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早期历史嬗变寻源
文/桑宜川
四川师范大学是我的母校，如今大学毕业已有整整四十年了，虽去国万里，身处天涯海角，但无论岁月怎样流逝，世事如何变迁，她永远是我的人生旅途中第一个思想驿站，我的学业从那里起步，深受过她的大学精神与传统的滋润和抚育。我以她为荣。古人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恐若不能报效她于万一，今生憾事加歉意矣。今天，坐落在广淼而又肥美的川西平原，成都东南一隅的四川师范大学已经发展成为四川举足轻重的综合性大学，全国著名的师范大学，学科齐全，名师云集，名声远播海内外。年轻的学子们可能很难想象，自己就读的这所天府之国的大学竟然与国内历史名校的东北大学有着血脉传承的家谱关系，而且源远流长。天苍苍，地悠悠，匪夷所思，似乎两者毫不搭界。然而，当揭开尘封的历史帷幕，我们看到的将是充满了沧桑感的真实故事。回望历史，东北大学创建于1923年，校本部设在当时的关外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张学良将军曾任校长多年。“西安事变”之后，被蒋介石软禁，遂不再履行校长之职。1937年“芦沟桥事变”，整个东北沦陷，其时，东大与北方，及江浙各省逾百所国立大学、高等专科学校，国立中学一道，开始了世界教育史上举世罕见的大搬家，纷纷内迁到战时的大后方，即云贵川各省，渡过了可歌可泣的抗战流亡岁月。东大进入山海关后，辗转数千公里，曾先后“落草”于北平、开封、西安、最后内迁到四川三台，开荒办学，历时8年之久，写下了现代中国教育史最为悲壮而凄美的一页。1945年，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被炸，美国人为了复仇，在日本广岛、长崎扔下了两颗原子弹，遂引得遍地狼烟，满目疮痍，日本人感受到了灭顶之灾，被迫宣布投降。二战结束后，中国战区松了一大口气，东大逐渐迁返奉天老家。但是，却在有意与无意之中，留下了半壁江山的校产与一大批师生，这在当时国家正处于战火硝烟笼罩，兵荒马乱的岁月，兴办教育至为珍贵。正是这一批教育人才，于1946年在东北大学三台校址上创建了川北农工学院，后更名为川北大学，并迁到当时的川北重镇南充，继续发展，遂之成为了今日四川师范大学发轫之开端。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的许多军政人物均重视教育，并且身体力行，兴办学校。今天，国内各省大部分具有历史传统的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学，都可追溯到民国时期的人物渊源。上世纪20-30年代，张学良将军主政东大期间，于国于民，做了不少善事，兴办教育，实为千秋大业，惠泽后代子孙。上世纪30年代初，“9.18”事变爆发，日军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城陷未几，东北沦陷，日本南满公学代表来到东大，劝照常上课，称经费全部由日本供给。全校师生悲愤已极，严词拒绝，被迫走上逃难之路，成为抗战初期中华民族的第一所流亡大学。东北大学搬家的第一站就是北平，即1949年以后的北京。当时，师生逃难之中，初来乍到，校舍窘迫，假北平奉天会馆收容师生，设东北大学办事处，介绍学生到平、津各大学借读。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文、法、工学院设在北平西直门陆军大学旧址，理学院和教育学院在彰仪门北师大研究院内。适又收容东北交通大学的数百逃难师生，遂成立东大交通学院，由美国海归的王卓然先生任院长。张学良将军主政的东大，在举校避难之中身处窘境，仍然不忘依重旧部，延揽人才，扩大学校规模，实在是大将军手笔！1935年7月，“何梅协定”[0] 签订后，华北名存实亡，北方大部分国立大学、中学纷纷逃难，冒着日寇飞机的追踪轰炸，披星戴月，踏上了内迁大后方的千里路程，万里长征。同年12月，著名的“12.9”学运爆发。在张学良将军的主导下，东大同学奋起参加，成为运动的先锋，大学精神为之一振。前辈作家曹靖华先生曾说过：“当年的东北大学是北平学生运动中反蒋抗日救亡的堡垒”，[1] 这一评价十分中肯，这是因为，当时的大批东北流亡逃难师生，大多有着家破人亡的切肤之痛，国仇家恨集于一身，盼望着收复失地，重返家园的心情更为迫切。1936年2月，张学良将军因华北形势日非，便前往西安，勘定了新校址，遂令东大工学院先行，迁至西安，成立西安分校。同年初夏，为了加强对东大的领导与管理，又将文、法、理学院先后迁至西安，并以留英海归的白世昌先生为法学院院长，留美海归的王文华、金锡如先生分任理、工学院院长。张学良将军将东大由北平迁到西安后，便在西安古城外西南一隅大兴土木，建筑校舍，并任命周鲸文为秘书长，负责进行抗日还乡教育，提出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抗战到底的政治主张。
历史沧桑，岁月留痕。今日座落在西安的西北大学校园里，还能看到当年东大的礼堂遗址，前面有张学良将军亲笔碑文：“沈阳设校，经始维艰。至九一八，痛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屣长安。勖尔多士，复我河山。校长 张学良立”。[2] 古人说，“诗以明志”，张学良将军的碑文，虽悲情意识，但浩气冲天。当年在西安分校，对东大师生的演讲中，他曾以“戊戌六君子”中谭嗣同以身为国殉道的壮举，来抒发爱国之情和亡家之恨：“谭嗣同传上记载了这样一段情节，就是戊戌政变在六君子尚未遭难以前，有人劝谭逃走，但他坚决不走，曰：‘不流血，不足以促变法’，请问我们东北事变，谁流了血？谁有这种精神？”张学良将军的话语慷慨激昂，抗战决心，民族大义，由此跃然于字里行间，跃然于现代中国的历史一页。（上图：抗战时期四川三台县城里的东北大学校门）还记得上世纪的最后几年，张学良将军仙逝之前，今日的东大前后几任校长曾数次专门前往美国夏威夷，探视老校长张学良将军，传达了希望他能重返家园，回到母校看看的邀请，勾起了老人对东大难以割舍的那一份深深的怀旧之情。他动情地说道：“我的军队没有了，我的军衔没有了，我只有东北大学、老朋友和过去的事了”。[3] 让人听之闻之，似觉撼天动地，欲哭无泪，实在是可歌可泣！时光荏苒，岁月悠悠，张将军对东北大学的那一份乡情，交织着血泪，是永远无法割舍开来的。
原东北大学体育场建于三十年代初期，体育场三面设钢筋混凝土看台，南端敞开，原计划修建一座体育馆，但由于经济条件和“9.18”事变的爆发而未建完。体育场东西看台正中设两处检阅台、主席台，用砖砌成，顶部做成箭楼样式，中部环绕着精致的装饰带，底部开三个拱门。为纪念张学良将军对东北大学的倾心投入，体育场的名字使用了张学良的字，命名为“汉卿体育场”。体育场内的跑道和球场设施一应俱全，经常举办大型的田径赛事，刘长春曾是这座场地上最耀眼的明星，在华北运动会上，刘长春在绿茵场地上打破了100米、200米和400米3个短跑项目的全国纪录，名扬全国。在首届中、日、德国际运动会上，他与德国奥运冠军同场竞技并一举获胜，成为远东短跑王。如今这座体育场由沈阳体育学院使用。据史料记载，东北大学的张学良校长，如同南开的张伯苓校长一样，开民国先河，德智体并重，并亲自教授体操。当时国内尚无现成的体育教材，他取法美国步兵操典，自制木枪，操练学生。由于课程内容新鲜，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同时也引起社会的重视。中国的第一位奥运会参赛选手刘长春，就是在张将军的善款资助下，得以实现了海外参赛之行的。仅此一例，张学良便足有资格在中国现代教育史里被大写一页。其他民国时期的军政人员，如四川的杨森、刘湘和刘文辉、山西的孔祥熙和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渠、云南的蔡锷等，不胜枚举，都主办过学校，培育人才。是耶非耶，留待今后出现没有偏见，治学严谨，无愧于历史担当者的学者来完成这一缺失的中国现代教育史篇章。
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的1938年3月，从绵阳到三台的乡间马路上，比往日更加热闹，沿途车水马龙，运送逃难行李的“驾驾车”，“鸡公车”以及挑担的青年学生，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东北大学的师生从川陕公路经绵阳转道潼绵路，冒着日军飞机的追踪轰炸，举校迁来三台的一个场景。抵达后，他们暂借得三台县旧试院与杜公草堂寺一部分及潼属联立中学一角（原军阀田颂尧军部旧址）为校舍，同年4月份在三台潼川镇全面复课。东北大学虽在“9.18”事变后名义上改为国立，但在张学良将军兼任校长期间，均不受任何方面的支配，仍是一个独自为政的高等学府。热河失陷后，张学良将军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提出辞职，代人受过，被迫下野。旅欧考察行前，张与幕僚密议“还乡大计”时说道“武要保全东北军实力，文要发展东北大学”。拳拳报国之心，尽在言表。
1937年，张学良将军被软禁之后翌年，国民党CC派的臧启芳取得了东大的校长职务，至此，东大便正式归于民国政府的管理之下。1938年春，日军轰炸西安，东大不得不再度迁校，最后一次搬家，举校从西安迁至四川三台，历时8年之久。当时，工学院迁出，重点建设文、理、法、商学科。“不久工学院并入西北工学院，设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至1942年，学校共10个学系，教职员158人，学生649人。”[4] 八年抗战岁月，是三台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和黄金年代，国内数十位著名学者和教授先后来到三台任教，如赵纪彬、陆侃如、丁山、冯沅君、金毓黻、高亨、杨荣国、姚雪垠等先学曾麋聚于此，学生们激昂文字，办文学社、实验剧团、东北问题研究会，出墙报、政论、传单，把一个千百年来游离在国家社稷和高深文化之外的川北丘陵县份拉入了各种式样的宏伟叙事。为四川高等教育的发展上留下了一大批知识人才。（上图：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1937-1945）
1940年，著名学者金毓黻先生到东大筹备“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尽管经费困难，物资匮乏，但在先生的苦心安排下，极短的时间内研究所便初具规模。一批研究生追随先生不仅钻研历史，亦关注现实，成果颇丰。1942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令：改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为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给予硕士学位。东大的研究生教育，由此发端。这一时期东大编印的学术刊物《东北集刊》、《志林》收录了师生数百万字的论文，研究课题从“大学精神”到“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从“三台物价”到“东北人口发展的特点”，涉猎之广泛，调查之缜密，论证之严谨，令人叹服。学术研究欣欣向荣，学生活动蓬勃开展。学校通道两旁一直延伸到大门口的壁报都是学生的创作，以宣传抗日，抨击政治腐败，揭露社会黑暗为主要内容。“学声”、“黑土地”等社团聚集了一批热血青年，成为进步学生成长的摇篮。学生剧团不仅在校内演出，还走出校门，三台地区举行义演，所得款物，捐赠前线，支援抗战。当年的三台实验剧团实际也是东北大学进步学生组成的。由郭秉箴、高而公、刘黑枷负责，董每戟、张艾丁任导演，张的夫人郭一宁和董的夫人胡蒂子也常参加演出。剧团每学期都要排演三四出戏剧，用戏剧的形式，向民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深受欢迎。他们在城内的广东馆、华光庙和校内上演《凤凰城》、《祖国在召唤》、《国家至上》、《草木皆兵》等抗日戏剧，观众常达千人以上，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教育效果。文艺晚会的内容更是丰富多彩。他们通过节目表演、诗歌朗诵等形式，激发同学向往光明、团结进步和爱国主义情感。如姚雪垠教授的《红灯笼的故事》、《差半车麦秸》等剧目，都深深地留在同学们的记忆中。
东大学生除在每年“7.7”纪念日，“9.18”纪念日、“双十节”集中会，开展形势宣传活动外，还利用课外时间到民教馆、街头、茶馆，开展演讲活动。饱受流离之苦的他们，以自己亲身遭遇和所见所闻，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烧杀淫掠的罪行和人民生活的痛苦，字字血、声声泪，听众无不热泪横流、义愤填膺，场景十分感人。这些血泪事实，加深了后方民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认识，激起了民众强烈的爱国热情。学校还成立了许多进步社团，其中影响大、凝聚力强的除了“东北问题研究社”、“学习社”和“学声社”，还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会三台分会”及其领导下的实验剧团。（上图：抗战时期东北大学在四川三台校本部教室）1945年2月，东大文学院一批进步教授以文学研究会、实验剧团、合唱团三个组织的成员为基础，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三台分会”。主要成员有陆侃如、冯沅君、赵纪彬、董每戟等，以及绵阳罗江镇国立六中的桑常山、李广田等学者和教师，还有东大学生徐放、刘黑枷、李尧东等，由徐放负责日常工作。办有《文学期刊》杂志。同时，徐放还联系射洪太镇的进步青年宋麦音、李天倪、王恕安等参加该社，出版了《文学青年》杂志。以后，三台文协会又扩大为川北文协分会。1945年3月，姚雪垠来校任教，也成为川北文协分会的主要成员之一。
一些进步同学还经常深入到农村和三台各学校开展活动，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传播革命思想，使一些青年成为有觉悟的抗日积极分子，有的还走上了革命道路，如三台潼川高中学生于思齐、段先玉、谭笑天等８人先后奔赴延安。东北大学师生的宣传活动，促进了地方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发展，到1939年下半年，出现了全民抗日救亡的空前盛况。在三台这座川北小城，东大度过了8年时光，在物力财力两感窘迫的岁月里，师生们直面困苦，笑对艰难，追求学术发展，传播进步文化，那段日子因此而熠熠生辉，三台小城，因而平添万千气象。老校友刘黑枷在文章《歌声琴韵》中曾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我们那时在学校里最爱唱的歌，是东北流亡三部曲、在松花江上等，每次唱歌都心潮激荡，怀念故乡，遥想前线，对真正领导抗战的先进政党激起无限景仰”。1945年8月14日，东大师生与全国民众一道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在这场正义与邪恶的战争中，有数十位东大人奋勇向前，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被授予烈士称号。当胜利来临，人们百感交集，东大陆侃如教授欣然提笔撰写对联：“万里流亡，尝胆卧薪，缅怀黑水白山，此时真个还乡去；八年抗战，收京降敌，珍重禹时舜壤，来日无忘守土难。”上世纪的8年抗战时期，为避战火硝烟，保存民族文脉，中国教育界计有近百所国立大中学校相继迁移西南大后方。内迁院校大多集中在重庆、成都、贵阳、昆明及周边地区。在国难当头、艰难环境下，许多学者、教授呕心沥血，为国育人，学子含辛茹苦，为拯救国家和民族奋力求学，谱写出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四川师范大学的大学精神，亦与这一文脉传统相伴相随。时光流转，到了1946年开春，东北大学校本部从四川三台迁返老家沈阳。但是，该校部分师生已经习惯了八年抗战中川西平原生活，愿意永远留在这方热土上。东北大学迁返后，当时的川北地区高等教育遂成空白。同年，国内知名川籍学者、原东大理工学院院长李季伟教授等人倡议，利用原东北大学校舍、迁余的部分图书、设备与羁留的川籍和南方籍为主的大量师资和三分之二学生，续办高等学府，筹备成立私立川北农工学院。
在李季伟的倡导下，1946年4月第12行政专员督察区召开教育视导会议，提出“请于国立东北大学迁移后，在三台创办川北农工学院”的议案，议案通过后成立筹备委员会。李季伟教授后来曾撰文回忆道：“乘东北大学迁移后，就其原有设备，因地制宜，改设川北农工学院，以期造就经济建设所需之高级技术人才，以图川北农工生产事业之现代化”[5]，当时，这一提议引起了川北地区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以这批师生为基础，加之地方士绅“登高一呼”，得到川北各县的广泛响应。其时，四川省第12行政专员督察区 (辖遂宁、三台、盐亭、中江、蓬溪、安岳、乐至、射洪、潼南9县)召开教育视导员会议，以出席的各县代表为发起人，推举各县县长、参议长及教育会理事长为筹备委员，成立川北农工学院筹备会，并推12区专员程厚之为筹备会主任，三台县长李劲夫、参议长龙杰三为副主任。5月，成立川北农工学院筹备会。
会议决定成立总务组，宣传组，设计委员会，基金筹备委员会，并聘李季伟为院长，同时会议决定全校设农业经济系，农业园艺系，土木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工商管理系和一个先修班，筹备会聘原东北大学理学院院长李季伟教授为院长。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编纂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筹备会于5月16日在东北大学校址上开始办公，并以该日为校庆纪念日，鸿基初立，踵事增华，遂之成为了今日的四川师范大学前身。因此，四川师范大学的历史也就从那时算起。据史料记载，当时川北农工学院的命名，上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时，曾遇颇多非议，原因是“农工”二字的语意与“工农”相近，被认为含有共产主义说教，过多政治色彩，不符合国民政府的话语结构，因此首次申请，不被批复。后来经过“川北圣人”，民盟主席张澜、以及曾任民国政府政治部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相当于今日文化部部长）的郭沫若出面斡旋，始得认可并备案。这一历史轶闻，如今已几近凐没，鲜为人知，谨此披露，留存史册，以飨读者。同年8月3日至15日，筹委会在成、渝、潼（三台）三地设三个招生考点并招生，最后录取学生210人，9月下旬开学，建校工作顺利推进，聘请清华大学留美海归的农学硕士杨志龙为教务长，潭卫根为总务长，许可为训导长，当时全院教职员工四十余人。10月8日川北农工学院正式开学行课。其时，规模不大，校本部除了三座平房院子外，没有一幢楼房。整个校舍几乎全是木框架竹编壁，泥灰抹面的青瓦房。以当时的历史条件考量，已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1947年和1948年暑假仍在成、渝、潼三地招生。1947年除原有的五个系一个专修班外，增设数理系和农田水利系，招生人数扩大到270人。1948年录取了七个系和一个专修班新生，全院三个年级达650人。这时教职员工98人，学校规模逐步扩大，为学校改名提供了条件。
1948年是建校第三年，学生入学后，川北农工学校初具大学规模，同年11月1日至11月6日学院招开第五次董事会扩大会议，大会就改建大学提出议题并讨论，最后会议决定1949年秋季招生时，改用“私立川北大学”名称。1949年，“私立川北大学” 正式成立，使用新校名继续在成、渝、潼（三台）招生，除了原有的7个系外新增中文，历史两个系，此时全校学生已达975人，教职员工128人。同年11月，由于国内战事的影响，校长王宏实宣布，为保护学生安全，是日开始，疏散在校学生。1949年12月30日，三台获得和平解放，私立川北大学由于偏安一隅，毫发无损，再次躲过了内战炮火的践踏与蹂躏。
栉风沐雨，一路走来。在当年川北农工学院的三台潼川镇旧址上，建国后兴办了一所三台中学，如今已发展成为国家级示范中学，办得有声有色，在川内中学教育界声名雀起，前景未可限量。（上图：上世纪50-60年代的四川省三台中学校大门）四川师范大学发韧于私立川北农工学院，对其前身东北大学来说，抗战八年的流亡岁月凄美而又悲壮，令人不由得扼腕叹息，但对四川的高等教育发展却是“因祸得福”，值得庆幸，因为由此造就出了一个本土高等院校——川北农工学院，“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奠定了四川师范大学今日的大学精神与学术根基。今日南充的西华师范大学校园里，还保留着一座不显眼的小屋，掩映在绿荫丛中，那是胡耀邦在川北大学的办公旧址，屋前碑文上书：“胡耀邦同志办公旧址——四川师范学院立”，见证了当年胡耀邦对川北大学的创建与发展所倾注的心血与关爱。同理，也可以说胡耀邦与四川师范大学的历史缘分实在不浅。回望历史，川北大学的诞生与东北大学有直接的历史渊源。“川北大学”校名首次启用于1949年，1952年终止使用。川北大学脱胎于抗战时期的东北大学，前身是1946年创建的私立川北农工学院，1949年学院更名为私立川北大学。
1950年初，胡耀邦受命前往南充，履职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军区政委，是川北地区的第一任红色“封疆大吏”。这一年，胡耀邦35岁，也可以说是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胡耀邦到任后不久，即以川北行署主任身份，主持召开原私立川北大学师生员工大会，通知在战火硝烟中已疏散的师生返校。1月9日学校正式复课，学校工作遂之逐步恢复正常。
胡耀邦向来重视教育事业，对知识分子十分关心爱护。了解到私立川北大学举步维坚，捉襟见肘的窘境后，当即作出一个被实践证明是十分正确及时的决定，将川北大学迁址行署所在地南充，并将其私立性质改为公办，由国家财政拨款解决其相关费用，教职工人员享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当时这种国有公办身份，对一个地方学校（尤其是大学）日后的发展建设是极为重要的。随后不久，胡耀邦正式提出筹办一所全区性大学。他提出：“一、要亲密地紧紧地团结起来；二、不看牌子只看货色；三、对两校师生同等看待，学生一律参加甄别考试。抽调一批得力干部担任学校领导，使学校很快进入正轨”。[6] 实在是字夹风雷，声成金石。胡耀邦办事的风格向来是决定果断，说办就办，雷厉风行，曾深得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邓小平嘉勉，言之“有主见，不盲从”。[7]同年夏，在胡耀邦过问和督促下，即由川北文教厅正式行文，以私立川北大学经费来源合乎公立性，决定改其私立为公立，直接隶属于川北行政公署。7月15日私立川北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行署文教育厅长贾子群宣布成立川北大学教务管理委员会，委员会接管三台的私立川北大学和由墨学家伍非百创建的南充私立川北文学院，两校合并为公立川北大学。在胡耀邦和川北行署关怀下，学校开始从三台搬到南充小西街大佛寺内。9月，私立川北大学改称为川北大学。校务整理委员会改为校务管理委员会，9月24日川北大学开始行课。因此可以说，四川师范大学在建国初期的发展，就曾直接受惠于胡耀邦。为加强对川北大学的领导，胡耀邦先后从自己兼任校长的川北革命大学抽调了一批文化素质高，事业心强的干部，如苏黎、赵承休、文启训等到川北大学担任领导职务。他们都是当年中央组织部从华北大学抽调随军南下的大学生干部。由苏黎任秘书长，赵承休任校生活委员会主任。之前，川北大学仅有4位共产党员，建有一个党小组，苏黎调去后成立了党支部，后来发展了10多名党员。
川北大学成立第一年，全校教职工184人，在校学生578人，以当时的历史条件考量，已是蔚为大观，为当时川北地区乡镇的学子接受高等教育打开了一条便捷通途。在胡耀邦关注下，川北地区的中小学教育也有很大发展。到1952年，平均每个县有两所中学，小学也比解放前增加了一倍，少数民族地区还开设了民族小学。此外，还办起了许多工人业余学校，农民夜校，有数万工农群众参加学习。胡耀邦外出视察时，事必亲躬，常到各学校去察看教学设施，同教师们座谈。根据当时政治运动频繁的情况，他多次批示必须保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保证教师队伍的稳定，限制政治学习时间，星期日不得召开会议，防止学校教育被冲击。
当时，川北在全国棋盘上并不占有显著的地位，它只有四川的四分之一。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上，同沿海地区不能相比。对全国的全盘工作来说，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在从战争转向建设这个伟大变局中，胡耀邦作为首任红色“封疆大吏”， 在治蜀的谋略上颇有创见。胡耀邦根据川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放手大胆地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执行西南局的决策和指示，符合川北人民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他临政亲民，通盘筹划，协调各种社会力量，尤其尊重知识分子，注重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蜀经验。（上图：1950年代初期，胡耀邦在川北大学故居）在胡耀邦的直接关怀与指示下，川北大学成立伊始，学科设置就已初具规模，撤院设9个系：中国文学系、哲学历史系、企业管理系、农艺系、农业经济系、水利工程系、土木工程系、化学工程系、数学物理系。1951年，增设水利、土木、化工、农机和采矿5个速成专修班，成立“政治课教学委员会”和“时事政治学习委员会”，在系以下设教学研究指导小组，开始学习苏联教学经验。学校从私立川北农工学院到川北大学短短的四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学院到大学，私立到公立的过渡。这体现了学校勤俭办学艰苦创业的传统，学校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改名为四川师范学院。195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同年10月，西南文教部给川北大学下文，决定“川北大学自1952年度开始改为师范性质的高等学校，迁入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原址（现西华师范大学老区），原校名撤销，改称‘四川师范学院’”。[8]在西南文教部下文成立四川师范学院的同时，下达了学校的调整方案。（一）原川北大学调出的专业：水利工程系并入成都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并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农业经济系并入重庆西南农学院，企业管理系并入成都四川财经学院，化学工程系并入泸州四川化工学院，农艺系并入贵州大学。（二）原川北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哲学历史系、数学物理系留在四川师范学院。（三）调入四川师范学院的学校和专业：（1）川东教育学院（川东教育学院前身是1940年晏阳初创办的私立乡村建设育才院。设有乡村教育系、社会学系、农学系、农田水利系、合作专修科、农林专修科、水利专修科。1950年12月1日由重庆军事管理委员会接管，1951年2月更名为川东教育学院）的数理系及二年制数学专修科。（2）四川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部分教师；二年制物理、化学专修科；一年制数学专修科。（3）华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历史系、化学系、教育系部分教师。（四）原川北大学水利、土木、化工、采矿、电机等5个专修科停办。川北大学组建时，由于偏安一隅，受胡耀邦主任重用人才的感召，加之时称“川北圣人”的中央民盟主席，国家副主席张澜先生的引荐，学者心向往之，已是人才济济。校长贾子群教授，当时称做校务委员会主任，中文系主任、国学专家李炳英教授、化学系主任张幼房教授等十几位国内知名学者均是民盟或九三学社成员，整个川北大学的师资，民主党派的学者占了很大比例，校园里洋溢着民主大家庭的气氛，教学科研开始有了新的气象。1952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川北大学经拆分重组，师资分流，改为师范性质的高等学校，并迁入川北行署原址（今西华师大老校区），更名为“四川师范学院”（今西华师范大学和四川师范大学共同的前身），“川北大学”生存了短短不到4年，作为大学校名也就从此成为历史。
其间，胡耀邦主政川北是第一次刚从战火硝烟的“成都会战”战场转入地方工作。面对大西南的动荡岁月和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他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干，很快就稳定了局势，创造了出色的政绩，尤其体现在兴办教育方面，建国初期公立川北大学的创建，与胡耀邦的殷切关怀，殚精竭虑，兴办教育的政令与措施是分不开。这一段历史功勋，将留待今后出现治学严谨，有良知的史学家来补上这早已缺失的一页光彩篇章，永存中国现代教育史册。对于胡耀邦在川北大学留下的思想及文化遗产，四川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文学翻译家黄新渠先生曾于2005年作诗赞颂，题目为：《怀念胡耀邦同志》，全诗如下：“莫叹青春难追回，休惧青史化成灰。留得浩然正气在，人间日月同光辉。”这首诗歌虽短短四句，但却充满了中国知识分子和读书人对一代民族伟人的深切怀念与敬仰，道出了川师人共同的心声！
岁月悠悠，勿忘历史。值此四川师范大学母校建校75周年校庆之际，我谨献上这篇拙文，是为纪念母校所走过的历程，期盼年轻一代学子能“温故而知新”， 滋兰树蕙，志存高远。俾师生校友得以追远思故，鉴往知来，珍惜今天不再动荡不安的校园学习生活，为国家的强盛而发奋学习。同时也祝福母校发展得更好，愿她的名声和形象在海内外传播得更远更广！
[0] “何梅协定”指国民党大佬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定的备忘录﹝日文为“觉书”﹞，这个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1] 王海晨、胡玉海：《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版。
[2] 王书均：《张学良世纪传奇》，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
[3] 王书均：《张学良世纪传奇》，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578页。
[4] 丘琴：《东北大学迁川记》，载《抗战时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348页。
[5] 参见“国立东北大学迁移后三台高等教育当如何调整刍议”一文，《民国教育论丛》，加拿大UBC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图书馆。
[6] 参见“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及《耀邦研究》第29期，“张伯希：回忆胡耀邦同志解放初期在川北的讲话片段”，2009年9月10日。
[7] 《炎黄春秋》2009年4期，“李锐：向胡耀邦学习《胡耀邦传》序言”
[8] 参见1952年10月西南文教部发布的“文高（1952）字”文件。
桑宜川 ——
加拿大华裔历史文化学者，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七七级毕业，曾在原成都科技大学外语系及四川大学外语学院教书多年，后赴澳大利亚留学。移民加拿大后，以治学为生，研究兴趣广泛，涉及语言学，翻译学，释义学，哲学，逻辑学，符号学，人类学，历史学，世界文明史诸领域。中英文著述丰富，撰写有历史文化散文逾600篇。现为北美多家华文报刊专栏作家。近年来与国内及港台数所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常回国讲课，并受聘为客座教授。
商务合作及投稿请加微信号：sczgch03
【版权声明】图文及视听资料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为传播而发，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会第一时间处理，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