[117]对这一特征明显的发现笔者不再继续展开，原因并不是有可能怀疑的那样，这一发现会反驳本文中的观点，而恰恰因为这个例证正好揭露了商法成文法后新的弱点：除非制定一部统一的企业法典，否则商法毋宁作为企业的外部私法之一存在[118]，而劳动法中的法律规范在商法典中也将继续作为外来者[119]。

（二）第一编承担什么任务？

就此，本文关于德国商法典的基本评价已告一段落。本节的第二部分将选取几个难点问题，以商法典的实际适用为标尺对之进行评价。笔者将从第一编开始讨论或者更为准确的是，以企业一般外部特征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开始，这构成了第一编潜在的客体。[120]具体而言，三个问题应该被阐释：企业主的法律责任，商号以及会计账簿制度。在所有三点中，《商法典》均被证明未平衡对待且有修改的必要。

１、责任归属问题

（1）首先关于企业主的法律责任问题。商法典必须阐明承担企业责任承担的顺序，不仅是股东的责任（参照《商法典》第128条以下及第171条以下条款），而是先厘清企业运营者的归责问题。至少从法政策考量上，企业债务总是与企业本身密切联系。企业经制定法确认被赋予法律人格（这一点在19世纪即被确立[121]，目前因种种原因又提出这一要求[122]），这并不难理解。企业自身总是所有企业债务的债务人，这一点独立于企业法律形式与企业运营者的变动。但这一观点依据现行法律，是行不通的。现行法律通过确认企业经营主体（Unternehmensträger）这一概念，以建立法律主体和企业之间的归责联系[123]。对于企业责任仅意味着，事实上的企业经营主体才应是始终承担所有企业债务的债务人[124]。这一点在商法典中并没有体现出来，而司法判决则尽可能的满足这一要求。按照司法判决中的观点，一个对公司存在并不了解的人也可以和某有限责任公司或者有限两合公司缔结合约。代理权的公示原则并不会阻碍合同承诺的达成[125]。一旦该公司组织体是实际上的企业经营主体以及它对企业所做出的法律行为可被知悉，则该合同即为有效。

这一并未被明文规定的商法原则，在1974年3月18日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个知名判决[126]中被适用，并留下鲜明特征，并作为有限两合公司中商号制度与权利外观责任的指导性判例持续发挥其作用。[127]在该案中，被告将他的屋顶建材公司采用有限两合公司的法律形式设立，某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承担无限责任的股东，他本人则是该有限责任公司的经理。在其旧的公司信封上印有“LK屋顶建材”的字样，作为这个有限责任公司的商号标识，被告在其签字上未做任何的代理权指示就订购了房屋建材。这是一个明显的企业法律行为，以真实企业经营主体的名义签订了该合同，也即以该有限两合公司的名义，尽管该公司的存在并没有被公开。LK以权利外观责任为基础被提起请求权。众所周知，联邦法院第二民事审判庭否决了这一请求权，因为签订合同时，该有限两合公司并没有标识公司的法律形式，所以基于权利外观导致的法律责任并没有产生。在此期间，权利外观责任适用于法律实践。

（２）以上这些在《商法典》中并没有囊括。毋宁说是完全相反，为企业实际上的归责制造了障碍。对企业主进行追责的理由并不能成立，该责任针对的对象始终是企业变更背后的企业运营主体。这一说法的依据是《商法典》第25、28条，它们通常被认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条款[128]，如要正确理解其内在意思必须遵循公司归责连续性的原则[129]。那些根据《商法典》第25条被追究其转移商号责任以及根据《商法典》第28条加入独资商事主体的股东，当然不会认识到这两个条款所蕴含的共同分母。这一点也存在于企业转让需遵循的归责延续性中。令人遗憾的是，商法典的规定对阐明这一基本法理毫无作为。《商法典》第28条所确定的适用要件是错误的。没有人可以加入某一独资商事主体的经营，但依据《商法典》第28条，独资的商主体可以和一个或多个第三方组建一个合伙企业，该独资商主体可以通过单方转让的方式引入他的独资企业。《商法典》第28条规定了企业买卖的法律后果，并且将之视为《商法典》第25条的特殊情况。《商法典》第25条规定的是一般情况下企业的转让，而第28条则是企业整体融入到某一人合公司中的情形。就这一点颇为惊讶的是，《商法典》第25条规定公司应持续性经营，然而第28条却明确的否定了这一点，几乎无人对此提出质疑。笔者想用一个例子来厘清这里存在的问题[130]：

商人K让他的企业加入到一个有限两合公司中，其本人作为承担有限责任的股东参与其中。此时，该有限两合公司的公司名称并不重要。无论何种情况，依据《商法典》第28条它都须为企业过去的债务承担责任。相反，如果该商人在得到公司所得税改革的咨询建议后，成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并把自己原来的企业纳入新成立的公司。通说认为，依据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4条中以经营业务的种类确定公司商号（Sachfirma）的规定，所重组的新公司可避免承担之前企业的法律责任。

这一奇特的价值冲突被容忍至今，因为《商法典》第25条与第28条的立法功能并不清晰。笔者并不想对这些循环论证理论[131]提出批评，仅想重复在其他地方[132]已经充分论证的三个观点：第一，《商法典》第25条与第28条的制定是基于企业法中的归责连续性原理，企业的经营主体应当始终承担该企业的外部债务，哪怕企业的经营主体发生改变。第二，特别是如《商法典》第28条中所述，在企业整体成为其他公司一部分的情形下，公司之前所承担的债务也不能从新公司中分离出来。第三，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是关于公司的商号问题。商号是企业的身份标识，继续经营的企业继受了该商号作为其标识，应依据《商法典》第25条确定企业受让者的法律责任，即使在商号并没有继续使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包括新成立的公司以新的商号继续经营或者企业分立后创设了新的商号。在此仅简要列举了自己过去的观点，它们明显区别于目前的通说，笔者还是应该简略介绍联邦最高法院分别关于有限两合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的两个判例。这两则判例清晰地表明，法律实践中对案例的处理并不困难，可以帮助解决《商法典》第25条与28条法律功能定位不清晰的问题，也即归责连续性所面临的问题。

1981年9月16日，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第八民事审判庭做出以下判决[133]：A公司的D先生作为独资企业主，经营一家迪斯科舞厅，但没有注册，他把这个舞厅转型为有限两合公司，公司的商号中包括：“A（有限责任股东）餐饮服务与销售两合公司”。因为Ｄ之前的债务，D与两合公司及其他承担无限责任的股东同时作为被告应诉。联邦最高法院第八民事审判庭考察了《商法典》第25条后进行了充分细致的说理，认定此案中存在商号持续经营的情况。该判决看似值得怀疑，因为A在商事登记中并不存在。在法技术层面，没有进行商事登记并非商人，这个冗长的新商号也仅和其最早经营范围的描述有些微的相似。但是，整全的商号法律查验应当基于实际的经营状况。鉴于这一理由，此案中存在《商法典》第28条的适用情形[134]。另外，本案中有关商号续用的通说未发挥任何作用。

1982年3月29日，联邦最高法院第二民事审判庭在其最新的判例中也没有顾及这种商法上的要素缺失。对于《商法典》第25条与第28条的文义表达与客观上归责问题的冲突，联邦最高法院是这样表述的[135]：屠宰技师W博士是“W肉联厂”的所有权人。因为企业经营陷入困境，工厂被某有限责任公司并购，并改名为“W肉类加工有限责任公司”。这是《商法典》第25条针对性的典型案例，该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承担肉联厂过去的债务。但是在上诉程序中，审委会明显肯定了上诉方的抗辩，认为完全不存在商号转让的情况：该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更改公司章程，取得了新的商号，而并非W博士把自己的商号转让给了该公司。审委会的决定是正确的，《商法典》第25条第1款并不适用这里的差异。审委会就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就笔者而言，完全支持这一观点——企业运营主体的更换才是决定性的。另外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如果企业由之前的公司继续经营，适用《商法典》第25条第1款就足以解决问题。在这一点上，笔者走的更远。假设，此案中的有限责任公司保留了它最初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商号，导致的问题就麻烦了。这种情况下，通说认为并不能适用《商法典》第25条解决问题。无例外地肯定会依据《民法典》第419条提供支持（《民法典》第419条已废止，译者注），分离企业债务及通过不可信赖的重组会造成企业债权人利益受损。在法政策的考量上，这是难以忍受的。笔者提供一种解决思路，即创设一种即使在没有商号持续性经营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归责连续性原理进行法律漏洞填补的续造模式。如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这些与商法典中的内容相冲突，笔者试着模仿黑格尔的语气回复他：“德国商法典越来越差了”。法律基础与法官法律续造的边界问题[136]当然不能回复得如此不着调，这也不是本文可以讨论清楚的。囿于此，笔者仅表明自己在其他论著中所谈及的观察[137]：相比一部好的法律，一部差劲的法律在实践与学理中的法律续造修正要多得多。

２、商号保护

（１）继续讨论第二个问题，商法典传统的核心内容商号权。大量的公司法判例显示：商号权完全是法律实践的产物，它只是商法中的一小部分，与当下商法的现实任务已无太大关系。商事登记中的争论，独资商人是否应在其商号中使用“Ed.“、“Heinz“或者”Willy“，而不是Eduard、Heinrich或者Wilhelm[138]。或者，据《德国有限责任责任公司法》第3条第2款，是否应适用缩写形式，也即用“GmbH”替代“Gesellschaft mit beschränkter Haftung”。[139]这些都是商事司法实践中不胜其烦的琐碎情形，毫无疑问，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这些问题的判决，不可能被视为商法发展的里程碑。

（２）所谓的商号保护，见诸于《商法典》第37条第2款。该条款中，私法中的商号保护是基于窃用姓名的不法行为，由此可见，这一条款无关商号保护，而是关于私法上的商号监管。[140]《商法典》第37条第2款的排除妨害请求权被支持的前提是，侵害者未经授权使用该商号造成原告的利益受损，这里的原告并不一定是商号的所有权人。帝国法院对此还曾进一步要求，原告的绝对权利应受到侵害[141]。如果满足上述条件，则可根据《商法典》第37条第2款提起一般性的停止侵害行为之诉[142]（actio quasinegatoria），但帝国法院这一要求对司法实践而言是不必要的。在1969的一个判例的基本决议中，联邦最高法院已经解除了这一适用拘束。[143]

在联邦法院这一案例中，一名经纪人起诉另一个未读过博士的同行，该被告使用了“S博士公司”的商号。此类商号的使用，违反了商号的真实性原则。关键问题在于，原告的权利是否受到了侵害。联邦最高法院采纳了学界的某代表性观点[144]，认为只要存在被告的不作为并且起诉方可以证明这一点，就足以认定法益上已达到受侵害的程度。此种意义上，联邦最高法院倾向于认定该竞争的同行侵害了原告经纪人的权益。这一判决的转变应得到支持。在一个适用《德国行政法院法》第42条第2款以解决法律保护与利益保护[145]的案例争论中，《商法典》第37条第2款某种意义上为这一案例提供了解决思路，即只要满足存在所涉及的重要争议事实便可。[146]当然不是任何人，只有利害关系人才可根据《商法典》第37条第2款提起妨害排除之诉。至于其他人，需先起诉[147]拒绝他进行商号登记的商事注册管辖法院[148]。私法上对未经许可所使用商号的保护，是对登记监管部门负责事务的补充。正如联邦最高法院所言，实体法上商号权的贯彻实施[149]，在适当的范围内也可交由私法来推动。

另外，联邦最高法院关注的只是《商法典》第37条第2款的效力问题，据此可以预判企业在司法实践中能否得到商号保护。也可以从中证明，商号保护侵权问题在《商法典》中的适用完全微不足道。某篇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文献中认为，《商法典》第37条第2款无甚意义并非偶然。[150]甚至联邦最高法院也只会在极少的案例[151]中确认该条款的适用，还是在利害关系人不能说明和论证是否存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3和13条所规定的前提条件下。除商法典以外，私法上的商号保护还可以在这些地方见其踪迹：一部分以特别规范的形式，一部分以侵权法中法律续造扩大适用的形式。

３、商业帐簿问题

这里简短探讨一下商业帐簿的问题。《商法典》中关于商业帐簿的规定，把商业账簿、商务信件、财产目录、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也包括在内。从第一部反经济犯罪法律[152]中细节的变化及1977年关于税收编码的纯技术性改进[153]可见，《商法典》中商业帐簿的权利性规定，早在19世纪就已存在。为了灵活适用，也为了法律实践与法律方法上有条理的推导，将簿记规定在《商法典》第38条第1款。在企业帐簿相关法律被割裂的背景下，将监管任务编入《商法典》不能再满足商事立法的要求。今年2月份提出的《会计指令法》草案[154]及第四次欧共体法律指令中关于商业账簿最低规定的一般法律条款可能通过实施，现在搁置将来会计法中个别条款的大量争议是值得肯定的。这一关联也旁证了该法典的草案非常富有活力。

（三）第三编承担什么任务？

学界关于商法法典化合理性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商法典》第三编.[155]为了不再重复已经讨论过的议题，更确切的说是为了阐明当下商法法典化内部的不成熟因素，以下关于商行为的批评将会淡化某些问题，也即债法一般性法律编纂也要讨论的问题，如商事买卖、期货交易以及留置权等其他规定。另外，也不应把第三编肆意评价为看似一个商行为法律规范的大杂烩。而应该把第三编中必须设置的复杂规定视为可供正确选择的法律内容，经过规范性的查验程序，由立法者来决定将之作为法典编撰中的任务是否合适。对于不同规范间差异性的辨识，主要依据它们所调整的客体，且需要在民法典之外考量，其中至少关于中间商（Absatzmittler）与货物运输的法律规定存有疑义。

１、销售体系与其他中间环节

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货物买卖在《商法典》的调整内容中不合时宜的处于优先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至少在这一领域《商法典》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规定。货物买卖在商法典体系中基本定位的缺失与相应规范细节上的陈旧，已证明了这一点。法律体系上定位的缺失，在编章分布中有所体现：代理商与商事居间人被并入第一编作为“独立的商事辅助人”，而经纪人则安排在第三编。本文并不想深究商法体系中的各项权利在商法典中应如何正确的排序[156]，而是专注一个更为明显的问题：成文法上的缺陷。1897年，当时的立法者就已根据实践中的需要将代理商的权利纳入到商法典中，但是在体系上，它缺少一个清晰的定位以安置这些客观上吸收进来的条款。立法者明确表达了中间商所涉的法律关系，在适用至今的《商法典》第84条把居间代理人（Vermittlungsvertreter）和缔约代表（Abschlußvertreter）作为中间商的特殊类型加以规定，而把商事代理人（Handelsvertreter）直接视作独立的中间商，并在商法典中确定了与前两个类型相对立的经纪人（Kommissionär）这一概念[157]。正如ArthurNußbaum所言，这种对立不管是法律概念上还是事实上都不能让人信服。[158]事实上，按照帝国议会立法委员会的观点，依据“固定委托”的特征确定不同法律概念的真相是：居间代理及缔约代表是以他人的名义，而行纪代理是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商业活动（《商法典》第84、383条）。

市场活动的核心和基本要素是畅通性的商品及劳务信息体系，具体体现为中间销售环节的信息传递。为满足这一要求，立法技术上确认了商事代理人的媒介及代理行为。假若1897年的立法者像今天一样，能够厘清商事代理活动的本质与不同模式之间的区别，编纂准备工作也充分得当，制定一部符合现代化商业发展规律的商法典是可行的。现行的商事代理法律规范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它强有力地证明了，这样的错误通过对法律事实的总结分析后是可以避免的。《商法典》生效后不久,在法律实践和理论中都遇到不少行纪行为的情况，一些人像商事代理人一样持续的接受营业委托，但是却像经纪人一样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开展商业活动[159]。即便是在《德国普通商法典》施行时期，行纪中介活动的案例也是可被证明的。[160]商事代理法律制度针对居间人和开放式代理人所做的限制是不恰当的，也是可以避免的，它在实践中必然导致了一系列后果。在自营商人、经纪人与商事代理人所处的法律关系中，分别设立了缔约交易商体系、行纪中介和特许经营制度[161]，就此产生一个问题，这些商事活动的参与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适用针对商事代理人所制定的一般法律规范。[162]立法者必须针对这三个类似主体之间的联系作根本性的弥补工作。另外根据近期一再被强调[163]的一个类似性条款——《商法典》第89a条第2款，不遵照终止期间而终止合同关系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主要审核是否存在《商法典》第89b条补偿请求权中的适用情形。这无疑加重了本已存在困难，使得司法实践中解决此类问题的负担非常繁重。需要综合考虑的是，在何种条件下，非商事代理人的销售中间人(Absatzmittler)提出的补偿请求可以依据这一法律规范得以满足。Sandrock[164]在深入分析相关判例后，把销售中间人补偿请求在司法适用上的不稳定状态描述为：“联邦最高法院正在追寻尤利西斯的足迹（Spuren von Odysseus）。”造成该困难的一个原因是，规范背后的保护原则存有争议。通说认为，对销售中间人的诉求并不存在衡平原则与符合社会性保护条款的适用，而只是一个未收回收益的投资问题[165]。与之相比，联邦最高法院第二与第七民事审判庭最初的判决令人惊讶，因为它对合同代理人提出了特殊性保护的要求。[166]根据第七民事审判庭的观点，仅仅没有独立运营资金的合同代理人才被视为保护对象。[167]第一民事审判庭在汽车与机械领域也作出了严格的限制[168]。但困难并未由此减少，对何时存在类似商事代理的情形还是存有疑问。代理人自己并不是缔约方的客户，实际上由他所招揽的是企业的客户群[169]。但合同代理人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的营业活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时候，生产商可以在排除合同代理人后，获得它所带来客户群的好处呢？联邦最高法院作了非常形式化的区分：如果生产者拥有的客户群是来自于“品牌吸引力”，就不考虑代理人的补偿请求权[170]；相反若代理人有转让客户资源的义务，则存在该请求权[171]。本文认为，这种已饱受质疑[172]的划分方式是错误[173]的，并且在迄今法律实践的适用中也有反对声音[174]——至少在柏林高等法院和汉堡高等法院如此。合同代理人法律关系产生的基础是加入到某营业组织，尽管合同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买卖行为，但他的客户群通常就是生产商的客户群。这里不存在客户群转移的问题，而是客户群的延续性是否受到了影响。若合同代理人获得一个客户群，这些客户群只与某生产商签约，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应支持《商法典》第89b条的适用。首先应像对商事代理人一样，公平的审查合同代理人的行为，“品牌吸引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其客户群的组建。人们希望联邦最高法院能尽快明确在审查上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对是否支持请求权作出决定性判断，即法院不能为销售中间人法律权利上的不确定性状态负责。从我们目前所处的法律时代审思，立法工作导致的缺陷才要为这一令人不满意的状况负责。

2、货运法规

笔者承诺过要简要探讨《商法典》第425-452条中的货运法律规范。这些法规涉及的权利，可以说只有在大学课堂这样的地方才会被提及。如笔者所见，该领域的重要判决[175]都表明了这些条款适用的消极性：联邦最高法院于1967年认定《商法典》第430条确定的责任限制不适用于从事不法行为的承运人。[176]法院在概括性评价中，引用了Johann Georg Helm[177]的《商法典》评释：“商法典中有关陆路承运的法律规定，并没有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案例。”法院对运输法规的不信赖达到如此令人惊讶的地步，究其原因，是出于货物运输法规所处的割裂状态，即《商法典》第425-452条已不再值得信任。运输商业行为涉及的法规难以一目了然。笔者仅提以下几项：《私人运输法》《铁路交通法》和《商法典》第453条以下的铁路货物运输法规、《商法典》第556条以下的海上承运法规、《商法典》第664条以下的海上个人运输法规、《空中交通法》《华沙协议》《汽车货物运输法》、1936年《机动车交通运输法规》《联合国国际公路及内河货物运输合同公约（CMR）》。《商法典》第425条以下的大篇幅内容中还保留着马车运输这样过时的规定，这一适用情形也仅在承运人未参照德国一般承揽运输定型化条款（ADSp）时才出现。[178]人们就此会追问这一分裂是如何产生的，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179]，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某种离心力一直在将运输法规之间互相割裂，其中之一就是不同交通工具纷纷独立设置法规的趋势。立法政策上总是顾及利益群体在不同交通运输中的特点，亦步亦趋地针对个别交通工具单独的处理。即便是面临集装箱时代和交通工具多样化所带来日益增长的问题，这一趋势根本上仍不能作什么改变，因为产生法律分裂的原因不在其内核，而仅在法律后果上。[180]此外，这种分裂还影响到国际上货运法规的统一，而需要旷日持久的协商来解决。伴随着法律功能在国际上的融合，是法律设置客观上的分裂。《普通商法典》这一幸运儿，在国际上法律统一[181]思潮背景下制定的法典，如果不是在1848年德意志邦联所处的特殊政治背景下，这一立法情形几乎不能被重复。所以，国际上统一的承运人法律规范未来只能采取单行法规定的形式，也就不难理解了。法典化的转变以及论证一套统一的客观基础是非常困难的，但也并非绝不可能。Rolf Herber，德国联邦司法部颇有名气的法学专家，不顾货物运输所涉法律规范法典化的上述困难，要求将其纳入到商法典中或者制定一部统一的货物运输法。[182]商法法典化理念的支持者看到了希望，但据笔者判断，问题只会越积越多。运输法问题只有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通过法典化的思路解决，即需要先思考货物运输的一般法理基础，对此我们适用至今的《商法典》第425以下条款也许能提供指引。出于同样的原因，运输法的制定思路中还必须考虑到《德国一般交易条款法》第9条的重要价值。[183]法律责任的一般请求权基础[184]与被请求权人的范围[185]，是制定货物运输普通法的核心要素。但确定一个坚实的法律规范基础非常困难。一方面，这是因为商法法典化是建立在一个国家民法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另一方面，国际性的统一法规，必然从复杂如神经末梢般法律规范中总结出货物运输法的一般法律基础，运输法的法典化必定在这一法律基础上进行。在国际法律统一背景下，对法律规定的改变及更新必然要克服这一挑战，正如1937年《海牙公约》促使《商法典》作出调整，将海上运输法律规定纳入到《商法典》第四编。[186]1937年的法律调整例证显示，法律的统一在原则上并不是不可能的。Guetschow在1911年就提出：“通过制定统一货物运输法以推进海商法的改革与统一。”实现这一计划是可能的：作为货运法的统一基础，在所有关键性的问题上应达成一致并反映所有民众的共同意志。[187]而法律关系并不会因此就变得更为简单。若Herber考虑的计划获得成功，也许会发出商法法典化合理的信号。

四、展望

本文多角度的分析，并没有对《商法典》抱持一种迎奉的态度，而是认为商法实践可以提上新的日程。如果着眼于日常的商事行为，立法者不必执着于将来法典编纂的宏观问题思考。这是一个“法典化观念危机”完全认同的时代[188]，法典化所针对的法律内容难以被梳理清楚，为法典化而放弃法律实践中既有的成果是不必要的。法典化应以达成最低限度的理念共识为前提条件。阅读企业法立法理由书后，人们可能会以一种掺杂着信赖与怀疑的复杂态度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这个时代的立法工作是否还能满足这一前提条件。

本文得出的一些结论似乎已经说明了这一点。首先，学界关于商法典存在合理性的讨论大部分集中于商行为涉及的例证。独立的人合公司法律制度已经作为特别法从《商法典》中被剥离出去，将企业法编入商法典也不再作为考虑的议题。第一编的主要部分，如商事登记与商号，在商法实践中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因为《商法典》依据主观体系理论所构建。需要注意的是第三编经常面临的各种挑战，商法的特别规定应当融合于民法典。立法实践不应以理论上的法典模型贯彻作为先决条件，在立法者放弃企业法法典化的努力之前，《商法典》的结构可以一直得以保全。与其固执的不作为，立法者不如对《商法典》第一编与第三编进行修订，删除其中多余的部分及补足缺陷的部分，以使其更好的符合法律实践需求。但这种办法只能是商法法典化理念下的临时性措施，也仅保护摇摇欲坠的商法典体系不致坍塌，不至于关上后续规模更大及更彻底的法典化计划的大门。正如Frank Wieacker所言[189]，“没有人在寻到新的住处以前毁掉目前已不宜居的房屋，因此我们也不会不经考虑的毁掉旧有的法典结构……在传统的民法典与商法典中不仅存在过去社会中经济层面的民族精神，也蕴含着千年以来对正义观、理解力与知识性的认识。”这一点体现了立法政策上的智慧。我们遵循并审视传统的商法典，这也正是法典化大厦这一艺术品必须被质疑的动因！

载《中德私法研究》第15卷，第53页至第89页。本文译自Das HGB und die Gegenwartsaufgabe des Handelsrechts: die Handelsrechtskodifikation im Licht der Praxis, de Gryter, 1983.

* Prof. Dr. Dr. mult. Karsten Schmidt，德国汉堡博瑞思（Bucerius Law School）法学院院长，企业法讲席教授，家族企业公证研究中心主任。

** 法学博士，同济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中德国际经济法研究所专职研究人员。

[1] 商法的特征，参见Müller-Erzbach, Deutsches Handelsrecht, 2/3. Aufl.1928, S.52; 主要是一些大学教科书中常见的观点，如参见Brox, Handelsrecht und Wertpapierrecht, 2. Aufl. 1981, Rdn. 1; Hofmann, Handelsrecht, 3. Aufl. 1919, S. 19; 本文并无意针对该关键词的描述。

[2] Bandasch, HGB, 3. Aufl. 1980, Einl Rdn. 1 f.

[3] 针对这一题目的论述参见Gierke-Sandrock, Handelsrecht, Bd. I, 9. Aufl. 1975, S. 5 ff.

[4] Müller-Freienfels, Zur “Selbständigkeit“ des Handelsrechts, in: Festschrift von Caemmerer, 1978, S. 583 ff.

[5] Müller-Freienfels (同上注), S. 589 ff.

[6] Müller-Freienfels (同上注), S. 597 ff.

[7] Müller-Freienfels (同上注),), S. 613.

[8] Müller-Freienfels (同前注 4), S. 618.

[9] Die Commissionsberichte und weiteren Verhandlungen über die Einführung d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Handelsgesetzbuchesin Hamburg, 1866, S. XXIII.

[10] Wiehölter, Die GmbH in einem modernen Gesellschaftsrecht und der Referentenentwurf eines GmbH-Gesetzes, in: Probleme der GmbH-Reform, 1970, S. 11 (37).

[11] 关于法学与经济学关系的论述参见Raisch-Karsten Schmidt, Rechtswissenschaft und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in: Dieter Grimm (Hrsg.), Rechtswissenschaft und Nachbarwissenschaften, Bd. I, 1973 (= 2. Aufl. 1976), S. 143 ff.; seither etwa noch Horn, Kolbeck und Herrmann, in: Horn-Tietz (Hrsg.), Sozialwissenschaften im Studium des Rechts, Bd. 1, 1977, S. 117 ff., 137 ff., 151 ff.

[12] 交叉学科的讨论参见statt vieler den Sammelband von Bierich-Busse von Colbe-Laßmann-Lutter, Rechnungslegung nach neuem Recht, ZGR-Sonderheft 2, 1980.

[13]参见Koch, Zur Würdigung des Allgem. Deutschen Handelsgesetzbuchs besonders in volkswirtschaftlicher Hinsicht, BuschsArch. (1863), 431.

[14] 参见Goldschmidt, Hdb. Des Handelsrechts, Bd. I, 2. Aufl. 1875, S. 3 ff.; Endemann, in: Endemanns Hdb. Des Deutschen Handels-, See- und Wechselrechts, Bd. I, 1881, S. 8 f.

[15] 这一目前尚未被普遍关注的认识参见, Behrend, Lehrbuch des Handelsrechts, Bd. I 1886, S. 16 f.; 甚至更早参见Morstadt’s Comm. Überdas Handelsrecht Deutschlands und Frankreichs, auf der Basis des Grundrissesvon Martens, 1849, S. 3: “商法中对商事科学、商业客户、商事政策详加区分说明，比如票据法中的票据行业与海商法中的航海业”。

[16] Thöl, Handelsrecht, Bd. I, 6. Aufl. 1879, S. 8; 参见ferner Endemann (同前注 14), S. 8 f.

[17] Thöl, (同前注 16), S. 19 f.

[18] Raisch, Die Abgrenzung des Handelsrechtsvom bürgerlichen Recht als Kodifikationsproblem im 19. Jahrhundert, 27. Beiheftzur ZHR, 1962, S. 17.

[19] Endemann (同前注 14), S. 9.

[20] 概览性介绍参见Schlosser, Grundzüge der Neueren Privatrechtsgeschichte, 3. Aufl. 1979, S. 91 ff.; 参见auch Wieacker, Der Kampf des 19.Jahrhunderts um die Nationalgesetzbücher, in: 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und Privatrechtsordnung, 1974, S. 79.

[21] 参见K. Lehmann, Die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Handelsrechts, ZHR 52 (1902), 1 (20); Otto Gierke, Der Entwurf des neuen Handelsgesetzbuches, ZHR 45 (1896), 441 (443); 在《德国商法典》立法者的立法任务栏中已清楚表明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参见：Denkschrift, in: Hahn-Mugdan, Materialien zum HGB, 1897,S. 189-191, 以及有节制的批评参见：Victor Ehrenberg, Bemerkungen zu dem Entwurfe eines neuen Handelsgesetzbuches, JherJ 37 (1897), 77.

[22] Wieaker, Aufstieg, Blüteund Krise der Kodifikationsidee, in: Festschrift Gustav Boehmer, 1954, S. 34ff.

[23] 参见vor allem über die Bedeutung der nation une etindivisible für die nachrevolutionäre (napoleonische) Kodifikationsarbeit Wieaker, Aufstieg (同前注 22), S. 42 f.

[24] Entwurf einesallgemeinen Handelsgesetzbuches für Deutschland (1849). Text und Materialien.Herausgegeben und mit einer Einführung versehen von Theodor Baums, bei Abschluss dieser Arbeit im Druck.

[25] Charakteristisch Eichler,Die Einheit des Privatrechts, ZHR 126 (1964), 181 ff.; in gleicher Richtung,n ämlich bezogen auf Handelsgeschäfte, Müller-Freienfels (见前注 4), S. 611; unzutreffend ist insofern der Befund bei Graue, Droit civil et Droit commercial en Allemagne Féderale, in: Rotondi, Inchieste di Diritto Comparato III, 1974, S. 137 (143): La mise en vigueur des deux codesallemands, en 1900, a mis fin à une dispute acharnée entre les „civilistes“ etles „commercialistes“.

[26] 类似的论述参见Nipperdey, Die Vereinheitlichung des Rechts der Schuldverhältnisse in Italien und Deutschland, ZAkDR 1938, 721 (722 f.).

[27] 参见Raisch, Die Abgrenzung (同前注 18), S. 21: „letztlich…substanzlos“.

[28] 详细论述参见Raisch, Die Abgrenzung (同前注 18), S. 17 ff.

[29] Goldschmidt, Kritik des Entwurfs eines Handesgesetzbuches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 1857, S. 11.

[30] Thöl, Hande lsrecht, Bd. I, 4. Aufl., 1862, S. 82: “商人的概念如何界定？什么是商行为？回答两个问题，主要借助确定什么是商营业。因为商法应该是营业法，开展营业依据的是成文的特别法，而非进行零星的投机活动。” S. 145 ff.; 经营行为仅尚被视为是感兴趣的商法客体。Pisko, Das Unternehmenals Gegenstand des Rechtsverkehrs, 1907; ders., Das kaufmännische Unternehmen, in: Ehrenbergs Hdb., Bd. II, 1918, S. 195 ff.

[32] Raisch, Die Abgrenzung (同前注 18), S. 28; ders., Geschichtliche Voraussetzungen, dogmatische Grundlagen und Sinnwandlung des Handelsrechts, 1965, S. 119 ff.;ders., Unternehmensrecht I, 1973, S. 78 ff.; ders., Die rechtsdogmatische Bedeutungder Abgrenzung von Handelsrecht und bürgerlichem Recht, in: Rotondi, Inchieste (同前注 25), S. 463 (477 f.).

[33] 对非商人主体经营行为的扩大适用参见Karsten Schmidt, Handelsrecht, 1980 (= 2. Aufl.1982), S. 39 ff.

[34] 《普通商法典》的体系毋宁称为“混合体系”，参见statt vieler Endemann (同前注14), S. 53; Schutze-v. Lasaulx, Die Zukunft des Kaufmannsbegriffes in der deutschen Rechtsordnung, 1939, S. 5; 《普通商法典》第4条把商人定义为从事商事营业行为的人；而《普通商法典》第271条以下与当今的《商法典》第1条很像，把商行为定义为商人所从事的行为，一旦该行为依据《普通商法典》第273条属于商事营业活动的一种。

[35] 对这点已形成共识，参见Gierke-Sandrock (同前注 3), S. 107; Schultze-v.Lasaulx, Die Zukunft (同前注 34), S. 6; Brüggemann in Großkomm. HGB, 3. Aufl. 1967, Vorbem.2 zu § 1; Wessel, Der Kaufmannsbegriff, BB 1977, 1226.

[36] 早在普鲁士普通商法典草案中，就已明确反对采用客观体系，商法客体的一般条款倾向于列举式的方式, 参见：Entwurf eines Handelsgesetzbuchs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 Nebst Motiven, Zweiter Theil, Motive, 1857, S. 4 f.

[37] Endemann, Das DeutscheHandelsrecht, 2. Aufl. 1868, S. 20.

[38] Goldschmidt, Kritik (同前注 29), S. 11.

[39] Heise’s Handelsrecht,1858, S. 15 ff.

[40] Endemann, Handelsrecht (同前注 37), S. 2 ff., 20 ff.

[41] Brinckmann, Lehrbuch des Handels-Rechts,1853-1860, S. 4.

[42] Goldschmidt, Kritik (同前注 29), S. 14 f.

[43] 参见nur Koch (同前注 13), Buschs Arch. 1(1863), 431 (443).

[44] 参见Denkschrift (同前注 21), S. 192 ff.

[45] Krause, Kaufmannsrechtund Unternehmensrecht, ZHR 105 (1938), 69 (124 f.).

[46] 第一部反经济犯罪的法规实施于1976年7月29日(BGBl. I, S. 2034); 它的意义见于Biener, Die Neufassunghandelsrechtlicher Buchführungsvorschriften, DB 1977, 527 (533).

[47] 参见näher in meinem Handelsrecht (同前注 33), S. 87 ff.

[48] 民事合伙无诉讼能力的法律解释参见etwa Stein-Jonas-Leipold, ZPO, 20. Auf., 3. Lfg.1977, § 1 Rdd. 151; Mentzel-Kuhn-Uhlenbruck, KO, 9. Aufl. 1979, Vorbem. vor §207 B Rdn. 1; Ulmer, Die Gesellschaft bürgerlichen Rechts, 1980, § 705 Rdn.114.

[49] 亦参见Lutter, Gedanken zur aktuellen Bedeutung desHandelsgesetzbuche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Rotondi, Inchieste (见前注 25), S. 261 (270); Herber, Probleme der gesetzlichen Fortentwicklung des Handels- und Gesellschaftsrechts, ZHR 144 (1980), 47 (71).

[50] 详细论述，参见Schultze-v. Lausaulx, Die Zukunft (同前注 34), S. 4 ff.

[51] Schultz-v. Lasaulx, DieZukunft (同前注 34), S. 51.

[52] Schultz-v. Lasaulx, DieZukunft (同上注), S. 51.

[53] Schultz-v. Lasaulx, DieZukunft (同上注), S. 53.

[54] BR-Drucks. 61/82.

[55] BegrRegE Bilanzrichtlinie-Gesetz, BR-Drucks, 61/82, S. 75.

[56] Alternativen zum Bilanzrechtlinie-Gesetzentwurf, hrsg. Von Joachim Schulze-Osterloh, 1981, S. 50 f., 98.

[57] 参见 Eichler (同前注 25), ZHR 126 (1964), 188 ff.; Müller-Freienfels (同前注 4), S. 597, 613 ff.

[58] Eichler (同前注 25), ZHR 126 (1964), 190, 在本文中，他意识到有一种想法必须被逐步剔除，即向企业思维进行转变只是商法中的特殊性观点。

[59] Philipp Heck, Weshalbbesteht ein von dem bürgerlichen Rechte gesondertes Handelsprivatrecht?, AcP 92(1902), 438 (454 ff.).

[60] 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缺失的视角参见本文：三（一）2（1）部分的论述。商法所一再强调的便捷性与便利性虽然有利于商人的交易行为，但对于大量交易（Massenverkehr）并不适用。

[61] Nußbaum, Die Auflösungdes Handelsrechtsbegriffs, ZHR 76 (1915), 325 ff.

[62] Nußbaum, (同前注 61), ZHR 76 (1915), 331.

[63] Nußbaum, (同上注), ZHR 76 (1915), 325.

[64] Nußbaum, (同上注), ZHR 76 (1915), 327.

[65] 相关工作参见von Rießer, Zur Revision des Handelsgesetzbuches, Bd. I, 1887, 全文; 从程序法的角度考虑新法规的制定：Gerhard Luther, Zur Einheit von Bürgerlichem Recht und Handelsrecht, in: Rotondi, Inchieste (同前注 25), S. 245 (254 ff.); 通过"连接商法与营业私法"扩大这一立法模式的适用，参见schon Nußbaum (同前注 61), ZHR 76 (1915), 325(324 f.).

[66] Dazu eindringlich Marcus Lutter (同前注 50), S. 261 (268).

[67] 参见 auch Gerhard Luther (同前注 65), S. 257.

[68]Bericht überdie Verhandlungen der Unternehmensrechtskommission, 1980 (Stellungnahmen vonKübler, H.P. Westermann, Sonnenschein, Karsten Schmidt und Schulze-v. Lasaulx, ZGR 1981, 377 ff.); 仅关注到企业组织中的职工权益保护：Vorschläge zum Unternehmensrecht, WSI-Studie zur Wirtschafts- und Sozialforschung,1981.

[69] Ebenso bereits MarcusLutter (同前注 50), S. 270.

[70] Siebert, BGB-System undvölkische Ordnung, DRW 1936, 204 (262); dagegen z. B. Schultz-v. Lasaulx, DieZukunft (同前注 34), S. 35 ff.

[71] 正确的观点是，把“企业“作为连接的基础性概念一开始就值得怀疑，因为并不存在统一的企业概念，更恰当的说这是一种学术术语规范上的决定，参见Rittner, Wirtschaftsrecht, 1979, S. 118ff., 297 ff.; Karsten Schmidt, „Unternehmen“ und „Abhängigkeit“: Begriffseinheit und Begriffsvielfalt im Kartell- und Konzernrecht, ZGR 1980, 277 (280); 进一步的证明。

[72] 相关论述参见Gerhard Luther (同前注 65), S. 259;Müller-Freienfels (同前注 4), S. 618.

[73] Canaris, Aphorismen überdie Zukunft des Handelsrechts, Buschs Arch. 29 (1874), 1ff.

[74] 参见zum Folgenden das bei Goldschmidt, Die Codification desDeutschen bürgerlichen und Handels-Rechts, ZHR 20 (1875), 134 (137 ff.) abgedruckteGutachten der sog. Fünferkommission, dort S. 139 ff.

[75] 相关原因参见Motive zum VVG, 1907, Neudruck 1963, S. 59 f.; s.demgegenüber die Vorschläge von Rießer, Zur Revision des Handelsgesetzbuches,Bd. II, 1889, S. 3 ff.

[76] 原因参见Häuser, Empfiehlt es sich, die Beziehungen des Kunden zum Kreditinstitut – insbesondere die bankmäßige Vermittlung des bargeldlosen Zahlungsverkehr (Giroverhältnis) – im BGB besonders zu regeln?, in: Gutachtenund Vorschläge zur Überarbeitung des Schuldrechts, Bd. II, 1981, S. 1317 (1334).

[77] 海商法作为特别的法典有不同的要求，在大部分有关德国商法典的文本中并不包括第四编。

[78] 这些法律规范参Raisch, Die rechtsdogmatische Bedeutung (同前注 32), S. 483; Karsten Schmidt, Handelsrecht (同前注 33), S. 390.

[79] 抽象原则作为所谓“法律人法典”的特征体现在规范的组织语言上，参见Noll, Gesetzgebungslehre, 1973, S. 187; 对此，充满对超越个人正义观念与艰深晦涩的语言优缺点的争辩；抽象语言组织的法律不易受历史因素的影响，但并不意味着其关注度也相应降低。

[80] 参见Wieacker, 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2. Aufl. 1967, S.462.

[81] 参见die Nachweise bei Raisch, Geschichte Voraussetzungen (同前注 32), S. 26.

[82] Goldschmidt, Universalgeschichte des Handelsrechts, 1.Lfg. 1891, S. 12.

[83] S. hierzu „Gutachten und Vorschläge zur Überarbeitung des Schuldrechts“, Bd. I und II, 1981, dazu Aufsätze von Alfred Wolf und Diederichsen,AcP 182 (1982), 80 ff., 101 ff., sowie von Schmude, Heinrichs, Schünemann, Lieb, Hübner und Denck, NJW 1982, 2017 ff.; scharf ablehnend Ernst Wolf, KeinAbschied vom BGB, ZRP 1982, 1.

[84] 相关论述见笔者的著作《商法学》，(同前注 33), S. 394 ff.; 这方面的讨论亦参见Wahl, Der Handelsverkehr als Schrittmacher des Zivilrechts, besonders bei der Einschränkung des Vertragsprinzips, in:Strukturen und Entwicklungen im Handels-, Gesellschafts- und Wirtschaftsrecht,Festschrift für Wolfgang Hefermehl, 1976, S. 1 ff.

[85] 相关论述亦见笔者的著作《商法学》，(同前注 33), S. 445 ff.; zur Einordnung des „letter of intent“in das Vertrags- und Schuldrecht 参见, jüngst Marcus Lutter,Der Letter of Intent, 1982.

[86] 参见 hierzu Coning, Die Treuhand kraft privatenRechtsgeschäfts, 1973, S. 28 ff.

[87] 相关论述亦见笔者的著作《商法学》(同前注 33), S. 443 ff.

[88] Wieacker, Privatrechtsgeschichte (同前注 80), S. 462; 工商业对民法典发展的影响参见： Ursula Bähr, Die berufsständischen Sonderinteressen und das BGB. Ein Beitrag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Kodifikation, Diss. Heidelberg, 1972, S. 61 ff.

[89] 商法是够可以理解为职业法的相关论述参见Schultz-v. Lasaulx, Die Zukunft (同前注 34), S. 9 f.

[90] 相关批评见笔者的著作《商法学》，(同前注 33), S. 577.

[91] 思想史基础概况参见, Wieacker, Privatrechtsgeschichte (同前注 80), S. 323 ff., 458 ff.; Molitor-Schlosser, Grundzüge (同前注 20), S. 51 ff.

[92] 参见zu diesem Kodifikationsideal Wieacker, Privatrechtsgeschichte (同前注 80), S. 475; Wesenberg, Neueredeutsche Privatrechtsgeschichte, 3. Aufl. von Günter Wesener, 1976, S. 143; Bydlinski, Arbeitsrechtskodifikation und allgemeines Zivilrecht, 1969, S. 5.

[93] 蒂堡在其1814年的经典论著《德国制定一部统一民法典之必要性》中，把政治分裂作为重要的论述点。参见S.7 = Abdruck in : Thibaut und Savigny. Ihreprogrammstischen Schriften, mit einer Einführung von Hans Hattenbauer, 1973, S.64 ff.; 他想排除过去法律中“明显的混杂内容”，并促成制定“一部体现单一政治意志及在全德国范围内适用的民法典”。（S. 11 f. = ebd. S. 67）.

[94] 尤其参见Anschütz, Der Entwurf eines deutschen Handelsgesetzbuchs, in: Krit.Überschau der deutschen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 Bd. 6, 1859, 238 ff.; 甚至《德国普通票据法》早在1848年11月25日就由国民议会作为帝国法律通过，并在1848年11月26日的帝国法律公报上“德意志帝国法律”的名义宣告。问题是，各邦国通过国民议会的决议与命令结成联盟，在法兰克福帝国宪法失败之后这一联盟是否存在是有争议的，大部分邦国在此之后分裂出去。参见Hahn, Das Handelsrechtnach dem ADHGB, 1870, S. 33; Wächter, Das Wechselrecht des Deutschen Rechts,1883, S. 8; Grünhut, Wechselrecht, Bd. I, 1897, S. 258; Huber, Das Reichsgesetz über dieEinführung einer allgemeinen Wechselordnung für Deutschland vom 26. November 1848, JZ 1978, 785.

[95] 参见nur Schlosser, Grundzüge (同前注 20), S. 92.

[96] 相关论述参见Raisch, Die Abgrenzung (同前注 18), S. 131 f.

[97] Goldschmidt, Der Abschluß und die Einführung d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Handelsgesetzbuches, ZHR5 (1862), 204 (212 ff.); Eichler (同前注 25), ZHR 126 (1964), 181(182); Müller-Freienfels (同前注 4), S. 591.

[98] 亦参见Raisch, Die Abgrenzung (同前注 18), S. 133.

[99] Rießer, Der Einflußhandelsrechtlicher Ideen auf den Entwurf ein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1894, S. 73 ff.

[100] 准确的描述参见Rießer, Der Einfluß (同前注99), S. 14 f. Fn. 3; 该概念直至今日仍在适用，参见：Mitteis-Lieberich, Deutsches Privatrecht,9. Aufl. 1981, S. 154,《商法典》第377条在“民法的商业化”这一表述下被概括为“甚至在非商事交易中，买方往往不被允许等到法定期限，而必须立即索赔”。从这一点可以窥见到本节所讨论讨论的商法先锋角色，但看似有问题的是，是否《商法典》第399条的立法思想当真是这一续造的渊源。

[101] 民事法律交往的商业化参见etwa Heck (同前注 59), AcP 92(1902), 438(448).

[102] Nußbaum (同前注 61), ZHR 76 (1915), 325 (331).

[103] Wortlaut bei Rießer, Zur Revision des Handelsgesetzbuches (同前注 65), S. 2; Vierhaus, Die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Entwurfs ein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 für dasDeutsche Reich, 1888 (Nachdruck 1974), S. 51; Goldschmidt, Die Codification (同前注 74), ZHR 20 (1875), 134, 139.

[104] 参见Art. 52 ADHGB; wegweisend dazu Laband, DieStellvertretung bei dem Abschluß von Rechtsgeschäften nach dem allgemeinenDeutschen Handelsgesetzbuch, ZHR 10 (1866), 183 ff.

[105] Art. 55 und Art. 298 Abs. 2 ADHGB; 参见auch Rießer, Der Einfluß (同前注 99), S. 26.

[106] 参见Artt. 317 ff. ADHGB.

[107] Art. 278 ADHGB; zur Übernahme in das BGB 参见Motive, in: Mugdan, Die gesamten Materialien zum BGB I, 1899, S. 437; Rießer, Der Einfluß (同前注 99), S. 33.

[108] 参见 Art. 279 ADHGB; Rießer, Der Einfluß (同前注 99), S. 33.

[109] Art. 280 ADHGB.

[110] Artt. 324 ff. ADHGB; Rießer, Der Einfluß (同前注 99), S. 46.

[111] 参见Rießer, Der Einfluß (同前注 99), S. 38 f.; der Gesetzgeber des BGB konnte jedoch auf kasuistische Regeln wie Art. 400 ADHGB =§ 431 HGB verzichten; 参见 Mot. in: Mugdan (同前注 107) II, S. 16 f.

[112] Art. 283 ADHGB als Vorgänger der §§ 249, 252 BGB; dazu Denkschrift, in: Mugdan (同前注 107) II, S. 1235.

[113] Endemann, Das deutsche Handelsrecht, 4. Auflage 1887, S. 11 f.; gegen ihn Heck (同前注 59), AcP 92 (1902), 438 (450).

[114] BAG, AP Nr. 18 zu § 74 HGB (§ 74 a Abs. 1 S. 1 HGB); AP Nr. 18 zu §§ 133 f. GewO (§ 75 b HGB); AP Nr.19 zu § 133 f. GewO (§ 75 Abs. 1 HGB); AP Nr. 18 zu § 133 f. GewO (§ 74 a Abs.1 S. 3 HGB).

[115] 相关案例参见BAG, AP Nr. 24 zu § 611 BGB Konkurrenzklausel = NJW 1970, 626 = BB 1970, 35 = DB 1970, 63 und AP Nr. 23zu § 133 f. GewO = BAGE 22, 6 = NJW 1970, 443 = BB 1970, 395 = DB 1970, 257 目前的类推禁止例外已被放弃，而替代为《商法典》第74、75条相关适用确定的竞业禁止。

[116] BAGE 23, 382; BAG, BB 1971, 268; 1972,447; 1974, 1531; 直接适用参见BAG, AP Nr. 18 zu § § 74 HGB, 因为依据《商法典》第59条，税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的雇员不被视为商业辅助人。

[117] BAG, AP Nr. 26 zu § 74 HGB; 参见auch AP Nr. 8 zu § 74 c HGB (Anwendung des § 74 c HG Bauf einen Chemotechniker); 大量证明亦参见： Neumann, in:Landmann-Rohmer, GewO, 13. Aufl., Stand vom Okt. 1981, Bd. I, § 133 f. Rdnrn. 18 ff.

[118] 对商法的这一理念本身并没有确切定位，而只是法律续造的目标。参见Karsten Schmidt, Handelsrecht (同前注 33), S. 48.

[119] 参见相关批评见笔者的论著《商法学》 (前注 33), S. 368; bemerkenswert bereits Nußbaum (同前注 61), ZHR 76 (1915), 325 (332).

[120] 参见前注118.

[121] 相关深入探讨参见：Karsten Schmidt, Zur Stellung der OHG im System derHandelsgesellschaften, 1972, S. 91 ff.

[122]参见Thomas Raiser, Das Unternehmen als Organisation, 1969,S. 166 ff.; Flume, um ein neues Unternehmensrecht, 1980, S. 25 ff.; Schilling, Das Aktienunternehmen, ZHR 144 (1980), 136 ff.; Erwiderung, a.a.O., S. 339 ff.

[123] 参见Rittner, Wirtschaftsrecht (同前注 71), S. 125 ff.; Karsten Schmidt, Handelsrecht (同前注 33), S. 61 ff., 69 ff.; Pipier, Unternehmen und Unternehmer in der verfassungsrechtlichen Ordnung der Wirtschaft, VVDStRL 35(1977), 56 ff.

[124] Karsten Schmidt, Handelsrecht (同前注 33), S. 95 ff., 99 ff.

[125] 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观点，存在公示原则的例外：(BGHZ 62, 216, 221; 64,11, 15 = JR 1975, 459 m. Anm. K. Schmidt); 笔者的观点是，仅在符合实际情况下，公示原则才适用于企业行为。; 参见 Handelsrecht (同前注 33), S. 96, 98.

[126] BGHZ 62, 216.

[127] 参见§ 19 Abs. 5 HGB i.d.F. des Gesetzes v. 4.Juli 1980,BGBI. I, S. 836; zur Rechtsscheinhaftung 参见 BGHZ 64, 11 = JR 1975, 459 m. Anm. Karsten Schmidt; BGH,NJW 1981, 2747 = JuS 1982, 143 (Karsten Schmidt).

[128] 参见笔者的商法学教科书，(同前注 33), S. 163.

[129] 这一原则笔者已深入的探讨，参见ZHR 145 (1981), 2 ff.

[130] 亦参见笔者的案例评释：NJW 1982, 1648.

[131] 表示理论（Erklärungstheorie）、权利外观理论（Rechtsscheintheorie）与责任金理论（Haftungsfondstheorie）。

[132] Handelsrecht (同前注 33), S. 159 ff., 以及前注129中所作的贡献。

[133] BGH, NJW 1982, 577 = JuS1982, 465 (Karsten Schmidt).

[134] 如果欠缺登记的主体是非商人，则目前的法律实践导致的是与之相矛盾的结果，参见BGHZ 31, 397 = JZ 1960,320 m. Anm. Krause = BB 1960, 190 Nr. 1; BGH, BB 1960, 190 Nr. 3 m. Anm. Tiefenbacher; dazu, meine Kritik im Handelsrecht (同前注 33), S. 187.

[135] BGH, BB 1982, 882 = NJW 1982, 1647 m. Anm. Karsten Schmidt.

[136] 参见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4. Aufl.1979, S. 417 ff.; zu den Leistungsgrenzen der Methodenlehre und zu ihremVerhältnis zum Verfassungsrecht 参见： eingehend Wank, Grenzenrichterlicher Rechtsfortbildung, 1978.

[137] Handelsrecht (同前注 33), S. 17.

[138] BGHZ 30, 388 („Ed. S.“unzulässig); BGH, BB 1980, 69 („Heinz H.“ unzulässig); KGJ 23 A 205 und KG, JW 1925, 1416 (kontrovers zur Abkürzung „Willy“).

[139] BGHZ 62, 230.

[140] 参见Würdinger in Großkomm. HGB (同前注 35), § 37 Anm. 2.

[141] RGZ 114, 90 (93 f.);132, 311 (316); RG, JW 1902, S. 27 Nr. 20; 1913, S. 435 Nr. 12; Bußmann, Name, Firma, Marke, 1937, S. 154; Riehle, Zur Kollision von Firma und Warenzeichen, ZHR 128 (1966), 1 (4); ebenso im Ergebnis noch Würdinger in Großkomm. HGB (同前注 35), § 37 Anm. 25.

[142]参见W. Siebert, Das Namensrecht im Verhältnis zum Firmen-,Warenzeichen- und Wettbewerbsrecht, BB 1959, 641 (642); Baumbach-Duden-Hopt, HGB, 24. Aufl. 1980, § 37 Anm. 3 B; 参见auch dieDarstellung des materiellen Firmenschutzes bei Würdinger in Großkomm. HGB (同前注 35), § 37 Anm. 30 ff.

[143] BGHZ 53, 65 (70) = LMNr. 5 zu § 22 HGB m. Anm. Stimpel = GRUR 1970, 320 m. Anm. Droste = BB 1970,318 m. Wessel; zust. z.B. OLG Hamburg, BB 1973, 1456.

[144] 参见bereits Düringer-Hachenburg, HGB, 1. Aufl. 1899, § 37 S.141 sub 3.; weitere Nachweise bei BGHZ 53, 65 (70).

[145] 批评性评析参见Karsten Schmidt, Kartellverfahrensrecht –Kartellverwaltungsrecht – Bürgerliches Recht, 1977, S. 428 ff.

[146] Karsten Schmidt, Handelsrecht (同前注 33), S. 287.

[147] 相关论述参见Stimpel, LM Nr. 5 zu § 22 HGB unter 3.

[148] RGZ 132, 311 (314); a.M. noch BayObLG, LZ 1922, 31 f.; JFG 1, 188 f.; neben der Problematik dessubjektiven öffentlichen Rechts tritt hier die der Rechtsschutzform auf; nachh. M. gibt es keine Verpflichtungsbeschwerde im FGG; 参见KG, Rpfleger 1971, 180; Lindacher, Untätigkeitsbeschwerde im Verfahren der Freiwilligen Gerichtsbarkeit? , DRiZ 1965, 198; bejahend Kissel, Gibt es eine Untätigkeitsbeschwerde im Rahmen des Verfahrens der Freiwilligen Gerichtsbarkeit?, ZZP 69 (1956), 3; vermittelnd Keidel-Kuntze-Winkler, FGG, 11. Aufl., Teil A 1978, § 19 Rdn. 37;Bassenge-Herbst, FGG, 3. Aufl. 1981, § 19 Anm. I 2 a; Lindacher, Beschwerde wegen Nichtbescheidung im Verfahren der Freiwilligen Gerichtsbarkeit, FamRZ 1973, 433.

[149] 联邦最高法院明言，通过对具体案例的梳理，可用“部分代替整体（pars prototo）的方式”推进商号权实际上的贯彻。

[150] 参见Baumbach-Hefermehl, Wettbewerbsrecht, 13. Aufl. 1981, §16 UWG Rdn. 6.

[151] BGHZ 53, 65 (70).

[152] 同前注46。

[153] §§ 38 Abs. 2, 39 Abs. 2a, 43, 44, 47 a HGB; §§ 141 ff. AO; vor allem Berücksichtigung von EDV und Mikrofilm.

[154] BR- Drucks. 61/82.

[155] Dazu oben Fn. 25.

[156] 参见dazu namentlich Schmidt-Rimpler, Vorbemerkung zu: DerHandlungsagent, in: Ehrenbergs Hdb. V/1, 1928, S. 3; zum Standpunkt des Verf. 参见Handelsrecht (同前注 33), S. 565 ff.

[157] 参见nur Koller in Großkomm. HGB, 3. Aufl., V/1, 1980, § 383 Anm. 7, 8; zur Geschichte 参见auch Hans-Achim Castan, Probleme des Provisionsanspruchsnach neuem Handelsvertreterrecht, Diss. Hamburg, 1956, S. 1 ff.; K.H.F.Schröder, Entwicklung und Bedeutung der Zwingenden Normen im Recht der Handelsvertreter, Diss. Göttingen, 1956, S. 10 ff.

[158] Nußbaum, Tatsachen und Begriffe im deutschen Kommissionsrecht, 1917, S. 43 mit Hinweis auf RGZ 69, 363ff.

[159] 参见nur RGZ 69, 364; RG, JW 1912, 73; OLG Rostock, OLGE 19,401; Nußbaum, Tatsachen (同前注 158), S. 41 f.; Wüstendörfer, Der Handlungsagent als deutscher und ausländischer Rechtstypus, ZHR 58 (1906),118 (133 f.).

[160] RG, JW 1895, 481 Nr. 2; auch Grünhut, DasRecht des Commissionshandels, 1879, S. 64, 概念上二者被原则性的区分，但需强调的是，经纪人和现实交易生活中的中介并没有被严格区分。

[161] 基础性法律事实与教义学上的论述参见Ulmer, Der Vertragshändler, 1969; 近期还有: Ebenroth, Absatzmittlungsverträge im Spannungsverhältnis von Kartell- und Zivilrecht, 1980, S. 25 ff., 199 ff.; Überblick in meinem Handelsrecht (参见前注33), S. 565 ff.

[162] 参见前注161及Evans-von Krbek, Die analoge Anwendung der Vorschriften des Handelsvertretersrechts auf die Vertragshändler, 1976.

[163] BGH, WM 1982, 429 (430); zuvor BGH, LM Nr. 8 zu § 89 a HGB = NJW 1967, 825 (826).

[164] Sandrock, Der Ausgleichsanspruch des Vertragshändlers: der Bundesgerichtshof auf den Spurenvon Odysseus, in: Festschrift Rob. Fischer, 1979, S. 657.

[165] 概述见笔者的《商法学》， (同前注 33), S. 556.

[166] BGHZ 29, 83 (88); 34,282.

[167] BGHZ 34, 282; s. auch BGH, BB 1962, 543.

[168] BGHZ 68, 340.

[169] 参见hierzu auch Brüggemann in Großkomm. HGB (同前注 35), § 89 b Anm. 1; G. Schröder,Wettbewerbsbeschränkende Wirkung der Ausgleichsleistung?, DB 1964, 323.

[170] BGHZ 29, 83 (90); 34, 282 (286); 68, 340 (349); BGH, VersR 1961, 401 (402).

[171] BGHZ 29, 83 (89); 34, 282 (286); 68; 340(343); BGH, VersR 1959, 787 f.; 1961, 401 (402); LM Nr. 21 zu § 89 b HGB = NJW 1964, 1952; LM Nr. 34 a zu § 89 b = BB 1969, 2124; NJW 1981, 1961.

[172] 参见namentlich Sandrock, Der Ausgleichsanspruch (同前注 164), S. 674 ff.; G. Schröder, Zum Ausgleichsanspruchdes Eigenhändlers (Vertragshändlers), BB 1961, 809 (810); Kreifels-Lang, Der Ausgleichsanspruch des Vertragshändlers, NJW 1970, 1769 (1770).

[173] 参见namentlich Sandrock, Der Ausgleichsanspruch (同前注 164), S. 674 ff.; G. Schröder, Zum Ausgleichsanspruchdes Eigenhändlers (Vertragshändlers), BB 1961, 809 (810); Kreifels-Lang, DerAusgleichsanspruch des Vertragshändlers, NJW 1970, 1769 (1770).

[174] 参见mit Unterschieden im einzelnen KG, NJW 1981,2823 (2824); OLG Hamburg, DB 1980, 972; Ebenroth (同前注 161), S. 207.

[175] 对据《商法典》第412、413条解释所确定的承运人权利具有重要意义，参见zu §412: BGHZ 38, 150; BGH, NJW 1972, 866; 1972, 1003; DB 1976, 1149; zu § 413:BGHZ 83, 87 = NJW 1982, 1818 m. Anm. Merz = VersR 1982, 699; BGH, VersR 1982,845; OLG Hamburg, VersR 1979, 814; 1980, 1075; weitere Nachweise bei Mertz, DieHaftungsproblematik im Spediteurs- und Frachtführerrecht, VersR 1982, 213.

[176] BGHZ 46, 140; zust.Capelle-Canaris, Handelsrecht, 19. Aufl. 1980, S. 214; Baumbach-Duden-Hopt (同前注 142), § 429 Anm. 1 B; Schlegelberger-Geßler, HGB, 5.Aufl., Bd. VI, 1977, § 430 Rdn. 2 b; Emmerich, Beschränkte Vertragshaftung und konkurrierende Ansprüche aus unerlaubter Handlung im Frachtrecht – BGHZ 46, 140, JuS 1967, 345; Georgiades, Anmerkung zu BGHZ 46,140, JZ 1967, 446; abl. Helm, Haftung für Schäden an Frachtgütern, 1966, S. 301ff.; ders., in Großkomm. HGB, Bd. V/2, 1982, § 429 Anm. 90 ff.; Schlechteriem, Vertragsordnung und außervertragliche Haftung, 1972, S. 361 ff.; ders.,Deliktsansprüche und die Sonderordnung der Haftung aus Fracht- und ähnlichen Verträgen, ZHR 133 (1970), 105 ff.

[177] Helm in Großkomm. HGB (同前注 176), § 425 Anm. 1.

[178] Schlegelberger-Geßler (同前注 176), § 425 Rdn. 1.

[179] 参见Pappenheim, Das Transportgeschäft nach dem Entwurf eines Handelsgesetzbuches mit Ausschluß des Seehandelsrechts, 1896, S. 5 ff.;Rundnagel, in: Ehrenbergs Hdb. Des gesamten Handelsrechts, Bd. V/2, 1915, S.111 f.

[180] 参见TCM-Abkommen (Text und eingehende Darstellung bei Ganten, Die Rechtsstellung bei Ganten, Die Rechtsstellung des Unternehmers deskombinierten Verkehrs…, 1978) und das von der UNCTAD verabschiedete Übereinkommen über den internationalen multimodalen Gütertransport (Wortlautin: Europäisches Transportrecht 1980, 490; 参见Herber, VN-Übereinkommen über den internationalen multimodalen Gütertransport, HANSA 1980, 950).

[181] 《德国普通商法典》曾被称为国际统一法（Internationales Einheitsrecht），其特征性描述可见Großherzogl, sächs. Appellationsgericht zu Eisennach v.5.11.1866, Buschs Arch. 10 (1867), 484，Großherzogl认为：“尽管《德国普通商法典》并没有被联邦立法部门作为联邦法律颁布，而是在各个邦国中被其自有的立法机关公布，形式上而言它似乎仅作为个别性的法律渊源。但当时整个德国范围内，它在平衡地方商事立法上的对立、促进德意志统一与商法领域国际平等性方面作出很大的贡献。”

[182] Herber, Empfiehlt sich eine Kodifizierung des deutschen Transportrechts?, JZ 1974, 629; ders., (同前注 50), ZHR 144 (1980), 47 (71).

[183] 运输与提单条件的内容控制参见BGHZ 71, 167; 82, 162 = NJW 1982, 992; BGH, VersR 1980, 40; König, Auswirkungen des AGB-Gesetzes auf die in der Binnenschifffahrt gebräuchlichen Konnossementsbedingungen, in: Heber u.a., Probleme des Binnenschifffahrtsrechts II, 1979, S. 5 ff.

[184] Dazu grundlegend Helm, Haftung (同前注 176), passim.

[185] Dazu zuletzt BGHZ 82, 162 = NJW 1982,992.

[186] 参见Gramm, Das neue Deutsche Seefrachtrecht nach den Haager Regeln, 1938, S. 72 ff.

[187] Guetshow, Die Reform und Vereinheitlichung des Seerechts durch Rückkehr zum allgemeinen Frachtrecht,1911, S. 4.

[188] 详细论述参见Fikentscher, Methoden des Rechts in vergleichender Darstellung, Bd. IV, 1977, S. 132 ff.

[189] Wieacker, Aufstieg (同前注 22), S. 50.

《中德私法研究》法典专题

法典基础：

萨维尼｜论我辈从事立法与法学之禀赋（袁治杰译）

论我辈从事立法与法学之禀赋（上）

论我辈从事立法与法学之禀赋（中）

论我辈从事立法与法学之禀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