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刘世锦：如何激发结构性潜能应对国内大循环？
【导语】
刘世锦认为，“1+2+3”的结构性潜能框架，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把结构性潜能调动起来后，才能够把国内大循环这篇文章做好。
本文为中制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及作者信息。
本文约5150字，大约阅读时间为9分钟
建议先转发或收藏后阅读哦
今天，中制智库（CMThinkTank）给您分享刘世锦老师的演讲内容。先看刘世锦演讲的核心观点——
刘世锦强调，即使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但国内大循环不是闭关自守，而是开放型的、以内需为主的国内大循环，下一步我们需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他称，甚至在必要时可以实行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开放政策，争取国际博弈的主动权。
刘世锦表示，激发中国的结构性潜能，需要形成一个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龙头，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主体，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的“1+3+2”的发展框架。他指出，都市圈、城市群建设有更高的集聚效应和要素生产率，接下来应推进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并推动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的改革，按人口的流向分配用地指标。“今后十年，中国经济80%以上的增长潜能、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基本上都来自于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
刘世锦强调，“3”指的是实体经济方面存在的三大短板。第一个短板是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下一步我们需要打破垄断，鼓励竞争，降低成本。第二个短板是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短板，我们需要进一步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做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第三个短板是高端领域研发创新能力不足，要加强源头创新建设，打牢长期创新基础。
刘世锦还强调，中国消费市场广阔，但目前中国仅有4亿中等收入阶层，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将成为改善内需的重要来源。另外他指出，我们还要将中国这一超级市场的消费能力，转化成生产和创新能力，努力将中国打造成产业链条效率最高、应变能力最强的生产基地和创新大国。
以下是刘世锦老师演讲的详细精编——
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各位专家，大家好。
大家都很关心目前的经济形势。中国经济上半年的总体表现是符合预期的，也出现了一些超预期亮点。这一次疫情对中国经济是压力测试，出现了一些特点，我想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出口，我们原来预期今年的出口应该会大幅度下降，但实际情况怎么样？今年上半年只是小幅的负增长，这反映了中国出口行业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竞争力。竞争力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快速的市场应变能力和增长的韧性。
第二点是需求的恢复速度慢于供给，包括最近大家会看到消费的需求还是相对较慢，对此我给出过一个解释，供给方企业还有其他一些组织，它都是一些机构，但是需求更多的来自个人。机构反应比个人反应一般快一点，当然中间还有体制机制的问题。
第三点是数字化生存。有些需求实际上疫情过去了，也就重新恢复了。但是也有一些需求会发生一些所谓永久性的减少。现在有个概念叫做数字化生存。比如现在线上会议开得轰轰烈烈，就会让以前会议涉及的航空业、酒店业包括餐饮业，受到一定冲击。
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恢复在全球范围内是走在前列的。如果一切正常，三、四季度还可以恢复到5%-6%的增长速度，全年可争取实现3%左右的增长。由于今年的基数低，明年可争取恢复到7%左右的增长速度。将2020年和2021年的增长速度合在一起看，如两年经济增速能平均增长5%，我们就算是恢复得相当不错。
另外，我提出用相对增长率，也即中国的增长率和全球的平均增长率进行比较，来评价衡量我们的增长状况。如果今年我国增长速度达到3%，全球增长速度为负3%，两者间的差额将达到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中国的相对增长率会达到6%。
三季度后，我国经济逐步回到常规的增长轨道。一方面，我们要防止资金过度流向股市、房市，把泡沫再搞起来。宏观杠杆率已经提高了，我们希望它不要再进一步提升。因为我们要防止防控金融风险。根据目前一些数据看，金融风险有可能是在扩大的。另一方面，我们应继续拓宽支持实体经济融资的渠道。
在特殊时期，宏观政策很重要。但经济回到常规轨道上后，宏观政策就是第二位的，甚至是第三位的。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仍要保持较好的增长状态和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我们的注意力一定要转到结构性潜能。
所谓结构性潜能，就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所具有的发展潜能。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些潜能。
第一，追赶的潜能。目前中国人均收入一万美元，而发达经济体的门槛标准大概接近3万美元，大部分发达经济体是在4万美元以上。这3万美元的差距便是我国追赶的差距。我们不应忽略追赶发达国家的任务，这3万美元的差距是中国最重要的增长潜能所在。
第二，新涌现的潜能，也即我们和发达经济体同步，且有可能和他们并跑，甚至是领跑的潜能。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数字技术和与之相关的数字经济，一是绿色发展。
如何调动结构性潜能？这就涉及到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为什么要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呢？
第一，不论是国内循环还是国际循环，出发点和归宿点实际上都在国内，都是以内需为基础，都是为了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所以这个循环无论怎么循环，起点和终点最后都是在国内。
第二，从国际范围看，一般的大国都是以内需为主，即使开放度比较高，对外贸易的比重也相对较低，中国高的时候出口占GDP的比重超过30%，现在已经到20%以下了。像日本、美国这些经济体的比重都在百分之十几。
第三，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超大型经济体，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统一市场，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中国这个市场处在一种非常独特的地位，和其他大国相比，更有必要也有可能形成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大循环。
第四，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服务业比重提升，并且逐步处于主导地位的增长阶段。服务业的一个特点是大部分仍然是本地化的，是不可贸易的。随着中国服务业比重的提升，以内需为主，内需占整个经济活动的比重上升，是必然的。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有现实的需要，也符合发展规律。事实上，我国一直是以内循环为主的，当前的经济形势只是加大了内循环为主的需要。
在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情况之下，部分外需市场会出现收缩。且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猖獗，出现了技术上卡脖子断供的情况。我想不限于中国，一部分大中型经济体可能被迫实施某种产业备胎战略。
从这个角度看，这一段时间讲的国内大循环有和过去不同的特点。第一，要提高内需的比重。第二，要提高关键技术和重要产业链的可替代性和抗冲击的韧性。这并不意味着对外开放的倒退，更不是关起门来自给自足。下一步我们不仅要继续对外开放，而且需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我想，更高水平的开放有五个特点。第一，要适应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市场变化选择开放策略。第二，要适应开放程度的周期性变化。最近几年，全球化遭遇寒流，但全球化大的方向还得往前走。我们过去对全球化的周期性变化估计不足，以后要适应这种周期性。第三，要更有韧性和弹性，更具抗冲击性的开放。第四，基于制度规则的开放。第五，是能够维护和引领全球化长期发展的开放。
在这种背景下，国内大循环是开放型的、以内需为主的国内大循环，如何才能循环起来？我提出一个观点，即我们需要形成一个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龙头，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主体，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的“1+3+2”的结构性潜能框架。
今后十年，中国经济80%以上的增长潜能，基本上都来自于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
“1”指的是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为下一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为什么特别强调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因为它有更高的集聚效应和要素生产率。今后十年，中国经济80%以上的增长潜能、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基本上都来自于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
“3”指的是实体经济方面存在的三大短板。我们的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主要是因为我们还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行政性垄断。下一步我们需要打破垄断，鼓励竞争，降低成本。从主体部分看，我们需要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中的产业链、产业价值链往上逐步延伸，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还不够大。从高端来讲，我们高端部分的基础研发能力，特别是源头创新的能力不强，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建设。
“2”指的是数字技术和绿色发展。数字技术和绿色发展是新形成的增长动能。下一步实际上是一个大格局，一边是实体经济，另一边是和它相对应的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实体化，以及实体经济的数字化带来的潜力非常大，而我们的书籍经济处在起步的阶段。绿色发展不仅限于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更重要的是，它包括了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投资、绿色金融、绿色创新，是一个完整的绿色生产体系或经济体系。
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德国和法国提出了复苏的两支柱，就是数字技术和绿色发展。中国在这两方面起步并不算晚，我们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可以为我国经济的追赶过程提供支撑，也可以引领全球范围内发展方式的转型。
概括起来，“1+2+3”的结构性潜能框架，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把结构性潜能调动起来后，才能够把国内大循环这篇文章做好。我们下一步深化改革，重点是要打通要素市场。
针对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我强调两方面改革。第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集体建设用地的入市，让宅基地能够逐步向集体组织之外有序流转。第二，要推动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的改革。在空间规划过程中，需要尊重市场信号。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信号，是人口流动的信号。我们应该按照人口的流向分配用地指标和财政补贴资金等，并按照人口布局的变化，定期调整城市规划。
针对三大短板，我们也应该推出一些针对性措施。比如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讯、金融等技术产业领域，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举例来说，在通信行业，能否允许民营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共同成立一两家电信运营商，与目前的电信运营商竞争？
这种改革一方面可有效带动投资，更重要的是可降低实体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的成本。这也是我们近几年供给侧改革强调的降成本。所以，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要降低全社会的基础性成本。
第二，要完善社会政策，加强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在我们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后，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新的目标，即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也就是将现在4亿人左右的中等收入群体，通过1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实现翻番，达到八九亿人。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消费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超大型市场的消费能力，转化成生产和创新能力，这是国内大循环最重要的内容。中国现在有将近10亿人还处于中低收入阶层，这部分人的消费能力是最重要的内需来源。中国不仅应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更应该成为产业链条效率最高、应变能力最强的生产基地和创新大国。
在创新方面，我有个建议。在创新居于前列、科教资源丰富的若干城市，比如杭州、深圳等，应当像当年办特区一样，创办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研发特区，突破现有体制机制、政策的不合理约束，在人员聘用、招生、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等方面，实行特殊的体制和政策。
杭州办了西湖大学，开了一个好头，我们还应该支持鼓励更多类似的大学和新型研究机构脱颖而出。我们需要营造有利于自由探索、催生重大科学发现的机制，吸引全球一流人才，产生诺贝尔奖级别的研究成果。这样一来，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大国。
最后我想讲讲对外开放。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谋划一些更具想象力和前瞻性的重大举措，利用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更大的力度、更聪明的办法推动开放。我的建议是，在必要的时候打出“三个零牌”，即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这样可以争取国际博弈的主动权。在全球化理念和规则制定上，我们应该走到前面，对全球开放和发展起到引领作用。
往期大讲堂
顾强 | 刘志彪 | 苏晨汀 | 华杉 | 管清友 | 黄益平 | 杨志明丨刘利华丨刘世锦丨贾康丨吴甘沙丨吴晓波丨王宏广丨周长益丨陈志武丨秦朔丨张维迎丨夏斌丨余永定丨姚洋丨施展丨马光远丨单忠德丨赵晓丨曹仰锋丨刘九如丨屈贤明丨迟景朝丨吕廷杰丨梁宁丨童有好丨蒋锡培丨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