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土地·城市——研究思路与方法》出版于2008年，可以算一本“老”书了，其中收录了梁鹤年先生十多年前关于城市规划和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分为经济、土地、城市三个专题。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一些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些考虑；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与国土开发：几个政策上的意见，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城市理想与理想城市等，共32篇文章。本系列将分享李媛、韩汉白两位青年学者关于本书的读书心得。想阅读本书的读者，可在文后评论区留下邮箱地址，我们将寄去电子资源。在此特别感谢梁鹤年先生慷慨惠赠版权。
《经济·土地·城市——研究思路与方法》
梁鹤年
商务印书馆, 2008
记忆，是个奇怪的东西。有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记得很清楚，有些重要的事情倒印象模糊。
1983年底，联合国代表团来大学介绍联合国的开发项目，我参加了座谈。翌日，校方负责接待的人士给我来电话，说派去陪同的一位教授生病了，要我去顶替。机缘巧合，认识了团员之一的中国国家科委外事官员（他后来出任中国驻联合国科技参赞，现已离休多年）。北国的深秋，那天特别冷，我又没有车子，两人穿得臃肿得像企鹅，在小城的街上遛了半天。湖上来的烈风把脸刮得又红又痛，却一点也没有减低我们的谈兴：中国锐变的动力，西方历程的启示；现代化的演绎，中国传统价值的评价；国家的前途，个人的理想。他说：“先回去看看吧。”我写给他一封长信，九个月毫无音信。一天，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来电话，说湖北省科委想请我去，这样，就开始了我20多年在中国的讲学、培训、考察、研究和咨询。
1985年首趟回国，感触很大。机会难逢，我妈也想回去看看。那时我已有四个孩子，于是也带了老大和老二一起去。一行四人，从广州到武汉，从武汉到北京，都是坐火车。从前书本上的东西现在看到了。山河秀丽，民风淳厚，干部们勤朴为民。日暮过黄河，两岸苍凉，滔滔浊流，看尽了中华民族的兴衰。百多年来受尽苦难的老百姓是否到了苦尽甘来的时候？心潮激荡，久久难息，谁说男儿不流泪。同车有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很健谈，我是他的好听众，从他处知晓了许多人民的心声、希望。2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成就可观。若是这位老同志仍健在，他还会诉说些什么心声和希望？
回想，1985年是个开端。我的加拿大工作与中国工作先分后合，而且很多时候是巧合，纵错之间好像有主宰。现从头说起。
1970年香港大学毕业后我在建筑师事务所干了三年，1973年来到加拿大又干了一年，跟着就是在美国和英国念书。1979年回加拿大，开始在女王大学任教。当教书匠不能只教自己研究或喜欢的东西。政策分析的方法论是我研究和喜欢的东西，但校方坚持要我教“物理规划”，部分理由是因为大多数的教授只搞社会科学，不懂工程、设计，部分是因为我念建筑出身，对城市规划的物理层面较易上手。起初我有点别扭，日后才发觉真是个幸运的机缘。——本书前言
“第九篇 流域发展模式的选择”读书心得二则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基于“自存”与“共存”平衡的视角沿流域分布是中国大部分人口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的特征，如何有效利用河流的天然和人为条件促进流域发展是一个重要课题。本篇基于北美五大湖和圣罗兰士河（下称湖区）的发展过程，重点分析了两种典型模式，即以沿岸城市集聚为特征的“大街式”模式，以及以沿支流和内陆腹地集聚且由公路连接主流两岸城市的“公路式”模式[1]。这两种模式对于航运（航陆运竞争）、水源（上下游关系）、水产（生态影响的地区分异）、处污（天然与人工处污的协调配合程度）、发电（水力发电选址能否在区域统筹）和旅游（自然和人工风景的取舍）方面会产生不同的意义。本篇最大的启发在于对湖区经验教训的分析，尤其是对决定流域城市兴衰或兴衰更替的三个互相联动的重要因素的解析。第一，是否缺乏腹地，或是否有效开发和利用腹地。例如：由于缺乏腹地，加拿大魁北克省的首府魁北克市被蒙特利尔市赶超，而安大略省的多伦多市拥有广大腹地且临近美国湖区市场，继而超越蒙特利尔成为加拿大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第二，因地制宜，即是否能利用当地的天然优势和人为创造优势。第三，因时制宜，即随着技术发展和交通方式以及产业体系的升级，流域内的城市是否能保持良性互补。例如：湖区的交通主导方式经历了从河运到铁路再到公路的更迭，主导产业经历了从农矿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行业的接替，城市的发展优势在这个过程中具有时间相对性。从以上经验教训可以看出，流域中的城市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和协同发展的关系至关重要。从湖区来看，在经济形势向好、流域整体产业优势明显的背景下，相对容易形成优势互补的局面：核心的大城市发挥良好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流域内的小城市因地制宜、发挥所长，成为有利于促进核心大城市进一步发展的腹地。然而，这种核心城市与腹地城市协同发展的局面是“巧合多于计划”[1]。全球化背景下，当技术升级、产业转移、区域及城市竞争力改变，流域城市的协同关系就会面临挑战甚至演变为恶性竞争。在西方资本主义和市场竞争的主流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影响下，城市和市场发展以自由竞争或没有计划（或整体规划）的商品经济规律为特征，流域内各城市更多是基于自身的经济效益，对经济形势改变带来的挑战作出被动反应，流域层面少有主动协调统筹机制。也就是说，无论是繁荣景象下不同城市的差异化发展，还是面临挑战时的“各扫门前雪”，遵循的内在逻辑都是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竞争至上。有人会指出，这种自由竞争产生优胜劣汰，会带来效率的经济分工。然而，正如梁先生指出的逻辑死结：“大自然的弱肉强食，小鱼成为大鱼的营养料，全无浪费；但自由经济的优胜劣汰确是大量浪费。”[2]237例如：流域内城市或城乡之间竞争中的“失败者”，先期的资源投入和产业的重复建设并不效率，且失败后为保障弱者求存所需的福利而新增投入也不效率。更严重的是，“成功的坐大，失败的人口往外迁移，做成流动和没根的社会。”[1]与之对比，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有着本质不同【详见第五篇读书心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比较》】。与西方类似，我国流域发展过程中核心城市与腹地城市或“大街式”模式下的不同城市之间也存在竞争。但不同的是，流域城市经济发展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底层逻辑的，有“经世”和“济民”两方面特点，可以通过“计划”（或规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平衡流域整体和城市个体、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复杂关系。如何做？梁先生构建的“城市人”理论，尤其是“自存”与“共存”平衡的理念[2]，可以为推动流域内不同城市优势互补、形成整体协同的发展合力提供思路。相比西方“经济人”理论以人（或个体如城市）仅追求自存为假设前提，“城市人”以人追求自存与共存平衡为假设前提，明白自存是共存的基础，共存是自存的保证。但值得注意的是，“城市人”和“经济人”一样，承认人（或个体如城市）追求“自存”的天性。不一样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是自由竞争至上、难有鼓励“共存”的土壤，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有条件追求自存与共存的平衡。追求这种平衡为何重要？以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为例。总体而言，这份纲要涉及四类利益的平衡：生态保护利益（如水源保持和生态治理）、经济发展利益（如优化调整区域经济和生产力布局）、民生保障利益（如完善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文化保护和传承利益（如提升文化软实力）。由于四类利益涉及的核心是资源分配，确定不同利益分得资源的多寡和时序成为实现黄河流域发展目标的难点之一，即如何确定“有所为与有所不为、先为与后为、快为与慢为的关系，抓住每个阶段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3]受“城市人”理论的启发，笔者认为应对这一难点的思路在于从黄河流域的“整体利益”（包括所有利益）出发，基于自存与共存平衡的原则，对其先定性（确定关键问题），再定量（具体衡量指标）。具体而言过程大致包括以下四点。（1）深入理解黄河流域发展的四点总体要求，即绿色可持续、节约集约、因地制宜、协同联动。（2）单利益（自存）分析。比如先从单纯的生态利益确定关键问题（如保护重要水源补给地），进而分析和研究对应四点要求的衡量指标；再如有效覆盖率增加、森林质量提高等可以对应“绿色可持续”。（3）多利益（共存）分析。比如针对保护重要水源补给地这一关键问题，分别从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利益分析，明确对应四点要求的衡量指标。（4）针对确定的不同关键问题及衡量指标，确定各利益的权重。这套思维方法有助于处理不同利益及利益主体的矛盾，尤其是提供了一套基于整体利益的沟通语言，可针对具体问题及具体指标展开实质性讨论。既能形成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的基本共识，也能平衡“生态保护”利益与其他利益的关系，避免陷入生态保护至上的桎梏而限制其他利益的合理发展空间。[1] 梁鹤年. 经济·土地·城市——研究思路与方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2] 梁鹤年. 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6: 8.[3] 新华社.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EB/OL]. (2021-10-08)[2021-10-13].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0/08/content_5641438.htm.
作者：李媛，加拿大女王大学地理与规划系，博士研究生流域研究是区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梁鹤年先生的这篇文章从城市规划专业出发，提出了两种流域发展模式，并以北美湖区开发过程中的历史教训为案例，为中国流域开发和规划提供了重要参考。流域研究在人类学中是一个新兴的研究范式。流域是以河流为中心的人—地—水相互作用的自然—社会综合体，流域以水为纽带，将上中下游和左右岸的自然体和人类群体连接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1]。人类学的流域研究包括文明起源、文化传播、民族迁移、民族认同等方向，主要涉及以下方面：在不同文化、社会和共同体中追溯水的不同价值形态，审视水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状况；考察人们管理水资源、制订水政策的法则和习俗；通过人们对水的不同理解来研究多元的，甚至相互冲突的水知识系统[2]。传统的流域研究主要涉及文明之间的比较和宏观描述、解释。在距今5000~7000年前，在北半球的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以及黄河、长江流域，相继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印度和古代中国四大文明。西方人类学中以江河为代表的古文明研究构建了一套宏观文明发生论，以便为西方社会理解自身和异域“他者”提供参照。四大古文明都被认为是在大河滋育下的贫瘠或半贫瘠平原河谷地带发展起来的，本质上具有相似的政治经济制度。著名人类学马文·哈里斯认为，古文明通过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建构起了专制集权统治的“水利社会”，是与西方社会异质的社会形态[3]。当代的人类学流域研究更多关注水资源的管理和分配。亚洲许多国家的传统社会在全球化以及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影响下逐渐解体，导致传统水资源管理方式被西方模式取代，但西方模式并不能解决当代面临的问题，水资源的管理最终还是要在传统文化甚至是宗教中寻找解决方案。另外一个流域特点问题是跨境流域——如何分配跨境流域资源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影响深远的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例如由以色列在约旦河上筑坝引起的争端，美国对科罗拉多河截流导致的墨西哥干旱等负面案例。当然，由中国牵头组建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澜湄合作）则是运用中国智慧解决流域问题的成功案例。2015年，中国与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发起澜湄合作。澜湄合作建立在“澜湄国家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传统友谊世代相传”的文化基础上，从致力于解决水资源分歧出发，合作领域逐渐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总之，中西文化背景下的流域发展模式是有区别的。中国应该更自信地运用中国智慧和地方性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在中国流域发展的传统水资源管理模式中，可以发现国家或社会组织正在协调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达成合作共赢，这其中的传统智慧同梁先生提出的“自存与共存平衡”不谋而合。参考文献
[1] 曾江. 作为方法的流域：中国人类学新视角[EB/OL]. (2015-01-08)[2021-10-13]. http://www.cssn.cn/gd/gd_rwxn/xslt/201501/t20150108_1471179.shtml.
[2] 李菲. 水资源、水政治与水知识：当代国外人类学江河流域研究的三个面向[J]. 思想战线, 2017, 43(5): 20-30.
[3] 马文·哈里斯. 文化的起源[M]. 黄晴,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
人家的月亮
外国的泥土
政策分析
比较研究：论方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一些理论与实践的探讨——经济三部曲之一
可持续性消费经济：两个循环，一个手段——经济三部曲之二
经世济民——经济三部曲之三
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些考虑
流域发展模式的选择
西部地区开发战略——来自国际与加拿大开发经验的一些启示
农村发展与市场经济：一套理论分析与一件实际工具
解“三农”之困
经济与几何
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与国土开发：几个政策上的意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城市土地开发上的意义
在耕地转建设用地中保护耕地、保护农民利益及提高土地市场经济效率的建议
集体土地股份化：一个互利互律的耕地转用补偿和土地整理分配处理办法
指标拍卖（竞投）的一些想法
精明增长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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