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法学论文要目

[摘要] 人大制度何以优越？传统的解释包括历史国情论、选举民主论、国家治理论以及权力关系论等。结构功能分析框架可以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从功能上说，“四个机关”的定位，既体现了人大系统的多元功能，也体现了人大系统的多维度优越性。这些功能涉及体系层次的功能、过程层次的功能和政策层次的功能。“四个机关”之间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国家权力机关”的定位体现了人大机关的本质，是四个功能定位的核心所在；“工作机关”的功能定位是对人大依法行使职责的要求，也是对“国家权力机关”定位的落实；“代表机关”的功能定位也是实现人大机关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功能定位的一个重要途径；而“政治机关”的功能定位是确保人大机关各项功能得以有效运转的根本保障。“四个机关”的功能是在“一元二体”组织结构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一元”是指人民主权的权力本源，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二体”是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关人大常委会，包括人大系统的内部组织机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兼顾“一元二体”结构下人大及其常委会组织和职权的均衡发展、“四个机关”复合职权的均衡发展、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的均衡发展、结构和功能的均衡发展。

[关键词] 结构功能主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组织结构；一元二体；四个机关

[作者] 孙莹¹ 陈家刚²（1.中山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 510275；2.广东行政职业学院，广东广州 510800）

8.数字乡村建设中的价值背离与技术改进

[摘要] 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乡村建设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乡村地区基础设施、产业形态、生活方式和治理范式等诸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数字乡村建设是技术要素和价值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基于技术之维，数字乡村建设是用数字化来理解乡村、变革乡村和重构乡村的过程；基于价值之维，在数字乡村建设实践中要理解好、保持好和传承好乡村的乡村性。数字乡村建设行动的推进，既需要数字技术的强力驱动，也有赖于正确价值导向的积极引领。伴随数字技术在乡村空间嵌入程度的不断加深，乡村地区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肌理、建筑风貌和文化习俗等彰显和传承乡村地区乡村性的载体正发生着深刻变革，乡村地区数字化特征日渐凸显的同时其乡村性存在退场的可能。将如何平衡好乡村地区的数字化转型与乡村性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研究好，对于数字乡村战略的有效实施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面对数字乡村建设行动中潜藏的价值背离隐忧，在数字乡村建设实践中，一方面要以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之维来引领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之维，在保持乡村地区乡村性的前提下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另一方面要用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之维来保护好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之维，推动作为数字乡村建设技术之维的数字化与作为数字乡村建设价值之维的乡村性实现深度融合。

[关键词] 数字乡村；数字化；乡村性；乡村振兴；基层治理

[作者] 陈鹏（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安徽芜湖 241002）

9.技术逻辑下强智能机器人

刑事责任的再审视

[摘要] 目前学界多从法律逻辑角度分析强智能机器人的刑事责任，鲜见从技术逻辑切入研究的成果。强智能机器人能否出现是讨论其刑事责任的前提，也是否定论对其加以批判的主要原因。人工智能技术的指数级增长与涌现使得强智能机器人的出现具有内动力，只有内动力而无需求亦很难将“梦幻”变为“现实”。在军事竞赛、商业化对强智能技术升级存在渴求的政治环境和市场环境下，强智能机器人的出现便具有了外动力。在技术内、外动力拉动下，强智能机器人的出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现有对强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的质疑，本质上是人类中心主义滑向了形而上学的机械、静止观，使得刑事理论研究无法为未来的刑事立法提供智识补给。在重构强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过程中，亟需解决现有研究中主体内涵阙如、刑事责任认定标准不当和权利保留范围过宽的问题。根据强智能机器人硬件、软件与湿件的特点设置差异性的剥夺感可达到区分制裁梯度的效果，对强智能机器人犯罪的罪名可比照自然人犯罪进行。不过基于处罚成本的考虑，应以对硬件、软件的处罚为原则，以对湿件的处罚为例外，在各种处罚内部又应坚持以轻缓处罚为原则、以严厉处罚为例外。规制强智能机器人的前置法宜采取单独立法模式，在前置法中对智能机器人概念、主体种类、技术更新层次及标准、违法行为表现、处罚种类和等级进行规定，突出对人工智能技术标准的描述和专业技术人员鉴定程序的规范化。

[关键词] 强智能机器人；技术逻辑；涌现；人类中心主义；重构

[作者] 赵天水（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天津 300222）

10.NFT数字作品发行权用尽原则的适用

[摘要] 肇始于传统线下有体物的发行权用尽原则，适用于NFT数字作品二手交易市场时遭受“无体物”“互联网环境”和“数字作品转售法律定性”的三重困境。学界对发行权用尽原则适用于数字作品存在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等不同分歧。无论是从立法制度抑或司法实践，都无法得出NFT数字作品转售不适用发行权用尽原则的结论。从法律定性上看，NFT数字作品转售既不是转让债权，也并非法定许可，而应扩张性解释为发行行为。与前区块链时代的数字作品不同，NFT数字作品具备唯一性、去中心化、交易顺畅性等内在特征。从法律价值、立法制度、司法实践和公共政策目标等维度考量，NFT数字作品转售适用发行权用尽原则具备可行性和正当的法理基础。NFT数字作品转售适用发行权用尽原则，有助于保护购买者对NFT数字作品的使用、收益和处分的财产权益，激励知识信息传播、促进NFT数字作品二级市场的自由流通，推动新型数字产业的发展。NFT数字作品转售适用发行权用尽原则应遵循一定法律理念和权利限制。一方面，NFT数字作品转售适用发行权用尽原则，应秉持私法的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必要时在智能合约中引入追续权条款，调和著作权人、铸造者、平台和转售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另一方面，NFT数字作品转售适用发行权用尽原则，应避免造成对著作权人复制权、演绎权和向公众传播权等权利的侵害。

[关键词] NFT数字作品；发行权用尽；追续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

[作者] 李晓宇^1，2（1.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0088；2.北京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发展研究院，广东广州 510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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