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脉络，三个方法｜谈谢英俊建筑与台湾空间生产之辩诘｜上

编者按｜

任何社会实践都涉及到展示——这是集体策展团队“BLOOM绽”在2015年“评论展——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1999-2013”前言中的主导议题。将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建筑展设置为评论展，并不止于策展形式上的创建，而是为了构成“对那些业已发生于社会现场，又被展示现场收缩为作品的再行动”：来自不同学科和实践领域的评论人将在与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的关联中，重新激发并再度表述自身的工作。在相关的活动中，主策展组之所以总是以“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去指称作为个体的“建筑师”，不仅仅是因为协力造屋的特殊性，而更是为了通过策动将建造与展示这看似分立的两个阶段，转化为一系列相互质问的社会实践中的不同面向与现场，由此逐步形成某种高密度、低成本以及远期持续、近期关联的展示工作方法。以此完成的2014年的专题“在地建造”是以谢英俊及其团队近十年来的实践为发端，梳理台湾社会都市状况及现代建筑运动以来的脉络，指出谢英俊的工作不只是建筑计划，而应以“社会性建筑”的视角将其理解为空间生产计划，进而详实剖析其应对方法与隐含却强劲的哲学基础，期待建筑师仍能保有追寻社会统合之希望。借助当代政治学为研讨基底，结合建造、展示、社会等多重维度，倡言“没有建筑的建筑师”之预设，将是从其特定行动模式的起因、持续参与到相应的后果中显现的主体化过程。由此，建筑正成为社会运动经由在地建造的副产品，规划正成为城市展示经由媒介传播而来的群劳作。本次推送的文章[1]首先评断其建筑工作的逻辑构成以及实践方法，其次将之置放在一个脉络性的理解架构中，最后要认真对待其建筑实践与欲解决问题的关系性构成。换言之，对谢英俊建筑意识形态所召唤的内容作政治分析。无论是批评与赞赏，都必须历史地以及社会地理解，并且将之连结到台湾空间生产，视其工作为当前的政治计划，往前推进。无论技术网络将推进到何种层级，社会网络仍是其中至关重要之事，院外将分两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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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孙权    责编｜BLOOM

三种脉络，三个方法｜谈谢英俊建筑与台湾空间生产之辩诘｜上｜2014

本文6000字以内

“一切真正为人栖居的地方，都有家这个观念的本质。记忆和想象彼此相关，相互深化。在价值层面，它们一起构成了记忆和意象的共同体。因此，房舍不仅是个人的经验，是叙事里的一条线索，或是在你自己叙说的故事里。透过梦想，我们生活寓居场所共同穿透且维续了先前岁月的珍宝。因此，房舍是整合人类思想记忆和梦想最伟大的力量之一……。没有了它，人只不过是个离散的”^[2]（Bachelard,1969）。

“我住进来了，但灵魂还没进来”（玛家农场好茶村邱爸）。

“住在那种灰白精舍的房子里，连生小孩的欲望都没有”（曾参与玛家设计人员对长治百合园区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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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英俊的建筑工作这几年获得极大回响，无论在台湾、中国大陆与海外。在台湾921地震后，邵族的重建工作成功使谢英俊拥有“灾难建筑师”、“人道主义建筑师”、“民众参与”等“美誉”，然而这些称号有点误读了谢英俊建筑工作的含意。

如何论述谢英俊的建筑是很困难的。首先我们要评断其建筑工作的逻辑构成以及实践方法，其次我们要将之置放在一个脉络性的理解架构中，最后，我们则要认真对待其建筑实践与欲解决问题的关系性构成。亦即我们需要对谢英俊建筑意识形态所召唤的内容作政治分析。总结来说，我认为社会性建筑（Architecture of sociality）是比较合适的说法。分析谢英俊在台湾展开的一系列工作，也必得从此角度理解，这是一个空间生产计划，而非仅是建筑计划。

谢英俊的工作正如他所说，“灾区的问题不是解决灾后的问题，而是解决过去的积累。”那台湾过去的问题为何？必得回到台湾特殊的脉络下理解。对我来说，评论其建筑工作与特殊性，若非在特定的语境下便无能更深刻地看出他开创的道路，容易沦为某些速读“社会建筑”（social architecture）的人所把持，特别是那些具民粹倾向与参与式民主（平等式）的一种工具，或人道主义式的理解。

一如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言：“每一个社会都会产生其支持自身的空间。”亦即，每一个空间都弥漫着社会关系。[3]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辩证中，对于谢英俊工作的批评与赞赏都必须历史地以及社会地理解，并且将之连结到台湾空间生产，视其工作为当前的政治计划，往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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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原为2011在中国杭州美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由王家浩、许雅筑共同策划的“社会更新论坛”之讲稿，后经修改刊于中国北京《独立评论》2012年1月号，以及《新建筑》2014年1月“在地建造”专题。

[2]Bachelard G.(1969) The Poetics ofSpace. Boston: Beacon Press.

[3]见HenriLefebvre(1984)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lackwell.

第一种脉络：Trauma of DevelopmentalState (发展取向国家的创伤)

九二一大地震、莫拉克八八风灾等与其说是天灾，不如理解为自然对台湾发展取向逻辑下长期的空间治理政策的一次性报复。其呈显的是台湾对于自然环境的剥削、区域规划的失策、以及长期忽略的社会成本的索偿。此灾难，在台湾南投地区，是农业单一品种（槟榔）种植的后果；在中央山脉两侧，特别是谷关一带，则是同一休闲旅游形式大量复制导致水土稳定系统破坏的报应。在其他地区，则是对建筑产业廉价快速生产，以及非正式营建系统的警告。而整个来说，是台湾土地管理最简单原则“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之破坏之故意纵容。这是国家为了发展而忽略社会成本与环境成本的债务，是发展国家机器美满经济措词后的真实内容，最终被天灾所揭露。

莫拉克八八风灾，则是国土计划的失败。一方面是南水北引，越域引水的水坝计划造成，一方面是农业土地荒废，水资源的供给平衡破坏，与各种开发计划（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和休闲观光园区）企图以空间作为生产资料的二次资本循环所造成的。[4]空间本身成为生产数据，而非载体，透过空间的使用目的的转换，资本主义得以空间修补的方式解决内部循环的困滞，如农转工，农转住，工转住，工转商，住转商等等，这些计划仅用“使用目的变更”便可以在无需具体的劳力与资金投入之前，带动资本运转，利用土地变更后的竞标价值带动土地金融商品成长，以及背后赖以为生、以案养案的建筑营造业。在土地还未变成真正商品之前，就已经卖出多次。于是，资本透过空间的差异制造了自身的成长。资本主义透过空间的生产得以幸存。

这种创伤对于民众来说苦不堪言。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家园的倾颓；对于农人与经营自然资源的人（如谷关温泉与高雄宝莱温泉）来说，这是失去生产工具；对于原住民来说，则是历史、家园与生产工具的一次性毁坏。

人民面对巨变后的震惊，往往很容易接受“白纸般的开始”与妥协的方案。这是台湾救灾建筑工作的起点。无论是世界展望会、红十字会或者慈济，不同的NGO组织与政府会带着不同的建筑方案与团队介入安置计划，每个建筑团队与组织都会有自己的方案来介入居民安置过程。居民多半无奈地接受“安排”，在安排下，抱怨与不满都针对安排的操作，而不是反对安排的计划。

资本透过空间差异得以快速累积循环，而此差异地理的后果则不平均地由弱势地理与社会位置的人们承担大部分，原住民的部落与生存空间则是受害最严重者。承受灾难的过程中，“中继”的房舍计划莫名成为永居屋，而临时农场变成家乡，新的永久屋以失去“原有永久屋”为条件，而新家乡却没有旧家乡所有的一切，包含工作、教育与社会网络。对于失去猎场与传统领域的原住民来说，这不仅是“安置”（relocate）而已，而是重新寓所╱迁村（rehabilitation）的问题。对原住民来说，由于发展取向国家机器造成灾难，留给他们的创伤，不均衡地理发展在台湾原住民身上更显得严重。这些创伤将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在后来的安置问题与谢英俊建筑工作上。这是我们首先必须理解的脉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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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可从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1982), The New Imperialism (2003) 的著作加以理解。

第二种脉络：都市过程与意识都市化

从经济的角度看来，大台北泛指以台北市金融中心为主的区域分工，包含新竹科学园区、桃园仓储与工业区、台北县提供的住宅与集体消费服务，甚至，中南部的农产运输；从国际的政治现实来看，中华台北更是台湾最普遍而可以被接受的代称。台北边界是一个变动的疆界，等待跨越，等待政治与经济与文化象征的搏斗，等待市民意识与国族国家交心的结果。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卡斯提尔（Castells, Manuel）对于“都市化”有个提议，亦即没有什么都市化，有的是“都市过程”。传统的都市社会学会认为，都市化具有一定的特征，可以数据化以及质性描述来捕捉特定区域的变化，例如人口、服务金融业的比例、公共性服务的充备，生活形态乃至都市计划的规范等等。这种规范性理论的缺点乃是见林不见树，无法解释区域间动态形成的过程，并且排除无法归类的选项，将空间作为研究的客体将其锁定在固定范围内然后竭尽可能的去归纳与演绎。卡斯提尔强调的则是都市过程，而都市之形成乃在一个更大区域范围内的都市过程中所产生。日据时代结束之后，1949年战败的国民党来台，为了满足当时庞大的军人眷属的住宅需求，除了透过娱乐捐与慈善募款作为经费来源加紧兴建眷村外，睁只眼闭只眼容许违章建筑，以维系统治权的正当性。在五零年代第一波城乡移民后，透过各式的姻亲关系，台北的外地人首次超过本地人，形成名符其实的移民城市。台北是一个由“非台北人”为多数所组成的城市。之后，区域分工造就更明显的空间区隔。七、八零年代，城市本身作为经济建设的发动机，亦即靠着贩卖地皮带动本土建设相关产业，形成一个内需导向的经济成长。此刻为台北房地产的黄金时期，造就了第一波台湾经济起飞，同时也是台北居大不易的开始。空间成为交换价值，至此没有回头路，它支撑台湾的成长也毁灭台湾的环境与人文。台北正是此一巨变的发动机，空间生产也符合此时需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空间分工逐渐完善。如仿照英国花园之城规划的中永和成为台北卧房城，供给大量于台北工作但住不起台北市的人们；新庄、三重、五股成为贩厝的提供地，满足低廉次等的住宅需求，并且工业化与卫星化；芦洲、树林与泰山则是第二外缘的卧房与工业区，并且作为桃园新竹地区发展的通道，北投与新店则由观光产业与公务人员分食。淡水作为台北的前庭，而宜兰、礁溪、石碇、深坑则是台北的后花园。这样，现代意义的台北方才诞生。台北是整个台湾经济资本累积的过程，而不仅是一个地点或区域。正由于台北市是整个台湾经济资本累积的过程，是整个台湾都市过程的龙头，台北必须借由自我的地皮增长术来完成加值。理论上来说，是都市资本主义的二次循环，第一次靠物资交通买卖，第二次靠贩卖地皮与土地融资。进入八零年代末期后，台北轴线明显由西向东扩张。翻转地皮最好的方式不是都市更新，不是旧城重建，没有人愿意碰触到抗争或者高额赔偿费，最好的前沿先锋，无论是政治还是资本的，就是“大西部”。历史中的台北市（以及引发的台湾都市过程），出现过两种相反的发展，一是违建化，因为政权所提供之集体消费不足，人民使用自己的方式在都市中自谋生活，展现一种空间的穷困，社会网络的丰盛。另一种前沿则是曼哈顿化，资本带动土地开发并且象征性地形塑市民举目可及的全球景观，展现一种空间的盈余，社会网络的虚空。都市过程中反应的不只是石头与金钱与人口移动的游戏。在文化上，意识的都市化（urbanized consciousness）成为文明与现代性意识的标志，这包含对现代性房舍形式与物质的想象，以及对于现代文化之初对于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田园城市（Garden City）的变形回归。

在新世纪，都市过程形成一种辩证的，交叉却矛盾的流动过程。退休的中产阶级流行到农村买地盖起农舍，“万亩良田种农舍”[5]不仅是罗东小区大学的一部影像学习的成品，而是敏锐指出宜兰罗东成为大台北有钱人的后花园。自李登辉时代“农地开放买卖”政策下，台湾最优良的农地碎裂化了，同时水泥化了，而农民知道一旦水田挖下地基，盖上水泥，良田就一去不复返了。这片土地清楚地由当地农民的角度体现此“双向流动”之矛盾，与“农地开放买卖”与“富丽农村”计划之荒谬。知识分子下乡搞有机农业成为环保前卫的生活姿态，真正的老农则休耕放弃土地，或者将农地卖掉，农村的子弟则向城市涌进成为“市民”。中产阶级梦想有庭院的豪华农舍，而乡下人则希望爬上楼，成为“大厦管理条例”辖下的大楼居民。

意识都市化是都市过程中的产物，是都市生活作为一种“未曾谋面”的都市经验而普遍化的成果。作为意识形态主体化的过程，既有其物质条件，也有被召唤的。此种意识都市化包含人们对日常生活及文明的渴求，如现代楼房、房舍空间形式与材料，便利的日常生活等等。这是理解谢英俊工作的第二个重要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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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影片可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ohptMGW0LA

第三种脉络：非正式营造系统（informalbuilding system)

对台湾非正式营造系统的理解可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房舍现代化以及第三世界自我更新是同步的过程。在台湾五、六零年代，“贩厝”是大都市周边以及接邻乡镇主要的建筑形式，以非正式的营造方式与材料，延续了传统生活中自己动手增修改建的习惯，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动手修房子，视需要与现金“持续”改动。无需建筑师，透过熟识的工匠，讲述自己的想法后，一起盖房或委交工匠操作。这原本在乡村是很常见的，每个人都会盖房子，也参与其中，但在都市过程中逐渐被剥夺，却又在第三世界都市延迟的现代性缺乏下被延续，因为专业教育、执照与认证系统跟不上都市人口住宅需求的快速增加，这是发展中国家非常特有的现象。“货柜屋”更取代了楼铺，铁皮屋成为地下工厂的主要形式，以及每次灾后的重建，非正式营造系统都是主要空间生产模式。

台湾早期在国家无法提供足够的住宅下，刻意容许人民的营建系统，这个修修补补的过程是台湾自己干（DIY）的现代性以及对于“建筑专业”匮乏且昂贵的因应。用谢英俊的说法，这是全世界长期以来百分之七十的人解决自己居住问题的方法。

到了1995年，因为房价飙升，土地与住房问题越来越严重，同时阻碍了都市更新（空间再生产）之现代地景想象与土地金融资本再发展，台湾政府才严格回溯“违建”法规，来确保推动资本生产便利无阻。每个地方政府处理违建的法规并不一致，以台北市为例，1946年都市计划公布前，老旧房屋的拆迁会给予土地与房舍、迁移的补偿；1994年之前为既存违建，拆迁时只赔偿地上物与迁移补助；1995年一月一日之后，为新违建，只能获得迁移补偿。这是台湾都市计划的历史债务，不均衡发展（uneven development）发展国家机器的独特经验。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才开始修改日本所拟定的都市计划，决定“生根”台湾，作了第一次全盘的都市计划更新。前期由于征收计划中的“公共空间”经费不足，住宅提供严重不足，政府机构、党营机构以及公立银行“占用”公共空间如公园绿地等，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居民（特别是随国民党来台的老兵）“借用”公共地。但公共空间的征收期效只有二十五年，一旦超过年限政府于法无据征收。在九零年代初，历史债务爆发的危机在中产阶级兴起要求更高的生活质量中，都市政权便以绿色修辞为由，强大的绿色推土机清理了公园预定地中所有的弱势违建，却保留了公家机构所占用的土地，这一波的空间战争，也引发了1997年台湾都市史上第一个都市社会运动──“反对市府推土机联盟”[6]。非正式营造系统在地景写就的独特空间形式与脉络，如十四、十五号公园预定地、鸡南山、艋舺剥皮寮、宝藏岩等，有的被清理成城中公园，有的经过强烈的都市社会运动抗争，暂时成为“文化地景”保留地。

与此同时，城里的建筑仍有许多违建，从阳台外推到顶楼加盖、占据防火巷与夹层屋等等，都是非正式营造系统长期铭刻于空间的结果。这成为台湾都市非常独特的景观，由人民在空间表征控制下之城市写作系列[7]，一个关于日常生活住所之变巧（making-do）战术。

非正式营造系统另一个重要的面向，则是培育出许多“准专业”的建筑工人。在台湾六、七零年代经济起飞之际，许多底层工人与城乡移民、原住民进城寻求生机，最先投入的便是城市的营建工作（后来由外劳取代）。营建业在八零年代到九零年代是台湾GDP的主要贡献者，是台湾经济最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两个因素，城市违建农村自建与底层人民的工作，为台湾创造了许多“准专业”的工匠，这在后来谢英俊的计划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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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见黄孙权《绿色推土机-九零年代台北的违建、公园、自然房地产与制度化地景》。台北：独立媒体，2012。

[7]Certeau M, The Pratice of Everyday Life.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版权归作者所有。

文章来源｜《新建筑》专题“在地建造”｜2014

未完待续｜111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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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本能的建造

社会更新圆桌2011导言

BLOOM绽的主策展组现场考察了谢英俊及其团队在台湾的几乎所有的重点项目以及在内地的工地和工厂，采样分析了1999年至2013年期间公共与专业媒体中关于协力造屋的各类报道，并在展出前将这些素材提供给参与活动的人员，先后在杭州、日月潭、雅安、重庆、成都、西安、贵阳、上海等地策划和参与了多次论坛、讲座、对话等活动，以期来自各领域的评论者能够事先对评论对象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以及更为重要的是，让评论者相互之间展开充分的论域交织与调整，最终促成了展出开幕九个多小时的讲座和对话和闭幕五个小时左右的回应。首先让我们回到评论展的开端，2011年与评论展同题的“社会更新”圆桌的导言。持续四天的圆桌议题推进，起于对共识的否定、承接破除神化之后的反转、由建筑转向社会生产、由设计转向社会意识、合于对职业化主体的自我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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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自由”到“时代/永恒”

追根溯源了由康德提出来的“自然/自由”这一组概念。所谓的自然世界，明确的定义其实应当是“他然”、是“依他而然”。另外还有一种世界，是不能被物理学的方式掌握的，就是“自由的”世界。康德看到了接下来几百年的发展，整个西方的思考停留在自然之上，再也难以看到自由了。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我们目前的状况，也就是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我们一般的目光所在，其重点是我们自身自然的部分，是世界自然的部份；我们成为了所谓纯然的自然人，这种对于世界、对于自身片面的掌握当然是非常有问题的。回顾二十世纪初，包豪斯其实知道他们要面对的同样也是风格派提出来的问题，要照顾私我跟大公的平衡，这是最高的理想，所以之后，他们才能面对时代最困难的问题，如何使用新的材料、新的制造方法以调整新的生活方式，最后达到这个理想。总之，面对“自然”是应该的，面对“时代”是应该的，对于技术与现实的研究处理也是应该的，问题是我们目前的状况、所在的位置使我们忘记了永恒、忘记了自由，这就产生了严重的危险。我们可以“宜兰城的改造”中看到这种“目光的转变”，以前人们更多的看重非实质、看重永恒、看重自由，现在则更多是实质、是时代、是自然。所谓的现代化其实是某种失神，就是失礼的意思；也可以说它是本质，是观念，是理想。失去了对于万事万物进行“观念掌握”、“本质掌握”的这个部分，如同康德所说，渐渐地忘掉了我们具有另外一种自然之外的能力。对于技术或者时代的部分或自然的部分，二者缺一不可，他们有各自的任务，然后他们要彼此合作，这两者需要共同存在。一个观念的理想的世界要透过非常非常高强度的技术……需要透过自然的部分，透过时代的部分，需要透过各种的技术方法，需要透过各个不同的时空、拟定不同的技术，这个技术可能包括法律技术、立法技术，包括各种实质的市场机制的设定…等等，因为不同的时空而有差异。由夏隆主持设计的达姆施塔特国民学校，从古人的眼光看到的是现在看不到的东西，这种眼光非常值得被重视，在一系列的设计中被重新地找回来，切换他们的眼光，看到这种所谓非实质的部分。这个学校的方案中蕴藏着更久远的典故，事实上它在设想整个人类教育的观念，并透过技术的部分提出解决作法。顾及到整个学区的人的精神架构，所以学校重要的不是考虑步行距离，而是考虑精神架构。由此再回过头来看宜兰城在清朝时候的状况，它的这些公共设施的设定，是为了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产生公共性、产生共通可以交流的精神性。他们设想城市的方法，原本具有的独特眼光、掌握世界的方法，在现代渐渐地消失掉、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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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建筑

以谢英俊及其团队近十年来的实践为发端，梳理台湾社会都市状况及现代建筑运动以来的脉络，指出谢英俊的工作不只是建筑计划，而应以“社会性建筑”的视角将其理解为空间生产计划，进而详实剖析其应对方法与隐含却强劲的哲学基础，期待建筑师仍能保有追寻社会统合之希望。借助当代政治学为研讨基底，结合建造、展示、社会等多重维度，倡言“没有建筑的建筑师”之预设，将是从其特定行动模式的起因、持续参与到相应的后果中显现的主体化过程。由此，建筑正成为社会运动经由在地建造的副产品，规划正成为城市展示经由媒介传播而来的群劳作。以此切近谢英俊之“开放体系”技术改造之核心，正是凭借其技术专业的“质”，以新的建造系统推动设计组织和生产模式的变革，应对真正的社会化“量”产，意即大众自身之建造能力。
上｜关系到70%人类居所的实践与探索｜这不是良心的问题，是方法的问题。如果没有方法，踩不进去，想做都没有办法做。
下｜让“大妈”都能盖房子｜大妈的力量怎么样加到设计领域里来？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也是解开这个结的一个重要观念。
附录｜简化、开放体系、原型、互为主体｜建立开放性的架构、简化构法、居民能参与、发挥创意灵活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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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昏中浮现的社会建筑师

512之于大陆的建筑师群体的意义，或许与921之于谢英俊及其团队有着相似之处。但是，不止于两者间社会脉络的差异，不止于灾后重建的乡村，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落于这两个日期之下的所谓灾难？又应当如何在比此前更为诡异的处境中，从濒临灭绝中站起？以下是由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夏铸九教授写于2003年的批评，历史地分析了谢英俊及其团队抵抗的建筑话语脉络以及对台湾社会的意义。这一回应并不止于对七十年代建筑话语范式转变之后具体到社区设计参与的重申以及给出异地移植这一明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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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构筑的自信与建筑师的自我

玛家农场与津梅栈道的设计现场调查

“用后评估”，这是社会学领域首次对建筑专业领域的干预，有助于专业社群逐渐获取更为可靠的知识。从创作者的许诺与使用者的回馈之间介入，瓦解建筑史学的审美预设在话语上的正当性，为学科所依赖的体制带去结构性的变化，以期在面对各种社会条件的变化时能够给出针对性的回应。这不仅需要在建筑批评中进一步地提升“用后评估”的意识，穿透影像与现场，将即刻的体验转化为持续的积累，从设计主体的单一措辞，扩展到多方位的对话，而且还应当籍此逐渐形成一系列更为灵活可变的实践！因此，实地考察的必要性并不局限在某些特定的案例上，用以判定项目的好或坏、对或错，而是为了从更为广泛的得与失出发，连接起空间与社会的现场，贯通设计的生成机制与建成环境，突破即有的建筑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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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让我们继续这样相信吧

“协力造屋推动的绿建筑，在地生产自给自足的用材，以及因应地方（如原住民文化／地方材质）特色的呈现，就像屋顶上的石斛兰和居民和大自然间的关系，故名之”。以下是2003年初版的阮庆岳与谢英俊书信对话集（共12封书信往来）的最后一篇。信中建筑评论人观察到的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间的对望与回应，建筑师投身的切近经验，都将人们的思索引向了更为悠远的残响。规划理念、建筑专业作为，应当去往何处？是超超玄著？还是百日筑基？抑或作为消失中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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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更新

有关“人民的建筑”展览的感言

“谢英俊先生工作的此时呈现，对国内建筑师和年轻一代有着重要启示：从社会理想出发，发展新认识，探索更可持续建筑的可能性，去服务更广大的、有迫切需要的民众”……本文作者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建筑师同行，之后也从事着相关领域的研发，因此“自然地更新”所涉及的并不止于对谢英俊及其团队工作态度上的认同，更是希望以维护系统的技术分析，提出以进一步的标准化去适应更大范围的应用目标，从而“将‘可能持续’带向‘可以持续’的境地”……无论各自工作的取径或有不同，无论未来的成果又会怎样，一个人也许可以走得很快，但是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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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二元

中国县镇乡发展的基本判断与路径选择初探
结合城乡关系过程的政治经济分析和历史讨论，作者提出县镇乡兼容二元的发展路径。但县、镇、乡的发展不仅仅与市场有关，它们的发展也不仅仅是被整合入全球经济生产链的问题。它们的开放或内生性发展对于地方的文化发展、大地景观、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环境状况等都将有巨大影响，这仍然需要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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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论述、感知度、未存在的案例

穿越学科的共同工作
回顾BLOOM绽策划的第一次评论展的来龙去脉之外，以此为例，提出了集体策展团队未来的工作方法与路径：穿越学科的边界，批判实践的同一性强制，面对共通的对象，展开“重新论述”，激发出摆脱教条认知的议题，从不同实践者的感知能力出发，通过由各种案例与评论共构的“田野”的调查、研究、提炼、加工，甚至加入虚构、想象，主动创造出一个个尚未存在的案例。这项极具挑战而颇有意义的行动，将带出强列的多面性和矛盾性，不断卷入不同领域的异质者，历练共同工作的联合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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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建造杂记｜

乡、公共、熟人、陌生人

从“乡”的字源出发概述了熟人与陌生人社会之间的差别，以及由此引发的公共领域与公共体之间的辩证关联，公共体是动态的系统，而非静态的机构。公共体生成、扩大、合并、离散，偶尔也会转化成社会风暴，而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们必须依赖想象来支撑起我们对社会的信任。在新技术网络带来的挑战中，公共事物、公共讨论仍将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支柱，人际联结依然是乡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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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建造杂记｜

生基及补记

纪录片《生基》从2013年7月至次年2月摄于地震灾区雅安，其背景为壹基金与谢英俊建筑师事务所合作开展的以“协力造屋，自主营建”为核心的援建项目，该项目首批选择雅安碧峰峡镇七老村和柏树村的15户“特困”农户作为项目示范。导演李沛峰用平静的镜头讲述了援建对象之一陈洪泽老人的故事。陈老先生为援建对象之一，但他对援建工作丝毫不感兴趣，甚至不想理会，直到一日，他带着导演到了一个地方，才发现……老人在此时所经历的一切，是在与外来者彼此失语的状态下，各自产生的所作所为。正如中国每个乡村，自然灾害只不过是触发这里长久累积问题的一个缘由，而这些问题构成了乡村生活的一些特质，以及乡村建设所必须面对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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