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修炼渊源与真实使命（深度好文）

 一、修炼及其相关的概念 

1、什么是修炼：简而言之，修炼就是处于低层次的生命向高层次的升华和回归。

任何一种正道的修炼方法，都遵守一个共同的前提：人的真正生命不是在人类社会中产生的，而是在某一个特定的高层次时空中产生的；

人的真正生命也通常不会随着躯体的死亡而消失，而是把躯体的死亡作为另一次升华和回归的旅程的起点。而升华和回归过程中的每一進步，就体现出了生命所在层次的差异。

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的前提，就没有讨论修炼问题的基础，也就无法進行任何有关修炼问题的讨论。

那么这一前提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又怎样验证呢？这一前提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首先是在真正修炼者的不断修炼中一步一步的向修炼者本人显现出来的，这是一个真修者坚持修炼、永不动摇，甚至以身殉道的强大的精神力量的主要源泉；

其次，长期修炼的真修人会在身、心两方面都表现出非常奇异、无法否认的巨大变化，这是修炼者本人以外的其他人对于修炼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信服的主要证据。

当然，这是最一般和最普遍的情形。在某些特殊的情形和场合，有的人还会直接看到高层次生命的显现，甚至得到他们的帮助，而这些帮助又往往是常人作不到、甚至不可思议的。

这就是历史上每个时代都有记载的“遇仙”、“遇神”的真实故事。

修炼对于自己前提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这种步步为营、步步靠近的验证方法，实际上比现代科学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显得更高明：这种方法的每一步都是向着目标的直接靠近，也是对前一步的完全肯定；

而科学的认识方法却是在不断的否认自己、不断的修正自己前一步的过程中蹒跚的靠近自己的目标：牛顿时代声称自己得到了绝对的真理，愛因斯坦时代便必须在修正牛顿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前進一步。

由此可知，下一步便是在修正愛因斯坦的基础上再進一步，这就使得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敢说我们的科学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们知道下一个修改和否认不可避免地要到来，而且其到来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2、怎样修炼：正道的修炼者都认为人是从高层次时空中掉下来的，并且掉下的原因是因为生命在那一层次中心变的不那样好了，不合乎那一层次的心性要求了，因为每一个层次的生命都必须满足那一层次中对生命心性的要求。

因此，低层次生命向高层次的升华和回归就必须改变自己的心性水平，让自己的心重新变的和当初一样美好。

说当初是美好的，现在不好了要修回去，那就必然要有一个定义“美好”的标准。不同的修炼法门会有自己强调的标准，比如道教修炼强调修“真”，佛教修炼强调修“善”。

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好修炼是按照眞、善和忍同修，因为这样就涵盖了我们所知道的当今人类所有的正道修炼。

根据以上的认识，我们可以把修炼的内涵推广到一个最广泛、最一般、最易行的程度：一切有意识的按照眞、善以及忍的原则去修心、提高心性的行为都是修炼。这样理解修炼，就确实做到了“直指人心”，直接了当的触及到了修炼的本质：修心。

3、修炼导致的身心变化：修炼所导致的修炼者心的变化是最明显、最具震撼力的改变。这种改变最大的受益者是修炼者本人，以及周围与之相关的親戚朋友。

但与之无关的外人不太能感受到，也不太容易相信和接受。因此我们着重谈一下更具客观性的身体的改变，它也是与本文关系更为密切的部份。

修炼所导致的修炼者身体的改变有些表现为功能性的，有些表现为器质性的。功能性的比如：水中不溺(潜入水下很长时间不出水面)、火中不热(赤足踏在火炭上行走不伤足)、雪中不寒(冰天雪地中单衣久坐体温不降)、辟谷不食(时间从几天到若干年不吃不喝)等等；

器质性的比如：许多佛教僧人死后火化时有舍俐子、有些修炼人死后肉身不腐甚至整个身体化为玉石；许多西藏喇嘛临死前都曾在公开场合表演虹化(身体发出强烈的彩光，同时越变越小，直到消失)。

这些现象都有历史的、现代的记载和报导，有些甚至是官方报纸的报导。

最令人惊讶、也和本文最有关系的是修炼所导致的特异能力：超常视觉(隔墙看物，透视人体，睹物知人)、非眼视觉(手摸、耳听折叠、密封的文字信息，甚至残留信息)等等。

这些都是佛教、道教中真修者普遍具有的能力。其中的“非眼视觉”也就是佛教中常说的“六根互用”现象。这些现象不但有历史和现代的记载和报导，而且一直有相当一部份科学研究者在做着实验和研究。

根据已经解密的材料写成的书籍显示，这些研究的成果早已经被军事、特工部门部份的使用过了。

值得指出的是，有些特异功能者好象并没有经过修炼，其特异能力似乎是与生俱来或者自发产生的。但根据修炼者知道的事实，“与生俱来”和“今生修来”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只不过是在生命长河的不同阶段获得而已。

另有一种“一次性获得”的情形，比如扁鹊的师父长桑君给他服一种药，使他具有透视人体的功能。这种现象本身就属于修炼的范畴。

因此我们在谈到与中医有关的特异能力时，并不特别强调其来源。再说，承认天生或自发的、“一次性获得”的特异能力，这本身就是承认其修炼的内涵，因为所有这些现象都是修炼界内部的常识或者不同层次上修炼者的修炼体悟。

 二、中医与修炼的渊源 

1、中医起源的超异性：中医的产生和发展远非现代“学者”猜测那样：古代人类在寻找食物中逐渐认识了一些药物和它们的主治功能，慢慢的发展了医学理论和积累了临床经验，治病的效果也越来越好。

中医最初都是修炼人或者特异功能者才能作的，并且不用任何药物和手术。比如远古时代(至少在黄帝时代以前)的苗父，他只用一只草狗、口中念着十个字，就能有效的为人治病。

就是到了黄帝时代的广成子、歧伯以及黄帝本人，他们也全都是尽人皆知的修炼者。其中黄帝天生超异、成道而去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是广为传颂的。当然，他们同时又是把中医药知识传给人类的关键人物。

至于后来中医逐步的常人化，总结、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和理论，使得非修炼者和没有特异能力的人也能学习和治病，那已经至少是《黄帝内经》问世以后的事情。

中医常人化过程的加速進行、大面积的铺开，则明显的是受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的推动，而该书的问世已经是公元200年左右的时候了。

2、中医诊断方法的超异性：中医最初的诊断方法都是凭借特异感知能力，直接了当的看到“病”在人体内的位置，甚至看到病的最根本原因–业力的由来。这种特异感知能力有些是先天带来或者自发的，有些是经过修炼而获得的，还有些是遇到“异人”而“一次性获得”的。

历史上最有名的就是扁鹊服用他师父长桑君给他的一种药，从此便具有透视人体的功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医家之一。先天带来或者自发产生的医疗能力，历史上也有许多记载。

比如晋代的“奇人”幸灵就是正史记载的一例。在中国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前后的气功高潮中，笔者知道有些类似的“奇人”，他们没有受过任何医学教育，甚至没有什么文化，却能准确的诊断出病人的疾病状况。

至于通过修炼而成为著名医家的，中医史上则比比皆是，并且中医史上许多重大、实质性的進展都是这些人作出来的。最有名的比如神农、黄帝、歧伯、扁鹊、华佗、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的超常能力的大小、强弱、表现形式是因人而异的，是有着不同的层次差别的。

以透视人体的功能为例，有些人看到病人的病灶是气血凝滞、臃肿变形；有些人看到的是一团黑气，其气越黑越浓，其病也越严重；有些人则能看到病灶处的不规则形变实际上是一个小动物卧在那里；

更高层次的则能追踪这一动物的以往生命的历史，直接看到它与病人的业报因缘。当魏文侯问扁鹊，他们三兄弟中谁最善于作医生时，扁鹊回答是他大哥，因为“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

也就是说，“病”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形象时，他就能看见并把它除去。

3、中医理论是修炼理论的具体体现：对于中医理论和道家修炼理论的密切相关性，任何一个稍有中医或者道家常识的人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医的基本理论，简单一句话，就是道家修炼理论在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等方面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现存的中医典籍中最权威的经典当然就是《黄帝内经》了。《黄帝内经》开宗明义第一篇就讲的是“道”、“修炼”和修炼人可能达到的不同境界。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

这是说，上古之人离道未远，都知道“道”、尊重“道”、循“道”而行，因此形神相守，不病不夭，可以终其天年。

加之“上古圣人之教”，让人们知道“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道理，要人们“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高下不相慕”，最后要达到“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的境地，这样就“合于道”了。

这里讲的都是很具体的修炼方法。“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道是可以防止衰老而使形体永驻的。“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

就是说，修炼的最好的一类人，可以修成“真人”，使生命没有终极；“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

这类“至人”虽然比“真人”差一点，但因为他们能通过修炼增加自己的寿命，还有希望修成真人，因此还是把他们归为真人一类；以后提到的“圣人”和“贤人”，就差得比较多了。因为他们的修炼方法已经比较接近于常人，因此寿命也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

“阴阳”是道家修炼理论中的核心，也是中医一切理论的基础。“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天地之道都是通过阴阳来体现的，因此中医理论中无论诊断还是治疗的分析，都离不开阴阳。“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这样就把中医整个的治疗过程极其精要的高度概括为“平衡阴阳”、“调整阴阳”这样一件事情了。至于中医理论中其它重要概念，比如寒热、表里、虚实，也都可以通过阴阳的理论和语言来表达。

“五行”也是道家修炼理论中的基本概念，专用以描述天地万物间相互资生、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和变化状态。

在中医理论中，“五行”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概念。通过天地万物间都可配属五行这一事实，中医理论中便自然的产生出人与自然环境相互影响的一整套理论来，其中包括“五运六气”等复杂的理论结构。

五脏六腑之间的相互关系、疾病传变中的“生、克、乘、侮”的描述和分析，甚至“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这一类非常具体的治疗原则，也都是来自“五行”的具体应用。

4、中医药物学的超异性：中医最早的药物学典籍是《神农本草经》，里边记载了365味中药。但这些药物不是象现代人想象的那样，是从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实践中一点点的积累、总结出来，再由若干位医家陆续写成的。

甚至也不象某些人传说中那样，是“神农尝百草”一样样的“尝”出来的。

“神农尝百草”的说法见于《淮南子》，内有“神农尝百草之滋味，察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记载。但完全没有说神农用“尝百草”来确定药物主治功能的事。

汉代以后，一批好心的医家，包括晋代的皇甫谧、唐代的司马真、清代的茆林，便根据这段文字和自己可以接受的想象和理解，把这段文字推演为“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结果是帮了倒忙，使得连“神农尝百草”这种充满实践意味的说法都不相信的现代人干脆说是“托名”。

可是我们从《汉书》的补注中得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认识：神农之所以能获得各种药物的主治功能，是因为他拿了一根“赭鞭”，走遍“五岳四渎”，凡是“土地所生”的药草，他都一一的“鞭问之”，“得其主治”。

换句话说，他是用了自己的神力(即与其它低级生命交流思想的特异功能)，逼着那些药草把自己的主治功能告诉给他。

首先，这则补注与《淮南子》不矛盾，而只是有所补充；其次，它与皇甫谧等大医学家、大历史名人的说法背道而驰，我们认为绝非空穴来风，因为那等于是自找麻烦。

再次，“尝百草”来定主治的说法，仔细想来其实是违背逻辑的：《神农本草经》以及后来的诸多本草中有关药物主治与气、味的对应关系(比如苦入心、有清热的作用)，是在知道了许多药物的主治后，加以归纳、整理和对比后抽出来的规律。药物四气、五味的范畴比起药物主治功能的范畴要小得多。

从大范畴中总结出某些规律、构成小范畴，那是合理和可能的；但反过来，要从很少几种特性去确定大量的各不相同的药物主治功能，那就完全是反逻辑的。

基于以上的考虑，再加上神农是著名修炼人、并且有其它神迹这一事实，我们认为《汉书》补注中的记载远比其它说法更为可信。至于说草木有思维、可以和人交流，这在历史记载和近代的科学研究中也是已经证实了的事实。

5、讲究医德本身就是修炼：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是有名的修道人，后世称为孙真人。自从他的“大医精诚”一文问世以后，后世医家都把它当作为医的师范。

其实，要达到“大医精诚”中提出的标准，确实是很难的，因为它实际上是要求作医生的人要同时是一个修心的人，使自己的心性达到、并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大医精诚”中的“精”指医技、“诚”指医德，两方面的要求都非常高。“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这个要求就是要正心，要完全作到已经很不容易了。当一个人自知没有达到这个要求，而在医疗实践中努力去达到时，那已经是一个修炼过程了。

不仅如此，对于病家的痛苦要象自己的痛苦一样，不避艰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等等艰苦，“一心赴救”。这就要求不但能磨心，还要能磨身。对于生疮、下痢，体有臭秽的病人不能反感，要有怜悯心。

“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孙思邈是反对杀生的，因为他知道其后果的严重性。不但不能追求名利，就是“自矜己德”、“炫耀声名”也是不许可的。

总之一句话，要达到孙思邈这个“大医”的标准，除了真正修心、磨练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三、中医的产生和发展 

1、传医者和受医者目的不同：如前所述，中医的产生是来自修炼人和得道者。远古时的人尊道、行道，身体可以不病。等到许多人出现病时，已是离道远了。

修炼人出于慈悲心为人暂时解除痛苦是可以的，但修炼人是不会为了病人过的舒服而作这种事的，因为这会违背宇宙的法理：生命欠下的业债可以不还了。高层次生命对人作的一切都只有一个目地：让他们返回到自己原来的美好地方去。

因此，高级生命传下中医的目地不是为了人类过得舒服，而是千方百计要为人类保留一条可以進入修炼的后路，以便低层次生命将来有机会回归。

神农说：“百病不愈，安得长生？”治好了病就可以進一步在修炼中向着“长生”等高层次目标前進。葛洪在其有名的《抱朴子》一书中记载了许多分别适合于常人和低层次修炼人的方药，其用意也是为希望修炼者搭一块跳板。

有些道家修炼方法中，低层次清理身体的阶段就是通过服食某些药物来实现的。其实，《神农本草经》的出现也主要是为修炼人服务的：书中的365味药被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上品大多是“久服轻身延年”、“久服不饥”，

甚至能飞升行空的超常药物，只是后来的人越来越不相信修炼，许多上品药反而没人过问了。

人迷在尘海中，追求的东西往往去道甚远，一心就想自己怎样舒服享乐。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时，就会反过来影响医生，使得医生们也背离了高级生命“救人心”、助其回归的初衷，而只去“医人身”、助其享乐了。于是，不同目的的中医儒、道分流就逐渐形成了。

2、中医的儒、道分流：中医儒、道分流就是在中医里逐渐形成了“儒医”和“道医”的两大流派。我们这里说的“儒医”和历史上有些人说的“儒医”还不完全同义。人们说“儒医”往往带著称赞的口吻，和称赞武将为“儒将”类似。我们这里说的是个中性名词。

初略的讲，道医和儒医的分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为医的目地：一是为了救人心，助其回归；一是为了去痛苦，助其享受生活。

学医的方法：道医多有真传、秘传，所传内容不能随便公开；儒医可从任何普及性的医书去学习，一般没有秘传的部份。

诊病的方法：道医通常有一定层次上的特异感知能力，因此往往能准确的诊断、但却不能向病人直说诊断的方法；儒医一般不具备特异能力，其中许多人甚至根本就否认有特异能力的诊断方法，完全靠经验、理论的积累和分析，因此失误明显的多的多。

治病的方法：道医多有奇方秘药，治病神效，但却无法用一般人知道的“医理”去解释，有时甚至与医理矛盾，使人不敢轻用；儒医处方往往理由充分、头头是道，说起来天花乱坠，但治病效果却无法保证。

中医的儒、道分流是伴随着中医常人化的过程而产生的。在中医常人化的过程中，人们确实总结、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和理论，使用了越来越多的药物和剂型，但治病的效果却不象常人想象的越来越好，实际上是每况愈下。

这一趋势在公元前200年左右淳于意(即“仓公”)的医疗实践中就已经开始反映出来了：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仓公的二十五则“诊籍”来看，我们认为仓公还不是那种完全没有特异能力的人。

只不过他当初面对的是皇上的询问，他不得不想方设法的把一切诊断结论都解释为脉象分析的结果，使得皇上完全可以接受，而不至召来“欺君之罪”。

但就是这样，他那基本上来自常人式学习的医疗能力就远不如扁鹊神授、超异的医疗能力那样神奇有效。他们之间的明显区别，司马迁在为他们写列传时就已经注意到、并且明确的指出来了。

现代人由于自己作不到，就认定百分之百的治愈率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反过来夸赞不能每治皆愈的仓公“客观”，言下之意倒是每治必愈的扁鹊、华佗等神医是不可信的。

其实，自从中医常人化过程开始以后，后世医家就从来也没有达到过古代著名医家的水平。

中医的儒、道分流的结果，由于绝大多数医生是儒医，因此整个社会对中医的理解和看法都受着他们的影响，从常人这一层次来看，中医就已经完全变成了常人的东西了。道医虽然还没有完全灭绝，但人数太少，已经被儒医的丛林遮蔽的无影无踪了。

这一过程并非孤立的社会现象。

相反的，它是和人类社会的多方面败坏相一致的，甚至败坏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先让只有少数有道、有德的人才能作的事情常人化，使尽可能多的人参与進来，最后使人们追随多数后起者的思想，彻底的改变了原来美好东西的内涵。

试看当今的人类社会吧：音乐、绘画、诗歌、舞蹈、戏剧，哪一个不是这样败坏下来的呢？

3、前景的展望：世间万物的败坏都是人心败坏的结果。要扭转、归正败坏的事物，还得从扭转、归正人心开始。因此，当人心开始回升时，也就到了清除败坏的时候了。

未来的人们心性更高，或许都是相信修炼与神佛的好人，因此未来人可能会没病或少病，就象上古时代人们还尊道、信道、守道时一样。

即使有了病，也不一定用药物或手术的治疗，因为改变人的心就可能改变人的身体状况。

当人们都能把握自己的心时，他们也就能把握自己的身体，那时大概连医药的概念都没有了，但愿如此！（更多内容，请关注上古三皇文化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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