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逸 | 早期现代研究的初衷与未来：评夏蒂埃的新作《作者之手和印刷者之心》

编者按：本文为CCSA“Talk to the Author”栏目第七期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 教授所著《作者之手和印刷者之心：早期现代欧洲书写文字的嬗变》(The Author's Hand and the Printer's Mind: Transformations of the Written Word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Polity, 2014.)一书所组织的书评之一。作者钱文逸，艺术史学者。本文刊于《文学》2017年春夏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

早期现代研究的初衷与未来：

评夏蒂埃的新作《作者之手和印刷者之心》钱文逸

书是有历史的，作者是有历史的，我们今天的许多习以为常的概念要放到早期现代的背景下重新审视。最早的能打开的书是什么样的？欧洲印刷文化的发展和书籍、版权、以及”作者“观念形成有什么关系？往大里说，和民族国家意识以及公共文化的崛起又有什么关系呢？罗杰∙夏蒂埃这本最新英译的著作《作者之手和印刷者之心：早期现代欧洲书写文字之嬗变》涉及的就是这些问题。

笼统地讲，这本书属于书籍史的范畴。书籍史是1990年代慢慢兴起的，源头当然可以追溯至法国年鉴学派（Lucien Febvre），但年鉴学派主要目的是摸清楚历史大趋势，是长时段（longue durée）社会史的一部分，而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书籍史的学者则尽量让自己的研究有微观效力，能为文学阐释服务。

这本书是一个学术讲座和文章合集，分为三个部分：“当下中的过去”、“什么是一本书？”以及“文本与意义”。三个部分既独立地构成三个主题——当今历史研究方法与趋势的概览、早期现代书籍的技术与历史和对具体出版、发表、编纂的文本分析——也相互渗透、逐步深入。

第一部分比较宽泛地界定了“书籍”、“作者”等核心概念、确立了当代书籍史研究的趋势、范围与方法。第二部分详细展开说明“作者”和“书籍”两者是如何在早期现代的欧洲（尤其是西班牙和法国）发展起来的。第三部分讨论了几个个案，一是法国作家（如高乃依）翻译西班牙小说（尤其是《堂吉诃德》）。另外讨论了《堂吉诃德》和1623年对开本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是如何在西班牙和英国树立现代 “作者“观念的。两者都开启了Armando Petrucci所说的“一元书籍”（unitary book）的传统，把书籍的外在形式和其内涵相联系。

书中还触及有些很具体的花絮类问题，比如：早期现代欧洲的书籍和戏剧审查制度在《堂吉诃德》书中有所嘲讽，16世纪的法国翻译西班牙罗曼司的译者开创了稿费的传统，早期手稿文化中人们引用名篇名句常因为没有侵权观念而不给出处，早期活字印刷技术决定了不同的排字工会使用不同的拼写和标点，对文本的构成有相当影响等等。

贯穿书作的主要人物在当代和理论的一头是法国六十年代开始对历史研究的当代转向影响深远的年鉴派、法国战后哲学家利科(Paul Ricoeur)、福柯和巴特，以及在文学上不断给予福柯灵感的博尔赫斯，在历史和文本的一头则是西班牙黄金时期文学中的塞万提斯、克维多(Quevedo)、洛佩·德·维加 (Lope de Vega) 以及同时期英法文学代表，莎士比亚、龙沙(Ronsard)、莫里哀、高乃依(Corneille)等。与如今学术书籍出版的规格不同，这本书并非对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个特定文本现象的集中研究，而是一位学者对当代历史方法与历史现象、对在宏观与微观视角之间切换的文本与历史研究的学术展望。就像它所运用的研究视角和它企图“打开”的一本本历史中的书籍一样，这本书也不是一个一元的、封闭的研究“成果”，它从研究对象、方法到历史观念无不提醒着我们“早期现代研究”的初衷与未来，作为研究，它更在于展开、提问和打开思路，在于以当代的视角反观历史与文本的新可能。

何谓早期现代

为什么纠结于“早期现代”三个字？或许，如今我们之所以会对“早期现代”一词缺乏敏感度，是因为这个术语被扩散运用在各种学术文献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它最早出现时对传统历史研究提出的挑战与它的批判性初衷。“早期现代”几乎就像它曾经企图拉下历史舞台的“文艺复兴”一样成为了一个普泛的年代称谓，而其意义却不再有人追问。相比二十一世纪如雨后春笋般逼近十六世纪殖民扩张趋势的各种“早期现代”欧洲文献（从性别到殖民历史、从身体到科学史），夏蒂埃以其严谨一致的历史思考令一种更扎实、稳固、细致而集中的“早期现代研究”成为可能，这对于任何一个对“早期现代”这一概念抱有信念的学者都可以说是一次绝好的激励。

为了了解这个时期概念的由来，让我先回到九十年代的分水岭：Leah Marcus发表于1992年的一篇文章《文艺复兴／早期现代研究》(Renaissance/Early Modern Studies)出现在当代文艺复兴（及莎士比亚）研究权威Stephen Greenblatt编译的一本学术文集中，文集名为《重新界定：英美文学研究的嬗变》。^[1] 在这篇文章中，Leah Marcus谈及了在八九十年代开始贯穿各个学术研究领域的转向，她认为同时期越发获得青睐的“早期现代”是对传统历史研究中所谓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以及这一时期概念所对应的研究方法与对象的精英主义的一次去中心化。“文艺复兴”作为一个被十九世纪英国和欧洲的历史主义建构起来的概念在逐渐稳固了自己在西方文学和艺术史中的至高点之后，受到了尤其是战后法国后现代理论的冲击。

Leah Marcus

正如Leah Marcus所言，“复兴”的概念暗示着对古典时期作为源点的诉求、古典与现代的同一性（identity），它强调着“凤凰涅槃”式的“魔法时间”——各种艺术理念、个人主义、人文主义的发端、源点和突变——而掩盖了不同时期之间的贯连性。大写的“文艺复兴”作为现代主义和历史主义共同构建起来的里程碑强调着十九世纪以来被赋予首要地位的个体、原初性（originality）和身份的元一性。小写的“早期现代”则将研究的视野转向现代与后现代，它结合着后现代对“原初性”和单一稳固的个体身份的批判企图将十四至十八世纪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更具文化包容性地向历史后段延伸，询问着这些我们一直与“文艺复兴”联系起来的“现代”观念是如何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被建构起来的。早期现代研究“不视身份为内在不变的性质，而认为它是由文化构建起来的不稳定的概念……”，简而言之，早期现代研究的学者们认为“文艺复兴”这一历史概念和“文艺复兴研究”的历史视角受到某种精英主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驱使。^[2] 跟随着福柯对社会、历史、个人以及作者身份构建主义（constructivism）的思考，对印刷文化与科技的研究一方面倾向于质疑关于书籍、书写、作者的传统、元一的定义、转向D.F. McKenzie所谓的文本社会学（sociology of texts），也同时探究夏蒂埃所谓“印刷技术的旧制度“（typographical ancien regime，第149页）在早期现代的长时段中如何构建起在十八世纪开始逐渐成型的我们所熟悉的“文学”、“作者”等概念。

书籍与历史的共同危机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夏蒂埃在历史概论的第一部分专为年鉴派元老布劳岱尔（Ferdinand Braudel）撰文。“早期现代”这一概念很大程度上对应着布劳岱尔以历史事件（event）为对立面创造出来的概念“长时段”（夏蒂埃特别引用了布劳岱尔的萤火虫作为事件、风景作为长时段历史的比喻，第45页）。作为年鉴派第四代继承人，夏蒂埃深知在当今历史研究被后现代理论的驱动之下，早期现代甚至任何历史研究所面临的“历史的危机”和危机所带来的机遇和可能。在《历史：阅读时间》（History: Reading Time）一文中，夏蒂埃纵览了七十年代以来各种历史研究趋势之间的冲突与协同：七十年代Paul Veyne, Hayden White对历史书写的修辞与文本性的探索令我们不再能简单地将历史研究与客观知识等同起来；Michel  de Certeau则提出“历史体制”（historical institution）的概念，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法、文本的生产与审查都被某种知识机制的界定与限制；加之目前微观历史（microhistory）和全球历史（global history）的双向发展，以及数码科技对历史、记忆、档案管理的深刻影响，布劳岱尔心目中客观、真实、有效的结构性历史知识的版图似乎正在遭受各方面的冲击。

Ferdinand Braudel

任何一位早期现代研究者都面对着这些危机的挑战，夏蒂埃在书的后两部分所做的便是兼顾具体微观的文本对象（具体版本、具体段落、标点、序言和侧文本）和宏观的印刷技术历史、兼顾长时段的连续性和技术革新（圣书抄本[codex]、古登堡印刷技术和活字印刷的发明）的事件性和突变性、兼顾后现代理论中企图将原作（original）和作者身份（authorship）拉下神坛所强调的文本（巴特）与复制（本雅明、德勒兹和波德里亚）和早期现代历史研究对历史特定性（historical specificity）的尊重。夏蒂埃的权衡也令早期现代的书籍本身构成了充满矛盾性和辩证性的历史图景——一方面，印刷文化视作者身份、文学权益为相对次要的元素，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断在十四十五世纪的彼特拉克、薄伽丘等文学家的例子［第69页］和技术的革新历史中发现原创、抄袭、天才、作品与生平间浪漫主义的同一关系（oeuvre/life）等等的影子。在康德所谓书籍的双重性质——机械性与精神性——之间，夏蒂埃企图寻求“作者身份谱系中的踟蹰与矛盾”，每一个历史中的文本现象介乎数个历史时间、经过不同印刷和手抄技术人员的整改和“创作”而获得自身不能简单被和解的多重性。［第11页］

倘若在我们熟知的本雅明的理论中，复制品视纯粹用来解放原作、抹杀灵光和历史传统的、“文本”(text)是用来打开“作品”(work)的封闭性的，夏蒂埃书中出现的每个文本复制品（手稿、修正员的印刷稿、戏剧文本的排演稿、书作的出版稿）都被赋予它自身的历史特定性。复制品不再被一概而论地扔进不加细致区分的相对主义垃圾桶里，成为空洞无名的反叛游魂，而是通过对印刷技术的探讨被牢牢确立在自身的物质性实体中。书籍、纸张、印刷的技术性和物质性(materiality)让不同版本的文字不再是罗兰巴特理论中抽象的文本乌托邦、也不是夏蒂埃在开头提及的数码文本性(digital texutality)的阅读文化带来的文本和书籍的危机，而是经由印刷作坊不同分工下的工作人员（抄写员、排版员、修正员、编辑者等等）的手制作出来的技术性物体。由此，夏蒂埃通过对历史特定性的细分将“文本”从罗兰巴特理论的批判者手中重新解救出来，我认为，这一解救的关键则来自于书中的一条隐形线索——文本与表演(performance)的关系。

文本作为表演

尽管夏蒂埃并未在书中做整体性的阐述，不同印刷过程中生成的文本版本在其研究中几乎都可以视为在技术、材料、社会与政治的角力间构成的、具备自身历史特定性的“表演”。表演性首先就出现在夏蒂埃的主要研究对象里：十六十七世纪西班牙和英国戏剧。这些以表演为终点输出的文本本身在夏蒂埃看来既能更好的强调“合作性书写”（collaborative writing, 第13页）的现象，并以此来展现早期现代文本的多重作者性，也能构成文本视觉性、语义性和声乐性间关系探讨的范例。但它们也更根本地将文本可重复的表演性编织入写作的修辞、印刷的技术和书籍的物质性呈现中，正是在戏剧里，文本成为各种意义上的表演，而不再能够简单地回到一个唯一的原作中去。

更具体宽泛地看，在夏蒂埃的研究中更注重的是各种印刷文本（非戏剧）的表演性。首先，第二部分“什么是一本书”的第三章《停顿与音高》（Pauses and Pitches）以十七世纪欧洲对标点和拼写的规范与改革为例，分析了当时大多数由排版员和修正员完成的对文本的标点、斜体、大写化的印刷处理，尽管少数作者对拼写和标点的确有控制，譬如夏蒂埃谈及的龙沙和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借用法国当代诗人博纳复瓦对句法性标点和语音性标点诉诸智性思考和情感魅惑的区分，夏蒂埃认为在十九世纪出现的句法标点规范化之前，早期现代文本中的标点规范是为了“文本铭写和口语表达之间更好的对应”［第89页］。在法国诗人拉布吕耶尔的例子中，他更是如同音乐谱曲一般将逗号、分号、句号等的停顿（pauses）和感叹号、问号、大写、斜体的重音（pitches）嵌入文本。在更普遍的做法中，排版员（compositor）成为了嫁接作者文本的意图与天才和读者口头的表演与理解的中间媒介，成为对文本诉诸的不同感官（语义、视觉和音乐）的编排者。

声音、感官间的交织纵然内在于字面意义上的“表演”，这一章却收尾于表演的公共性和文本在文化和政治舞台上的传输。注重声音表演的文本是“为了创造一个基于对口头演讲的重新演绎的公共空间……对于构建一个新的共和政治场所，标点有着重要的意义。”［第97页］尊重“文本社会学”的初衷，文本的表演性将浪漫主义想象中隐居书房深处的作者的私人创作重新置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纽带之间，令作者、读者的声音与社会政治舞台、印刷文化与市场上的各种喧嚣构成历史性的和声。这一和声在第三部分“文本与意义”的《侧文本和序言》（Paratext and Preliminaries）和两篇对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的出版史研究中被更深入地挖掘出来。受到热内特（Gerard Genette）的文本理论和尤其是德里达对边框和装饰（parergon）的分析的启发，诸如Anthony Grafton对脚注的研究和夏蒂埃对序言内容、标点符号的研究都企图挖掘为主体文本提供合理化地位的文本边框或装饰——所谓的侧文本（paratext）。^[3] 但后面两位也企图对侧文本进行相比热内特跨历史的结构分析更为细分的历史化处理。在早期现代印刷的流程中，序言内容往往被放在一本书制作过程的最后一个步骤，夏蒂埃从这一现象着手，将侧文本和序言放入书籍在经济、政治和技术层面的生产语境中进行审视。“几种互相交织的关系”由此产生：从委托人或读者、到“君主和他赋予特权的作者”、从“审查人员和让他们负责检查作品的官员”到“国王、他的议团或首相和所有被期待尊重遵守书籍贸易规章制度的人（书商、裁定人员、官员）”。[第138页] 正是在这些侧文本中，文字创作揭示着生产过程中社会学和政治权利之间的各种角力。对书籍侧文本的分析无疑是一种德里达式的对主文本、对书写作为某种体制的解构。书籍在此刻或许也接近了德勒兹在《千高原》第一章（这或许是上个世纪具备最高程度的自反意识的序言／侧文本）中阐述的几种书的范式。相对于树-书和树状结构（aborescent），德勒兹和瓜塔利认为“书是一个机器”、“一个集合体“（assemblage）、一种多元性。化用德勒兹的语言，在早期现代印刷书籍的序言中，书揭示其作为欲望的机械集合体的本质，书籍是各个政治经济体间相互联姻、集合、排斥或斗争的决斗场，一架德勒兹式的“欲望机器”。^[4]

同样有趣也更能让我们回到公共表演性的是，文章结尾夏蒂埃引入塞万提斯出版《堂吉诃德》的第二部分时与几位同时期作家的争端。1604年企图以他的名义发表伪造的第二部分的Fernández de Avellaneda在序言中对塞万提斯言辞相向，质疑其创作的原创性并倒戈向他同时期的竞争对手洛佩·德·维加。后者曾在自己书作的序言中对塞万提斯冷嘲热讽，塞万提斯在他1615年出版的第二部分的序言中则一一予以回击。如夏蒂埃所言，“序言材料也成为了文学争议的小小舞台，政治议程在其中相互作用、影响（因为它们同样水深火热于戏谑嘲讽的公共战争中）。”［第145页］这里的“舞台”尽管隐喻多过字面意义，却也让我们看到和如今在网络平台上的各种论战相似的作家们的“公共表演”，在侧文本的“大厅”（vestibule, 热内特的比喻）中，我们看到的是文本介乎作品与表演、书房与舞台、内心表达与公共争执的间界形态，我们也看到介乎内外、介乎私密与公共之间的“演员”作家。

在《出版塞万提斯》和《出版莎士比亚》中，夏蒂埃着重研究了两位早期现代文学巨匠出版史中编辑的多重版本和非物质的创作原本间的冲突与重叠。为了赋予不同的编辑版本和编辑人员以足够且恰当的历史角色和能动性，夏蒂埃探究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因为印刷和写作的疏漏而在不同的版本中被添加、整改的细节——Sancho的驴子的出现与消失——这个例子说明印刷的意外疏漏（accidentals）和文本本质（essentials）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而面对文本的不同版本，我们应当以更细分的态度看到每一次“作品本身的’化身’”。［第159-161页］莎士比亚的例子则更为直接的与文本的表演、改编相连。在宗教改革之后，出版界对莎士比亚“精神分裂式”的态度体现在对舞台剧无穷尽的整改、挪用和表演和学术出版对原作文本的修复与编辑中。［第159页］夏蒂埃将这种精神分裂诊断为“认为作品超越一切物质化身的柏拉图主义”（Platonism）和“认为在其物质层面之外不存在任何文本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之间的冲突。［第170-171页］在这场精神分裂的争端中，夏蒂埃似乎并没有找到一条完美的出路，他呼吁研究者们专注于每个版本的历史特定性——又或者（化用表演的语言）视每个版本为一次由历史、社会、政治的角力生成的文本演绎，不再带有柏拉图主义的偏见的将原作视为每个文本演绎的理想形态。 这正是历史语境化书写往往能开启的一种积极的相对主义立场，从中我们不再对文本现存的版本提出各种基于既定文学价值体系的等级判断，而是将每一次文本编辑者的修复与铭写视为与创作者的书写具有相当地位的对文本主动的阅读、阐释和再创作。

结语

历史语境化书写与相对主义立场在《作品的时间》这篇全书最具微观视角的研究中最为突显。这篇文章开始于美国某图书馆里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一个版本，这次是一本在排演中被戏剧人员标注过的“题词本”（promptbook）。在对作品不同版本的交互之上，演员对标点、重音、停顿与音调的标注嵌入了“表演的现在时”。一个作品究竟属于什么时间？后现代理论所带来的“历史的危机”或许也带来了对作品时间更开放性的思考。相对于创作的魔法时间和相对应的更确定的历史语境，这个哈姆雷特的版本中蕴含着“多重时间性的同时存在”。[第180页]和夏蒂埃在一个版本的《哈姆雷特》中发现的“多个哈姆雷特”（1604年的出版、1660年的删减版、1676年为舞台表演编纂的版本和演员对这个文本的演绎版，第180页）相近，让我停笔于一次早期现代意大利艺术的课堂片断。

一次在罗马的实地考察中，老师让我们寻找罗马教堂中一幅卡拉瓦乔作于1605年的祭坛画所含有的多个“时间切片”。渐渐的，我们想起一百年前曾经可能出现在同一个位置上（十六世纪对同一个礼拜堂的委托）一幅未完成的米开朗琪罗（“一个切片”），想起这幅画的未完成让它最终来到了伦敦的国家美术馆（“第二个切片”），想起这个祭坛的空间曾从米开朗琪罗的委托人手中被转给一位贵族交际花（“第三个切片”），想起它最终落到卡拉瓦乔的委托人——如今这座小礼拜堂名字Cavalletti的主人（“第四个切片”），也就因此成就了当下我们眼前的这幅1605年的画作。

“多重时间性的同时存在”正是任何一件在历时与共时中流转的文本与作品都具备的性质，也是一个不再受到“文艺复兴”历史范式的束缚的历史研究者应当捕捉的。倘若借鉴绘画修复中的术语，我们可以说，一个历史研究者需要看到一个作品的“底层颜料”（underpainting），正是那里我们寻找到夏蒂埃所谓“作品的时间”，也是那里我们回到福柯的异质时间（heterochronic）。当作者身份和文艺复兴凤凰涅槃的魔法开始被破除、早期现代欧洲的文本与艺术作品的时间与生命也开始延展、重叠。夏蒂埃给予我们的是一种有历史学术严谨而赋予文学想像力的时空版图，他令一种具备历史严谨性的“时空错位”变得可能。夏蒂埃的新书在某个层面上或可被认为是布劳岱尔和博尔赫斯之间一场想像性对话，早期现代研究的初衷正是在这般方法与诗意的碰撞之下得到了延续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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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ah S. Marcus, ‘Renaissance/Early Modern Studies,’ in 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eds. Stephen Greenblatt, Giles Gunn.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2, 第41-63页.

^[2] Marcus, 第45页.

^[3] Anthony Grafton, The 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 London : Faber and Faber, 1997.

^[4]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第一章中的 “Issues concerning books”, 尤其参看第3-5页.

“Talk to the Author” 往期回顾：

王雨 | 如何走下去：Pluralist Universalism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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