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丨016浙江师范大学孙晓磊
青年学者说文献学
——016浙江师范大学孙晓磊
编者按：2019年《文献》杂志第3期推出“文献学青年谈”专栏（文献学青年谈[一]文献学青年谈[二]），广受学界关注；11月23-24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召开了“2019年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生代研讨会”，海内外数十位青年学者汇聚一堂，回顾“文献学”历史，畅谈现状，展望前景，碰撞出很多有益的学术火花。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在校年轻学生了解“文献学”，借鉴前人读书治学方法，甚或主动地报考学习“文献学”专业，“书目文献”公众号推出“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专栏。此次参与采访调查的青年学者有数十位之多，主要来自高校、古籍收藏机构和相关出版社及期刊编辑部，他们或讲学于各大高校文献学课堂，或终日摩挲古籍，或矻矻于古籍整理出版和最新研究成果的揭示，均是从自身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他们眼中的“文献学”。所设问题仅为框架，有些阐述在框架之外，受访者根据心得梳理逻辑层次。本号推送时不作结构调整，仅对明显错误进行订正。感谢在百忙之中支持本次“专栏”的各位老师！
记得关注“书目文献”，陆续推送的青年学者中，或许就有你现在或未来的导师哦！
前期框架设计和邀约人员，得到石祥、董岑仕等老师的具体帮助！特此说明。
南江涛谨按
2020-4-23
个人介绍（70后/80后？学位，所在高校或科研机构名称和职称，从业时间，代表作，其他相关内容。照片一张）
孙晓磊，1985年，文学博士、博士后。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先后发表《〈公孙龙子〉思想发微》《汉初相国、丞相制度变迁述论》《〈史记·律书〉“律数”发微》《〈屈赋音义〉材料来源及作者考实》等论文，出版有《〈史记志疑〉研究》，点校有《屈原赋注》一书。
1.文献学是一个冷门学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是主动报考还是调剂？谈一谈您对“文献学”的最初印象，现在的理解有没有变化？
我的本科专业是生命科学。我所在的大学，生物系分设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两个专业，前者是师范类，后者是非师范类。我在进入大学之后，发现自己对生物学始终没有太大的兴趣，这在开设的各门实验课中表现得尤为强烈。当时，我沮丧于自己的这种状态。我曾询问学校有无调换专业的可能，被告知无法调换。后来，我查阅了考研信息，得知可以跨专业，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想通过跨专业考研来改变自己。
最初，我是计划报考数学专业的研究生。因为我所在的生物系也曾开设过“高等数学”这样的课程，而且我感觉自己这门课的成绩尚可，所以想尝试一下。当我自学《数学分析》（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之后，我便放弃了之前的计划，因为我看不懂《数学分析》。虽然我坚持了半年。那时，我才明白生物系的“数学”和数学系的“数学”是完全不同的知识结构。
我在图书馆里也经常浏览文史类图书，对文献学方面的图书有着比较深刻的印象。当时，我只是粗浅地感觉学习文献学的思维方式比较契合理科生，理性思维比较强烈，因为这一学科需要较强的理性思维，所以便有了报考文献学研究生的想法。我是主动报考的南京师范大学，承蒙各位老师不弃，将我录取。我的硕士、博士读书时光都在南师大随园校区，那是很美好的六年。现在，我仍然认为学习文献学需要具备较强的理性思维，这一看法没有改变。
我进入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工作之后，每年为学生开设一次“目录学”的课程。《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序文，《四库全书总目》中部分重要典籍的提要，细读。目录学的重要性，清人王鸣盛曾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十七史商榷》卷一）非夸大之词。
当然，文献学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只是六大板块之一。高校通过相关课程的开设，使得研修该课程的学生具备了进一步深入学习古代文化知识的基础。
我关注的材料偏向于历史文献学。硕士阶段，谢秉洪师指导我做《汉书》研究，校雠汲古阁本与中华书局点校本之异同。博士阶段，赵生群师指导我做《史记》研究，订正梁玉绳《史记志疑》对《史》文的误辨。目前，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黄灵庚先生主持整理《北山四先生全书》（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由我点校金氏《通鉴前编》，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契机，能与学界有进一步的交流。
校勘古书，撰写校勘记，是一种很扎实的学术训练。当然，我们若以某一颇具学术价值的异文为核心，上下求索，旁及相关诸问题，扩充证据，即是一篇学术论文，而不再是简短的札记。
我的体会主要是以下三方面：
第一，我们在辨正古书中的某一处异文时，往往会利用到作为旁证的他书，而这个“他书”也需注意版本异文。例如，当我们辨正《史记》中的某一处异文时，往往可以借助于《汉书》的作字情况，但我们也需注意该字在《汉书》不同版本中的表现是否一致。
第二，我们在点校古人的著作时，有时不得不施加“错误”的标点。先秦两汉的典籍，历代都有大量的注释类著作。这种作品的文本，在结构上至少有两层，一是元典之文，一是注释之文。作者在注文里往往会有针对元典的文句进行贯通文意的工作，当他对元典的解释与主流的看法不同时，那么他对元典的句读就有可能与主流的看法相异，这时候我们就应该特别留意，因为作者这种句读，有可能是错误的，但我们仍应尊重、遵从作者的这种句读，将其如实地反映在元典之文的标点中，这样才能与注文的文意相协，这代表着作者的理解，而不是点校者的理解。
第三，校勘古书的方法，陈垣先生在《校勘学释例》中将其分为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法。当我们校勘先秦两汉典籍时，基于对校产生的版本异文，辨正之后，可以作为依据径改底本文字，同时撰写校勘记。否则，若没有版本依据，纯粹使用本校、他校、理校而产生的异文，辨正之后，可撰写校勘记，但不能改动底本文字。综合运用校勘四法者，同理。古书会有作者的撰述之误、用字之误。我们只是校订古书在后世流传过程中所形成的讹字，以求恢复它的文本原貌，而不是任由自己的判断去随意更改作者的文本，否则那不是作者的文本，而是校者的文本。作者自己行文的错误，我们需要如实地保留。宋刻本之前，先秦两汉典籍的写本、钞本多不存于世，或有留存，亦是残叶。先秦两汉典籍的校勘，至多可以追溯、恢复到它宋刻本时期的面貌，但无法完全追溯、恢复到它的原始面貌，我们只能使新校本尽量趋近于那个原始的文本面貌。这实际上是一个集思广益、历时长久的动态过程。另外，对校可以穷尽异文，而本校、他校、理校则难以做到这一点。先秦两汉典籍的校勘，尤其是像《史记》《汉书》这种体量较大的书，若想做到穷尽式的校订，基本不可能。
文献学有它工具性的一面，作为文献学分支之一的目录学，工具性就很强。文献学当然也是一种学科。文献学在包含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之外，尚有辑佚、辨伪、典藏等等，可见它的体系性。文献学既研究古籍的版本、装帧、递藏、真伪、存佚，亦可以通过文字、音韵、训诂以及校勘来研究它的文本。我们对文献学应有一个立体的、综合性的认识。
文献学研究生在培养上，首先要培养他们的古籍版本意识，尤其是对先秦两汉的元典，学生应能区分其不同版本的优劣。若想熟悉版本，只有真正地去接触古籍实物，才能有直观的认识。现在古籍数据化非常普遍，从学生能力培养的角度来说，通过图片类的材料来间接地接触、认识某些古籍版本，虽不如具体实物直观，仍不失为教学过程中的有效手段。至于具体的学术训练，应注意培养学生的古籍阅读能力，使学生尝试点校一两部古书。我在南师大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方向东师曾让我们点读一个学期的《仪礼》，很有意义。
现在的学生人数太多，就业上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有较大的竞争性。这个现象是共性，非文献学独有。我们解决这种就业压力的根本出路在于国家经济大环境的稳定、向上，只有经济繁荣才能促进各行各业的繁荣。
文献学发表学术论文的困难很大，但这也是各个专业的共性，身为青年教师，我感触颇深。刊物少，人数多。我个人感觉，虽然困难重重，但我们不能轻易放弃，应该坚持，发现问题就应写出来，保持头脑的活力、创造力。学术能力的培养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精彩的学术论文，从选题到论证，再到结论的得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文献学研究生的就业，集中在高校、中小学、政府机构、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等。当然，今天若想进入高校教师岗位，需要拥有博士学历，这是现在高校的底线要求。
文献学的前景，应该乐观。现在出土文献日渐丰富，若仅仅从传统文献学的角度来说，典籍简与传世文献的比较研究，其热度将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另外，古籍影印、整理、数字化，未来一段时间内均会受到较大的关注。
程千帆、徐有富撰著的《校雠广义》，分为目录编、版本编、校勘编、典藏编。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这套书的修订本，非常有利于这套书的推广。《校雠广义》的优势是理论框架充盈、资料丰赡详实。
《目录编》从目录的结构、功用以及著录事项，再到目录的分类沿革、编制；《版本编》从文献载体、纸书的装式，到雕印本的品类、鉴定，再到版本的变异、传承；《校勘编》从书面材料错误的类型、原因，到校勘的资料、应具备的知识，再到校勘成果的处理形式；《典藏编》从典藏单位、图书收集、亡佚，到图书的保管、流通等等，皆有详尽的讲解。
专栏往期回顾
注：本文为书目文献公众号原创，转载请后台留言或发消息获取白名单。纸媒刊载，请直接联系作者。感谢孙晓磊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