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富可敌国背后的残酷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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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富得流油，那只是珠三角有钱。看看广东其他地区，有一点发达省份的样子吗？

苏南人歧视苏北人，“爱富嫌贫”是很重要的因素。不过，富裕省份的落后地区再怎样哭穷，其真实水平比大部分地区都好。

富裕地区并不靠剥削贫穷地区而富有，它是靠着各种有利条件，才实现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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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广东省GDP总量为1.4万亿美元，继续领跑全国。俄罗斯同期GDP总量约为1.66万亿美元，世界排名第十一位。

广东人口比俄罗斯少3000万，以一省敌一国经济总量，无疑成就巨大。

赞赏之外，难免有批评的声音。其中一项批评是：广东富得流油，那只是珠三角有钱。看看广东其他地区，有一点发达省份的样子吗？

确实，广东省内各地经济差距巨大。有深圳、广州、佛山、东莞、中山和珠海这样的珠三角明珠，更有粤东（梅州、揭阳）粤西（湛江、茂名）和粤北（韶关、清远）这些落后地区。

数据上也能看出来，广东21个地市，2018年只有7地市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6.5万人民币），2/3地市人均GDP低于平均水平。

2018年我国人均GDP约为64520.7元，汕头是首批经济特区城市，人均GDP为44672元；最穷的梅州人均GDP只有25367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0%。很难想象，这样的情形居然发生在广东。

有意思的是，作为全国经济第二大省的江苏省，也存在显著的地区贫富差距。无锡和苏州是江苏最富的城市，人均GDP超过17万元人民币；苏北五市（徐州、宿迁、连云港、淮安和盐城），没有一个超过8万元。宿迁和连云港，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苏州、南京、镇江和无锡，全国城市排名都在前30名；苏北的宿迁、连云港则在80名开外。

全国经济最强的两大省，本省内部发展差异很大。许多广东人抱怨，“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苏南人歧视苏北人，“爱富嫌贫”是很重要的因素。这种现象，似乎也在证明很多人对市场经济的批评。

批评者认为，市场经济有利于发展经济，但缺陷也很明显。它造成贫富分化，地区差距巨大。富人富得流油，穷人却没出路，这样的发展道路，值得追求吗？认定市场经济造成种种问题，而且自身无法解决的，接下来就会大谈“转移支付”。

广东和江苏这样的发达省份，内部发展不平衡，真是市场经济造成吗？想理解这一点，得先了解中国的行政区划是如何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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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州界的横平竖直不同，中国的行政区划要复杂许多。通常来说有几项大原则：依山形水势划分（河北和山西以太行山为分界线、陕西和山西以黄河为界），依民族聚集来划分（比如内蒙古和宁夏），也有依地理单元来划分（比如福建省）。

现代中国的省级区划是从元朝行省制开始，几百年来大体上稳定，小范围调整。依据这些原则划分省界，官员治理地方时，能免跋山涉水之苦，提高行政效率。

有原则就有例外，经过长期的治乱总结，统治者在划分省界时，会加进很多考虑。主要的目标是，钳制地方割据，加强中央控制，实现大一统国家的融合。

比如说，四川盆地原是独立地理单元，汉中在秦岭以南，和四川盆地很接近，是四川“北大门”，却划入陕西。很显然，统治者不希望四川成为“小王国”。

同样的道理，河南省大部分地区在黄河以南，却有安阳、濮阳、新乡、鹤壁等城市在黄河以北。明朝开始，中央朝廷就有意不让黄河成为河南与河北这两省的界河。

此外，四川西部有大片藏区；语言风俗和河南接近的襄阳，却划归到湖北；昭通离四川和贵州都很近，却属于云南。这些刻意安排，都有非常清晰的意图。中国行政区划的特色是“山川形便”和“犬牙交错”，很难说哪一个是主导。

在中国，行政区划不等同于经济单元。有时候，一个完整的经济单元，甚至要分成不同行政区划，最典型莫过于江苏省的产生。

明朝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南直隶，下辖今天的江苏、安徽及上海。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南直隶都是天下的重心。明朝这样安排自然有它的用意，这里有朱元璋的故乡凤阳，是老朱“龙兴”的地方，更有明朝故都南京。南直隶培养了大量读书人，他们是明朝最信赖的阶层。

到了清朝，体量庞大的南直隶自然不可能再存在。于是先被改成江南省，继而被分成江苏省和安徽省。拆分江南省不是划长江或淮河为界，而是在长江下游切下去，将自古以来关系紧密、经济发达的芜湖、太湖经济区分开。后面略有调整，但江苏和安徽大体就这样产生。

安徽位于江南地区的上游，分得安庆、徽州这样的富庶地，再收淮南、淮北、宿安为一省；江苏省分得下游的南京、常州、无锡和苏州，同样分得淮河流域的宿迁和淮安地区。

淮河和长江流域，原来在地理上相对独立，可由于政治安排，古代江南被割裂了，淮河流域也被分开。安徽和江苏两省各得江南和淮北，地跨江淮，以富带穷。

这样的安排，不得不让人佩服统治者的权谋术。到今天，安徽和江苏也是中国省分里南北差异最大的地区。尤其江苏的徐州和连云港，自古属于北方中原文化地区，当地民风近于山东，和苏南有相当大的差别。

回过头来说江苏。江苏的地理和文化差异，经济难免有落差。江苏南部人口稠密，工商业一贯繁荣，加之毗邻浙江和上海这样繁贸地区，民众做生意很方便。苏南地区改革较早，开放也彻底，发展经济的天时、地利、人和兼备。反观苏北，自古土地贫瘠，灾荒频发，工商业不发达，经济落后于南方，也就自然而然。

广东省的行政区划沿革不像江苏那般复杂，道理却是相同的。珠三角和粤东、粤西、粤北的地理条件、经济水平和文化差别之大，无异于两个省分。它们只是凑巧位于岭南，成为同一省，才被拿出来比较。实际上，广东各地发展经济的条件，根本没有可比性。

珠三角农商各业一直都很发达，其人口之密集、经济之开放，都居沿海前列，是古代中国海上的大门。加之历史的因缘，毗邻港澳的优势，珠三角成为全国最强，毫不意外。

至于粤东地区，山多平地少，离珠三角很远，从港澳那里享受的区位和政策优势，几乎没有。粤东看起来像是广东的“外省人”，潮汕文化也和广府文化差别甚大。他们倒是和闽南文化一脉相承。

至于贫穷的粤北山区，靠近广西的粤西，人少地偏，在珠三角面前，完全没优势。粤东、粤北和粤西虽在广东省内，和珠三角的经济联系，实际上并没那么紧密。

一个地区发展经济的条件，不会因行政区划改动，就产生根本性变化。淮北和苏南同属一省，其土地、工商和贸易的条件，不会因此变化。苏南和浙江上海的经济合作，显然比苏北强许很多。改用一句俗语，商人虽有省籍，生意却不分省籍。

哪里有生意，哪里就是商人的家乡。正如水往低处流是物理规律，自然条件优越，区位条件好的地区繁荣起来，也符合经济规律。行政区划改变不了这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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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这里，可以回应那个质疑：是市场经济造成一省之内的差异吗？答案是否定的。富裕地区并不靠剥削贫穷地区而富有，它是靠着各种有利条件，才实现经济增长。地理条件不同、人文风俗区别，甚至制度性差异，才是市场经济时代地区贫富差距的原因。

现代市场经济之前，这种差异一直存在，甚至更严重。靠权力聚敛财富的模式，政治中心即是财富中心，条件原本就差的地区，只会更穷。而在市场条件下，条件有利的地区率先崛起，能实现“先富带动后富”。

广东省和江苏省的落后地区，发展不如发达地区快，但也享受了增长红利。这一点放在全国范围看，也完全适用。

事实上，广东落后地区再落后，距离全国意义的落后，还是有很大差别。从统计数据看，当地GDP并不靓丽，但人民生活水平却谈不上贫困。

同在广东省内，经济有差距，政府会有比较，招商引资很有动力；民众耳濡目染，想赚钱就会到珠三角打工。

珠三角面积占广东三分之一，聚集人口占一半以上，生产总值占八成。在这其间，自然有众多本省各地市人在参与。

广东的穷人只要想赚钱，可以到珠三角，那里有无穷的工作机会。打工者在外赚钱消费，是没办法算入本地GDP水平。他们的贫穷也不是赤贫，和内地省份的贫穷，完全不是一个层面。

同样的道理，江苏的苏北再穷，也不会差太远。举个例子说，江苏经济总量倒数第一的地区是宿迁，2018年的GDP总量为2750亿元。放在中西部，比甘肃省会兰州还高一些。富裕省份的落后地区再怎样哭穷，其真实水平比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好。

追求地区发展平衡，最后可能只有均衡，没有优势。沿海省份发展最均衡的是福建，所有地市的人均GDP都超过全国人均水平，看起来漂亮极了。可是福建省有拿得出手、能和省外竞争、吸引年轻人落户的大城市吗？其实并没有。没有一流耀眼的城市群，如何在全国范围内竞争？

对全国多数省份来说，更是如此。至关重要的问题，不是地区发展不平衡，而是能否形成头部区域，首位城市。由强带弱，整体才会变好；如果是抑制大城市发展，扶持小城市，结果必是前进的步伐放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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