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敏：儿童为何要读经？
中国传统教育，从孔子开始，其教学的内容主要就是经典。1904年教育改革，渐入现代化的教育，但仍然是要求学生阅读经典的，直到1912年1月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1月19日，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方法》：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同时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初等小学、高等小学校、中学校一概废止“读经”，唯剩“国文”。
唐曉敏先生
中国教育废止读经利弊如何，一直是有争议的。有人至今反对读经，也有人认为，废止读经是中国语文教育的一大损失。如潘新和就认为：1912年之后，“语文课程标准不再有‘读经’要求了，这可谓语文教育滑坡的‘拐点’。从此语文教育每况愈下：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潘新和：《表现—存在论语文学视界》，第160页，人民出版社，2015年）潘新和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儿童为什么要阅读经典？首先，经典本身即是重要的价值。中国的经典，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轴心时代”的产物。代表着中国智慧的高度。关于轴心时代，黄克剑这样讲：“‘轴心时代’是一个独特的时代，这个时代之前的所有时代，好像都是在为这个时代的到来做准备，这个时代之后的所有时代，不管以后发展到怎样的远处，都要回味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因此构成了它前后时代旋转的轴心。“轴心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曾拥有这个时代的民族都在这时出现过一些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的人物。这种人物的空前的，甚至也可以说是绝后的，例如，印度出现了佛陀，这个出现了孔子，古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犹太出现了耶稣，这些人都是历史人物。这些人物在一定意义上讲，不管后来历史发展到什么程度，他们各自所达到的精神境界都是后人难以企及的。（黄克剑：“市场化•人文视野•信仰”，见《黄克剑论教育•学术•人生》，第5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季羡林也讲：“在地球上凸出一些高山，仅仅一次出现；但它们将永恒存在，而且是不可超越的。在人类文学史和学术史上，不论中外，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伟大诗人和学者，他们也仅仅是一次出现；但他们也将永恒存在，而且不可超越。”（季羡林：《汤用彤全集》序，《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这些伟大人物的作品，自然也是不多的。却也是“永恒存在，而且不可超越”。而且，这些最好的作品，也是永不过时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如“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仁爱精神，爱国爱民的集体主义精神，“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以义为上、注重伦理的道德主义情怀，以及敬老爱幼、诚信待人、勤劳节俭、慎独自爱等思想品德。这些，都包含在《周易》、《尚书》《论语》、《孟子》、《礼记》等经典之中。俄罗斯学者利哈乔夫曾提出：“每一种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只归功于它所具有的最高雅的成分”（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第３２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中国的经典，正是中国文化中最高雅的文化，代表中国智慧的高度。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就是阅读经典。
其次，经典不仅仅是一本书，书的背后常常有一个文化巨人。与这个人打交道，对人的成长意义重大。梅贻琦谈到教育问题是，提出了著名的“从游”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这是非常深刻的。不过，人在现实的生活环境中，不是总能够遇到“大鱼”，这时，需要从古代寻找自己的榜样，这就是孟子的“尚友古人”。尚友古人，也就是要阅读古代巨人的书籍。读书，即能够结识古人，如梁启超所说：“学者苟能将《论语》反复熟读若干次，则必能睪然有见于孔子的全人格，以作自己祈向之准鹄。”
第三，经典也是对人类经验的完美表达。即是说，经典不仅内容深刻，它的文字也是非常精彩的。如“五经”的文字，不仅简洁精练，且含蓄而有余味。阅读经典，是一种审美享受。对此，叔本华讲：“没有别的事情能比读古人的名著更能给我们精神上的快乐。我们一拿起一本这样的古书来，即使只读半小时，也会觉得无比的轻松、愉快、清静、超逸，仿佛汲饮清冽的泉水似的舒适。这原因，大概一则是由于古代语言之优美，再则是因为作者的伟大和眼光之深远，其作品虽历数千年，仍无损其价值。（[德]叔本华著：《生存空虚说》，第63页，作家出版社1987年）这里所说的不是中国古代的经典，但中国古代的经典也确实具有叔本华所说的特点与价值。
最后，中国古代的这些经典，不仅仅是自身有重要的价值，同时，它还是学习后代几乎所有著作的基础。这一点，是值得特别说明的。对此，金克木有很好的解释。
金克木在《书读完了》一文中这样讲：有一些书籍是阅读其他书籍的基础和前提，他说道：“想要了解西方文化，必须有《圣经》包括《旧约》、《新约》的知识，这是不依傍其他而其他都依傍它的，这是西方无论欧、美的小孩子和大人在不到一百年以前人人都读过的。没有《圣经》的知识几乎可以说是无法读懂西方公元以后的书的，包括反宗教的和不涉及宗教的书，只有一些纯粹科学技术的书可以除外。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书与《圣经》无关，但也只有在《圣经》的对照之下才较易明白。许多古书都是在有了《圣经》以后才整理出来的。因此，《圣经》和古希腊、古罗马的一些基础书是必读书。对于西亚，第一重要的是《古兰经》。没有《古兰经》的知识就无法透彻理解伊斯兰教世界的书。又例如读西方哲学书，少不了的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狄德罗、培根、贝克莱、康德、黑格尔。不是要读全集，但必须读一点。有这些知识而不知其他，还可以说是知道一点西方哲学；若看了一大堆有关的书而没有读过这些人的任何一部著作，那不能算是学了西方哲学，事实上也读不明白别人的哲学书，无非是道听途说，隔靴搔痒。又比如说西方文学茫无边际，但作为现代人，有几个西方文学家的书是不能不读一点的，那就是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再加上一部《堂•吉诃德》。这些都是常识了，不学文学也不能不知道。文学作品是无可代替的，非读原书不可，译本也行，决不能满足于故事提要和评论。”，由此进一步说道：“若照这样来看中国古书，那就有头绪了。首先是所有写古书的人，或说古代读书人，几乎无人不读的书必须读，不然就不能读懂堆在那上面的无数古书，包括小说、戏曲等。那些必读书的作者都是没有前人书可替代的，准确些说是他们读的书我们无法知道。这样的书就是：《易》、《诗》、《书》、《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和《庄子》等。这是从汉代以来的小孩子上学就要背诵一大半的，一直背诵到上一世纪末。这十部书若不知道，唐朝的韩愈、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守仁（阳明）的书都无法读。连《镜花缘》、《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里许多地方的词句和用意也难于体会。经史子为吾国文化学术之源，文学之士均于此源头吸取一瓢一勺发挥为诗文，今仅就诗文而言诗文，而忘其所本，此无根之学，鲜有不蹈于肤浅者。（朱光潜：“文学院课程之检讨”，《朱光潜全集》，第九卷，第8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朱光潜的这句话，对于理解经典的价值很有帮助。中国古代的诗文都有经典的根基。失去了根基，读者对根基完全不了解，诗文也不能真正理解。
中国古代的经典是有重要价值的，问题是，这些经典是不是适合小学生、中学生阅读？孩子读经典，是不是能“懂”？一直以来，反对读经者，反对的理由之一就是，孩子不可能懂得经典的内容，因此，读经就是死记硬背。这种说法是似是而非的。儿童对经典也不是完全不懂。对此，金克木讲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道：“这些书，除《易》、《老》和外国哲学书以外，大半是十来岁的孩子所能懂得的，其中不乏故事性和趣味性。枯燥部分可以滑过去。我国古人并不喜欢“抽象思维”，说的道理常很切实，用语也往往风趣，稍加注解即可阅读原文。一部书通读了，读通了，接下去越来越容易，并不那么可怕。从前的孩子们就是这样读的。主要还是要引起兴趣。孩子有他们的理解方式，不能照大人的方式去理解，特别是不能抠字句，讲道理。大人难懂的地方孩子未必不能‘懂’。孩童时期稍用一点时间照这样‘程序’得到‘输入’以后，长大了就可腾出时间专攻‘四化’，这一‘存储’会作为潜在力量发挥作用。错过时机，成了大人，记忆力减弱，理解力不同，而且‘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再想补课，读这类基础书，就难得多了。金克木所说，很有道理的，符合读经的实际。二十世纪前期，许多孩子是从小开始读经的。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
总之，儿童应该读经，接受最好的教育；儿童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理解经典的内容。儿童读经，势在必行。这是提升语文教育的必由之路。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了什么。对此，西方学者雅斯贝尔斯提出过一个重要的见解，他认为，学生若了学习了那些最优秀的作品。“纵使教师能力再差，还是能有好的结果。比方说一个学生念希腊文学名作《安蒂格尼》的长诗，尽管心中对于老师所教的文法和韵律学不感兴趣，但他仍然会有深刻的感触，因为作品本身展现在他的眼前。（雅斯贝尔斯：《当代的精神处境》，黄藿译，第115、116页，三联书店，1992年）这是说，假如风景本身非常优美，夺人心魄，那么介绍风景的导游水平高低，问题都不大。中国古代的教育就是这样：私塾先生未必水平很高，但当时指导学生读的是中华文化中最重要、最优秀的书籍，即儒家经典。这些经典就是靓丽的文化风景，优美的风景自会陶冶学生，即使“导游”的讲解差一些，也没有多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