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大战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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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大战略”，一定要以国家为中心吗？只有强大的国家才配拥有“大战略”？而事实上，春江水暖鸭先知，很多企业已经走到了新时期大战略的前沿……
文章仅供参考，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
气候变化时代的大战略：新兴大战略理论
作者：夏洛特·休姆(Charlotte Hulme)政治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21世纪大战略的特点以及应对跨国威胁的非国家性对策。
编译：学术plus高级评论员 蓝天
来源：战略之桥
一个多世纪以来，无论学者们如何定义大战略，他们都认为大战略是国家和国家政策制定者的专属领域。
肯尼迪从政策的角度定义了“大战略”，即“国家领导人为了维护和增进国家的长期最佳利益，将所有军事和非军事力量结合在一起的能力”。
厄尔把它作为最高类型的战略，一个“如此整合国家的政策和军备，诉诸战争要么是不必要的，要么是为了最大的胜利机会。”
布兰兹认为，大战略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追求什么，以及它应该如何去做的一系列有目的和连贯的观念。”
当B·H·里德尔·哈特(B.H. Liddell Hart)和J·F·C·富勒(J.F.C. Fuller)等思想家在20世纪初率先提出这一概念时，根据国家领导人为保障国家利益而投入的资源来定义大战略是合乎逻辑的；国家有更大的能力去维护自己的利益。此外，由于国际体系的主要风险是军事性质的，国家自然成为大战略理论的焦点。
然而，如今非军事跨国的威胁（无论是气候变化、非常规移民还是传染病）越来越多地影响了安全格局的定义。根据不同情况，这种跨国威胁所涉及到的不仅是其他国家，而且还可能是私营领域、民间社会团体和国际组织。
因为学者们仍然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方法，他们没有对“大战略是国家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的特殊领域”这一观点提出异议，即国家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是那些有权使用国家权力元素的特权角色，这些权力元素包括军事、经济、政治和外交。但今天，某些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已足够强大，他们可以利用多种因素，并拥有足够广泛的利益，因此有必要采取系统性的方式来部署他们的力量，使他们成为潜在的大战略行为体。
有趣的是，一些学者认为当前的方法已经过时，提出鉴于“全球复杂性的当代动态”，应该放弃“大战略的叙述”，或者用新的理念来取代大战略思维。
新时期的“大战略”
全球变暖，核武器
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新的大战略理论，该理论承认国家之外的大战略行为体的存在，并对这些行为体在非军事跨国威胁的背景下重新审视：气候变化是最突出的例子，也是本文研究的案例。
尽管正如奇林乔内所说，在各国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中，“全球范围内只有两项威胁：气候变化和核武器”，但是战略研究领域很少关注这一威胁。考虑到‘大战略’关注的是整体利益，尤其是在重大威胁的背景下，迫切需要阐明‘大战略’的新敏感性，认真应对气候威胁。
本文第一部分，阐述了大战略过程的理论，即大战略参与者所定义的和重新确定其利益的过程。第二部分探讨了该战略的合理性，通过初步证据证明非国家行为体已经就全球低碳转型达成了有效的共识。这一共识意味着全球经济最终要“减碳”，这是一个宏大的战略目标，并正推动全球资源日益协同起来共同完成这一目标。
大战略的过程
新的大战略行为体
大战略的过程有两个决定性的属性：全球性和系统性。大战略在本质上是全球性的，这不仅是因为它所涉及的特定类型的行为体和利益，还因为大战略行为体如何确定某些利益并决定如何最好地追求这些利益。许多国内的人士可以向决策者提供意见，帮助他们制定他们最终想在世界上实现什么以及如何实现的想法。正如马特尔所言，大战略“源于一个国家的传统和地缘政治属性，不依赖于一个人或一小群精英”。然而，关于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目的的内部理论必须首先与外部现实接触并经受住考验。这种外部接触和接触的过程强调了互动，特别是全球互动，是大战略进程的核心。
传统的大战略概念认为只有国家才能参与大战略的过程。虽然这种说法的基础很薄弱，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只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才能真正拥有大战略”，即“大战略是强大国家的权力范围，只有强大的国家才有大战略”。不是所有国家都有大战略，因为不是所有国家都符合足够的权力或利益范围的标准。
非国家行为体如何具有作为大战略行为体的潜力，可以参考2016年《外交政策》的一篇文章。作者指出：
“苹果公司手头的现金超过了全球三分之二国家的GDP”；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可能会考虑“扩大研究范围，因为企业的影响力可能会超过所有国家”。
皮尤研究中心定期询问受访者：中国等国家是否会取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而根据一项研究统计，如果全球最富有的100个实体今天出席一个论坛，与会的国家只有31个。剩下的实体将公司如沃尔玛、大众、壳牌，和地方行为体如加州（2018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德克萨斯州（1.6万亿美元的经济使其与俄罗斯旗鼓相当），仅次于加拿大和韩国。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往往不仅拥有超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实力，而且还拥有政治和外交资本，就像传统模式下的大战略家一样，他们有多种力量元素可以发挥作用。
最好的例子，当属加州
早在1993年，《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加州的外交政策》的文章。可以说，前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实施了一项以气候变化为重点的外交政策。2017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惯例，与现任州长、而非国家元首布朗一对一会晤，讨论如何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本章节审视了迄今为止在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提出的观点的合理性。包括采访全球财富500强企业获得的原始数据，研究表明，这些参与者不仅通过大战略过程达成了低碳转型的共识，而且他们各自的努力方向也开始与这一共识相一致。
自1990年以来，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一直警告称，气候变化是一个需要国际合作的重大全球威胁。
之后20年，各国遵循了以1997年《京都议定书》为基础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模式。随着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召开，这一模式逐渐被打破，会议上只发表了一份措辞温和的声明，很明显京都议定书注定要失败。 随着2015年《巴黎协定》的签署，强制性的排放目标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国家根据将全球变暖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如果无法满足则控制在1.5摄氏度）的大目标自行设定目标；该协议获得了195个国家的支持。
然而，到2018年，只有7个国家采取了符合2摄氏度情景的行动，其中只有摩洛哥和冈比亚采取了符合1.5摄氏度情景的行动。
《纽约时报》报道，“即使每个国家设法履行各自的承诺，世界升温仍可能超过2摄氏度(3.6华氏度)。与此同时，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贾尔·博尔索纳罗当选巴西总统、中国仍在使用全球近一半的煤炭、德国的能源转型仍步履蹒跚，关键国家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进展并不乐观。
相比之下，非国家行为体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支持低碳转型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经济和政治资本。例如：
2005年成立的C40城市气候领导小组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包含了90个城市，“代表超过6.5亿人口和全球经济的四分之一”，系统地减少排放。 随着德国议会在逐步淘汰煤炭的问题上陷入僵局，越来越多的德国城市开始禁止使用柴油，并承诺使用100%的可再生能源； 美国致力于100%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城市和地区数量最多，为98个，德国以71个排名第二。
尤其是美国，越是实力强大的私企越是与国家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划清界限。
2017年，学者们注意到，“美国国内和国际进程不会产生重大的立法或新规定，也不会在2025年之前产生新的重大的国际减排承诺，”但仍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采取减排行动。埃克森(Exxon)和雪佛龙(Chevron)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敦促政府不要退出巴黎协议。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Saudi Aramco)和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Pemex)等其他石油巨头，现在都隶属于“油气气候行动”(oil and Gas Climate Initiative)，该组织在2014年由各企业首席执行官领导，并已经认识到环境变化已成为企业的风险因素。
企业投资的规模表明，这并不是“看上去环保”。这是因为企业越来越意识到，不支持低碳转型会带来真正的风险，而推进低碳转型会带来巨大的机遇。
2015年，花旗集团宣布为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1000亿美元融资。
2017年，沃尔玛宣布了“亿吨计划”(Project Gigaton initiative)，该计划“旨在到2050年在全球减少1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相当于“一年在美国公路和高速公路上减少2.11亿辆汽车”。
2018年，印度传统(煤炭驱动)电力巨头之一塔塔电力(Tata power)宣布，计划投资50亿美元发展可再生能源产能。该公司已成为印度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公司。
这些发展表明，全球资源正日益走向全球低碳转型的最终目标——一个宏大的战略目标。代表了一种特殊的行动方针，其基础是强大的行为体就这方面的共同利益达成共识。
通过大战略的过程，可以重新定义或调整他们的利益有限顺序。如果行为体通过一种权力下放的过程认识到这种利益，这将是在大战略层级形成利益的初步证据。
首先，项目数据表明，一些世界上大型公司对全球低碳未来存在一定的共识。正如一家电力公司的前战略和能源政策主管所说，“10年前，人们对能源系统的长期发展方向的看法差异性仍然很大。这些观点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不同的技术观点所驱动的。而最近10年来观点逐渐统一。如今人们在描述未来的能源系统时基本一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我们要去哪里，而是什么时候去，怎么去。
一位石油巨头的政策规划师说，人们不再谈论在减碳和发展经济之间的选择。而是围绕低碳未来的“重新定位”或是“将减碳视为一个机遇”。德国三大汽车制造商之一的可持续发展主管说，考虑到电动汽车带来的经济机遇，“我们大力推动的是能源转型。”
其次，企业已经在与到一系列全球的互动中。企业重新确定了低碳转型的优先级，而且，通常会不顾本国政府的言行，重新确定这一利益的优先级。
其中，一些受访者提到了各种各样的因素，比如来自投资者的压力、特斯拉在电池存储技术方面的进展、加州的气候议程、阿尔•戈尔(Al Gore)的《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以及中国监管环境的变化，以解释他们的公司为何在自己的利益范围内重新优先考虑低碳转型。
这些发现和结论只是有关“大战略”的初步探讨，而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对非传统角色的审视，希望能够另人们重新审视“大战略”在21世纪的全新意义。
（全文完）
蓝天，学术plus评论员，专注研究国际防务与军事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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