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 | 历史大势不可逆转

历史大势不可逆转

文：袁伟时 

一部书迟到，司空见惯，作者、编者都有点麻木了。但一个国家在历史行程中迟到，这可是大事！不幸，人类踏入现代文明后，东方各国大都成为迟到者。

文明为什么会迟到？海内外历史研究者都在求索这个谜底。有话直说，原因无非两条：

第一，先天不足！

毫无疑义，祖先给我们留下众多宝贵的文化积淀。摧毁文化遗产者，不外三种人：无知、疯子或罪犯！不过，同样毋容讳言的是中华传统文化也孕育了绵延不绝的宗法专制体系！

在这个体系下，有非常不利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五大缺陷：

1·个体的自由和尊严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

以儒学为思想基础的宗法专制的核心是严格的上下、亲疏、贵贱等级体系——三纲六纪。直至秦代“君之于臣，父之于子，都是有生杀权的，到了后来则适用于君臣而不适用于父子之间了。”

而直至清代仍然坚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原则，“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而在经济上，父母、祖父母在，不准“别籍异财”——分家和拥有私财，从而剥夺了个人独立的经济基础。

在三纲体系控制下，个人只是宗法关系中的一颗棋子，人际关系毫无平等可言。

尽管清代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体现三纲六纪秩序的族规族法牢牢控制着每个人，个体的婚姻自由，经济活动的自由，说话的自由等等，无不被剥夺或受到严格的限制，个体的尊严和创造无从谈起。

2.社会上没有经济活动的充分自由。

西方自古以来鼓励和保护贸易自由，支持海上牟利探险乃至掠夺，成为他们率先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力。

与他们相反，中国民人当然可以按部就班，从事农耕、狩猎、手工业和一定范围的商业活动。可是，在重农轻商的传统下，有些跨越省区的贸易特别是到一些边疆从事经济活动，常在禁止之列。海外贸易更屡屡被禁。

创办新式企业则要督抚甚至朝廷批准，机遇丧失殆尽。市场经济在政权重重压制下挣扎，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生机被剥夺殆尽。

3.与西方封建分权、城市自治和相对独立的司法大异其趣。

中国朝野把大一统奉为天经地义；没有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和地方自治，行政与司法统一，商人、独立劳动者得不到发展经济必不可少的保护。

4.不讲形式逻辑，科学和理性难于发展。

对比一下先秦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思维方法差异和理论思维的高度，优势和弱点一目了然，何必讳疾忌医！

简单地说，不是中国人笨，是祖传的僵化的制度和思想绳索捆住了他们的手脚，社会转型失去了内在的动力，遇到难于逾越的障碍。

第二，后天路径选择错误

基础塉埆，自行转型艰辛；如果谨慎择路，见贤思齐，亦可减少赶路时间和代价。在闭关锁国环境下生长、见少识浅的中国知识阶层，打开国门后面对现代文明，同东方各国一样出现了欢迎和抗拒两大派。抗拒者固然辨不清方向；

赞成向西方学习的人士在惊叹西方富强，艳羡其自由、民主的同时，遭遇19世纪以降席卷各国的极端思潮也眼花缭乱。如何看待主流文化和抗议黑暗的正义而偏激的思潮？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两端博弈中一误再误。他们在屈辱和激愤情绪支配下，冀图“毕其功于一役”，半醒半醉中成为极端思潮的俘虏。

......

直至噩梦惊醒，只好从头做起，锐意改革开放。如果容许说句真话，那不过是赓续清末新政没有做完的事情！

为什么先天不足不能补足，后天的选择却屡屡出错？

人，无论个体还是群体，行动都是受思想支配的。观念错了，一切皆错。制造偶像，编造信条，强迫或哄骗人们顶礼膜拜，错误观念由此根深蒂固。

历经瞩目惊心的沉沦、挫折，中国人理应大彻大悟，铭记血的教训，敢于冲破思想牢笼。

首先应该抛弃的是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

家国之恋，出自天然。问题在于怎样才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固守传统，坚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拒绝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先进文明，必然走入死胡同。

文明与野蛮永无止息的争斗，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内容。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几个国家率先树立了文明的标杆。跟进还是抗拒？令人眼花缭乱的史剧围绕着这个轴心展开。

17世纪乃至更早，西欧、北美跑到前面去了。随着世界市场日益生长，世界逐步走向一体化，经济和思想、文化冲破一切障碍，在国际间交流。是否接受现代文明，融入世界，成了国家和民族盛衰荣枯的生死线。如果堵击现代文明，悲剧就上演了。

是时候了，察古观今，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应该敢于大声宣告：先贤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世界一体化正在敲门，欢迎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在中国争奇斗艳，当下各国的利益冲突都是可以化解的小波澜，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其次，应该告别阶级和阶层斗争偏执症！

各类人群，各个阶级和阶层有矛盾，但主导方面是各方有共同利益。中国百年动荡，知识阶层和野心家中的一部分人思维偏执难辞其咎。沉溺革命，就要不断制造敌人。

在国际关系上，动辄树敌亦属大忌。如今是和平与发展时代。领土争端是历史遗留；间谍活动、炫耀武力，彼此都有。应该盯住未来，举重若轻化解这些小矛盾。

 最后，必须牢牢记住现代社会是生长出来的。

现代文明是观念，也是制度。所谓制度无非是观念固化为社会运行的规则。逐步修改规则是成本最低的路径，革命则是以大量生命和财富的毁灭为代价的游戏。

过去的革命是客观存在，没有告别与否的问题。创巨痛深，最少在中国，今后应该坚决摒弃这一变革方式。

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社会，改革是永无休止的过程。百年来，机遇一再消逝，知识阶层和政治家的极端思维难辞其咎。

正如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所说的，“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正如袁伟时老师在文章最开始写到，一部书迟到，司空见惯，作者和编者都麻木了。但一个国家在历史中迟到，这可是大事！因此我们首先需要从国家从传统到现在转型的视角，重新理解1840年以来的历史。

为此今天诚荐：王人博《1840年以来的中国》，作者王人博教授自称“孤僻的敏感者”，更是法学界绝无仅有的”王大爷”，深具人文情怀与批判精神的学者。而且这位法学界的王大爷，还是一位绘画、音乐、电影、摄影“全能选手”。当然，让所有初登法学殿堂的学子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高大俊朗的外形和演讲时的迷人风采。

当然，最理解本书价值的，应该是书的第一读者、与作者交流最多的出版人范新先生和他的编辑们，他们为本书写的推荐语是：《1840年以来的中国》以关键人物“时刻”“概念”为交错，纵论近代中国的演进与嬗变，融史学家的洞察、法学家的严谨、哲学家的智慧于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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