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年代：一群懵懂少年的自赎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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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的生活 图/长沙一中
上午最后两节是李克果老师的语文课，许多学校已经开始停课闹“革命”，人心早就散了，到学校仅仅是点个卯而已。
值日生一声“起立！”“老师好！”“同学们好！”李老师神色与往常有点不同，转过背，在黑板上写着“最后一课”几个字。
“《最后一课》是法国小说家都德的一篇小说。写的是普法战争法国战败，普鲁士占领军禁止学校教授法语，这是当地师生上的最后一堂法语课.....”，李老师讲得很认真，完全融入文章中的情景。
俞晓夫绘连环画《最后一课》
远处的高音喇叭传来“大海航行靠舵手”高亢的歌声，严重地影响了课堂的氛围。
放下书本，李老师敲敲讲台：“大家认真点，这是这一学期的最后一堂课，讲完学校就正式停课了.....”“呜啦！(俄语的欢呼声)”李老师话音未落，整个教室都沸腾了，书籍、课本纷纷抛上了天。李老师孤零零站在讲台上，一言不发，任由同学们的狂欢，至今我还记得她那无奈又无助的神情。
打读书以来我就喜欢放假，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没有原则的喜欢。这一次“停课”，却让我丝毫都高兴不起来。老师被揪，学校停课，乱成这个样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一个人端坐在教室里，我也是狂热分子中的一员。真正冷静下来，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失落和彷徨。
亲历文革批斗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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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北京的邓拓、吴晗、廖沫沙被揪出来了，全国形成了一股批判“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浪潮。
6月，湖南“最大的反面典型人物康濯”也被揪出来了。康濯是出自延安的老一辈作家，三年前由河北任上调来，任湖南文联副主席，主席是著名作家周立波先生。
某日，父亲给我一张康濯批斗大会的票，这是省里为了迎合全国蓬勃发展的形势，首次举办的大规模批斗大会，会址设在湖南军区礼堂。
那个年代好像什么都和“受教育”扯得上关系，就是怀着这种心态，我、秋丝瓜、毛砣一行三人赶到了军区礼堂。大会已经开始了，一楼坐满了革命群众，我们悄悄溜到二楼，只稀稀拉拉几个人，还记得我们是坐在右边倒数第三排最边的座位上。
主席台上有工农兵代表慷慨激昂的发言，康濯一米八几的个子，单痩的身板，低着头站在台子的左侧。与其说我们是来“受教育”，还不如说看热闹更为贴切。
突然毛砣手肘碰了碰我，并凑近我耳朵，“看后排啰，周、周.....”。我偷偷侧着头，用余光瞟了一下，就我们最后一排有一“葛优躺”，“呀，周立波先生也来了。”
20世纪50年代，作家周立波在家乡益阳
周戴了一副边框透明、泛黄的老式眼镜，大约是从北京赶过来的，身边没有其他随行人员，参加这样的批斗大会，不知此时的心境怎样？
随着“剧情”的纵深发展，几个月后，周立波取代了康濯，成为全国文化界最大的反面典型。从此，湖南文坛的一杆擎天大旗轰然倒下，“周立波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旗”终于被揭露出来了。
书和冒险，激起我们无比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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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不上课，看看大字报、瞎闲逛，很悠闲，也很兴奋。日子长了又觉得太没劲，总觉得好象缺点什么？
“喂，不能长期这样，总还是要做点么子啵？”
“做么子呢？”毛砣真的在很认真的思考。
秋丝瓜凑近来：“听说x中学的图书室被红卫兵砸了，有一个通道可以自由进入。”秋丝瓜卖了个关子，“路不好走，有点风险。”桌子一拍，“走！”又是书，又是冒险，激起我们无比的兴趣。
图书室大门紧闭，我们绕道隔壁教室，摞两张课桌，从天花板一个小洞中钻进去。爬行十多米就是图书室了，踩着书架下来，整整四大间房子一片狼籍，就像鬼子进村，刚刚扫荡过一样，一本完整的书都没有了。
“真是做得出，清得灵光的。”毛砣一幅懊丧的样子，“我们早一点来就好哒”，态度很是诚恳。
走出图书室，咦，不对，秋丝瓜怎这么熟门熟路？肯定他先前来过！
其实，在这段时间我还是有些斩获的。某天清晨，在我们大院的林荫小路上，发现一本小册子，捡起来时还带着清晨露水的潮润，没有封面，有点破旧。翻开来一看，是《外国民歌200首》。
旧书《外国名歌200首续编》 图/旅者杂记
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捡到了一本这样的书，无疑是捡到了一件宝贝。回家工工整整的用牛皮纸包好，请我妈妈写上“外国民歌200首”几个字（我的字太次，见不得人）。
这本小册子引领我走近了“梭罗河”、“鸽子”、“桑塔.露琪娅”，看到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之外美丽温情的世界。50多年过去了，这本书仍藏在我的书柜里。
有朋友来访，神情很鬼秘，前脚刚迈进门，又探头向门外看了看，悄悄对我说，有某研究机构所有在职人员统统被划为“臭老九”，为了避嫌，从上半年起，单位基本停止上班，资料室再也无人光顾。
“你有兴趣没，闲着也是闲着。”
一听是资料室，我耳朵就竖起来了，“书可以敞开来看，我有门道。”
朋友姓王，我们管他叫“大贸易”，也不知是谁起的小名，那年头他和做生意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其父是上海作协副主席，他也是个嗜书如命的角色。
第二天，大贸易、毛砣和我，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到了资料室的楼下，办公楼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打倒xxx”的标语铺天盖地，院子里长满了杂草，有点荒涼。
文革中贴大字报
大贸易领我们到靠花园的一扇小门旁，“这是资料室的勤杂门，原来的锁已经锈死，所里的子弟给换了一把，钥匙就在我这里。”说着很得色地把钥匙扬了扬。
进了资料室，却并没有预期的那种兴奋和激动，四周悄无声息，时间在这里好象停滞了，只有墙上的那面挂钟仍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瘆得慌。
毛砣像老鼠一样，蹑手蹑脚地跟在后面，“那以后何什搞呢？”大贸易十分不耐烦：“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真还得好好研究。”
巡查了一遍，最后大家商定：1、每周四次；2、严守阅览室制度；3、不再扩大范围。
规则敲定了，心情也渐渐平复下来。于是在文化革命那百无聊赖的日子里，我们便经历了一段难以忘怀的幸福时光。
不久前我刚看过郭沫若的《蔡文姬》，还沉浸在剧本的情景中难以自拔。有了这个机会，在资料室我通读了郭老的《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武则天》《屈原》等剧本。
《蔡文姬》剧照
我还记得《屈原》的“桔颂”中有这么几行诗：啊，年青的人，你与众不同。你志趣坚定，竟与桔树同风。你心胸开阔，气度那么从容！你不随波逐流，也不故步自封.....
每次去资料室，我们都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集合，三人结伴同行。因为非常的珍惜，便有了非常的自律。大家各自选一个角落，互不干扰，静悄悄地读着自己喜爱的书籍。
某天，墙上的挂钟刚刚敲了二下，我放下雨果的《九三年》，有所里子弟来报：工宣队要对资料室作一次清查，这不是一两天能完的亊。也就是说我们的“好日子”也就过完了。
工宣队标志牌
“那我们怎么办？”毛砣茫然地看着我和大贸易，“有办法的，再不济就去我妈单位。”近半年的相处，大贸易明显的对毛砣有了好感。
毛砣悄悄对我说：“我们帮忙搞一次卫生好啵？”“好哇！”我和大贸易都热烈赞同。
那天的清扫工作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卖力、最认真的一次。我们把地板拖了，桌子抹了，书籍整理好归了位。
一切都完了，我们在大厅等着毛砣，他朝我们走来，一步，两步，脚步显得有些迟缓。突然毛砣折回去，伏在书桌上认认真真地写画着什么。赶过去，只见信笺纸上两个大大的“谢谢”！毛砣慢慢抬起头，脸胀得通红。
好主意，去水陆洲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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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真诚、单纯，与毛砣相处，浮躁都能够归于平静。他是我发小，是过命的真朋友。
那天下午，我们骑着车瞎逛，又到了黄兴北路燎原电影院隔壁的那家牛奶店，这是我们以往常去的地方。一人要了一杯暖暖的牛奶，细细品尝着。刚喝了两口，毛砣说：“游泳吧？”“好主意！去水陆洲。”
文革老照片—长沙橘子洲头
入夜，硕大的水陆洲天然游泳场竟然只有三两个泳人。我跳下水，朝毛砣挥了挥手，“游一个给师傅看看”，“我随师傅，还是九六的。”清澈的眼睛扑闪扑闪地望着我，一脸的诚挚。
河东不知哪家造反派的高音喇叭在不停地叫唤，内容不太清楚，但调子和嗓门打得老高老高的。
河风轻轻地吹着，江水缓缓。月亮升起来了，又是一轮新月。毛砣轻轻地哼着：“一条小路弯弯曲曲细又长，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
一切是那么喧嚣，一切是又是那么宁静。毛砣和我躺在沙滩上，数着满天星星，细听夜色呢喃。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两大造反派之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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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化革命进行到第二个年头，长沙的造反派形成以“工联”派和以“高司”派为首的两大阵营。
4月下旬以后，“高司”设在河东16个广播站连续被“工联”、“湘江风雷”砸抄。
湖南省湘江风雷挺进纵队 图/长沙铁路第一中学
6月初，“工联”派决定要拔掉中苏友好馆“高司”广播站这颗钉子，并决定由“六号门”主攻。
6月4日晚10时，“工联”派武斗人员以自制的燃烧瓶攻击中苏友好馆，烟火熊熊。当时馆内有持“高司”观点的群众200余人。围攻的武斗人员越来越多。密集的人群从中苏友好馆门前，一直拥挤至五一广场主席语录碑。
入夜，湖南医学院向全体市民呼救的高音喇叭响了整整一晚，“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那一夜主席的《西江月·井岗山》显得比以往都要悲壮。真出大事了，所有市民的心都揪着，长沙城一夜无眠。
我之所以说了这么多，是因为我父亲正好在湖南大学。文革不久，湖大就准备建造一座毛主席塑像，当时我父亲也在应邀之列，两个月前就被学校接走，至今未归。
有小道消息流传说，为防止河那边的大学生进城，轮渡码头已经加派了造反派值守。更有消息在传播：造反派准备打到河西去，端了“高司”总部。过河的唯一通道被堵，怎么是好？
上世纪50至60年代的市轮渡码头 来源：长沙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时间一天一天过着，通讯不畅，风声趋紧，实在是放心不下。
五六天后，父亲突然风尘仆仆回来了。他说目前局势这样混乱，主席塑像的筹建工作完全停顿下来了，担心乘坐轮渡不安全，学校力举走湘潭路线。就像今天的抗日雷剧一样，由几位大学生护送，迂迴奔波，一路突击，绕了一个大圈，花去整整两天时间。幸好有惊无险，安全回家。
我的小提琴学习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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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了一阵，直觉得空落落的，“喂，毛砣，我们还是考虑要做点什么啵？ ”“嗯”，毛砣使劲地点着头，“赞成。”
他曾被部队文艺兵看中，无奈名额被人做手脚顶替，心情很是郁闷。
毛砣建议我学乐器：“要么不学，要学就学最洋气的小提琴。”正合我意，心里由衷地感叹：“知我者，毛砣也。”
那时我常常在想，社会已经如此地轻慢我们，凭什么我们还要自已糟践自己呢？
我和毛砣都是文青，《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几句话是我们经常用来互勉的：“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大约1967年，也就是文革的第二年。在毛砣极力赞成、秋丝瓜坚决反对的情况下，开始了我的小提琴学习之路。
琴很破旧，是借来的。没有老师，没有教材，在知道了4根弦之间的4度关系之后，就摸索着拉了起来。那个刺耳呀，说是鸭叫都是抬举了，就好比玻璃片刮竹条，“丝、丝”直往心里去呀。即便现在回想起来还一身发麻。
秋丝瓜就住在我隔壁，我就不知道那几年他们是如何挺过来的，我佩服他们家的大度和涵养，很不好意思，至今我还欠他一个道歉。
每天拉5一6个小时，枯燥乏味，不过几年的努力也逐渐悟出了一些门道。毛砣说：“我早就讲过，你乐感那么好，不搞音乐可惜了。”“我看也是”，秋丝瓜拉着脸勉强地附合。
1970年代，长沙大托铺军民两用机场。
接着有宣传队邀我去演出，他们胆子也真够大的，我的首秀是大托铺机场慰问解放军空十八师。没有任何排练，硬着头皮就上。坐在台上，大热天出了一身冷汗，此刻我才体会到“滥竽充数”的真正含意。
不久有朋友邀我去湘春路工人文化宫帮忙。朋友姓史，拉小提琴的，在长沙演艺圈子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时间还早，我和史哥靠在台后景片上，各自拨弄着琴弦瞎聊。这时，有一小青年过来，说着说着，就融入了我们的聊天。“我也是拉的《开塞》，已拉到x册了。”性格开朗，丝毫不见生分。
“试试你的琴看啦”，史哥接过琴，拉了几个音阶。“咯是么子鬼琴啰”，也不知是哪根神经突然短路，史哥随手将琴朝地下一扔。
小青年虽小我几岁，但是个决不示弱的角色，在据理力争之后，还狠狠地报以标准的长沙国骂收场。
这小青年就是早年的谭盾，他间或也在这种演出中蹭蹭场子，以获取一些锻炼机会。多年后谈及此亊，已了无印象，依稀淡忘了。
谭盾
在那个求学无路、报国无门的年代，我们周围有一批这样的年轻人：有工人，有知青，有无书可读的学生和在家的待业人员。他们不甘平庸，为着自己的梦想，一直在努力探寻求索。在那个迷失的年代，不放弃，也不曾迷茫。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大多考上大学，成为各个领域的栋梁之材。
很多年没拉琴了，现在家里却有一把上好的虎皮纹小提琴。原以为就像骑自行车、游泳一样，多年不练依旧可以很快地捡拾起来。尝试过好几次，才知道其实不然。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秋丝瓜拉着我和毛砣，说是四处转转。我们去了曾经熟悉的好些地方，试图亲近昨天的故亊，“念当年岁月”，才知道从前的风景竟是那么的遥远、陌生。
千里烟波，云遮断归途。既然回望无门，不如继续前行。
拓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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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村：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开辟了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该专栏邀请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轮流写稿。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札记”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大部分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评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
但这种批评与讽喻后来被当作了“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的政治行为，遭到批判。1966年5月在江青策动下，“三家村札记”遭到批判，“三家村”被认定为是“反党集团”。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突破口，此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揪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的浪潮。
“工联”：全称是“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其前身系“长沙市工交战线革命造反联络总站”，于1967年4月15日成立。它以产业工人为主体，自下而上联合而成。
“湘江风雷”：全称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原为湖南省的造反派主力军。系全省性的以工人、干部为主体、同时包罗各种社会成份的造反派组织，在省内的衡阳、株洲、邵阳、常德、湘潭、岳阳、沅江等地均有总分部。
“高司”：全称为“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是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的多数派，也是湖南造反运动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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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本文作者 | 贺大明，湖南卫视导演、记者。
本文编辑 | 城小忆（微信号：chengshijiyiwh），文中标题及图片及拓展阅读为编者所加，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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