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随谈陈炯明和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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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抗战战史新系列：
孙中山先生在1923年再登永丰舰。
与朋友隔空茶叙，说起年龄，我曾经唏嘘：心境早已沧桑。
——这是读史后由衷地感慨。
很多时候，看太多了的历史，就像是蹲在十字路口的赌徒，几无例外，为选择方向洒落骰子，最终，还是选择了很二的方向。
这就让人感到尴尬和遗憾。
历史事件如此，历史人物也是如此。
现在，比较流行重读历史争议人物。
汪精卫是其一，李鸿章是其一，陈炯明也是其一。
重读汪精卫，很少有人了解汪精卫早期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推动，以及汪精卫作为当时极为重要的人物，策动宁汉分流，策动中原大战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而网络上再认识的李鸿章，同样清新脱俗。
李鸿章，这位出身贫寒，当年靠着主导、参与洋务运动而一夜爆发、自肥的技术官僚、超级富豪，居然能够在嫉恶如仇的当代网络上，扮相如此正义凛然，这本身也是让人读史读得非常感伤的事情。
至于重读陈炯明，也是热点。
陈炯明还真算是颇具埃斯库罗斯的舞台剧风格的一场闹剧的主角。
这位历史上颇有名气的玩家，蹲在中国近现代史十字路口，在广州一次梭哈，就得罪国共两党，最后落得臭名昭著不说，还带偏了民国历史往后裸奔。
历史上，确实有太多的十字路口梭哈的往事，一锤子买卖，爽的是当时，买单的却是后人。
汪、李如此，陈炯明也是如此。
说起陈炯明的一锤子买卖，自然要提一下6·16事件。
1922年6月16日，孙中山和陈炯明两派势力彻底分裂，陈炯明粤军炮轰广州总统府和孙中山住所越秀楼，逼迫孙中山化装避难永丰舰，最终酿成广东内战。
以前，书本上对这一事件的解释，一般说来，都是指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滥起战端。
现在，史家考证出，长期被文人们以各式描述予以妖魔化的陈炯明，在当年广州闹出动静，确实有太多的无法解释和不能解释。
陈炯明在辛亥年组建循军，践行革命，成为广东都督实至名归。
陈烔明早期主政广东，兴办实业，注重教育，整治陋俗，禁毒禁烟，可谓民国早年军政府都督里，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另类。
治政期间，陈烔明克勤克勉，有文化将军、社会主义将军之称。
陈炯明将军。
孙中山赴粤目睹，为之感叹：
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
那年，曾经的史书多多少少留有记载，说是二人致力共和，服膺宪政，彼此惺惺相惜。
尤其参考章太炎为陈炯明写的那篇墓志铭，可以发现，孙中山和陈炯明的合作，互为借势，堪为近代史上中国进步之道统、法统、力量结合而进行革命之最。
彼时，孙中山在广州自任非常大总统，不得北方诸省支持和承认。
而有人有枪，颇具势力的陈炯明，虽然是同样在口头上反对孙中山自任非常大总统，但是，他率部守在广东，客观上以实力支持、保障了孙中山在广州举起的护法旗帜。
看似，这本该是中国近代史上难得的机遇。
然而，历史蹲在十字路口，在1920年粤省护法革命中，还是一锤子砸烂了摊子。
当时，各方势力割据、分治的中国正是列宁建政不久后的苏联的外交重点。
除却中苏两国的政府正常邦交之外，国内最具实力张作霖、吴佩孚和孙中山，同属苏联最为重要的外交目标。
很显然，当时张作霖、吴佩孚、段祺瑞等实力派更倾向与英、日、美、法等国外交，而非苏俄。
同样，英、日、美、法等国对华外交的重点，也是倾向北洋政府这一合法招牌，而非带领信徒浪迹天涯的孙中山。
都在夹缝里寻找前途，苏俄与孙中山渐行渐近，可谓迫于外势的必然。
然而，直到在护法革命前夕，孙中山与苏联外交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突破。
原来，当时中苏外交因为蒙古归属问题的分歧，不仅使得实权在握的吴佩孚、张作霖等人对苏联印象极差，对苏外交全无信心。同样也使得孙中山不得不慎重考虑与苏联的合作。
是以，在热情表象之下，孙中山碍于这一原则性国家利益问题，对苏联也是报以戒心，保持距离。
反之，苏联也是极为小心翼翼地对孙中山展开外交。
在苏联人看来，早期孙中山的革命与日本朝野支持密不可分，地缘政治也决定了日本必须选择扶持张作霖，所以，他们对事实上存在的孙中山与张作霖的联盟关系，报以相当的敌对。
双方都在疑虑中试探着，慢慢接近。
随着北洋政府矛盾加剧，孙中山亟待依靠苏联的力量改善本身无地盘、无军队、无实力的现状。
于是，孙中山与他的追随者们开始重新梳理对苏联的外交。
陈炯明浮出了水面。
至少最晚在1920年，史料可查，列宁信使波达波夫即秘密在漳州会晤陈炯明。
很大程度上，波达波夫与陈炯明的会晤能够实现，逻辑上正是有着孙中山意图与苏联开展外交、寻求军援，以及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密切交往和利益一致的必然前提。
陈炯明毕竟不像孙中山这般目标明显，更不像孙中山那般含蓄。
所以，一旦会晤，陈炯明便敢说话。
为尽快得到苏联军援以组织队伍打回广东，陈炯明回信给列宁，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予以高度认同，并且表示一旦得到苏联援助，将以一切力量予以推广主义。
此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相邀会晤陈炯明。
同时，莫斯科更开始重新评估孙中山、陈炯明二人的关系，以及如何选择合作者的问题。
至少，在1922年6·16事件之前，莫斯科更倾向于态度明朗化的陈炯明，而不是孙中山。当然，这是专业历史圈子的桌面下的事情。
——可见，如是很多事情不甚了解，仅仅靠桌面上的摆设，我们必然会被我们的眼睛欺骗。
闲话。继续。
陈独秀，陈炯明早期新政的合作者之一。
陈炯明与波达波夫，与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的多次秘密会晤，以及陈炯明不明目的对苏联输诚，很快得到莫斯科的认可。
桌面上摆放的历史，条理清楚：彼时，孙中山一声令下，1920年8月，被压制在漳州一隅的陈炯明所部，一夜之间，战力飙升，势如破竹地攻克广东。
随即，陈炯明就任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却在孙中山意想不到之中，发布了一篇告广东父老兄弟书，声称：
今日以后，广东省者，广东人民共有之，广东人民共治之，广东人民共享之。
随即，广东全省宣布自治，拉开了一场说不清楚是社会主义改造，或是陈炯明声称的为践行民主、共和理想的联省自治的运动。
今天，我们无法准确猜度陈炯明的心情。
但是，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心里有没有代人做嫁衣的懊恼，倒是可以想象。
不过，当时广东全省既成事实的自治局面，使得在11月匆忙赶到广东，预备拉起护法大旗的孙中山，不免会感到窝火和尴尬。
显然，假设没有孙中山对苏俄关系的铺垫，陈炯明肯定无法与苏联联系而得到军援，迅速整顿军队，继而快速统一广东。
可是，广东刚刚统一，陈炯明却又宣布自治，拉开了布尔什维克主义改造，并且以广东独立政府名义与苏联新建外交关系，统统都加大了孙中山希望借广东为护法基地的不确定性。
由此，孙中山不得不为落实广东这块护法基地，面对重新梳理对苏俄、对陈炯明的关系。
12月，孙中山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次名言苏联军援问题。
然而，迫于自身目标太大，对苏外交举动都在舆论，在张作霖、吴佩孚、徐世昌等人的注视中，孙中山不得不慎重考虑与苏联合作，在犹豫、含蓄间拖延时日。
而陈炯明对改良社会主义本来就有兴趣，为人更是理想与情怀叠加。此刻，无后顾之忧，当然可以雷厉风行地践行着他的新政主张。
广东开工会、农会之先，便在陈炯明默许下的彭湃共青团之推动。
当时的党团，并驾齐驱。陈独秀之外，彭湃同样也是陈炯明极为倚重的人才。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12月，广东省议会即通过了《广东省宪法草案》，两者对立的后面，自然是孙中山与陈炯明越来越紧张的关系。
邓铿在1915年。邓铿为陈炯明的助手，他组建、训练、指挥的粤军粤军第一师对近现代史影响极大。
正是在两人关系直转直下的时候，1922年3月，孙中山与陈炯明同时信任，并且在军队极有影响力的重磅人物邓铿遭遇刺杀。
无论孙中山与陈炯明如何感想，在他们矛盾激化的时候，邓铿客观上为两人矛盾的缓冲。
如今遇刺身亡，找不到凶手，他们都难免背上黑锅。
邓铿之死，涣散了粤军军心不说，众说纷纭，他们二人也将相互成为彼此属下指骂的目标。
没有缓冲的矛盾和指骂，势必越发激烈而导致场面失控，危机加剧。
4月，孙中山正式向陈炯明摊牌，免去其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总长三职。
5月，陈炯明退隐离开广州，但是发表了著名的《联省自治运动》。
——姑且不论联省自治运动本身进步意义，在剑拔弩张的时刻，陈炯明这个意见对孙中山而言，无异于再次逼宫。
至此，两人矛盾已经明朗。
就在《联省自治运动》发表不久，1922年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宣布辞职。
由于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愿同时下野。
为此，徐世昌下台后，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当时学界、文化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践行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
当然，在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的眼里，不能和无法下野的原因很多。
与苏联全面合作，接受苏联军援，组建国民党党军这一正在成熟的计划，呼之欲出，便是原因之一。
苏俄援建的军事项目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的孙中山。
于是，孙中山只得拒绝履行承诺。
孙中山拒绝辞职下野，激起了社会各界失望和批评。陈炯明同样也对孙中山表示不满：
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
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
然而，陈炯明这段话，被误读了。
粤军总指挥叶举即以陈炯明的这番话，明确拒绝了非常大总统的北伐命令，率粤军主力从广西回师广州。
孙中山闻讯，当即召开新闻会，并下令叶举率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否则将以武力还击。说到气愤处，孙中山对与会记者说到：
你们叫我孙大炮，我就是孙大炮，我以前炮打过莫荣新，今天可以用同样手段对待陈家将。
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乃用开花弹，或用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齑粉。
这时，孙中山对粤军完全失去信任，认为粤军已经沦为陈炯明私军陈家将、陈家军了。
作为一党党魁和顶级政治家，孙中山如此气愤，如此冲动，如此不顾大势，使得那段历史，极为诡异。
孙中山的表态引起了广州城内粤军将领们的强烈不满，一致表示要用武力驱逐孙中山离开广州。
回到陈炯明的角度，在苏联并没有完全放弃孙中山之前，无论广东新政，或者广州新军，稍微闪失，离开苏援，必然前功尽弃。
于是，陈炯明在惠州急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赶到广州，劝止叶举等粤军将领。
然而，军人毕竟是军人，已经得到苏援军火装备一新的粤军将领们，在当时还真不太相信孙中山拥有能够左右苏联态度的能量。
护法运动期间的孙先生、孙夫人。
就这样，粤军的将领们还是动手了，他们希望用炮声吓跑孙中山。
1922年6月16日，叶举指挥炮轰广州孙中山总统府的6·16事件爆发了。
次日，孙中山毫不手软，以海军大炮炮轰广州，广东旋即发生内战。
当时，在惠州的陈炯明听了陈猛荪的回报，知道6·16事件爆发，广州城内已经开始内战，终于怒不可遏，将茶盅砸碎在地，恨声不绝。
只有他和孙中山才明白，他们完全分裂，这也势必逼迫苏俄重新站队。
如无苏俄方面的支持和认可，孙中山断无立刻回击粤军的道理。
这种明白，对孙中山和陈炯明而言，却又是无法，也不能对人诉说原委的苦衷。
当时，远在北京的胡适就广州局势，直言批评孙中山：
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们，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
在舆论压力和来自英美外交压力之下，孙中山于8月9日乘英国炮舰摩汉号离开了广州，避入上海法租界。
然而，以胡适的眼力，他也没有想到，孙中山避入上海租界并不是最后的结局，而不显山不露水的苏联，才是这场事变最后的善后者。
有苏联的扶持，孙中山必然不会失败。
苏联对华外交毕竟雄心勃勃，不会囿于广东一地。
就算陈炯明有社会主义将军的美誉，执政期间，在广东全面扶持工会、农会；实施陈独秀的新派教育；给留法的共运人士提供扶持；接受彭湃团组织工作。
然而，陈炯明影响有限，不过广东一地。
莫斯科更期待与孙中山的全面合作。
8月西湖会议，国共两党决定合作，陈独秀正式发表文章批评陈炯明，声明支持孙中山。
立竿见影之间，陈炯明万劫不复。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莫斯科老牌中国通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被任命为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
越飞负责与北京政府外交之外，最为重要的，就是他在任上，奠基苏联与孙中山的全面合作。
6·16事件发起者，陈炯明的好友，粤军总指挥叶举。
1923年1月26日，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正式签署。
某个程度上，《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确实是孙中山对苏联外交的非常大的一次让步。
这个宣言，相当于同意了苏俄放弃了早先对华宣言所声明的废约和无偿归还领土、资源的立场。
之前，北京政府、吴佩孚、张作霖都不可能确认。
然而，困在广东一地，护法革命眼看失败在即，为与陈炯明竞争苏联援助，孙中山只得勉强签署这个宣言。
唯有在对苏联提出的中东路款项时，孙中山依然保留底线，要求现行铁路管理法，应以是苏联政府与张作霖将军商洽为准。
孙中山签署《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开始与苏联进行全面合作的心情如何，不得而知。
然而，在与苏联全面合作之后，孙中山还是婉言拒绝了吴稚晖、汪精卫提出的复用陈炯明的请求。此后，孙中山和了解6·16事件的更多人，言及陈炯明，无不骂声连连。
孙中山认为，在这场事变中，陈炯明错了，错的厉害。
而陈炯明则认为错在孙中山，自己没有错误，无过可悔。
直到今天，谁对谁错，尚无法定论。
不过，客观而言，如不是早年汪精卫等人为孙中山出谋划策，由此联络上莫斯科。
而后，如无陈炯明抢先联络、输诚莫斯科，落得苏联军援，打下广东的一番动静，那么，孙中山与苏联全面合作更是无从说起。
这个角度去看，陈炯明其实和汪精卫一样，都不是简单以黑白色既可以素描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