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宜川｜纪念阿尔文·汉密尔顿，一位帮助过中国的加拿大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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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阿尔文·汉密尔顿，一位帮助过中国的加拿大朋友

文/桑宜川

中国文化传统中素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之说，可圈可点。说起加拿大“好人”，国人常会想到白求恩。其实，早在白求恩之前，时光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就已有众多加拿大医生，宣教士，热血青年与中国发生了“关系”，帮助过中国，不少还为信仰殉道，无怨无悔，死在中国。例如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前身，百年前天津妇婴医院创建人利奥诺拉·郝维德（Dr Leonora Howard King）、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和华西医科大学的前身，百年前成都四圣祠仁济诊所，后来的成都福音医院开创者之一启尔德，（Omar L.Kilborn）、1907年加拿大牙医林则（Ashley W .Lindsay）到成都，与启尔德一道创办仁济诊所，担任牙科医生，后来成为民国时期华西协合大学口腔医学发源地和摇篮，他被后世广泛誉为现代中国口腔医学的创始人，名垂华夏青史。（上图：阿尔文·汉密尔顿去世时的讣告照片）

另外还有鲜为人知的白求恩随行护士琼·尤恩（Ewen Jean）、被誉为中国人民的世纪老朋友，第一个向西方世界发出民国政府首都南京易帜三字电文Reds take Nanking（红军攻占南京）的加拿大外交家切斯特·朗宁（Chester Ronning）、1965年被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人民友好使者”称号的加拿大友人文幼章（James Gareth Endicott）、1949年以后中国英语教学事业的拓荒者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1970年加拿大首任驻华大使和西方最早的甲骨文研究家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父子、四川自贡第一中学的前身，百年前加拿大人劳拉•汉布利（Laura Hambley），中文名汉正礼创建的培德女中，造福了万千蜀中学子。这样的例子成百上千，不胜枚举，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大德善人名录，他们各以自己的方式，在加中百年友好交往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下图：1973年周恩来和董必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切斯特·朗宁）

除此之外，更有早年加拿大人在华创办的无数学校，西医诊所和医院，遍布山东，河南，四川，广东诸省，如今还能从不少市县学校和医院档案里查阅到历史遗珍。例如关于这些史实，笔者的好友，加拿大温哥华西三一大学教授索尼娅·格里普玛博士（Dr. Sonya Grypma）近年来做了不少专题研究，多次赴中国河南做田野调查，出版了二部学术专著，记述百年前加拿大人在河南开封、商丘、怀庆、彰德、卫辉等地创建医院和护理学校的历史沿革。这些悬壶济世，救治华夏人民疾病痛苦的感人故事，至今还在当地民间代代相传，没齿不忘，有口皆碑。

作为加中人民百年友谊的系列历史纪事，本文述及阿尔文·汉密尔顿（Alvin Hamilton），他是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国发生大面积饥荒时期，在加拿大国会提议并推动向中国提供救命之粮的倡导者，也是1970年加中建交的最早推动者之一。

回望历史，上世纪1950年代初，韩战起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中有一支由加拿大热血青年志愿组成的“加拿大旅”在战场上伤亡严重，加拿大国内民怨四起，使加中两国关系降到冰点。战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禁运，加拿大参与其中。为协调制裁行动，联合国还于1952年成立了“中国委员会”，该国际组织运作了42年，后来事过境迁，于1994年宣布解散，其间美加等韩战参与国都是会员，是那一段历史的佐证。

当年禁运的主要内容是军火及战略物资，并不包括粮食等生活必需品，这给加拿大政府后来向中国出售粮食留下了可供操作的空间。5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推行“人民公社”、“大食堂”、“大炼钢铁”、“大跃进”等政策，因与经济规律背道而驰，导向失误，严重影响到黎民百姓的生计与吃饭问题。其实那几年的年景并不差，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甚至是“九分人祸”，如今已是毋庸争辩的历史篇章。

那时尚无互联网，信息传播主要依靠报刊和电台，都把大饥荒归因于“三年自然灾害，还有苏修逼债”，其实也是误导，真实情况是“苏修”不但没有逼债，还多次大量借粮给中国，这是有历史文献可供查阅的事实。令人感到荒诞的是，那几年已发生全国性缺粮，活活饿死了近四千万人，也有历史文献佐证，中国政府对亚非拉的对外粮食援助不减反增，此等“国际主义”情怀，实在匪夷所思，令人难以理解，留待今后的历史评说。

如今解密的史料记载，到了1960年底，全国粮荒凸显，诸省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可谓饿殍遍野。鉴于形势紧迫，灾情经各省诸侯上报北京，经陈云提议，李先念请示，周刘毛逐层批复，中国政府决定从加拿大进口12亿斤粮食。据说毛批复：“能进口20亿更好。”有了“上方宝剑”，中国对外贸易部遂即委托香港华润公司向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购买小麦，但当时的外汇极为匮乏，所需款项不是个小数目，中方无力一次性付清，需要每年分期付款，直接涉及到信用贷款担保等一系列问题。中方便向加国政府发出请求，为加拿大小麦局的银行贷款作担保，同时对中国的分期付款也作担保。

按照国际贸易惯例，中方的这一提议实属少见，加拿大渥太华国会的不少参众议员质疑中国的还款能力，担心与中国做粮食生意会影响和美国的关系，毕竟美加关系头等重要，中国更像是敌手，而不是伙伴，双方数年前还真刀真枪地打过仗。美国也是粮食出口大国，加拿大对华售粮无异于挖美国墙角，大有“暗通款曲，资助敌国”之嫌疑。

当年阿尔文·汉密尔顿担任加拿大农业部长，他敏锐地感觉到这笔生意可以极大促进加拿大西部产粮区的粮食销售，并可由此打开加中贸易之门。他坚持己见，游说八方，极力劝说内阁同仁们批准这项协议，他凭一己之力，舌战群儒，力排众议，反复陈述自己的观点。（下图：1960年代初，加拿大农业部长阿尔文·汉密尔顿照片）

到了关键时刻，汉密尔顿甚至提出，他愿意以辞去农业部长职务为代价，支持加中小麦贸易，这一举动轰动了当时的政坛，极大地震动了时任总理的迪芬贝克和其他反对者，销售协议终于得以签署。加拿大将在三年内向中国提供了价值3.62亿美元，共计12亿斤小麦，对于极度饥饿中的中国人民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救命之粮。在上世纪60年代初，加拿大成为第一个低价向中国大量售卖粮食的欧美国家，惠及千百万黎民百姓，谨此一点，就应该写进尘封大半个世纪，几近湮灭的加中友好关系的历史篇章。

史料记载，当年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李先念说：“（这批粮食）用在了刀刃上，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完全用于弥补国内粮食收支缺口”。言之灼灼，当为信史。

客观事实确是如此，这批12亿斤的进口小麦全部是救命粮，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

既然是国家之间贸易，就一定是互通有无，互惠互利。加拿大的小麦无疑挽救了许多中国人的生命；另一方面，1960年前后，加拿大的粮食生产严重过剩，累计余粮超过十亿英斛。这些余粮仓储困难，压低粮价，影响加拿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加拿大的国家财政赤字已达10亿加元，失业率增高。小麦卖出去了，乃是天大的好事。（下图：1961年，满载着小麦，驶往中国的加拿大货轮）

当年中方严重缺粮，急于打破贸易封锁；加方粮食过剩，期盼卖粮拉动经济，贸易与合作本应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在当时冷战和禁运的大环境里，如果没有汉密尔顿的努力斡旋，也不可能有加中两国之间的小麦贸易，不知道还要活活饿死多少中国老百姓？目前已解密的文献显示，中国政府向加拿大进口大量小麦之后，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全国性的大饥荒得以缓解，从1962年开始就没有再出现大规模的缺粮现象。

行笔于此，让我想起了曾经读过的一本书。当年加拿大出口中国的小麦，曾在大西洋的船运途中发生过一桩十分荒诞的故事。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和“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签署了一项协议，具体内容是中方将向阿方无偿援助一批数量可观的小麦。那时，中国因“天灾”造成的全国库存粮食几乎告罄，全国面临灾难性的大饥荒，饿殍遍野。在这样的严峻情形下，自己人都没有吃的，几乎不可能再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向“同志加兄弟”提供免费粮食。但没想到的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的特使逼上了门，到北京要求会见当时的中国外贸部部长李强，主管国家经济的副总理李先念和国家主席刘少奇。当年阿尔巴尼亚特使雷兹·马利列所著《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们》一书中文版里有这样的记载：

“第二天一大早，中国外交部通知我，李先念副总理，他主管国家经济。将于8点钟见我。李先念曾经访问过阿尔巴尼亚，十分了解那里的经济状况。李先念对我说，“中国不能在预定的时间内发运小麦，是因为中国也遇到了很大困难，但考虑到阿尔巴尼亚的需要更为迫切，我们再次进行了研究，并已指示中国有关公司，把从加拿大购买的小麦转运给你们。阿尔巴尼亚所需数量的小麦，即刻发往你们的卸货港口。”短短几天后，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几艘满载着运往中国的小麦轮船，接到北京的命令后，改变了航向，驶抵阿尔巴尼亚地拉那港口并卸下了数万吨小麦。就这样，阿尔巴尼亚人民依靠中国的慷慨援助，度过了因干旱再度加重了的缺粮危机。”

如今读到这样的文字，真是欲哭无泪，因为这是以中国大饥荒年代每天大批饿死人为代价提供的“国际主义”援助。最令人伤感的是，后来得知这批宝贵的救命粮食中不少竟被阿尔巴尼亚人不加珍惜，白白浪费掉了，真是暴殄天物。

话说回来，其实加中贸易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前就已初现端倪。1957年6月加拿大大选，汉密尔顿出任农业部长，10月份他就委派驻香港的商务人员前往中国大陆试探，此行虽无实质结果，却为此后的小麦交易埋下伏笔。次年中国也派其驻港人员前往加拿大了解商情，双方达成初步意向。（上图：当年加拿大小麦出口中国，码头装货的场景，图片源自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局）

由于汉密尔顿前后数年的不懈努力，加中前后签署了三次小麦购买合同，中国一跃成为加拿大小麦的第三大购买国。这难免引起美国的不满，盟友澳洲也有样学样，卖粮给中国。期间，汉密尔顿甚至毫不避讳地飞赴香港，直接与中国政府的“白手套”华润公司谈判，商讨销售中的商业信用和贷款问题。（下图：1960年代初，加拿大农业部长阿尔文·汉密尔顿照片）

汉密尔顿坚信和平是世界发展的方向，和平可以通过相互理解达成，而相互理解的最佳渠道则是国际贸易。中国想通过以物易物，出口中国产品销售到加拿大，提高自己的还款能力。汉密尔顿再次冒了很大风险，许诺帮忙中国扩大出口市场，尤其是纺织品的出口。他建议允许中国在加拿大设置常驻商务机构，鼓励加国商人赴中国展销产品，并大力呼吁美国放松对加国美商的管控，以便他们能与中国通商。

如今回望这段历史，加中小麦贸易的历史意义重大而深远。双边贸易往来有力地推动了政治层面的沟通。1970年，在当时的总理特鲁多，农业部长汉密尔顿等有识之士的积极倡导下，加拿大成为继法国戴高乐之后，第二个正式宣布承认红色中国的西方国家，作为美国的坚定盟友，加拿大早于美国与中国建交，其间的拓荒之路备尝曲折艰辛，可想而知。

如果说1979年中美建交是“小球推动大球”，那么中加之间则是“小麦推动外交”使然。50多年来，加中双边经贸关系早已从单一的小麦贸易，发展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资本流动、人员往来等全面合作格局。贸易额从当初的几亿美元发展到2020年的近3千亿美元，乃是数千倍的增长。建交之初，中国尚处在“文革”期间，赴加留学生屈指可数，据说不到100人次，而现在留学生已达40多万。由于优良的高等教育，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宜人的多元文化大熔炉，加拿大已成为是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最佳选择国家之一。

那年月进口的加拿大小麦主要供应国内的京津沪及广州，内陆的武汉，成都，重庆等大城市居民也能补贴到。如今的40后和50后都已步入花甲之年或古稀之年，不少人还能回忆起幼儿和青少年时期吃过的加拿大面食，做出的馒头和面条口感就是不一样，嚼起来特别“筋斗”。面粉包装的材质也特别结实，是用亚麻布加棉做成的“编织口袋”，那时化纤布料尚未问世。由于每年的定量“布票”不够解决一家大小的穿衣问题，于是不少家庭便“废物利用”，多将其改制成“裤衩”，或称“裤头”，颇有点像如今的“牛仔短裤”。

那时因为每个面粉口袋上面都印有不少英文字符，不好意思做成衣裤，穿在外面。因为一不留神若被发现了，会被当作“里通外国”的嫌疑犯甚或“阶级敌人”对待，遭受不虞之冤。当年穿这种加拿大裤衩的，大多是儿童，都必须悄悄地，不事声张，行为低调，外人通常看不出来。这种加拿大面粉口袋也算是“紧俏”商品，不是普通市民拿钱能够买到的。笔者幼时就穿过奶奶亲手用这种口袋制成的儿童“裤衩”。源于家里二叔服役空军，祖母即是“拥军优属”的对象，得到过街道居委会送来的“慰问品”，二个加拿大面粉口袋，可以用作布料，剪裁开来，即可加工，缝制成衣裤。如今回想起来，实可谓往事一杯酒，都付笑中谈。

前几年笔者还收藏了一本关于汉密尔顿的英文书籍，是1989年出版的。中文版书名为《汉密尔顿，一位德高望重的好人传记》，作者是Patrick Kyba, 全书390页，精装版本。其中有不少篇幅与插图，生动记述了当年传主是如何为加拿大小麦出口中国而上下奔走，游说四方的历史细节，颇有点像基辛格回忆录里的叙事文字，谈及他1972年陪同尼克松到北京，与毛周会谈，发表中美联合公报的往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参见上图）

汉密尔顿一生高寿，好人命长，活到了90多岁，2004年去世。史料记载，当年他卸任农业部长之后，到北京见到了周恩来，周对他深情地说到：“三年的灾荒几乎粉碎了我们的‘热情’，我们没有朋友，而你们却卖给我们小麦，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老朋友的。”可谓言之灼灼，掷地有声。

加拿大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人口稀少，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养育了加拿大人的秉性，大多性情平和，温文尔雅，为人善良，与世无争，你与他们无论有多少恩怨都可以化解，都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难怪英语中有一句谚语：“如果你与加拿大人做不成朋友，大概就和谁都做不成朋友。”这话说得真好！

如今，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的主会议室即以阿尔文·汉密尔顿的名字命名，是为纪念这位为加中友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加拿大政治家。当年他为中国人民能吃到加拿大面粉，甘愿舍弃自己的部长官衔，舍弃自己的政治前途。如今斯人已去，然而他对中国人民的救命之恩，连同他的名字与善行将长存在我们的心中，永远不会被忘却，因为我们是懂得感恩的一个民族。

2021年6月29日星期二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迷迭香园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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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宜川 ——

加拿大华裔历史文化学者，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七七级毕业，曾在原成都科技大学外语系及四川大学外语学院教书多年，后赴澳大利亚留学。移民加拿大后，以治学为生，研究兴趣广泛，涉及语言学，翻译学，释义学，哲学，逻辑学，符号学，人类学，历史学，世界文明史诸领域。中英文著述丰富，撰写有历史文化散文逾600篇。现为北美多家华文报刊专栏作家。近年来与国内及港台数所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常回国讲课，并受聘为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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