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之书报缘（上）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人世间》受到好评，引发街谈巷议，我也很喜欢。我很早就认识该剧编剧梁晓声，不仅我们同是北大荒知青，还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常常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去采访，梁晓声家就在北影厂内，有空就到他家坐一坐，聊聊天，叙叙旧。《人世间》第一集中有一个细节令我印象颇深，说的是周家三兄妹面临着上山下乡，他们在商量有一箱子“封资修”的书怎么办，藏在哪里不被人搜出来？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每个人先挑出一些书带走。这情景和我们当年到北大荒之前一样，竟然一本喜欢的书都没有带走。前几天和著名作家于彬说起此事，他提醒我说，你可以写写北大荒兵团战士读书看报的故事。
第二排左起第五人为梁晓声，最后一排左起第四人为姜昆。
北大荒知青都知道，在北国荒原读书看报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当然是指除了被称为小红书的“语录”本之外的书，几乎找不到。《人世间》的这个真实的情节使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我们不由得想起当年的情景。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正处于那场“大革命”之中，那场“大革命”最初是以清除文化领域封资修内容为名义的运动，几乎社会科学类及包括所有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都被当做大毒草，或烧、或撕、或毁。谁也不敢收藏这类书，谁要是敢偷偷藏起几本这类书籍，如同现在家里面藏着海洛因似的，那无异于找死。
我记得当时一些同学中间流传着一本蓝色封面的内部发行小薄书，书中是那位文革“旗手”批判百余部小说及电影的谈话记录，每段谈话前面先有一段这部作品的内容提要，然后就是那位“旗手”批判这部作品的讲话摘录。这位“旗手”表演水平还马马虎虎，讲话水平却极其一般，尤其她的批判语言比较匮乏，也没有深度，但简单明了，就如同拿起笔来做刀枪般锋利无比，几句话就给一本书判了死刑，同时也给作者判了死刑。“旗手”批判说的话无外乎是：“书里通篇都是宣扬封资修，作者是个大坏蛋，必须彻底打到。”总之是一口否定，这一句话即使顶不了一万句，也能顶一千句。我当时对这本奇货可居的蓝皮小书仔仔细细地读过多遍，由此我知道了很多书名和电影名字，也从被批判的这面镜子中知道了这些书或电影里讲的是什么内容，我把“旗手”信口开河点名批判的内容简介当成了故事看，也是一种意外收获……只是当时有点很遗憾，因为我清楚，凡是这本蓝色书中提到的图书、电影都是大毒草，今后不可能再看到了。即使个别的图书流落民间，也会被打砸抢分子当成封资修的残渣余孽，必欲毁之而后快。
记得文革开始学校便停课闹革命了，那时我们年龄小，想革命也没有人愿意带领我们闹。但不上课没作业的日子过的总是很快乐，真可以称得上是无忧无虑的快乐少年时光，但快乐的日子总是觉得过得太快。转眼就过去了大半年，学校又开始复课闹革命了。哪种革命是对的？不得而知，但不让学生读书总是不对的。但我知道，也清楚地记得那时的语文课没有语文教课书。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文章被打成了宣扬封资修大毒草，“种植”大毒草的作者们都被打成了黑五类。没有语文书也要复课呀，束手无策的老师灵机一动，让我们回家找来《毛主席诗词》，每节语文课讲解诗词。讲解每一篇诗词的中心意思，写作的时代背景，伟人写诗词时的心情感受，挥斥方遒的宏伟抱负，诗词里面的人名地名历史典故比较多，一首诗词要讲好几节课。
诗词语文课还没有都讲完的时候，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始了，几乎每个同学都会带着本《语录》，还有的同学再揣上一本《诗词》到了北大荒。从那时起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对那三十多首毛主席诗词还能倒背如流，应该是那时候没有其它语文书的一种意外收获吧。那个年龄段的人脑子里是一张白纸，随便涂上什么都会留下印记，清清楚楚地在脑子里留下烙印，很难抹掉。也由此，我知道了秦皇汉武有什么丰功功绩，也知道了唐宗宋祖是干什么的，还努力想象出橘子洲头有多么美丽，浪遏飞舟有多么艰险，六盘山上的云彩有多么清淡，还听老师说了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是多么巍峨壮观。
其实真正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是个什么样子？是我们到了北大荒才看见，更是亲身体会到的。也才感觉到当年老师讲的样子有些靠她自己的想象力，或者说是想当然，其实老师根本没见过真实的情景。我以为，最能体现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景观是在北大荒，那里的冬天很冷，冷的让人刻骨铭心，痛彻骨髓，现在想起来都有些瑟瑟发抖。由此也明白一个道理，美丽的景观虽然赏心悦目，但在那里的日子却未必很舒服。最不舒服的事情之一便是没有书报看，用句好听一点的话就是极度缺乏精神食粮。
在北大荒很难找到书报看，没有信息渠道，就使生活和工作觉得枯燥。从1968年至1976年，共有54万城市知识青年加入到黑龙江兵团战士的行列。我们屯垦戍边的地方在三江平原，那是片一望无际的沼泽地，被称为地球之肾，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片文化沙漠。好在兵团的每个班都订有一份《兵团战士报》。这张报纸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主办的一张四开小报，刊登的大多是兵团内部发生的事情，也会刊登一些很重要的国际国内重大新闻，例如人造卫星上天、毛主席发表《5·20声明》等重大事件等。
我从《兵团战士报》知道了贾宏图、肖复兴、梁晓声等一些兵团知青作家的名字，读到了他们创作并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还读到了郭小林的诗歌。我所在的连队就坐落在黑龙江边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距离江边仅仅十多公里，距离最近的县城——同江县却有一百多公里，而江对面就是前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我们称为伯力。我们晚上隔江而望，伯力灯火虽不辉煌，却也是亮光闪闪。据当地老同志说，中苏友好时，这边有人得了稍重一点的病，便急忙送到江对面的伯力去诊治。这时的《兵团战士报》成为我们了解兵团、了解祖国、了解世界的唯一渠道。可以想象到这张小报在兵团战士中间是多么受欢迎。
这里还要多介绍几句伯力，这个地方在我国唐朝时为黑水都督府驻地，开元十年(772)在此设置勃利州。亦作勃利、波力、伯利等名称。皆系女真语同一词的不同汉语音译，原意为"豌豆"。1858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后，派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军到达，以此地作为沙俄西伯利亚第十三边防营的屯营地，建立军事哨所，并以17世纪中叶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的匪兵头目哈巴罗夫的名字将伯力命名为哈巴罗夫卡。1860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伯力被沙俄割占。1883年，沙俄又将哈巴罗夫卡改名为哈巴罗夫斯克。我之所知道这些情况，是因为1975年我和同学刘芃在阴法鲁教授直接指导下编篡《沙俄侵华大事记年表》时。查找并接触到很多相关资料，了解到这段历史。因为这本书是外交部直接下达给北京大学的任务，所以有关部门把很多内部保密的资料都借给我们参考。
1969年底，黑龙江兵团组建武装值班团——26团，经过一番严格审查，我和少数知青被选上了。到了26团后，每个班又增加了一份沈阳军区主办的《前进报》，这是因为黑龙江兵团的上级单位就是沈阳军区。多年后我才知道，《前进报》具有67年的悠久历史。1949年3月10日创刊，诞生于辽沈战役的硝烟弥漫之际，还是最早发现和宣传雷锋的报纸。这张沈阳军区机关报累计出版了11114期后，于2016年1月15日这一天宣告正式停刊，《前进报》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这是后话，在此不表。
在黑龙江兵团最红火、最人多势众的年代，也是文化生活最枯燥的时期。尽管《前进报》和《兵团战士报》并不是每天出版，但我们兵团战士却视如珍宝，喜爱有加。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广播，更没有电视，除了《语录》本，能看见的文字就是食堂里的大标语，想找本书看，简直难上加难。连队只要来了报纸，大家往往争先恐后，先睹为快，而且仔仔细细地看，从一版看到四版，连一条小简讯都不放过。看完了也舍不得扔，而是用来糊墙，因为宿舍的土墙常常掉土，用报纸糊墙后，挺美观，还可以睡觉前再重温一遍报纸上的内容。这种重温也是一种学而时习之，加深了印象，不亦说乎。当然，报纸糊墙要有政治意识，千万不要用有领袖像的报纸糊墙，容易弄脏撕破，那就可能产生有口说不清的政治麻烦了。
当时兵团的政治空气很浓，常常组织战士搞大批判，批判封资修，帝修反，还有斗私批修，后来又批林批孔。每个班还办学习园地，在墙上圈出一块地方，把每个人写的决心书、批判稿、学习总结贴在上面。我们的这些批判稿等文字稿件有很多词句都从糊在墙上的这些报纸中抄来的。现在想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当时被认为是写批判稿的捷径。因为我们虽是知青，却没有掌握多少知识，报纸上有些文章词句不理解，但知道是斗私批修的词句，便照抄下来，充充门面。有一句颇为流行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例如领袖接见外国记者时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有人怕原子弹，但有人不怕，这个人就是鄙人。我们不理解，就到处找人问，这“鄙人”是什么意思？最后问到了老三届中的高中生施云标，他时任侦察排长，最有学问，才明白原来是大智若愚的人称呼自己时的谦辞。这些糊墙报纸的用途还真不少，现在想想都觉得挺可笑，但这情况却是应了一句当时的流行语：再难也难不倒兵团战士。
26团兵团战士基本上都是来自大城市的知青，大家思乡心切，也关心家乡的各种变化，最主要的还是想多看看文字，多学习一些知识，多了解一些大事小情，给单调枯燥的生活氛围增加一些乡情、乡愁的味道。有的知青突发奇想，就订一份自己家乡的报纸，想家的时候还可以看看家乡的报纸，以解思乡之情。如有的哈尔滨知青就订一份《黑龙江日报》或《哈尔滨日报》，有的上海知青就订一份《解放日报》，我挺关心北京知青张玉海订的《北京日报》，常常借来看，看完了再还，因为那是介绍我家乡的报纸。还有个别人订一份《人民日报》，那是兵团战士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体现。
当时，兵团战士能够及时看到报纸是一件关心国家大事的好事情，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冬天遇到连续多天刮大烟泡的时候，或者是春夏秋天多日都阴雨绵绵的时候，公路上不容易行驶汽车了，连队与外界的联系暂时中断，报纸信件就不能及时送来，十天半月看不到报纸也是常事。没有报纸看，闲下来就盯着墙上的糊墙纸看……聊补精神上的空虚和对知识与信息的渴望。那糊上墙的报纸真有一点百读不厌的味道，那种如饥似渴的感觉，若干年后几乎没有再出现过。
26团组建以来第一次实弹射击比赛，我们特务连的总成绩是优秀。加上特务连的独门绝技捕俘拳、捕俘刀表演，全团综合评比第一名。加上之前特务连在国防施工中各种构件做得质量好，全连指战员中要求入党、入团的最多，连队中各城市知青没有地区派性，更没有打架斗殴的，没有偷偷跑回大城市的，探亲没有超假不归的，尤其是全连没有一个抽烟喝酒的人……
我们取得的这一系列成绩经常受到26团党委的表彰，这种情况也引来了记者采访。我虽然没有见到来采访的记者，但却在不久后看到《兵团战士报》上刊登了一篇介绍特务连先进事迹的文章，这对特务连取得的成绩既是表扬肯定，也是鼓励鞭策。于是有的战士悄悄地给《兵团战士报》投稿，有的人怕稿子被编辑退回来名声不好看，便临时起一个假名字，掩饰自己的虚荣心或羞耻心。谁都希望报纸能够发表自己写的文章，从而一鸣惊人。当然，这些投稿往往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但这并没有影响大家的积极性，即使是文化沙漠也要让其长出绿色植物来。
大约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兵团战士报》上一篇《小油灯越点越亮了》引起轰动。该报道介绍了特务连战士于天乐晚上熄灯后，点起小油灯刻苦学习的事迹。但作者的名字谁都不认识，后来过了很久才明白，那个作者一定用的是笔名。尽管这篇文章只有豆腐块大小，但对大家的鼓励还是相当大。“小油灯”故事引发的示范效应在全连、乃至26团掀起了一股努力学习、认真写稿，积极给报社投稿的好风气。那时候连队表彰会往往是大会宣读，给受表彰者发支笔或笔记本，主要是精神鼓励。由于地处穷乡僻壤，买不到现成的印刷好的获奖证书或奖状之类，连里便用一张稿纸写上几句表彰的话，盖上连队公章，塞到个人的档案袋里，变成了记载历史的一部分。我记得第一次被评为五好战士的时候，连里奖励给我一支红蓝两色的圆珠笔，转一下就调整一种颜色，令我爱不释手，写一般的批判稿子都不舍得用。当时感觉给《兵团战士报》写稿子的人不是个别人，因为报纸一来，大家都找来仔细看，是不是在找自己写的稿子有没有见报，不得而知。但我此后再未见到报纸上刊登写特务连的稿子。若干年后办报时才明白，兵团有近万个连队，报纸哪能总刊登写某一个连队的稿子啊！这对其他连队也不公平啊。
《前进报》和《兵团战士报》开张都不大，影响却很大，在兵团战士心中都是非常权威的报纸。在相隔不久的时间里，《兵团战士报》连续刊登两篇表扬特务连的报道，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是必然的。这种舆论导向的积极作用不容低估，当然也由于特务连各方面表现确实优异，成了标杆连队。在此情况下，26团党委专门召开会议作出决定，号召全团学习特务连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人人积极要求进步的良好风气。团党委将这种学习运动浓缩成一句响亮的口号：“远学红九连，近学特务连”！这个口号简单好记，内容清晰，很鼓舞人。从此，这个口号在黑土地上回荡了近十年，直到这段历史成为一种红色记忆留在了白山黑水之间。
特务连的故事第三次见诸报端是1978年1月13日，当时中共合江地委主管的党报《合江日报》刊登了长篇通讯《青春红似火——记模范共产党员、特务连副连长吴建国》。文章占了报纸一个整版，是26团政治处干事黄开旭采访了很多人之后撰写的。当时合江地委在佳木斯市，也管辖着佳木斯，兵团司令部就驻扎在佳木斯市。《合江日报》刊登的这篇文章影响很大，文章写得大气磅礴，情节生动，文笔细腻，感人肺腑，详细描述了吴建国从一位普通的上海知识青年成长为优秀兵团战士、模范共产党员的过程。
吴建国在一次追捕逃犯的过程中壮烈牺牲，上级为其记大功一次，授予革命烈士称号。文章发表时，正处于知青们即将大返城之际，因此对于稳定军心起到了积极作用。吴建国就是我们身边真实的人，大家曾经朝夕相处，但读着关于他事迹的文章，虽然人和事情都熟悉，但每看一遍，仍然激动不已。后来我们明白了，这就是优秀文字的魅力，感染力，吸引力。这篇文章后来收入扈志恒和我主编的《北大荒的神秘部队》一书中，该书是记叙黑龙江兵团26团屯垦戍边纪实作品集，因此，特务连的英雄也成为兵团战士永恒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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