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们》及其幕后的三国演义｜左图右史
►小霍尔拜因《大使们》（1533），现藏英国国家美术馆。
前 言
中国古代，图与书并列，均指向人文教化之根，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唐人“左图右史”沿袭此意，流变至今则有图书馆之谓。然而后世之“图”，又有“图像”、“谋划”之意，“图画天地，品类群生”，“图”与形象化的“画”、“像”逐渐贴近而与作为文字载体的“书”分流。
在这个方兴未艾的读图时代，揭橥“图”之本意而免其被快餐文化完全吞噬，本专栏愿做一点尝试，作者关注的重点是古今中外各种图画中的文化信息，特别是历史上的科学、技术与医学，以及为之奉献的知识英雄们。
撰文｜刘钝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员）
责编｜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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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画师小霍尔拜因
头图是德国画家小霍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1498-1543）的《大使们》（The Ambassadors）。一年前作者曾在《科学的历程》公众号上介绍过，今次借着这幅杰作讲一点相当于“明朝的那些事”，不过故事发生在16世纪上半叶的欧洲。
小霍尔拜因出生于德国的一个艺术世家，父亲、叔父和哥哥都是有名的画家。他成年后移居瑞士的巴塞尔，在那里结识了很多欧洲名流，其中就有文艺复兴时代的著名学者荷兰人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1466-1536）。他为伊拉斯谟画了多幅肖像并为其《愚人颂》（Moriae Encomium）制作插图，该书无情地抨击帝王权贵乃至天主教会，对人性的种种缺陷也进行了嘲讽，是欧洲人文主义的代表作之一。
下图是小霍尔拜因为伊拉斯谟绘制的肖像之一，充分表现了人物的高贵气质，据说这也是伊拉斯谟最为满意的作品。画中人的双手放在一本书上，书边可以辨认出希腊文的拉丁对音“赫拉克勒斯的劳作”（HPAKLEIOI LONOI）与“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ROTERODAMUS）两行字。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完成了常人无法企及的12项伟业，画家以此来赞美伊拉斯谟的勤奋与贡献。
►小霍尔拜因《伊拉斯谟像》（1523），现藏英国国家美术馆。
1499年伊拉斯谟在英国访问时结识了担任大法官的人文主义学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从此两人成为终生挚友。据说《愚人颂》就是在莫尔家中写成的，书名中的“愚人”（moria）来自希腊文，与英文的莫尔（More）近似。莫尔力主宗教宽容但反对与教皇决裂，身为大法官批评国王离婚另娶，最后被下狱直至被砍头。死后300年被梵蒂冈封为圣人，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则将其视为思想先驱，这种“二律背反”的双重荣誉在世界史上还无人能出其右。莫尔也是一位多产作家，不过今天人们记着他主要是因为那本出版于1516年的小书《乌托邦》（Utopia）。该书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影射当时的英国，下部则构想了一个理想的国度。
由于伊拉斯谟的介绍，小霍尔拜因结识了莫尔，再经莫尔及其友人的推介，小霍尔拜因的天才引起英国上流社会的重视，最终成为都铎王朝的宫廷画家。下图是小霍尔拜因为莫尔绘制的肖像。当年莫尔49岁，从画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眼角的皱纹和腮边的胡茬，显示这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华丽的法袍和项链显示其大法官身份，坚毅的目光表现了内心世界的强大，紫红色天鹅绒的袖子与绿色帷幕均有很强的质感。
►小霍尔拜因《莫尔像》（1527），现藏纽约弗里克博物馆（Frick Collection）。
下图是小霍尔拜因的自画像。金色的背景和题字都是后人加上去的，题字最后可见“45岁”字样，由此判断此画作于画家临终前不久的1543年，也就是哥白尼《天球运行论》与维萨留斯《人体构造》这两部伟大著作出版的那年。
►小霍尔拜因《自画像》（1543），现藏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
小霍尔拜因深受伊拉斯谟与莫尔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位人文主义者。小霍尔拜因留下的八、九十件作品中，将近四分之三是肖像画，它们不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对于后人了解当时欧洲人的生活习俗与精神气质都很有意义。
亨利八世和他的女人们
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是英国都铎王朝的第二代君主，他身材高大，精力充沛，聪明过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能用法语、西班牙语和拉丁语交流，甚至用拉丁文写过一本书。这位“骑士国王”自幼舞枪弄棍，喜欢赌博、摔跤、打猎和室内网球，动辄就与身边的贵族武士们真枪真刀地比武。他又颇具文艺才华，不但能演奏多种乐器，还留下一些自己创作的曲谱。欧陆的人文主义思潮在亨利八世时代涌入英国的牛津、剑桥等地，著名的剑桥三一学院就是他支持创办的。下图是他亲手谱写的《与好伙伴一起消磨时光》（Pastime with Good Company）的曲谱，在英国被称为国王的歌谣（The King's Ballad）。
►亨利八世《与好伙伴一起消磨时光》曲谱手稿（c. 1513），现存英国国家图书馆
图片来源：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stime_with_Good_Company 。
亨利八世众多轶事中，最为人乐道的就是他的多次婚姻与数不尽的情人。在他的六任结发妻子中，一位遭到监禁，一位被斩首，一位被处绞刑，一位死于产褥热；又有一位曾经是自己的嫂子，三位曾经是前任王后的女侍官。英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后续发展，很大程度上也与他的婚姻有关。
►美国Showtime公司制作的38集电视连续剧《都铎王朝》的海报。
亨利八世握着剑和十字架，身后是他的六位妻子（图片来自网络）。
亨利八世的长相可没有电视剧中的扮演者乔纳森·梅耶斯那样英俊，小霍尔拜因为他绘制了多幅肖像。下图是其中的一种，作于1536年左右，也就是画家的恩人及好友莫尔遇害不久。其时亨利八世正处盛年，导致他与罗马教廷决裂的第二次婚姻也走到了终点。画中人的服饰尽显华贵，到处镶嵌着珠宝和真金，宽阔的身躯和猪一样的小眼睛形成对比，脸上透出彪悍、固执、精明和阴险，一代枭雄的形象呼之欲出。
►小霍尔拜因《亨利八世像》（c.1536），现藏马德里 Thyssen博物馆。
就在那一年的一次马上长矛比武中，亨利八世伤了大腿，从此不良于行，变得越来越胖，去世时的体重估计超过190公斤。小霍尔拜因和他的徒弟后来又绘制了多幅亨利八世的站立肖像，后来流散各地。画中人物的面容表情大致相同但可看出年龄的变化，服饰与背景也不尽相同。下图即其中之一。
►据悉出自小霍尔拜因工作室的《亨利八世像》（1537-1547），现藏利物浦Walker 美术馆。
亨利八世的第一次婚姻纯属政治联姻，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1485-1536）本是西班牙公主，起初许嫁给亨利八世的哥哥亚瑟，不意婚后不到五个月亚瑟猝死。为了维系与强大的西班牙王国的同盟，亨利七世不让凯瑟琳回国并向外界宣传她未曾与亚瑟圆房，然后命令次子亨利娶了哥哥的遗孀。凯瑟琳王后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很想为亨利生下一个未来继承王位的男孩，不幸多次流产，唯一幸存的女孩日后对不信仰罗马天主教的英国人大开杀戒，被人称为“血腥玛丽”（Mary I of England，or Bloody Mary，1516-1558），那是后话。
再说亨利，因为不满凯瑟琳没能为他生下男孩，不久就与王后的女侍官安妮·博琳（Anne Boleyn，c.1501-1536）暗通款曲，其实后者的姐姐早就是亨利的情人。大约从1525年开始，亨利八世就以《圣经》称娶嫂者无后为由要求离婚，但遭到凯瑟琳的拒绝。当时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Clement VII，1478-1534）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1558）的压力下，连续六年拒绝批准亨利离婚再娶。那个查理五世也就是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而凯瑟琳王后正是他的姨妈。
亨利八世的离婚案子闹得沸沸扬扬，前后两任大法官沃尔西（Thomas Wolsey，c.1473-1530）和莫尔、以及剑桥大学校长费希尔（John Fisher，c.1469-1535）等权威人士均站在教皇一边，结果沃尔西被流放，后两人则被亨利砍了脑袋。
博琳的父亲是位伯爵，曾任英国驻法大使，她本人也在法国受过良好教育，来到英国宫廷前曾是法国王后最宠爱的女侍之一，英国使臣和贵族到访时均由她担任翻译。1530年凯瑟琳已被赶出宫廷，博琳千方百计说服亨利脱离罗马教皇的控制。1532年，工于心计的博琳推荐自家牧师克兰默（Thomas Cranmer，1489-1556）接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后者受伊拉斯谟的影响对新教持宽容立场，就任大主教后即宣布亨利与博琳的婚姻合法，又主张以《圣经》而不是教皇的敕命为基督徒的行为规范。
►德裔画家Gerlach Flicke的《克兰默肖像》（1545），现藏英国国家肖像馆。
在克兰默的强力鼓动下，亨利于1533年1月秘密迎娶博琳，教皇闻讯后将其开除出教。刚愎自用的亨利旋即宣布脱离罗马教廷，自己取代教皇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坎特伯雷大主教为全英格兰牧守，承绪奥古斯丁使徒体系的圣公会为英国国教。在16世纪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风暴中，英国宗教活动的主流处于一种介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微妙状态。后来有些受到新教加尔文派影响的人对国教中残存的保守因素不满，提倡更为纯洁的宗教信念和精神生活，对英国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又是后话。在一些科学史经典作品中，经常遇到“清教徒”、“不信国教者”等词汇，多少都与亨利八世的第二次婚姻有关。
佚名《阿拉贡的凯瑟琳肖像》（1520），现藏伦敦英国国家肖像馆。（下图）
佚名《安妮•博琳肖像》(16世纪)，现藏伦敦英国国家肖像馆。（上图）
再说安妮•博琳，1533年6月被加冕为新的英格兰王后，但是不久亨利就对她感到厌倦转而追求其女侍简•西摩（Jane Seymour，c.1508-1537）。婚后三年博琳被亨利下令逮捕，最终被判乱伦通奸而斩首，真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不过博琳对都铎王朝与英国历史的贡献不容小觑，她与亨利生下的唯一女孩后来成了英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那就是被称为“童贞女王”的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33-1603）。正是在她治下，英国海军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英国的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经济也得到较大的发展；也是她结束了其同父异母姐姐“血腥玛丽”对新教徒的迫害，实现了英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宗教和解。
下图出自法国画家西博（Édouard Cibot，1799-1877），描绘的是被囚禁在伦敦塔中的博琳获悉将被处决时的情景。虽是19世纪的作品，由于刻划生动，得到都铎王朝史专家的高度赞赏并被广泛使用。
►西博《伦敦塔中的安妮•博琳》（1835），现存法国奥坦市罗林博物馆（Musée Rolin）。
小霍尔拜因还为亨利八世当过一次媒人，背后的段子也颇为精彩。话说简•西摩生下个男孩不久就去世了，亨利的谋臣急于为他寻找一位新教背景的新娘，前后共有八位贵妇名媛进入他的狩猎名单，其中之一就是德国克里维斯公爵的女儿，名字也是安妮（Anne of Cleves，1515-1557）。
亨利八世很想知道这位闺中待嫁的公主容颜如何，于是派遣同是“德国人”的小霍尔拜因前往打探，画家就为这位24岁的大姑娘画了下面那幅肖像 （实际上也为其妹阿玛莉亚画了一幅素描），回到英国后又在亨利八世面前为自己的小老乡美言一番。像画得很美，朝臣自然一片夸赞，于是亨利决定迎娶安妮公主。及至安妮抵达英国，亨利又对其外貌感到失望，传说他曾抱怨安妮脸上有痘痕而在画中看不出来。然而国王之聘不是儿戏，俩人还是于1540年1月6日宣布成婚。这位德国来的安妮不像前一位安妮那样不识时务，她从一开始就觉察到亨利不爱自己，因此对外宣称二人从未同房，国王只是每晚到她卧室来吻一下额头而已。当年6月24日安妮就搬出了王宫，7月6日收到亨利解除婚约的通告，7月9日正式离婚。作为补偿，克里维斯的安妮获得可观的馈赠，包括原先属于安妮·博琳的庄园，还被授予“国王挚爱姐妹”（King's Beloved Sister）的荣衔。她一直活到“血腥玛丽”登基之后，是亨利八世六位结发妻子中去世最晚的一位。
►小霍尔拜因《克里维斯的安妮》（1539），现藏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至于当年拼命撮合这门婚事的朝臣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1485-1540），不久就在亨利面前失势，最后也被抄家杀头。这个克伦威尔出身寒微，凭着自己的才干攀上高位并被册封为伯爵，后来在英国内战中叱咤风云的奥利弗·克伦威尔就与他沾亲。前些年BBC根据畅销小说《狼厅》（Wolf Hall）改编的电视剧中，克伦威尔被刻划成一个深谙厚黑学、心狠手辣又贪得无厌的人物，亨利八世的前四次婚姻中都有他的影子。至于最后这一次做媒失算的原因，除了亨利没看上安妮的容貌之外，主要还是他在宫廷内外积怨太深，外交上又错判了形势。下图是小霍尔拜因绘制的克伦威尔肖像。
►小霍尔拜因《托马斯·克伦威尔肖像》（c.1532），现藏纽约Frick美术馆。
小霍尔拜因为英王选美画像的事使人想起那个倒霉的西汉画师毛延寿，只因王昭君自持貌美而不行贿，因此被他有意画丑且在眼皮下无端点了一颗痣，及至汉元帝和亲匈奴，临辞方睹即将出塞的昭君真容，一气之下杀了毛延寿。这本是《西京杂记》中的一段无厘头野史，昭君的本家王安石却要认真翻案，说什么“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不过小霍尔拜因漏画安妮脸上的痘痕并未获罪，亨利八世物色钟意的王后离不开他。
在为亨利的第四次婚姻做媒之前一年，小霍尔拜因为另一位可人的女子画了像，那就是人称丹麦的克里斯蒂安（Christine of Danmark，1521-1590）的少女。她本是丹麦与挪威的公主，在哈布斯堡王朝驻尼德兰总督宫廷长大。由于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很小就成了一些欧洲豪门觊觎的猎物，12岁被嫁给斯福尔扎家族最后一位占据米兰大公爵位的成员弗朗西斯科二世（Francesco II Sforza，1495-1535），两年后成了寡妇。1538年小霍尔拜因为她画像时才17岁，丧夫已有三年。下图就是小霍尔拜因为她画的肖像，画中的克里斯蒂安显得雍容华贵，一袭黑色丧服，一双纤纤玉手简直可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相比。
据说亨利八世对她颇为动心，然而这位自幼出入神圣罗马帝国宫廷的小女子颇具智慧，她对贴心闺蜜说:“如果我有两个脑袋的话，可以考虑把其中的一个交给英格兰国王。” 克里斯蒂安后来嫁给洛林公爵的儿子，多年后成为洛林的实际统治者。
►小霍尔拜因《丹麦的克里斯蒂安肖像》（1538），现藏英国国家美术馆。
一对冤家的另外两位“骑士国王”
除了亨利八世之外，当时在欧洲大陆还有两个有名的“骑士国王”，那就是是西班牙的卡洛斯一世（即后来的查理五世）和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1494-1547）。两人都信奉天主教，又都雄心勃勃地要当欧陆领袖；除此他们还有一些共同之处，例如都热爱艺术而好勇斗狠，真是一对生死冤家。
Juan Pantoja de La Cruz（仿提香）《查理五世像》(16世纪)，现藏西班牙El Escorial宫。（下图）
Jean Clouet《弗朗索瓦一世像》（c.1530），现藏卢浮宫。（上图）
如果说亨利八世长得像“猪头小队长”，那么就可以把“毛驴太君”的绰号送给卡洛斯一世，他生就一幅长脸，尖下巴，下颚格外突出。不同画家作于不同时期的肖像都证实了这一特点。（“猪头小队长”和“毛驴太君”都是抗战小说《烈火金刚》中日本军官的绰号）
►卡洛斯一世-查理五世不同时期的画像（图片来源：维基）
弗朗索瓦一世也是一副长脸，不过他最突出的面貌特征是有一个大鼻子，加上风流成性，法国人早就把“大鼻子情圣”的绰号送给了他（而不是那个抗税入籍俄罗斯的影帝德帕迪约）。下面是不同画家作于不同时期的弗朗索瓦一世肖像。
很难说卡洛斯一世是哪国人，从母系讲他属于西班牙，妈妈“疯女胡安娜”（Joanna the Mad，1497-1555）是阿拉贡的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 ，1452-1516）与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一世（Isabella I，1451-1504）的二女儿[没错，卡洛斯的外公外婆就是那对统一西班牙、驱逐穆斯林、支持哥伦布远航的君王夫妇]；从父系讲属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父亲菲力一世（Philip I，1478-1506）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1459- 1519）的长子；而卡洛斯本人出生在今属比利时的根特，在低地国家被抚养长大，母语是法语，身为西班牙国王却不怎么会讲西班牙语。
哈布斯堡家族在欧洲历史上赫赫有名，它成功扩张的一个秘诀是“婚姻换土地”。话说卡洛斯的爷爷马克西米利安当年娶了勃艮第公爵之女，最终使自己的儿子菲力成为令人垂涎的“勃艮第遗产”（包括荷兰、比利时、卢森堡、部分瑞士以及法国境内的弗朗什孔泰地区）；而菲力与“疯女胡安娜”的联姻，使得哈布斯堡家族与西班牙帝国（其领地包括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地中海的若干大岛、非洲北部的一些要塞，以及南美洲的新殖民地）实现了“强强联合”。至于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之地，除了奥地利以外，还包括今日的捷克和匈牙利；而德意志诸邦以及包括今日波兰、立陶宛在内的一些地区，则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传统属地。下图显示了卡洛斯一世（查理五世）鼎盛时拥有的欧洲版图，图中标示今日国家或地区大致位置的中文是本文作者加的。
►查理五世拥有的欧洲疆域和北非据点（图片来源：维基）。
此时的欧洲大陆，唯一能够与西班牙-哈布斯堡势力抗衡的就是法国。因为地缘和历史的关系，法国对勃艮第公国的遗产有特殊的兴趣，不意竟落到精于算计的哈布斯堡家族囊中。不过法国人从另一处找到了补偿，1514年，弗朗索瓦在卡洛斯与布列塔尼女继承人克洛德（Claude of France，1499-1524）之间（二人于1501年订婚）插了一腿，翌年弗朗索瓦在兰斯大教堂加冕为王，克洛德同时加冕为法国王后，最终使得布列塔尼这个常怀异心的大公国并入法国版图。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次成功的“闪婚”，西班牙（或者英格兰）在法兰西的西北方插上一脚，后来的历史将会是什么样？这也是卡洛斯一世与弗朗索瓦一世两位“骑士国王”终生为敌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更重要原因是竞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大位。1519年，老皇帝马克西米利安驾崩，得到德意志银行世家富格尔家族资金支持的卡洛斯贿赂重要的选帝侯，最终战胜包括弗朗索瓦一世在内的其他候选者（另外一个次要的竞争者就是英王亨利八世），1519年6月28日加冕继承爷爷的帝位，从此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就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
►提香《查理五世戎装骑马像》（1548），现藏西班牙普拉多美术馆。
瓦卢瓦王朝的法国对意大利北方富饶的米兰公国常怀觊觎之心，弗朗索瓦的前任、他的堂兄与岳父路易十二（Louis XII，1462-1515）就曾率军攻下米兰。1515年弗朗索瓦甫就王位便率军跨越阿尔卑斯山，再次入侵意大利，进而占领了整个米兰公国。
这次军事行动的最大收获是达·芬奇本人以及大批文艺复兴大师的杰作。有人说意大利的国宝是被弗朗索瓦一世掳走的，其实那是一桩两厢情愿的交易。当时还不存在统一的意大利国家，达·芬奇可以说是一位超前的国际主义者，一生游荡在梵蒂冈与不同的公侯权贵之间，而热爱艺术又富有朝气的法国国王给他开出了最好的价钱。（据说弗朗索瓦一世也邀请了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但是教皇不允许他们离开。）达·芬奇的最后三年是在卢瓦河畔的安布瓦斯堡（Château d’Amboise）度过的，据说他死在弗朗索瓦一世的怀里。下图出自法国新古典主义殿军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1780-1867），描绘1519年5月2日达·芬奇临终时的景象。
►安格尔《达·芬奇之死》（1818），现藏巴黎小皇宫（Petit Palais）。
对于神圣罗马帝国来说，意大利北方是它的禁脔，卧榻之畔岂容他人撒野，于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与法国瓦卢瓦王朝之间就有了连绵数十年的意大利战争。在1525年1月24日的帕维亚战役中，法军大败，弗朗索瓦一世也被俘虏，被押送到马德里签了条约才得以释放。马德里条约规定勃艮第归查理五世所有，法国同时放弃对意大利领土的要求。
下图是佛兰德斯画家帕提涅（Joachim Patinir，c.1480-1524）的《帕维亚战役》。严格说来这是一幅风景画，远处是山峦、丘陵、森林与河流，中间是一座护城河环绕的城堡，近处的平原上双方的人马交错在一起，从营帐和飘扬的旗帜上可以辨认出代表法国的三重百合花、代表西班牙的十字架，以及代表神圣罗马帝国的双头鹰。画面最前端有三名骑士，中间那位胯下的白马前腿跪下，马衣上还绣着百合花纹，显然代表战败的法国和弗朗索瓦一世。
►帕提涅《帕维亚战役》（1530），现藏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但是弗朗索瓦一回国就撕毁了马德里条约，1527年战端又起，这一回法国国王拉上了出身美第奇家族的教皇克莱门特，后者受够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气。双方打得难解难分之际，查理五世的大将洗劫了罗马，甚至把教皇围困在圣天使堡里，是为“罗马之劫”。
为了打击查理一世，弗朗索瓦一世还联络信奉新教的德意志诸邦，甚至不惜与基督教世界的宿敌土耳其苏丹结盟，由此给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带来很大麻烦。这一对冤家从年轻打到暮年，自己打不动了就交给儿子们去打，直到伊丽莎白一世治下的英格兰悄然崛起，那是后话。
三国演义中的法国大使
在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与法兰西争霸欧洲的局势下，偏于一隅而羽翼渐丰的英格兰就成了一块香饽饽，第三位骑士国王亨利八世自然是欧陆两位枭雄争相拉拢的对象。
历史上，英格兰与法兰西的恩怨情仇延续了数百年，因此在多数时间与场合，亨利八世都站在西班牙一边反对英国的宿敌法国，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一开始也还算圆满。1513年，当亨利八世率军在法国征战时，凯瑟琳王后当了六个月的摄政。那时苏格兰在法国的支持下造反，凯瑟琳向出征的英格兰军队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最终在弗洛登战役击败来自北方的入侵者。凯瑟琳也一心要为亨利生一个男嗣，不幸的是三名男婴都流产或早夭，唯一活下来的女婴就是当了五年（1553-1558）英格兰女王的玛丽一世。
这个玛丽是欧版三国演义中的牺牲品，后来的行为乖张与冷酷无情都与她早年的坎坷经历有关。在她两岁的时候，亨利八世为了结交法国，安排她与法国王太子即弗朗索瓦一世的儿子订婚，但三年后婚约即被解除。1522年，六岁的小玛丽又被许配给他的表哥查理五世，这桩婚约得到母后凯瑟琳的全力支持，因为这样一来刚上大位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就成了她和亨利八世的女婿，英格兰与西班牙的同盟乃至自己的婚姻也有了可靠的保证，然而数年后查理五世却毁约另娶。再后来玛丽又被当做筹码应许给弗朗索瓦一世或其次子奥尔良公爵，同样没有结果。凯瑟琳被褫夺王后位后，玛丽一度被人当做私生女。最终，为了天主教在英国的利益，贵为王后的她还是嫁给了母亲家的人——查理五世的儿子菲力，说起来是她的表侄。玛丽的故事似乎说不完，这里仅提示一些与欧版三国演义有关的线索，其他只好略去。
前面说了，多数时间与场合亨利八世都站在西班牙一边，但在他迷恋上安妮·博琳并准备迎娶为后的前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先是1526年查理五世拒绝了他继续对法作战的要求，单独同弗朗索瓦一世缔结和约；然后撕毁与其长女玛丽的婚约，转而迎娶葡萄牙的伊莎贝拉公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干涉他与凯瑟琳王后离婚的事。
再说，受够了查理五世鸟气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早就心怀不满，此时正与法国及意大利北方的一些地方势力暗中勾结，结成反对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统一战线。毕竟，教皇拒绝承认亨利八世与安妮•博琳的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是惧怕查理五世的报复。就亨利八世来说，同法国靠拢或许会松动教皇在离婚再娶案子中的立场。
下图出自克罗地亚出生的插图画家克罗维奥（Giulio Clovio，1498-1578），浓缩地刻划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遭遇众多挑战的情况。图中查理五世持剑高坐在双鹰帝座上，身边的人从左到右依次是土耳其苏丹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1494-1566）、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克里维斯公爵约翰三世（Johann III of Cleves，1490-1538）、萨克森选帝侯约翰·腓特烈一世（Johann Frederick I，1503-1554），以及黑森领主菲利普一世（Philip I the Magnanimous，1504-1567）。查理五世的左面是“异教徒”和传统的政敌，右面则是支持新教的德意志诸侯们，其中克里维斯公爵的二女儿安妮就是亨利八世名义上的第四任妻子，大女儿则嫁给了画在他身边的那个领头造反的萨克森选帝侯。亨利八世虽然没有被画入反叛者之列，但与其中的多人都有密切来往。
►克罗维奥《查理皇帝战胜敌人登基》，画稿现存英国国家图书馆。
看官问了，讲了这么多怎么还没涉及《大使们》这幅画，它缘何得名？画中人是谁？他们在哪里？在干什么？
不了解以上那些故事，是无法品味画中传达的历史与文化信息的。
这是一幅双人肖像，画中的两个人物是法国贵族让·丹特维尔（Jean de Dinteville，1504-1555）和他的朋友乔治·塞尔夫（Georges de Selve，1508-1541）：前者是法王派驻都铎朝廷的大使，也是当时法国最有权势的圣米歇尔骑士团的成员，这一点由其服饰可以看出来；后者也是法国人，当时担任拉威尔（Lavaur）地方的主教，同时是一位出众的学者和干练的外交家，曾作为巡游大使被弗朗索瓦一世派往威尼斯、奥地利、梵蒂冈、英国、德国和西班牙执行使命。他们两人都是法国国王的大使，这就是画名的由来。
对这幅画进行研究并定名的经过也颇有趣味。到了19世纪末，人们已经不知道画中的人物是谁了。1890年，大英博物馆的科尔文（Sidney Colvin，1845-1927）首先指出左边的人是丹特维尔。1900年，艺术史家玛丽·赫维（Mary F. S. Hervey）出版了有关这幅画的著名专著，并指认右边的人物为塞尔夫。对画面进行清洗后人们发现了更多的细节，如地球仪上丹特维尔的封地和剑鞘上的年龄等。历史学家和档案研究者也发现了更多的证据，来补充画面背后的故事，例如提到这幅作品的最早记录，出现在一份完成于1589年的波里西城堡的资产清单中，该城堡曾经属于丹特维尔。
1533年春天，塞尔夫访问伦敦执行一项秘密使命，细节后人已无从知晓，有可能与教皇的健康有关（克莱门特七世于翌年去世），有可能与玛丽公主的婚约有关，但是最大的可能就是亨利八世的离婚再娶案，其时亨利刚刚娶了安妮并遭教皇谴责。亨利八世的新欢博琳与法国王室有密切关系，而他与凯瑟琳王后离婚不成的症结在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那里，尽管表面上是教皇不批准。
弗朗索瓦一世当然希望博琳能如愿以偿地戴上后冠，从而影响英国的外交政策，这就是两位法国大使肩负的秘密使命。
丹特维尔1533年5月23日写给他哥哥（也是一位主教）的信中称，“来自拉威尔的大人最近的到访，令我感到无比荣幸”；同年6月4日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再次言及，“拉威尔大人来看我，但是现在又一次离开了。”
《大使们》是在丹特维尔位于伦敦的府第中创作的，时间是1533年春。
书与剑，以及科学
现在来看这幅图画本身。研究者们认为，它的背景表现了一定的地域性和国际性：地板上的花纹，同西敏寺内一个圣堂中的布局几乎一样；绿色的窗帘为大马士革锦缎；红、黑两色为主的桌布，其图案仿自阿纳托尼亚壁毯。
两个人物的身份、年龄以及性格特征在画面上都有所体现。丹特维尔居左，所占空间比右边的塞尔夫多一些，由此显示了主、客关系。尽管同样披着贵重的皮毛外套，前者显得更加奢华而后者较为质朴。气宇轩昂的丹特维尔右手握着一柄短剑，剑鞘上的拉丁文依稀可辨：“他的年龄是 29岁”（AET SV Æ 29）。塞尔夫则显得沉稳而含蓄，右臂下枕着一部书，书边可见类似的文字（AETAT IS SV Æ 25），标明他的年纪是25岁。
剑与书，象征着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文学者珍视的两个相辅相成的信念——行动与思考，德国人的说法就是“动手思考”（Denken mit den Händen）。
更多的时代特征可以从画面中央方台上的道具得到解读。台分两层：上层属于天界；下层代表大地与人间。天界的左端是一个天球仪，向右顺次摆放的仪器是柱晷（column dial）、通用二分仪晷（universal equinoctial dial）、四分仪（quadrant）、多面体日晷（polyhedral sundial）、黄道仪（torquetum）。2004年，专门研究英国文艺复兴历史的学者约翰·诺思（John North），出版了一本厚达400页的专著《大使们的秘密》，对画中的多种道具进行解读。他指出圆筒状的柱晷是指示日期的，针影对应的应该是4月11日，也就是那一年的耶稣受难日——画面左上角还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绿色幕布后面露出了半个银质的耶稣受难像。多面体日晷则是指示时间的，朝上的主晷面上日影指向的时间是上午10点30分。参照前节所引丹特维尔写给哥哥的两封信，可以推断日晷上显示的正是小霍尔拜因创作此画期间的某一特定时间，准确说来就是1533年4月11日上午10点半。
►细部：台案上层的天球仪与多种天文计时仪器。
相应于方台上层的天球仪，下层左端有一个地球仪。值得注意的是，画家将欧洲涂成与其他区域不同的土黄色，经过清洗、摄影并放大处理，可以辨认出若干小字标示的地名，法国领土内有巴黎、里昂、阿维尼翁、诺曼底、布列塔尼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波里西（Polisy）。艺术史家洛兰兹（John Rowlands）指出后者正是丹特维尔在法国的封地，画面上的倒置地球仪刚好使这个小地方正面朝向观众——如果接受此说，上层天球仪中面向观众的星座也许就对应丹特维尔的命宫。
作者更想知道的一个问题是地球仪背面是什么样的，可惜在画面上看不见。当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已经30余年，据说亨利八世对世界地理非常感兴趣，而包括美洲大陆在内的世界地图已于1507年在法国出版了。
►细部：台案下层的地球仪和乐器。
►细部：地球仪上的法国地名。
画面中间地球仪的前方，是一本半摊开的数学书，经辨认是1527年在巴伐利亚出版的一种商业算术，作者阿皮亚努斯（Petrus Apianus，1495-1552）是德国人文主义学者，精通数学、天文学和制图学。书中夹着一把矩尺，另有一副半隐在阴影中的圆规。紧挨着矩尺和圆规的是一把诗琴，仔细看可以发现它的一根弦断了，研究者认为暗示新教与旧教冲突或者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之间的裂痕。
诗琴的前方是一本赞美诗的曲谱，左面书页上是马丁·路德的赞美诗“主啊，请为我们的灵魂注入生机”，右面则是《旧约》中的摩西十诫。位于方台下层最右方的是一套长笛，它们既代表不同的音域也是和谐的象征，由此透露出画家希望宗教和解的良好愿望和对两位大使的期许。
总之，方案上的器物反映了两位大使及画家本人渊博的知识背景，起源于古希腊而延绵至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四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在画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画面中一些涉及科学的器物，在画家的其他作品中也可见到。例如，小霍尔拜因曾为其同胞克拉兹（Nicholas Kratzer，1487-1550）绘制肖像，后者也是莫尔的好友，后来成为亨利八世的宫廷数学家。下面左图中的克拉兹正在制作多面体日晷，其形制与《大使们》中的一模一样。桌上的白纸上写着“一个巴伐利亚人、来自慕尼黑的尼古拉斯·克拉兹的肖像，时年41岁”，人物身后的架子上则可见柱晷和二分仪，它们也都出现在《大使们》中。小霍尔拜因对天文仪器和制图学的了解，以及对投影和透视知识的精妙运用，很可能得益于这位朋友。下方右图是小霍尔拜因的《带乐谱和诗琴的绅士肖像》，画中人物身份不详，推测是一位德国来的音乐家。
诗琴即鲁特琴（Lute），是一种弹拨乐器，其原型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大约在9-10世纪间经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从文艺复兴早期到巴洛克时代广为流行。广义上讲，古希腊的潘杜拉（Pandura）、东方的琵琶、现代的吉他等弹拨乐器都是它的亲戚，不过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诗琴有着独特的造型，其共鸣箱的主体呈梨形，正面为一开孔的平面，其余部分则如瓜瓣一样，琴颈上刻有琴格，有一根单弦和五根一组的复弦，弦钮箱向后弯成直角。这一造型优美的乐器经常出现在当时的美术作品中，一开始大概是用它来象征高雅与和谐，到后来则成了画师们炫耀自己娴熟运用透视法的道具，《大使们》中的诗琴就达到了这一目的。下面是德国画家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的一幅版画，出自他的透视学专著，显示借助机械装置来获得诗琴精确投影的方法。
►丢勒《测量论》（1530）中的版画插图。
最后来看一下画面底部的那个怪东西。在英国国家美术馆里，常常看到经人指点的孩子们蹲到画框左下方，向上仰视那团灰褐色的物体，由此可以看出那是一个人的头盖骨。这是画家利用投影原理制作出来的一个怪物，下图右方则是通过投影变换得到的真实图像。有人推测，这幅画原来挂在丹特维尔宅第面向楼梯的墙上，拾级而上的人一抬头就可以清楚地看见骷髅头。这固然是画家在卖弄技巧，但是没有主顾的特别要求恐怕他也不会这样做。研究者指出，这一图像反映了丹特维尔身上的某种神秘主义倾向，他的格言就是“别忘了你将死亡”（Remember thou shalt die）。其实画面中他的帽檐上，还别着一个骷髅型的金属饰物，只有距离很近才能看清。
位于特拉法加广场北端的英国国家美术馆绝对是个好去处，地上、地下交通四通八达，进门穿过中厅，左转前行，不远就是《大使们》所在的C大厅。旅次伦敦，只要时间允许，我总要去看看这幅杰作，在它面前伫足凝思。这是一幅充满张力的作品：科学与艺术、宗教与世俗、新教与旧教、和谐与分裂、天堂与人间、生与死，都通过特别的视觉形象和具有象征意义的物件表现出来了。
参考资料：
Buck, Stephanie. 1999. Hans Holbein. Cologne: Könemann.
Hervey, Mary. 1900. Holbein's Ambassadors: The Picture and the Men. London: George Bell and Sons.
North, John. 2004. The Ambassadors' Secret: Holbein and the World of the Renaissance. London: Phoenix.
Rowlands, John. 1985. Holbein: The Paintings of Hans Holbein the Younger. Boston: David R. Godine.
Zwingenberger, Jeanette. 1999. The Shadow of Death in the Work of Hans Holbein the Younger. London: Parkstone Press.
Bolland,Charlotte.2015. Les Tudors.Paris: Musée du Luxembourg.
梦隐. 2011. 油画《大使们》的历史与文化解读. 科学文化评论.第8卷第6期.
梦隐. 2015. 伊拉斯谟、小霍尔拜因和插图本《愚人颂》. 科学文化评论.第12卷第1期.
延伸阅读：
自本篇开始，“左图右史”改由《知识分子》公众号推送，作者向刊发了前四篇文章的《赛先生》及其可敬的编辑们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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