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平：近代中国，新风自南方刮来
2014年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一次性推出整套“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引起巨大反响。2017年3月至2018年9月，台湾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新译本，丛书名为“中国·历史的长河”。和简体版一般，繁体版也邀请学者撰写导读。台湾中兴大学助理教授游逸飞先生期望做一个两岸学者导读的“对读”，基于逸飞兄的策划和帮助，以及台湾商务印书馆和理想国的授权，本公号陆续推出这套丛书的学者导读。
《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推荐序
步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这本书是一位日本学者对自清末以来到进入全面抗日战争之前中国历史的观察。关于这一阶段的历史，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相当多，国外也有许多学者在关注，而这本书及其作者的特色在哪里呢？
首先，这本书的作者菊池秀明先生是研究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为数不多的外国学者。而作为外国学者的菊池先生，在研究太平天国这一问题的时候，并没有拘泥于对现成的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和爬梳，而是同中国的学者一样，曾多次深入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地——广西，同当地的民众接触，谈话、喝酒、交朋友，亲自把握生动的第一手的口述史料。我曾多次听菊池先生介绍他在太平天国发生地的实地考察活动，对他满怀深情地回忆与当地民众交往过程时的表情记忆犹新。这样的经历使他能够建立起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认识。所以，这本书将其叙述的、从鸦片战争后的19 世纪中期到中日战争开始前的1936 年的历史归结为“复兴中华的尝试”。从近代中国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意义上看，这一归纳不无道理。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并不少见，但能够深入中国内地进行深入调查，并能够从社会的基层了解和理解近代中国追求的外国学者则不是很多，菊池秀明先生是其中之一。
作者在本书的开头提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论断，那就是：“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的新风气往往兴起于北部边境……承担这一使命的是从北方进入的各游牧民族”，而“宣告新时代的南来之风从真正意义上席卷中国大地，可以说是从本书所论及的近代开始的”。所以，他发现“洪秀全、孙文以及其后继者蒋介石等本书中的出场人物，皆以南方边地为出发点”，“而从南方农村根据地兴起的毛泽东的边区革命也是朝着黄土高原的延安一路撒下了新时代的种子”，所以认为“近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南方开始复兴之路的时代”，因此他也“想做一个尝试，即以南方边地吹来的新时代之风的视角，来剪影这一时代。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都兴起自南方大地，而后向北发展。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等改革运动以及新思想、新文化的接受与创造，亦多由南省出身的人物担任骨干，或以在此时代发展起来的南方边地城市作为其衍生发展的舞台”。地方文化的差异与联系，是文化史研究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之一。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文化特征复杂的国家来说，是否可以以“南方”与“北方”加以区分呢？读者不妨对作者的这一论断进行评价。
其次，这本书尽管照顾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但基本还是以政治史的叙述作为主要线索。然而，正是在政治史的叙述上，中国与外国学者，特别是有意无意地以西方为中心思考问题的学者在认识上往往有相当大的差异。而本书作者因为一方面可能是出身于东亚，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其研究中国历史的背景有关，所以并没有完全依照某些西方研究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叙述模式。针对具体问题，作者往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于中国学者的认识，当然也带有日本学者立场的印记。不过，对于近年来重视历史认识跨越国境的学术界来说，这种看法也许距离历史更近一些。
就以清末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进行的改革活动来说，当时的许多有识之士皆以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为楷模，期待中国的“改制”与“变革”，中国的洋务派曾提出“中体西用”的口号，有人认为那相当于幕府末期日本提出的“和魂洋才”，将当时中国改革的努力比拟于日本的明治维新。而作者认为“历史上的近代化，并不意味着就是明治时期日本选择的‘西洋化’”，他认为需要注意的是：“洋务派体现出的保守主义倾向，给洋务运动带来了日本明治维新无法想象的困难。”
但是，作者也坦率地指出：尽管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们热衷于学习日本，甚至在日俄战争中支持日本，但是“日本人反应冷淡傲慢，很多留学生因此受到伤害”。所以发生了“留学生来的时候是亲日派，回国的时候是反日派”的现象。他还特别指出了表面上自称为孙文的朋友、对孙文的革命活动予以支持的一部分人，其“意图在于利用他（孙文）侵略大陆”。
第三，作者在全书的叙述中，对文化予以特别的关注，用较多的笔墨描写了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包括与日本有密切联系的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纳。而作者尤其重视在推动中日文化交流中起到了特殊作用的那些人，特别是鲁迅，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众所周知，鲁迅有过留学日本的经历，一方面受到指导教授藤野严九郎的悉心教导，终生都尊敬藤野先生。鲁迅回国后在从事文学创作与文化战线的斗争时，又得到了日本人内山完造的帮助。所以他认为，“日本人的长处是对一件事情名副其实地拼命，就是那种认真劲儿。我承认他们最近有些相反的举动，但是必须承认他们的认真。中国可以排斥日本的一切东西，但是不能排斥日本人认真的优点。不管发生什么事，必须学习这一点”。这的确是一针见血的认识。但是，作者也不吝笔墨地描写鲁迅强烈批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侵略者进行不懈斗争的精神。
正是在这样的描写后，作者提出：“21 世纪的日本将和中国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会像本书中所描写的一百年前的日本那样，对迅速成长的中国感到威胁并敌视它吗？还是能和不随波逐流、加深与中国人交流的那些日本人一样，拼命地认真地从平等的角度去构筑两者的关系呢？了解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从中学习，不拘泥于任何偏见和既成的观念，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真实的中国——我们面临着许多的课题要解决，而中国确实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的社会。”我想，这也是对所有日本人提出的应思考的问题吧！而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了解这样的日本学者的历史认识，也是很有意义的吧。
综上所述，我觉得作为中国的读者，读一读日本学者关于这一段在我们看来似乎是“耳熟能详”的历史的描述，还是很有启示的。
最后，作为历史学者，我对书中经常出现的“以古喻今”或“借古讽（颂）今”的写法则有些不同的看法。当然，研究历史的目的并非就事论事，历史研究的鉴今意义当然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历史与现实并非简单的重复或轮回，其借鉴的意义也并非那样直接。历史学者的责任，第一是要将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第二是从中思考对将来有益的经验与教训，第三则是将诸多的历史现象提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加以分析。如此看来，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不妨思考得更谨慎一些。
20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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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谈社 中国的历史”两岸学者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