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百年前就办过亚运会,有一届还是在合肥路办的
雅加达亚运会今晚就要闭幕了,开赛至今中国运动员获得一百三十多枚金牌,比上届的一百五十多枚少一点,但这次金牌含金量足,男女篮球、女排、男女100米飞人大战,还有电子竞技……这些金牌带来的振奋,实不亚于奥运会。今晚闭幕式后,亚运会将进入“杭州时间”,下一届亚运会将在杭州举行。不少上海朋友嘀咕:上海自从1997年举办全运会、2008年承办了两场奥运会足球赛之后,没再办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了,什么时候上海也能热闹热闹呢?奥运会难度大,哪怕亚运会也行呢?殊不知上海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办过亚洲级别的运动会——远东运动会,也就是亚运会的前身。而且办了好几届呢。
远东运动会又名“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创办于上世纪初,是世界上最早的洲际国际竞赛。第一届远东运动会是1913年举行的,而大名鼎鼎的英联邦运动会要迟至1930年才开始。远东运动会由中国、菲律宾和日本三国发起,后来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印尼、越南等国也参加过。因为历史原因,这些国家当时参赛时的国名五花八门,暹罗、马来亚、爪哇……不一而足。总的来说,中国、菲律宾和日本全程参赛,从1913年到1934年,总共举行十届,由中菲日三国轮流举办,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办了四届,日本的东京举办两届,大阪举办一届,而在中国举办的三届赛事,全部在上海。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想把伪满洲国拉进比赛,导致中国退出表示抗议,最终远东运动会停办。
上海举办的三届远东运动会分别是在1915年第二届、1921年第五届和1927年第八届。前两届赛事在虹口体育场(也叫虹口花园运动场)进行。第一届赛事时民国总统袁世凯捐赠了两千大洋,“中国近代体育之父”张伯苓也到处筹款,但当时中国只有租界有能力办比赛,当时的虹口体育场是租界里洋人建的,比赛运营也是基督教青年会。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体育界发起收回体育领导权的斗争,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英语名称为“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实际就相当于当时的中国奥委会了。会长王正廷曾经担任过基督教青年会首任华人总干事,因此很多协调工作就好开展了。协进会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租用了法租界天文台路(即今合肥路,该路1927年前名为天文台路,1927年-1943年名为劳神父路,1943年至今为合肥路)的一块地皮,建起了中华运动场作为当时中国的国家体育场。1927年第八届万国运动会就在此举行。
1927年举办的赛事得到蒋介石政府的重视和资金支持,因此办得非常成功。比赛的场地虽然是租的,但经营管理的不是洋人而是中国人,赛事也由中国人全程运营,更是让人扬眉吐气。中华运动场原名棒球场,位置在康悌路(今建国东路)北,天文台路(今合肥路)南,贝勒路(今黄陂南路)西,以及萨坡赛路(今淡水路)两侧,占地137亩。主场地在萨坡赛路东,也就是现在复兴苑、淡水公寓等楼盘所在地,有田径、棒球和网球三片球场;路西即今交通大学医学院的一部分为足球场,可以容纳两万名观众,而且有室外灯光,为上海首创。
可惜好景不长,进入三十年代以后日本侵占东三省,中国内忧外患。这块属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地皮租约眼看就要到期,经过多方协调仍未成功,1934年克菲勒基金会正式发出迁移通知,中华体育协进会不得不把场地迁移到延平路,建立了申园运动场,英文名为New Stadium,位置相当于现在昌平路的静安区工人体育场。但申园只有40亩,连中华运动场的三分之一都不到。1933年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在江湾开始建造体育场,1935年建成。中华体育场和远东运动会成为历史。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劳神父路(合肥路)的这块地皮原来是要建医学院的,但因为建北京协和医学院用款超过预算太多,无力在上海再大兴土木,所以这块地闲置了下来。因为战争等原因,终于医学院终于未能建成。东到黄陂南路、西到淡水路,北到合肥路,南到建国东路这一块地,后来建起了工厂、居民区,成为卢湾区一块普通的地块。记得小的时候,马当路还是“断头路”,从合肥路到徐家汇路这一段是不通的,中间曲曲弯弯无数弄堂,谁能想到这里曾经是民国时代中国的国家体育场,还曾经办过远东运动会呢。
前几年淡水路建国东路口的东北角还有一幢民国建筑的活化石:淡水路邮政所存在。这个邮政所原名康悌路邮政支局(Route conty Post Office),建于1930年,后八十多年一直是邮局,老卢湾的居民对这幢建筑很有感情,因为在通讯不那么发达的年代,寄信、寄包裹是分居各地亲人维系情感仅有的通道。我不知道有多少知青的父母在这里苦苦守候子女寄来的家信,也不知道有多少盒凝聚着亲情的奶粉、饼干、棉衣从这里寄往黑龙江、新疆、云南、安徽……
最后,讲一讲合肥路。合肥路东段1916年建成,从蓝维霭路(今肇周路)到贝勒路(今黄陂南路),以徐家汇天文台命名,叫天文台路(Rue de L'Observatoire),1922年详细延伸到淡水路,后又延筑到重庆南路。1927年以天文台台长劳积勋神父名字命名,改称劳神父路(Route du Pere Froc)。劳积勋(R.P.Louis Froc,1859-1932)是法国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883年来华,掌管徐家汇天文台长达37年。他绘制了第一张《东亚地面天气图》,致力于东亚地区台风的研究,航海业受益良多。现在徐家汇天文台有关于劳积勋事迹的展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参观。
劳积勋(1859-1932)
劳积勋在中国有很多学生,其中有一位是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在晚年出一本著作《走到人生边上》中,杨绛专门写了一篇《劳神父》,文章第一句是这么写的:“我小时候,除了亲人,最喜欢的是劳神父。什么缘故,我自己也不知道……”
文章里有这么一段,1930年杨绛回学校看望老师,八十岁的劳神父就要回国了,特意来见一见这位忘年交。劳神父轻轻抱抱杨绛,说道:“不要忘记劳神父”,杨绛“心上很难受,说不出话,只使劲点头”,然后杨绛写道:“当时他八十,我十八。劳神父是我喜爱的人,经常想念。”
最近我还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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