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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城特稿丨纪念七七事变81周年:革命误我,我误卿

女性阅读新力量➤ 半城会 2024-04-15

 


今天是77事变全面抗战爆发81年纪念日,半城以此文献给战争中的坚韧女性。

因为有母性的光辉,在最黑暗的时光里,悲伤和虔诚的希望始终同在。

— by  Miss半城  —






革命误我,我误卿

文/周丹阳


我想有些故事,我之后的人都不知道,我之前的人都死了。我不说,就没人说了。

现在是我人生最大的满足期,到最后快来不及时,我真的全都做完了。

——齐邦媛

1812年卫国战争之后,俄国有了《战争与和平》,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苏联有了《生活与命运》。犹太人有《安妮日记》和《苏菲的抉择》,法国人有《桤木王》,德国人有《铁皮鼓》,日本人也有《广岛札记》、《长崎的毁灭》等数以百计的个人叙述书籍。

然而从1931到2009,八十年间,几乎没有出现一部真正杰出的,用中文写作的,记述战时国人生命的个体回忆作品。直到齐邦媛的《巨流河》面世。



个体回忆不只是对正史的补充。大陆国家的传统,集权造就一切伟大,人们向来习惯于宏大叙事,习惯于“民族共同记忆”,却又难以描述共同记忆的细节。

五百万阵亡将士,还是三千万伤亡同胞?在个体面前,数字是过分轻薄的。生命消逝以前,那是三千多万条永定河、黄河、汉水、淮河、赣江、湘江、桂江、宜江,水边没有两根相同的青草或两枚同样的倒影,人类丰沛的情感和独立的生命也不该被定性为统一的符号。



01柔软,因战争而生


然而《巨流河》并非为战争而生。从东北沦陷开始,齐邦媛的整个青少年都在与战争周旋的漂泊中度过,这场民族战争对她一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战争也只是一件事。这事无法被忽略,却不作主题,甚至连控诉也少见,它是人生中的一段。

倘若没有这件事,到2005年,她应当依然要花四年时间写一部回忆录,书中依然要有

“那英挺有大志的父亲,在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

战争带来了苦难,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也彰显了人的价值,所以有

“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深邃无尽的哑口海,那暮色山风里、隘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



巨流河是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她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辽宁百姓的母亲河,她奔腾入海,一路上浪涛轰鸣,到海里声消音灭。

《巨流河》是这大半个世纪里浪涛的汇集,在人心中激荡翻涌,奔腾不息。

这是一本私人化的书,不必把它看作严肃历史,即便每一字都带着血泪的真诚。有人说不喜欢这种“软绵绵泪汪汪的文风”,“不正是‘血泪的流亡’和‘壮烈的殉国’才需要刚毅劲健的写作吗?”

然而人心中最可贵的部分不是柔软的吗?一个人晚年回忆起往事历程、死生亲友,恐怕更多的是“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的柔软,而非紧握不放的坚硬。

文学的笔触勾勒回忆时,展现的不是温柔,是深重。



02 乱世里,共命运就是亲人

齐邦媛不是个“软绵绵”的人,她从出生即与死亡为伍,侥幸存活之后又经历弟妹夭折,少年时因肺病独自住在西山疗养院,有一天发现带她读书的徐姐姐人不见了,只是在她房间里“洒满了石灰”。这样的人是不会缺乏刚韧的,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不能柔软的人必不能坚定。

一般而言,体弱多病的童年容易养成敏感忧愁的性格,尤其是身边缺乏强力支撑的时候。

1924年,齐邦媛出生于辽宁铁岭,祖父为奉军旅长,家有四百垧地,父亲齐世英曾留学日德,回国后参加郭松龄兵谏,后来成为国民党东北党务负责人,抗战期间发起创设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父亲有改天换地的志向,自然不能同妻儿朝夕相处,留下母亲带着几个幼儿常年孤守家园,可以说他们的早期家庭生活用陈升《滚滚辽河》的歌词形容是十分贴切的——革命误我,我误卿。

幼年邦媛常常看到母亲在高高的牧草中哭泣,总是凄凄唱着《苏武牧羊》,从东北唱到了台湾。

她说自己“很小就懂得忧愁”,哪怕是到了南京和父亲团聚后也是一样。歌唱向来是极为重要的情感表达,无论是母亲幽怨地唱着《苏武牧羊》,还是流亡的中山中学学生悲歌《松花江上》,他们的命运都在歌声中交汇。

敏感的心灵往往对身处世界有极清晰的领悟,所以她一生明白母亲和学生们的歌声。当东北流亡学生到南京齐家吃母亲做的黄瓜大酱和酸菜铜火锅时,许多人一边吃一边掉眼泪,因为想起家来了,这些人这一生没再回去了。

在母亲心中,“每个人都是她的娘家人”。在乱世里,共命运的都是亲人。


▲颠沛流离的年代,这是唯一的纪念:前排左起:母亲裴毓贞裴、父亲齐世英、小妹星媛。后排左起:大妹宁媛、哥哥振一、邦媛


03 最要说的话,在最后一封信里


战争有神奇的魔力,它让所有事情回到本来面目,让人有机会认真做人。

人在生死间是不会有功夫作假的,所以战时的人们无论爱恨,一定是真诚的。

南开的学生喊口号——跟着张伯苓校长喊“中国有我,不亡”,也是真诚的,亡不亡国大概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真的相信自己是国家的希望,要为他努力。

如果有不能直抒胸臆的地方,一定有特别的担忧。如钱穆担忧国家灭亡写作《国史大纲》一样,张大飞担忧自己朝不保夕,把最要说的话留在最后一封信中。

许多话叙述是不够的,所以歌唱;许多话面谈是不能的,所以写信。他给邦媛大哥的绝笔信: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朋辈皆成新鬼,死志萌发早不在此夜。

“……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那天看到她从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出心意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

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死了让她无依靠,活着让她担忧愁,可是真正的爱意又怎么隐藏得了呢?今日拿不起,今生放不下。



“……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如果这是小说故事,那么不过博人眼泪而已,但这是离我们并不久远的时代,在重庆,在四川,在云南,在河南发生的事情。在我印象中,只有高尔泰写给女儿的《没有地址的信》和格罗斯曼借维克托之口写给母亲的信,能让人同样失魂落魄,他们可以此悔恨并做悼念,《巨流河》的作者却已没有机会回信。

虽已没有机会回信,却仍可记录,成为人生的一部分,便成了烙印般的回应。


04 黑暗世界里的光

台湾版《巨流河》腰封上的有段话:

读了这本书,你终于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知识分子。


▲台版封面,底图是轰炸之下的重庆


大概因为,他们不仅记录历程,还传递希望。

尽管经历过战争时代的颠沛流离,建设国家的艰苦,描写的是家族从东北到台湾的变迁,反映的是两代中国人的苦难,但无论是1928到1937的黄金十年,无论是在南京招待流亡学生,在沙坪坝南开躲避炸弹,在武汉大学迎接至亲死讯,在最黑暗的时光里,悲伤和虔诚的希望始终同在。

“《巨流河》的字里行间却散发出沁人的温暖和乐观,让人可以通过文字轻易触摸到齐邦媛内心的火热。”

船长已在甲板倒下,冰冷且死亡,然而港口近了,听啊那钟声,人们欢欣鼓舞。

我以为,这样的书是只有女性写得出来的,与文笔的细腻无关,是她们天生的母性与包容,足以粘合起碎裂的世界,并赋予之生机。

但对生命的追寻与怀恋并非知识分子的专利。人都应当在生命结束前写一本书,无需厚重也不必出版,甚至不需要读者,只为记述——不是每个人都淌过巨流河的,但至少都有一段蹉跎坡旧事。那也是人生。


-END-

 半城荐书 

《巨流河》

齐邦媛,一九二四年生,辽宁铁岭人。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一九四七年来台湾。教学、着作,论述严谨;编选、翻译、出版文学评论多种,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被学界尊称为先生。对于她来说,耗时五年完成的《巨流河》可以接触到中国大陆的读者,是代替年迈的她真正“还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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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编 Miss半城丨美 编 陈皮糖丨音 乐 LM

半城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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