鞏本棟教授學術自述（二）：視野與方法

本文爲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鞏本棟先生學術自述，其中頗多甘苦之言，示人治學門徑，讀之受益無窮。程門問學將分五期連載，目次如下：

二、視野與方法  √

三、領域的擴展

四、文學·文獻·文化

五、文學史及其周邊

博士畢業論文答辯後與程先生、周先生合影

二、視野與方法

碩士畢業前夕，我報考了南京大學中文系程千帆先生、周勛初先生招收的博士生，並幸運地被錄取。重又從長江頭走嚮長江尾，經白帝，過三峽，順流而下，江水浩浩，楚天無際，新的學習生活開始了。

程先生招收的第一屆博士生是莫礪鋒，第二屆是曹虹、張宏生和蔣寅，第三屆是張伯偉和程章燦（從這一屆起，與周勛初先生合招），我是第四屆（後來兩位先生還聯名招收過一屆學生，他們是陳書錄、曾廣開和姚繼舜）。入校後，兩位先生在與我第一次見面時，便佈置了專業課和三年學習的任務。讀五種書：《楚辭》、《莊子》、《文選》、《文心雕龍》和《南史》（其中《楚辭》、《南史》的硏讀，分別由副導師郭維森先生和卞孝萱先生負責指導），另外，修一門周先生爲碩士生開設的課程“當代學者治學方法硏究”。每門課都要完成一篇論文，而且既强調對文學作品本身的藝術性和作家心靈的理解和感知，又要求儘量運用不同的理論和方法去完成這些作業，要求達到在省級以上刊物上發表的水平。程先生後來曾說道：“做學問一定要把基礎打牢一些，打寬一些，不然像有的先生那樣，一生治一本書，所指導的硏究生也像他的老師一樣，畢業以後，分配都不好辦。有的學者看似著述很多，但其治學方法單一，路子就是一個。”（《桑榆憶往》，第一六一頁）這些指導，與我碩士生階段的學習既同又不同，相同的是二者都十分重視學術研究的基礎，而博士階段的學習，更重視開拓研究視野，重視研究的理論和方法。

程千帆先生

程先生的治學方法，晚年歸結到一點，就是追求文藝學與文獻學的完美結合。他說：“拿搞文學的人來說，我們最注重的是兩個東西：一個是材料，稱作文獻學；另一個是對作品本身的思考，叫做文藝學。真正好的硏究成果，往往是將文獻學與文藝學兩方面相互結合、滲透、協調在一起所取得的。在材料上要考證清楚，儘量使它沒有問題，靠得住；在藝術分析上，要深入到作家的內心世界，將它發掘出來，成爲一般讀者可以感覺到的東西。這二者完美地結合起來，當然很困難，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做到的，但一定要考慮到這些方面。”（《程千帆沈祖棻學記》，第一三二頁）“文藝學在理論上解決問題，文獻學在史料上、背景上解決問題，我所追求的，是文藝學與文獻學的高度結合。”（《桑榆憶往》，第五四頁）程先生的思想方法已得到許多師友很好的闡發（如周師勛初、莫礪鋒、蔣寅、張伯偉諸兄），我也曾作過一些揣摩。我覺得，文藝學與文獻學的結合，首先意味著應當把版本校勘、文字訓詁以及名物考訂等一般屬於考據學方法的硏究，與批評即與對文學作品的理解、對文學家心靈的感知有機地結合起來。文學“硏究的終極目的，是要使詩人通過對特定藝術手段所展示的他的心靈重現在大家面前；而考證則是排除在這再現過程中，在語言上、前景上等等的障礙，總之是爲了掃除外在的隔膜，以便呈露內在的實質”（《程千帆沈祖棻學記》，第五六頁）。考據是批評的基礎和前提，同時又要爲批評服務，不脱離批評，二者密切結合，從而使硏究所得的結論堅實可靠（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純粹的考據就不重要）。其次，把文藝學與文獻學結合起來的另一層含義，又意味著應當把對作者生平與思想的探索，對作品寫作時間、地點，作者所生活的時代背景等史實和材料的考辨，與文學的批評結合起來。文學批評的結論，應當來自通過史學實證所得到的材料之中，而不是純主觀的判斷或從理論到理論的推導。除此之外，文藝學與文獻學的結合，还包含著把其它不同學科的知識和方法，儘可能地運用到文學批評中來的意思，只要這種知識和方法有助於說明和解决我們所硏究的問題。總之，所謂文藝學方法，乃是以文學作品爲中心，通過深入硏讀、感知、理解作品（其中已注入古今中外的文學理論內涵），不斷走近古人的內心世界、貼近古人心靈的方法；所謂“文獻學方法”，則是一種包括傳統考據學等多種方法（也包括自然科學方法）在內的綜合硏究方法。二者有機地聯繫在一起，程先生把它稱作“文藝學與文獻學的完美結合”。

1999年遷高教新村新居，請程先生和廖序東先生（著名語言學家、原徐州師範學院副院長）來家中作客，和王一涓與兩位先生的合影

周先生的治學方法是綜合硏究，這亦有夫子自道。先生說：“我主張綜合硏究，爲此我曾一再申述。《文史探微》的後記中說，我在學習文學作品時，往往連類而及，也相應地讀一些史書或哲學著作，這樣做是希望對古代學術能有更完整的認識。因爲在歷史上，無論是一種風尚、一個流派、一部著作的形成、發展和變化，都是紛糅交錯地呈現出來的，後人當然可以分別從文、史、哲等不同角度進行探討，但若能作綜合的硏究，也就可以理解得更全面，更深入。這裏我還可以補充一點，就是擴大知識面後，在探討問題時往往可以取得觸類旁通的良好效應。”（《周勛初文集》第七卷，第三七二頁）在具體的表達形式上，先生也主張多樣和綜合。他說：“我在古典文學的各門行當中都做過些嘗試，這樣做，對於提高自己綜合運用各種硏究手段的能力很有好處。讀書偶有所得，就會想到利用哪一種方式表達最爲合適。”（同上，第三五一頁）“我所追求的，是辭章、考據、義理的結合。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同上，第三六三頁）

程先生和周先生硏治中國古代文學，在方法上實際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主張綜合硏究。然相比較而言，程先生常不離文學的本位，周先生則多著眼思想文化，將文學置於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下進行考察；程先生特重視對文學作品本身的體悟，周先生更側重基於文獻基礎上的思想文化層面的綜合分析和探究；程先生硏究多用演繹之法，周先生則“著重歸納與類推”（同上，第三六三頁），但也並非不用演繹；程先生的硏究雖因遭遇坎坷、中斷多年，然主體意識突出，具有理論自覺，始終貫穿著一條文學史硏究的紅綫，周先生則在客觀上“情況特殊，任務多變”的情況下，“幹什麼，學什麼”，“結合工作進行硏究，順其自然地進行攀登”（同上，三五一頁），最終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程先生的研究蘊涵既深，在理論上又具有一種自覺，往往示人以軌則，故有法可依，周先生則順物自然，綜合文史，“逆來順往，旁見側出”，幾無蹤跡可尋。

2018年在周先生九十壽辰宴席上

我自一九八七年以來跟隨兩位先生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後又一直在先生們身邊工作，耳提面命，耳濡目染，對兩位先生的治學特點，逐漸有所認識和體悟，自己的學習和硏究也就自然地受到他們的影響，那就是既重視文學文本，又力求從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下來討論文學，注重文學與思想文化的其它層面的聯繫。

我讀博士期間的第一篇論文，是讀《楚辭》的一些心得。在反復閱讀《楚辭》的同時，我也結合作品創作的特定思想文化背景進行思考。

硏讀《離騷》，我注意到其思想藝術上有一個非常鮮明的特點，即詩的前半眷念追悔，悲憤怨嗟，縈回複沓，勢不能隱，流露出對國家社稷的前途與命運的深廣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感；而後半部分則結想宏富，情境闊大，意象瑰麗，奇特絢爛，反映出詩人高遠的政治理想和追求。而造成這種變化的關鍵和勾連前後的鎖鑰，則在於詩人的“退將復修吾初服”和“就重華而陳詞”。正是通過“退修初服”和“陳詞重華”兩條途徑，詩人纔擺脱了心理上的困境，並由此給全詩的抒情和結構带來了重要變化。由此可見，屈原之所以偉大，《楚辭》之所以不朽，不僅在於詩人抒寫了自己雖“獨窮困乎此時”，卻仍然“忍而不能捨”的偉大的愛國情懷，而且，還在於詩中具體生動地展現了詩人憂怨徘徊的心理困境，以及其怎樣試圖從這種困境中擺脱出來、繼續上下求索的全部過程。而屈原所以會選擇“退修初服”和“陳詞重華”的背景和原因，原有其思想根源。注重修身和推尊先王，實際上在先秦諸子中也普遍存在著。特定的思想文化背景，影響了屈原的創作心態，也給其詩歌創作帶來了變化。

後來我寫《九歌新論》，提出《九歌》是屈原觀楚“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而作，它與《天問》分別寫“天地山川神靈”和“古賢聖怪物行事”，二者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古史和諸神的體系，並成爲早期中國南北文化交融的一個範例，也是將文學置於特定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進行硏究所得。讀博期間所寫的其它文章，如討論《文心雕龍·程器》，注意到此文並非一篇作家道德品格論，而是要於文外補修行立功，其主旨在“貴器用”與尚“騁績”。這同樣是把文學與文化聯繫起來思考的結果。

博士學位論文《北宋黨爭與文學》

我的博士學位論文題目《北宋黨爭與文學》，是程先生幫我選定的。這篇論文的主旨，是想解決北宋新舊黨爭究竟怎樣影響了文學的發展等問題。這顯然不是一個純粹的文學硏究的題目，它涉及北宋的新舊兩黨之間的政治鬥爭和北宋的思想學術，這與我此前的學習興趣是相近的。不過，雖然在讀碩士期間就修過宋史硏究專題的課程，但當時要對北宋黨爭有一個完整的把握，並深入探討其對文學的影響，要補的東西仍是很多的。在兩位先生的指導下，我從《續資治通鑒長編》《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宋史》《宋史紀事本末》等史書、《涑水紀聞》《邵氏聞見錄》等北宋人的筆記等最基本的史料讀起，同時，也開始比較系統地閱讀北宋慶曆、熙、豐、元祐等歷史時期一些重要的思想家、文學家的著作等。遇到問題或有些什麼新的想法，便隨時去先生家請教。這樣，逐漸地理出一些頭緒來。

北宋黨爭的不同的發展階段，其性質是不同的。比如，慶曆黨爭，主要是革弊圖新和因循守舊兩種不同的政風、士風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熙、豐時期的黨爭，主要是圍繞宋神宗和王安石變法展開的政治鬥爭；元祐年間的黨爭則除了政爭之外，又增加了思想學術之爭；至於紹聖以後，黨爭的性質實已蛻變，箇中不僅有意氣之爭，更有政治傾軋等多種因素（參見博士學位論文的有關章節：《北宋黨爭的背景與原因》、《北宋黨爭之批判》等）。

基於上述對北宋黨爭的階段和性質的認識，在討論慶曆黨爭與文學的關係時，我比較關注政風、士風對文學的影響，而討論熙、豐、元祐黨爭與文學的關係，則多注意政治鬥爭、思想學術之爭對文學的影響（參見《北宋黨爭與文學》[博士學位論文摘要]、《北宋黨爭與文論三派的分化》、《北宋黨爭與士人心態》、《北宋黨爭與梅堯臣的詩歌創作》、《詩窮而後工的歷史考察》、《北宋進士科舉改革與文學》、《環繞“蘇門”起始興盛的諸問題》、《“烏臺詩案”新論》、《“借君無弦琴，寓我非指彈”：東坡和陶詩新論》、《北宋黨爭與清真詞的創作》等文章）。

（未完待续）

>原載《古典文獻研究》第二十三輯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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