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稳就业：新增和净增的缺口解析（海通宏观 李俊、梁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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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概 要 · 

过去几年，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一直稳定在1100万以上，而我国净增就业则在持续下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此外，当前就业压力渐增，尤其是青年较为严峻，就业问题如何解决？本篇专题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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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新增≠净增

我们在之前的专题《“就业”知多少？》中指出，实际的就业情况与经济增长往往是密切相关的。理论上来说，当经济周期处于扩张阶段时，企业往往扩大投资带动就业增加，反之亦然。例如，我们看美国新增就业走势与经济增长走势是高度一致的，每一轮经济衰退都伴随着新增就业的大幅回落，而经济扩张又伴随着新增就业的大幅回升。因而，稳增长与保就业其实同等重要。我国每年两会除了拟定经济增长等目标之外，也会拟定就业相关的目标，主要落脚在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和失业率上。具体来说，自2017年以来，每年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目标均为1100万人（除2020年外，当年就业目标降至900万人）。并且，每年都能超额完成，过去10年平均完成度达130.0%。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均为5.5%（除2020年外），也都能顺利完成。不过，我们发现，与美国不同的是，我国城镇新增就业走势与经济增长走势并不完全一致，关联度相对不高。例如，我国实际经济增速自2010年起整体呈现下行趋势，而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之所以如此，或与我国新增就业和净增就业不完全等同有关。从美国来看，新增非农就业走势与净增非农就业走势是完全一致的，而我国城镇新增就业走势与城镇净增就业走势则不太一致。例如，从2010年开始，我国城镇净增就业规模持续下降，2021年净增就业仅502万人，为1995年以来新低；而我国城镇新增就业规模持续上行，基本都在1100万人以上，且从2013年开始，我国城镇新增就业规模持续高于城镇净增就业规模，尤其是2021年二者差距高达76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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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口：源自哪里？

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与城镇净增就业人数之间的缺口，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城镇新增就业和城镇净增就业统计口径不同有关。我国城镇净增就业人数主要由国家统计局根据劳动力调查数据推算得出，而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则主要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得出。具体来说：根据2004年发布的《城镇就业人员变动数据测算暂行办法》，城镇净增就业人数为报告期末城镇就业人数与报告期初城镇就业人数之差，而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为报告期内城镇累计新就业人数减去自然减员人数。其中，城镇累计新就业人数为报告期内城镇各类单位（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其他经济类型单位）、私营个体经济组织、社区公益性岗位累计新就业的人数，以及通过各种灵活就业形式新就业的人数总和。既包括初次就业的各类人员，也包括实现再就业的下岗、失业人员，但不包括从其他单位调入的人员；自然减员人数是报告期内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办理正式退休手续人员和因伤亡减员的人数，包括城镇各类单位、私营个体经济组织、社区公益性岗位及灵活就业人员中的离退休人数及在职人员伤亡减员人数。（城镇累计新就业人数和自然裁员人数通常不公布）
基于以上统计口径，我们来进一步探析可能造成缺口的原因。首先，灵活就业应当不是造成缺口的关键因素。过去几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而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仍保持较高水平，社会公益岗位和灵活就业逐步成为市场关注焦点。不过，我们从定义来看，无论是城镇就业人员总数还是城镇累计新就业人数均包含了社会公益岗位和灵活就业在内。因此，这应当不是造成城镇新增就业和城镇净增就业缺口的关键因素。其次，失业再就业对缺口有一定影响，但不宜高估。从定义来看，城镇新就业人数不仅包括初次就业人员，还包括实现失业再就业的人员。例如，城镇失业再就业人数走势与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走势较为一致。考虑到同一名劳动力可能在一年内重复就业，这会统计在城镇新就业里面，而不会统计在城镇就业人数里面，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缺口。不过，官方在测算新就业人数时，为避免重复计算，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按照一定比例剔除重复就业的人数。因此，失业再就业的影响不宜高估。
最后，新增失业可能是造成缺口的关键因素。从定义来看，城镇净增就业在统计时剔除了失业的影响，相对来说，或能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就业情况。例如，疫情冲击（2020年）之前的多数年份，我国城镇净增就业人数走势与经济增长走势是较为一致的。而我国城镇新增就业在统计时，并未剔除新增失业的影响。具体来说，如果一个劳动力在当年就业，城镇新就业和城镇就业都会相应增加；当该劳动力失业后，城镇就业会相应减少，而城镇新就业则不会相应减少，这或许是造成缺口的关键原因。例如，2021年城镇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平均达到269万人，比2020年增加18.0%。
而新增失业变动可能与多重因素有关，如疫情影响、房地产周期下行以及服务业受到影响等等。我们在之前的专题《如何解决就业问题：关键是服务业“政策”》曾指出，在2014-2019年间，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行业增加就业最多，其次是金融业，再之后是卫生、教育、互联网、房地产等行业。而自2020年以来，服务业受到的冲击较大，相关就业或受到影响。例如，2021年第三产业净增仅62万人；据CIER统计，2021年4季度教培等行业就业景气度从3季度的榜首下降至第6位，招聘需求减少了30.8%，到今年1季度教培等行业就业景气度就已经掉出前十；据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统计，破产案件数量从2021年4月再度上行，而破产往往也意味着裁员和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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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青年压力大

就业压力渐增。近期受疫情干扰，经济修复再度受损，城镇失业率再度回升。截至11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回升至5.7%，31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也回升至6.7%，均为今年5月以来高点。其中，25-59岁人口失业率也从低点的4.3%回升至5.0%。而16-24岁人口失业率虽然回落至17.1%，但仍位于历史高位；并且显著高于往年同期水平，表明青年群体就业形势依然较为严峻。
青年就业严峻，一方面或与高校毕业季有关。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然而，高校毕业生就业景气度却在持续下滑，截至今年3季度，高校毕业生CIER指数为0.57，明显低于全国1.63的水平。进一步来看，2季度高校毕业生求职申请人数同比增长135%，而招聘需求人数同比则下降19%；3季度求职人数同比增长91.3%，而需求人数同比下降12.2%。
另一方面，或与灵活就业稳定性不足有关。受政策推动以及企业组织变革与用工模式创新等因素影响，我国灵活用工市场不断发展，各种灵活的就业模式也吸纳了许多劳动力就业，在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前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2亿人左右，占总就业比重高达26%以上。不过，我国灵活就业呈现“年轻化”、“服务业为主”以及“保障性低”等特征，受疫情干扰以及经济下行的影响，灵活就业受到一定冲击，可能增加了青年就业压力。例如，据《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显示，我国接近5成（48.3%）灵活用工人员分布在30岁及以下；据《2021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人数为4853万人，占参保总人数的比重仅13.7%。进一步来看，《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显示，非灵活用工缴纳四险一金的比重平均为88.4%，而灵活用工平均仅38.7%。
此外，当前青年人进入到劳动力市场，更多倾向于稳定性比较强的岗位，求职期待和现实岗位需求存在落差，也影响了青年人的就业入职。例如，根据千龙网、咸宁新闻网援引前程无忧发布的《2022应届生调研报告》显示，2023届应届生计划毕业后企业就业的比例，较2022届下降7.1个百分点；18.1%计划参与公务员/事业单位/教师等考试，较2022届上升3.6个百分点；继续求学深造以及慢就业比例进一步提升，较2022届分别上升2.6个百分点和1.1个百分点。
如何解决就业问题？我们在专题《如何解决就业问题：关键是服务业“政策”》指出，从中长期趋势来看，要最终解决就业问题，势必要从经济基本面的内生增长规律出发，在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同时，继续关注和支持服务业的发展，优化服务业的结构布局。从近期的表态来看，服务业的支持政策，或许值得慢慢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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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点击链接可查看原文）：“重启”之路——2023年海通宏观年度展望（海通宏观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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