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钰仁罗震东：去“流乡村”思考规划的未来：安吉、德清调研杂感

乡村规划与建设

2024-09-04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南大空间规划 Author 盛钰仁，罗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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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盛钰仁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罗震东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员会委员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南京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安吉余村，两山理念的起源地

德清莫干山，乡村小资的发端处

走进浙江安吉余村和德清莫干山，我们看到了乡村建设发展的如火如荼，看到了“熟人社会”不断向现代化社区的转变，看到了城乡要素跨越制度、跨越空间的自由流动，也看到了乡村顺应时代前进的顽强生命力，更看到了乡村规划在未来的使命与担当。

一

逆城市化还是城镇化？

逆城市化是人口从大城市和主要的大都市区，向小的都市区、小城镇甚至非城市区迁移的分散化过程。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00年前英国规划师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当时的工业化带来了人口向城市中心的高度集中，同时也带来了交通拥挤、罪犯滋生、疾病肆虐等城市病。霍华德的这一设想试图建立一个兼顾城市效率与乡村品质生活的“乌托邦”，但是存在集聚的规模效应与分散的环境效应无法在实体空间内实现双优的“规模悖论”。尽管这一设想并未成为现实，却具有深远的理论指导意义。

真正意义上的逆城市化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发达国家。人与自然关系的进一步紧张以及人们对于美好田园生活的向往促使人口向着城郊和乡村流动，“阶梯瀑布”（Champion，2000）的存在最终引发了乡村的社区化与中产化。

“阶梯瀑布”（Champion，2000）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就会出现逆城市化现象。我国2020年的城市化率就已突破60%，据测算到2035年将会达到70%以上，中国有可能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吗？答案可能并不简单。建国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市场化改革塑造了中国独特的城市化进程。要素资源在大中小城市、城镇与乡村之间的不均衡、不均等分配使得逆城市化的动力并不充足。

尤其随着道路交通和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的不断改进，人口在大中小城市与城乡之间的流动更为高频，城市的都市区化、区域化与乡村的城镇化同步发生。互联网与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则加速了这一同步的进程。中国在互联网时代的城镇化路径显然不是西方城镇化道路的简单重复，逆城市化还是更加网络、多样的城镇化，需要深入的在场观察。

移动互联网日益发展的今天，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城乡空间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紧密链接的网络，包括乡村地区在内的各种人类聚落都有机会融入更大区域范围的生产和消费体系。

以淘宝村、网红村为代表的新乡村——“流乡村”不断涌现，田园城市有可能突破“规模悖论”成为现实。良好的生态环境、闲适的生活方式与充分乃至高端的就业机会可以在“流乡村”内鱼和熊掌得兼。浙江的安吉、德清就是良好的示范，去这里思考中国乡村的未来，或许更有启发，更有收获。

二

乡村土地制度改革

十九大正式提出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并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推动战略的实施。全国各地积极探索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尤其关注乡村土地制度的改革。

土地制度改革涉及到乡村最重要的三块地，即农用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的改革。改革内容主要包括最大范围的摸底排查，最小尺度的确权登记、最大限度地还权赋能等，在保障农民和村集体权益的基础上，探索乡村土地流转的方式，降低土地流转的成本，提高土地的增值效益。

土地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打开城乡之间人口、资本、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为人口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扫除制度性障碍，打好制度基础。

安吉宅基地流转路径

当阻隔城乡的制度藩篱打开了缺口，人口不再是单向的由乡村流向城市，在城乡之间往返的也将不再是单一的农民工群体。

一方面，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不断发展完善，将吸引大批有志青年和有识之人返乡创业；

另一方面，来自城市的资本家、中产阶层或出于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或出于逃离都市喧嚣的渴望，或出于经济发展的动因，纷纷加入往返城乡的流动人潮之中。

乡村空间迎来了一批新“居民”，他们给乡村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和发展理念，乡村由原来的“熟人社会”向半现代化的社区转变。

三

安吉模式与莫干乡宿

浙江省是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窗口”。安吉是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的诞生地，对于全国乡村发展有着重要的引领、示范意义。在时代大背景和互联网浪潮的助推下，城乡之间的制度性阻隔不断消除，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日益频繁，未来乡村的雏形已经在 “重要窗口”和“样板地区”逐步形成。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安吉是著名的“北大荒”，不得已走上了靠山吃山的发展道路，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也因此受到国务院的黄牌警告。2003年，浙江省提出建设“生态省”的目标，安吉依托相关政策支持，充分发挥自然资源和农业资源的优势，大力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第二产业和以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变资源为资产，实现了三产业联合、城乡统筹，最终建成环境优美、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

2005年，习近平视察余村，提出“两山”理论

昔日余村街道

图源：https://zj.zjol.com.cn/news/1507496.html

余村当代村貌

如果安吉模式是自上而下乡村发展的典范，那么德清的莫干山地区走的就是一条外部介入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

莫干山在100多年以前就是长三角地区社会精英的度假胜地，外国商人首先在此建设度假别墅和游乐设施，蒋介石也在此处与宋美龄共渡蜜月。建国之后莫干山逐渐沉寂下来，历史形成的发展格局和乡村的静谧底蕴得以很好保存。

21世纪初随着新一批外国商人和国内精英的来到，莫干山的历史底蕴、生态价值和乡村庭院被重新激活， “洋家乐”的名声迅速打响，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端乡村民宿经营典范。《纽约时报》旅游版评出的2012年全球最值得一去的45个地方，中国共有两个城市榜上有名，分别是浙江的莫干山和拉萨，其中莫干山排名第18位，拉萨第9。CNN将这里称为：除了长城之外，15个你必须要去的中国特色地方之一。

莫干山裸心堡

莫干山郡安里

莫干山宿里FUN集

莫干山三秋

不论是自上而下的引导还是自下而上的生长，乡村的发展从沉寂到腾飞，都伴随着乡村社会经济的重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口、资本、技术等诸多发展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稳定、高频流动是必不可少的。这些乡村早已不再是一个个相对独立封闭、自我发展的空间单元，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的靓丽节点，具备着链接全国甚至全球资源的能力。这些乡村和它的村民与大众印象中的乡村、村民相去甚远，研究他们就必须去到他们中间，与他们讨论，向他们学习。

四

莫干山主体的多元化

优越且可开发的资源，外界进入的制度性门槛的消除，是一个乡村转变为“流乡村”的两个关键的基本条件。向“流乡村”转变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乡村社会经济的重构，其首要的体现就是社会构成的多元化。

过去的乡村社会构成单一，主要是的村民，主业是务农，以家庭为基本单元进行精耕细作，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将相似的家庭串联为家族。村庄里的所有人都是复制粘贴式的从事着同样的劳作生活，就算是随着城镇化浪潮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其身份还是农民，回到家拿起锄头还是下田干活。

社会构成多元化的乡村，新“居民”基本是已经城市化的市民，他们在城市里从事的职业、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尽相同甚至天差地别。他们来到乡村、住在乡村必然不是来务农的，他们在乡村获得全新的身份，重构乡村的社会关系网络。一定程度上他们进入乡村的这一行为可以看作是对于旧有乡村的一次“侵入”。

莫干山最初因南非人高天成建的“裸心谷”、英国人马克投资的咖啡馆、法国人司徒夫的“法国山居”而为人所知。近十年的兴起则主要是国人带来的，包括西坡的投资人钱继良、大乐之野的投资人吉晓祥和杨默涵、后坞生活的王旅长、原舍的朱胜萱等等。

莫干山庾村的欧式中心广场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和全国各地的精英们“侵入”莫干山。虽然他们都是前来经营民宿的外来者，但每一个人过的是截然不同的人生，都有着丰富的人生履历。

他们在外界可能是知名的学者、设计师、艺术家、商务精英，他们的身份不会因为居住在一个小小的村庄而被轻易改变。他们有广阔的社会资源和关系网络，因此他们绝不是作为单独的个体孤立地存在于乡村社会空间之内。他们是村庄链接外部世界的重要节点，是各自代表的一类群体在乡村开拓疆土的先锋。他们会吸引他们社交关系网络内身份性质趋同的一批人，这一批人有着进一步成为新村民的可能。

事实证明，莫干山乡村社会的重构，乡村主体的多元化乃至乡村产业的兴起正是由一个个的外来者通过类似侵入、传播、转移、裂变的过程而逐渐形成的。

这些外来者的侵入对于旧有的村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冲击非常大。他们带来的全新的发展理念、经营方式和组织管理模式，对个人生活、乡村建设和村庄发展独到的见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村民，这对于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无疑有着重大意义。

莫干山裸心谷树屋风格客房

莫干山UNDO新中式客房

莫干山弥宫精品民宿现代简约风大厅

莫干山芝麻谷艺术酒店夜景

图源：莫干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官网

https://www.zj-mgs.com/

莫干乡宿的文艺范生活

莫干山后坞村是典型的外来主体带动乡村发展的案例。村子位于莫干山南麓，有18个村民小组,共有407户1599人，其中劳动力1093名，党支部共有党员60名。后坞村2005年创办第一家农家乐，现有农家乐25家，洋家乐3家，客房共计355间，一次性可接游客千余人。

群山掩映中的后坞村

后坞村最初的发展依托就是莫干山和天泉山优越的自然条件。随着大批热爱山林野趣的游客的到来，后坞村开始发展农家乐。但是早期发展十分粗放，住宿条件差，卫生条件不佳，导致村庄发展一直不愠不火，直到2012年王旅长的到来。

王旅长以很低的价格包下5户农舍，在后坞村打造出了一片集特色建筑、农家体验、户外娱乐、文艺活动、运动康养为一体的民宿综合体，深受城市白领、艺术家、户外运动爱好者、摄影师、文艺青年等群体的喜爱。在王旅长的影响和带动下，后坞村家家户户都兴办起民宿，村庄的发展开始步入正轨。2016年后坞村四百多户中有170户在做民宿，人均年收入达到5万元以上。

五

后坞生活与余村民宿联盟

任何新事物的产生与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外来者的“侵入”的确助推了乡村经济社会的重构与繁荣，但是若将时间尺度拉长，观察视角拉近，就会发现乡村重构的过程中饱含了点点滴滴的艰辛，尤其是站在某个细微个体的的角度。“侵入”这个词本就暗含了强迫与阵痛的意味，侵入一方与被侵入一方在长期相处过程中互相妥协、磨合、调整与适应，冲突在这过程中始终存在。

这种冲突的根源依旧可以从构成乡村主体的身份差异上寻找答案。本村人与外来者甚至是每个个体的行事风格、思想观念、发展认知、利益立场、格局视野都存在差异，因此冲突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也是村庄转型发展必须经历的阵痛。

这些冲突可大可小。小的冲突更多地体现在生活工作相处上的一些摩擦，大的冲突体现在村庄重大事务的话语权更迭，以及村庄利益格局的调整上。后坞村的后坞生活和余村的民宿联盟的发展过程就是鲜活的案例。

后坞生活民宿

后坞生活的4号楼民宿

后坞生活的竹林风景

后坞生活最初进入后坞村是比较顺利的。2012年前后的后坞村发展较为落后，后坞生活创始人王旅长以极低的成本完成了对房屋土地的租借、修缮、管理和运营。凭借先进的乡宿理念，前卫的设计手法，轻奢的服务环境，精明的商业运作在短时间内就收回了投入成本，并且客人源源不断，经常一房难求。在当时普通村民的农家乐经营惨淡的情况下，后坞生活平日一间房的价格就高达960元，周末翻倍，节假日甚至达到2200元。

具有设计感的指示牌

木屋酒吧

公共空间

瑜伽房

民宿主人的工作室

在村民们眼里，外来人到村里来搞建设开发，吃的用的都是村里的，姿态还很清高，钱自己赚走了，吃喝拉撒全部留在村里了。带有这些想法的村民就会用行动表达不友好的情绪。比如民宿要搞一些建设，开个大车经过必经的路段，村民就不乐意了，把路压坏了怎么办呢？有一次大车开过来运输建筑材料送生活消耗品，有的村民就往地上一躺不让走了，只能由民宿老板出面说好话来协商解决。

在民宿主眼里，村民们普遍较为短视。认为他们过多的关注眼前利益，看着自己来得早赚钱多就会眼红，并没有看到后坞村这一带的经济是后坞生活带出来的，后坞生活开始营业之后，后坞村才开始慢慢富起来。村民只看到眼前的后坞生活赚的钱比他们多，甚至有游客问后坞生活的地址，村民会故意不指路。

在外来酒店的服务人员眼中，老板是外来人，又是艺术家，自然会带有几分古怪的脾性，不擅长和其他人打交道、处关系。反倒是村里人都是十分淳朴热情的，他们如果觉得你这个人实在就会和你处得很好，自己也能很快地就能融进熟人社会中，这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便利。他们去本地的超市、小卖部，村里人都很热情，也会享受打折优惠。

在村主任眼中，老百姓一开始的不理解肯定是有的，但他们知道如果没有外来人的进入，村庄的发展没有这么快。他们更看重的是老板这个人怎么样，是不是很和气。若是外来人始终带着“你们都是乡下人，我是艺术家”的傲气，老百姓就会觉得你很清高，瞧不起他们，他们就不会对你好。其实老百姓都是很和气淳朴的，他们不要求获得什么，他们要的就是基本的尊重，见个面打个招呼，最好路上遇到村民主动载人家一程。农村就是这样一个熟人社会，现代社会遵循法律法规，农村都是人情世故，态度完全转变也需要有个过程。

民宿主人的手工坊

木屋餐厅

如果说后坞村的冲突体现在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上，那么安吉余村在发展过程中的冲突更多的体现为本地村民与外部资本之间的冲突。

余村是习近平总书记具体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的地方，也是深刻践行两山理念的重要标杆。从2015年开始，村庄开始全方位的治理建设，走上了绿色发展的路子。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返乡创业，主要经营乡村民宿，开农家乐，经营白茶、冬笋等土特产，在旅游旺季，经营得好的农户一个月能够获得十几万元的毛利。

余村主干道旁美丽乡野风景

四处参观拍照的众多游客

余村的发展有其政治上的特殊性，也正是具备这样的特殊性，获得了更多政策、资金和项目上的倾斜，也更受市场与资本的青睐，发展尤为迅速。县里的旅游公司、外来的地产集团都有意与余村合作共同开发。伴随着开发项目的一个个落地，村庄的绿色GDP也逐渐水涨船高。外来资本越来越多地进入村庄，冲突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余村内的新型自建房

不再务农，转而经商的村民

余村内的智慧5G推广站点

2020年3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余村进行考察。总书记的巨大影响力再加上疫情管制的逐步放缓，来自长三角乃至全国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外来车辆将余村的大小街巷堵得水泄不通，巨大的客流量给本地村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但是村民不知道的是，村里承接的县里的垂直项目——研学中心也正式开业了。依靠县里财政兜底，研学中心不以盈利为目的，对余村的旅游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余村的旅游GDP急转直下。

每年8月是村里的旅游旺季，常常一房难求，当时村里的高端民宿一晚上的价格是1800元。研学中心开业后，他们的价格是446元，游客拼团的话200多元就能入住，而且拥有100多间客房，基本相当于余村整个村庄的接待能力。这就直接影响了余村的旅游市场价格，几乎抢占了余村所有民宿房间的客源。

此时由村委出面组织成立的民宿联盟起到了出乎意料的作用。这个联盟原本是用来协调村民内部经营之间矛盾的，联盟内部有40多家店铺会员，且形成了例会制度。每次开会都会有至少20户以上参与，如果商户不来参会需要请假，并形成了严格的准入和淘汰管理制度，旨在促进内部团结、问题协商、维护市场稳定、共谋发展。在民宿联盟的运作下，越来越多的商户团结起来找到了问题的所在。

余村内的自营民宿

于是村民们通过民宿联盟寻求法律援助，发现研学中心的土地使用不合法。当初研学中心与村里签订的租地协议是教育用地，而不是商业用地。虽然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但村民们面临着更大的难题。研学中心是县里的垂直项目，本地村民无权干涉，有些村民想去静坐示威，被联盟制止了。联盟开始出面找相关领导协商，但得到的答案比较敷衍。于是联盟成员决定大家集资，找到最好的律师，拿出确凿的证据打官司，维护自身权益，维持市场秩序。

六

另一种城乡融合

冲突在所难免，也只有在冲突中去磨合，让本地人与外来者学会妥协和让步，才能找寻到和谐共处之道。当然合作也必不可少，解决矛盾冲突的同时就会不断深化合作关系，各主体才能逐渐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发展的合力。

后坞村的外来者与原村民经过数年的冲突磨合，不仅在生活中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共同相处，更形成了认知上的互相学习，经济上互相合作的稳定联系，共同促进了后坞村民宿产业的持续发展。

后坞村民宿产业发展至今形成了三类较为稳定成熟的模式。

外来者全额投资的模式

通过与村集体或者村民达成租地协议，雇佣村民进行开发建设，自主运营，招聘本地人作为服务人员，同时购买本地人自己生产的食材。这里又可以细分为两种，

①

王旅长这种早期就过来投资开发的个人，学习并挖掘乡村味道，经营生活化的体验民宿，拉近顾客与乡村情感体验上的距离，并招聘80后的本地年轻人作为管家和60后的阿姨为后勤服务人员，民宿整体带有乡村田园氛围和浓烈的个人风格。

②

集团入驻的酒店企业，以隐花坞为代表，运营管理完全是现代化的酒店模式，只是外观形式包装成民宿，提倡秩序和效率，一定程度上缺乏人情味。

这类民宿是后坞村定位高端的民宿，淡季单间房屋价格在600元以上，旺季甚至超过2000元。

外来者与本地村民合作的开发模式

以花筑（大型民宿专营品牌）为代表，农民提供自住的房屋和土地，品牌方对房屋和周边环境进行外部包装和内部装修，村民既作为屋主，又作为酒店的管理人员，服务管理上会更加用心，定位一般中高端，价格也并不统一。

村民模仿外来者自发建设运营的民宿

大部分是在原先农家乐的基础上改造，与外来者之间的合作主要是生活上的往来和认知上的学习关系。由于缺乏一定的设计基础并且受到资金方面的限制，民宿整体条件相对简陋，定位中低端，数量也最多，定价在400元左右。

遍布后坞全村的民宿

本地人和外来人合作共融的过程中，政府部门的作用不可或缺。在民宿产业发展的前期，政府就制定好了土地房屋流转的规则，严禁私下交易，规范交易流程和交易双方的权责，明确交易年限。既打通了城乡人口、资源互通的渠道，又保障了土地流转、产权交易和开发运营过程中农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

在村庄开发建设的关键时期，政府引导村民自主创业，对于愿意开发民宿的农民，每年给予1000元的补贴，同时适当地放宽建设指标。居民可以通过先建设后补交罚款的方式将每户的建设指标扩大100平方米，限高也能在原有基础上突破一层。

到了村庄民宿产业发展的成熟期，政府牵头成立了村庄民宿协会，协调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如定期举办村庄集体活动，引导外来者主动承担村庄的大小事务。组织入户慰问村民，请60岁以上的老人一起吃年夜饭等等，以此引导外来主体主动反馈村庄，本地人也逐渐接纳外来者。

余村内部的融合更多地体现在村庄主体与外界资本的合作上。在村庄内部成立了余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对接外来投资，决定外部资本进入的范围、门槛、方式，以及与村庄内部的合作模式，并规范外部资本在村庄内部的建设经营活动。为了进一步整合外部资本，将其转化为村庄内生发展的动力，余村还专门成立了两山指挥部，在整合村庄所有资源的基础上，对未来发展进行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

余村景区化建设平面图

余村借助外来资本开发的农创市集

热闹的余村特产店

余村积极推动“两山”产业成果转化

余村特色品牌化建设

余村依托本地特产开发的竹啤和竹叶黄酮饮料

两山指挥部首先明确余村休闲养生旅游和党建综合培训的总体发展目标，进而确定发展策略，强化立项开发，推动落地落实，加强与地产公司的合作。近年来陆续推进了农创集市、民俗文化街、文化礼堂、智慧农业、青少年活动营地、环山绿道三期工程、灰窑遗址、山顶瞭望台、佳缘养生地产、研学中心等项目的开发建设。进一步规划通过打造未来社区、成立全体村民共同参与的股份合作公司，全面提升村庄的凝聚力，激发村庄更大的发展潜能。

余村西侧水库

开发中的佳缘绿水青山酒店项目

青山绿水酒店及公寓项目沙盘及平面图

来安县“现状一张图”数据库项目建设现状与效果图

资料来源：

http://www.zjjiayuan.com.cn/product/146.html

精致的乡村美学景观

公园竹构

智慧农业项目

余村二期绿道

二期绿道的山顶观景台

灰窑遗址

灰窑遗址的景观改造

由莫干山后坞村和安吉余村的案例可以看到，在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和快速信息化的背景下，传统乡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巨大转变，主体更加多元的流乡村迅速涌现。

在这些流乡村中，单一的熟人社会向现代性社区的转变并没有彻底的发生，一种暂时性的半熟人社会、半社区性质的社会经济结构长期存在，在这样的结构中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可以共存，人情依旧可以作为一般等价物，以现代法制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关系将渐进地主导乡村的发展。这个过程内在地包含了人的思想认知的变化，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的重塑以及一种全新的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产生，乡村的物质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七

嬗变的乡村，怎样的未来？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还远没有结束，在中国宏大的城镇化浪潮中，会有许多乡村随着老一辈农人的悄然老去而消失，也会有许多乡村会在时代的浪潮中重焕生机。

今天像安吉和莫干山这样的村庄虽然还不是很多，但可以欣喜地看到，原来横亘在城乡之间的那堵墙不再高不可攀，新一代的村民似乎也已找到翻墙和开洞的诀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越来越多的乡村会在重构与融合中走向未来。然而此时不禁会问，未来的乡村究竟是谁的乡村？在这样的乡村中生活的又是哪一批人呢？

南京大学邵颖萍博士撰写的《落脚乡村与民宿经济》一书详细地描述了2017年之前外来人进入莫干山之后给村庄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新的社会构成产生了新的社会分工，塑造了新的社会秩序，创造了新的社会文化。但是2017年以来，莫干山由黄金发展时期进入转型调整期，村庄的社会构成又产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乡村的嬗变。有人到来就会有人离去，这样的情形正越来越高频地在乡村的土地上上演。

邵颖萍，《落脚乡村与民宿经济》，2019

最初进入乡村的那一批外来人会逐渐离开，留下代理人在此经营，他们多数会在外面成立新的开发项目。经营近十年的民宿逐渐老旧，越来越缺乏新意，曾经高傲到坚决不与线上平台合作，杜绝与客人讨价还价，如今也不得不俯下身子进行妥协。民宿管理者自嘲道，“以前哪里有帮客人提行李的服务，都是坐着看顾客自己从山下提到山上。现在都是客客气气生怕顾客在网上给个差评，山里下雨发大水的时候都是我们给客人拎水烧水洗漱。”

原舍的全国布局

现实的竞争从来残酷。新的设计理念和经营方式层出不穷，顾客的口味也总是喜新厌旧，再加上土地房屋的租金一涨再涨，后坞村的民宿老板换了一茬又一茬。本地村民因为家在此处，且都是自己的房子，没有客人的时候也没有成本支出，也就没什么损失。外来人口的流动每天都在发生，本地人口结构则相对稳定。村庄归根结底是村民的，外来老板经营不善，或者偏安一隅太久就会或主动或被动地离开，村庄主体的变化是个动态的持续调整过程。

乡村有着相对恒定的不变量，即扎根本地的村民与乡土文化、生活方式，又有着相对动态的变量，即往返城乡、高频流动的外来人口以及他们所带来的、新的发展方式、理念和资源。自始至终不会变化的，是住在乡村的人们对于生存发展的需求与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

乡村中的代际转移——愚公移山图，徐悲鸿，1940

这个时代的乡村大体与所有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总是螺旋上升的，新事物的产生寓于旧事物的灭亡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承载着三辈人，扎根乡土的农一代，辗转城乡的农二代，拥抱新时代的农三代。他们以血缘、亲缘、地缘厚植在乡村沃土之上，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成为他们人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的血液里有对乡村的深厚情感，他们是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乡村真正的主人。

然而在新的时代也要有充足的认识和准备，既然乡村的人顺着时代在向前发展，乡村为什么不跟着向前走呢？30年后，50年后，或许农三代也走出了乡村，乡村或者消亡或者城镇化，人们对乡村的记忆与情感也将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淡化。或许农三代会重新回到乡村传承绵延千年的乡村文化，但彼时的乡村必然不同于今日的乡村。未来乡村的命运必定也会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向前走，而今日的认知和努力或许就是在选择不同轨道的起点。

安吉和莫干山的这些新乡村，传统和现代不断碰撞，悠闲与秩序可以并存，生态和效率不再互斥，城乡之间不再泾渭分明，空间本身开始流动，分散之中酝酿集中，流乡村已在变革中应运而生。

莫干山的庾村文化市集：界限模糊的城与乡

回溯安吉和莫干山乡村的发展，可以看到规划在乡村转型发展的各个时期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

村庄发展起来之前，也即前流乡村时期规划作用不大，更重要的是谋划与策划；

村庄蓬勃发展阶段，也即流乡村形成的过程，综合协调发展的需求迅速上升，必须进行有针对性的全面设计和管控，实用型规划的价值最大；

村庄稳定发展时期，主要考虑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问题，目标导向型的规划将更为重要。

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一环，乡村规划要真正写在大地上，落在泥土里，显然不能是指标式的规划，不能是盆景式的规划，更不能是为规划而规划。把握乡村发展的趋势与阶段特征，在乡村要素开始高频流动，乡村发展开始起步的阶段，及时介入、精准发力，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流乡村的规划显然是乡村规划的重点、难点，也是亮点！

参

考

文

献

1. Nick Gallent，Meri Juntti，Sue Kidd，Dave Shaw 著. 闫琳译. 乡村规划导论[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

2. 曼纽尔·卡斯特. 传播力[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3.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4. 刘守英. 撞城：一位经济学人的乡城心路[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5. 邵颖萍.落脚乡村与民宿经济——莫干山特色文化重构[M]. 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9.

6. 罗震东.新自下而上城镇化：中国淘宝村的发展与治理[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20.

7. 罗震东.新兴田园城市: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城镇化理论重构[J]. 城市规划,2020,44(03):9-16+83.

8. 姚禹阳.“安吉模式”对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启示[J]. 现代化农业,2018(03):3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