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断工农兵学员[@裸嘢李转]

我们这一代人，凡属上高中的，都是奔着大学去的。因为那个年代，高中不普及，学习吃力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初中毕业就直接考技术学校或者技工学校了。所以，我们这些人，从考上高中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做大学梦了。但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大学的梦想。1968年12月27日，告别北京到塞外小村插队落户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此生我将永远地留在那个陌生的小山村，北京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

1972年，传来大学要招生的消息，都说无需考试，只要通过基层的推荐，就可以直接进入大学。对此我毫不关心，因为我知道，即使这一切都是真的，也与我没有一点儿关系。那一年，我们村的一个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初二小女生被推荐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的外国语大学），她现在已经成为国内著名的捷克语专家了。

1973年招生，增加了数学和语文两门文化课考试，公社传下消息，知青都可以报名参加。我并不抱希望，但想既然可以考试，何不去碰碰运气？考试内容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极其容易，我早早地就信心满满地交了卷。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张铁生，整个考试全部作废，还是仅凭一个推荐。这一年我们公社走了三个人，一个当地仅读到小学二、三年级的贫下中农子弟去了清华大学，两个知青，一个高二的男生去了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一个初二的女生去了南京药学院。这次虽然让我对上大学更加绝望，但我一点儿也不伤心，因为从始至终我就没有觉得我会有这种可能，考试不过就是平平静静地走个过场。在我的人生中，也算考过了大学，进过了高考的考场。作为曾经有过大学梦的我来说，人生也不虚此行。

那时候，我已到公社九年制学校（当时山西学制为九年，其中小学五年，初、高中各两年）做代课教员。我正好教七年级的语文兼班主任。七年级是初中毕业班。大学招生结束后，我照样带我的班，教我的语文。年底，县教育局发下文件，称要试行恢复中考。要求全县七年级学生到县里集中，统一考试，然后，按成绩分配到三个档次的学校读高中。一档的到县城高中，二档的到两所县办的地方高中，三挡的留在各公社所属的九年制学校读高中。

这是文革后左云县第一次中考。各学校都很重视，那年春节我没有回北京，我和教数学的钟华芬老师一起利用寒假和全班同学一起复习。一天，我正带着学生分析黑板上的句子成分，联区校长杨生顺带着两个人走进教室，听了一会儿我的课，又巡视了一番课桌上做练习的学生后就离开了。

中午我给几个学生改完练习，急匆匆地赶到食堂——假期只有我一个人在此用餐。掀开门帘，杨生顺校长和那两个陌生人正在里面吃饭。杨校长介绍这两位中儒雅一点儿的是县文教部的黄补贵部长，黑瘦苍老一些的是教育局的刘城镇局长。我有点不知所措。

刘局长毫不掩饰地赞赏着说：全县的老师、学生都回家过年去了，只有我还带着学生补课。接着，黄部长又问了我自己的学习情况，并直接问我大学招生报过名没有？我说我出身不好，他立刻说出身不好能不能推荐是组织的事，你不用去管，可报不报名是你自己的事！我当时就哽咽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吃完饭，我送他们到学校门口，分手的时候，黄部长握住我的手说，今年招生时一定要报名，机会是要靠自己争取的。

真是苍天助我，那一年全县中考数学、语文两科总分第一，语文单科成绩第一，作文单项成绩第一全部被我教的学生包揽！一夜之间，我成了左云县教育口的明星！很多人都知道管家堡的北京知青放了个卫星！得意之后我告诉自己，今年的大学，我，有戏了！

五月份，教育局下达了招生事宜，我按期报了名。在公社大院张贴的招生学校名目里，我一眼就看到了山西大学中文系。我不敢有更高的奢望，只要有一所学校能够收我，就可以了。至于未来，也很简单，反正都是社来社去，三年以后，还回公社学校教我的语文，所以，山大中文系，对我已经非常满意了啊。

县常委会的推荐工作是由黄补贵部长主持，具体推荐事宜由刘城镇局长负责，有黄部长上次谈话的暗示和这次中考的辉煌成绩，我自认为县的一关没有问题，关键是公社能否把我推到县里。公社常委会开会决定推荐名单的那天上午，我惴惴不安，临近中午，参加会议的杨校长才回到学校。他一进办公室，就径直到我的办公桌前告诉我通过了。在场的几个老师都鼓起掌来，我反倒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激动。嘴里虽然表示：还不知道县里怎么样，但心里却确信，这次应该是板上定钉的了。

多少年来已经远去了的大学梦，忽然在我的心里苏生了。我越来越渴望着那一天的到来，亟不可待。学校里有三位山西大学67届的毕业生，其中坐在我办公桌对面的的米钺老师还是中文系的。没课闲暇的时候，他就悄悄地给我介绍山大的校舍，中文系的教学楼，还有他熟悉的中文系的老师。我如饥似渴地听着，山西大学在我的脑子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我和它仅仅是一步之遥，一步之遥了啊。

一天下午，杨校长急匆匆的找到我，告诉我县里的推荐出了问题，但最后的推荐名单要由次日的常委会决定，然后再把名单报到雁北专区。我懵了。理智告诉我必须要在第二天县常委开会前赶到县城，我自己要去做最后的努力。而坐次日进城的班车是根本赶不上的，此刻已经没有任何进城的的车次了，我没有丝毫的犹豫，向学校请了假，就朝县城的方向徒步而去。

我穿乡过村，一口气走了五十多里，到云西终于搭上了一辆进城的拖拉机，到晚饭时分进了县城。我火急火燎地赶到县委大院，已经空无一人。我在越来越寂静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我没有饥饿的感觉，但为了排遣郁滞得几乎一动不动的时间，我进了一家局促的小饭馆，要了一碗刀削面，一直坐到女老板客气地让我告退，我又进了左云县医院，斜倚在长凳上，长长的走廊，灯光昏暗，悄无声息。

一直到医院的门卫来关大门——我原来以为医院可以容我一直呆到天亮的。我孤魂般的在死一样的街道上游荡，只有我脑子里虚幻出来的山西大学的门楣在辉映着我，温暖着我。为了它，我此刻的一切都值得。我最后疲惫地坐在一个商店门前倾斜的水泥坡道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蜷缩着进入了梦乡。一直到清洁工清扫街道，才把我叫醒，此时天仍未亮。我继续游荡，一直到旭日东升。

我早早地就到了县委大院，终于等到了提前上班的刘城镇局长。他告诉我八点半常委准时开会，我可以单独地向常委们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他提醒我一定要强调毕业后还要回左云效力。我到了会议室前，有几个年轻人也在那里徘徊，无疑也是跟我一样做着白日梦的倒霉蛋儿。过了一会儿，一些人陆陆续续地往会议室走，应该就是常委们，我谁也不认识，那个时候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唯一的意念就是做最后的挣扎。

我无目的地走向任何一个人，陈述我自己，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只知道我要所有的人都明白，我要上大学，而且我还会回到这里。这样的话我不记得向多少个人，重复了多少次，一直到会议室的门紧紧地关上。我疲惫而麻木。我踱出县委大院，靠在街巷旁的一棵树干上，等待着最后的结果。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从院子里跑出个年轻人，叫着我的名字，我凑过去，他告诉我说，已经落选了。但刘局长建议我去一趟专区招办，因为专区存有机动指标，希望我自己能争取一个来。

在此之前，我曾经和到公社的山西大学的招生老师接触过，他们对我颇有好感，曾经在不同场合表示过希望能带走我。他们若能为我争取到这一名额，左云县是不会阻拦的了。我知道这近乎天方夜谭，但人在绝望的时候，他不会放弃任何的一棵救命稻草。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搭了一辆拉炭车去了鹊儿山，又顺利地搭车到了大同。

我径直找到招办所在的招待所，顺利地见到了山西大学招生的老师，而且是中文系主教现代文学的老师，听完我焦急而迫切的陈述，他毫无余地地拒绝了。他非常坚决地告诉我，机动指标都已经有了指向，更况且可教好子女雁北只有两个名额，这两个指标已经落实，而要带走我，只能走这个名额，言外之意，我是绝对走不成的了。

至此，我最后的希望彻底破灭。这位杨姓老师一直把我送出招待所，希望我明年可以进山大，他留下了他的通讯地址，允诺未来可以通信帮助我解决专业方面的问题（我此后确实和他有过数次的书信往来）。

不管怎么样，我很感谢他。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曾经给过我希望，他曾经真诚地要把我带走，只是他个人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我不知道黄部长、刘局长和杨校长对我的关照，是否违反了组织原则，我只知道他们给了我最适时的同情和帮助，温暖了我几近冰冷的心，让我曾经生活在那样的幸福和憧憬中。但他们毕竟左右不了大的形势，他们的情感也改变不了社会的走向。

我知道已经没有回天之力了。我没有再回县城，而是直接回到了管家堡。真的很奇怪，我究竟是怎么从大同回到的管家堡，我现在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我没有回学校，我躺在村外的草地上，独自一个人呆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盛夏的阳光照在我的身上，照得我睁不开眼。只觉得眼前一片血红。

我想大便，周围空无一人，我解开裤子，然后我百无聊赖地伏在那堆浊物前，静静地凝视着，凝视着。忽然远方清悠悠地飘来一丝莫名其妙的亲切感，瞬间泪水贮满眼眶。我要呕吐。这时一只苍蝇飞来，旁若无人地围着我“嗡，嗡，嗡”地旋转着，终于狂妄地落在了那堆浊物上，伴随着它尾部的甩动，一串白色的颗粒留在了上面。瞬间那小米儿大的园粒儿好像随风颤动着伸展开来，变成细小的白色的蛆虫蠕动着。

我惊呆了，我忘记了所有的一切，脑子里刻下了一个坚定不移的概念：苍蝇不是卵生的！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我疯狂地大笑，笑得泪水如注。我无以自制地捡起身边可以发现的任何一个泥块，歇斯底里地一次次地向那堆浊物砸去，砸去，砸去。

========

内容分界线

========

推荐阅读(点击下列文字即可打开链接）

目睹同病房两人死亡，患者说了一句话让国人沉默！[@裸嘢李转]

酒驾被拘十五天者亲述：这十五天比医院疗养还有效果…[@裸嘢李转]

千亿“芯”骗[@裸嘢李转视频]

没有那么多阴谋论！[@裸嘢李转视频]

深度分析“复旦案”（有点长，值得读）[@裸嘢李转]

========

内容分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