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言,黄少安 | 国际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中国对策

Original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财经问题研究与东财学报 2021-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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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

——习近平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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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专题”

（内容以纸质版为准）

[引用格式]:陈言,黄少安.国际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中国对策[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0,(5):14-21.

国际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长
的影响及中国对策

陈言,黄少安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100）

作者简介：

陈言(1983-),男,山东长清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学研究。（封面：陈言老师）
E-mail:yanchen@sdu.edu.cn

黄少安(1962-),男,湖南洞口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
E-mail:shaoanhuang@sdu.edu.cn

摘要：

国际新冠疫情的持续蔓延不仅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打击，也对疫情基本控制后复产复工的中国经济产生新一轮负面冲击。本文在回顾国内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后，重点分析了国际新冠疫情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机制。在短期内，无论是国际新冠疫情直接导致国际市场对中国出口需求的下降，还是经由国际间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与重构产生的影响，国际新冠疫情主要通过作用于中国的进出口而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研究测算发现：国际新冠疫情导致中国2020年GDP增速下降约为3%，对应的缩减规模约为3万亿元；分四大经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GDP增速下降约为4.3%，对应的GDP缩减规模约为2.2万亿元；东北地区GDP增速下降约为1.3%，对应的GDP缩减规模约为700亿元；中部地区GDP增速下降约为1.4%，对应的GDP缩减规模约为3 100亿元；西部地区GDP增速下降约为1.2%，对应的GDP缩减规模约为2 500亿元。假定投资乘数为1.5，政府基建投资需要增加3万亿元才能大致弥补第一季度因国内疫情导致的GDP下降和全年国际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冲击的缺口。

关键词：文化生产力；以人民为中心；社会主义新时代

基金项目：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应急项目“新冠肺炎疫情对山东省经济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一、国内疫情对宏观经济运行影响的总结

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如其来，中国迅速开展最严格的防控措施，一系列封城、停工举措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在只考虑国内疫情的情况下，笔者从经济总体、产业、企业、人群等四个维度分析和判断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一，经济总体维度。新冠疫情对消费、尤其是春节消费市场影响最大，虽然后续几个季度可以反弹至常态水平，但已经失去的部分难以补偿。短期内，新冠疫情对投资会有抑制性影响，但后期可以通过追加投资额赶上进度、甚至有所增加。进出口方面，在新冠疫情不呈现国际蔓延态势的情况下，中国的进出口总量本可以在后续季度得到补偿，全年进出口总量能够基本不变或略有下降。

第二，产业维度。第一季度，工业和服务业企业因延迟开工和开工不足都会受到影响，但工业企业的生产进度可以在后续几个季度实现基本弥补。全年来看，受负面影响最大的是消费性服务业，如餐饮、旅游、体育和培训产业等。房地产产业的数据下降主要不是新冠疫情所致，而是因其本来就处于下行趋势，只不过正好与新冠疫情发生的时间重叠，不应误判。

第三，企业维度。受影响最大的是民营中小企业，主要原因是复产复工有困难，产业链和供应链不畅导致企业现金流紧张，部分企业无法承担延迟复产复工的代价，可能会破产、关闭。国有企业在第一季度也会受到影响，但尚能维持，其产能在后续几个季度基本可以弥补。

第四，人群维度。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主要是两类人群。一是需要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人群，他们既需要打工挣钱，又不敢、不能外出，这也正与中小企业复产复工难相对应。该人群人数众多，且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性收入，停工或半停工将导致其上半年收入锐减，甚至小部分人群可能会返贫。二是受疫情影响严重的生活性消费产业的就业人群，特别是在民营中小微企业就业的人群。该人群的工作特征通常是面对面服务，其就业不稳定、季节性较强、社会保障水平和平均收入水平较低。短期内，新冠疫情对这两类人群收入的负面冲击较大，但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防控，制造业和建筑业企业基本实现复产复工，大部分消费性服务业也已经复产复工，因而受影响人群的收入将在随后三个季度有明显好转。各级政府也需要随时关注处于脱贫线的人群，确保完成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

经过综合分析和测算后发现，2020年初，国内新冠疫情产生的GDP净损失（损失的GDP减去或对冲应对疫情所创造的GDP）约1万亿元左右。虽然国内新冠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第一季度的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严重冲击，但在全国的共同努力下，至4月初，国内疫情已经得到基本控制，经济社会发展态势企稳向好，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并未改变，有足够的韧性和回旋余地来化解国内疫情的负面冲击^[1]。

然而，进入4月以后，新冠疫情的发展超出了中国和世界的预料，新冠疫情在世界众多经济体蔓延，确诊病例呈指数式增长,中国之外的新冠疫情呈现大流行和大暴发趋势。为了应对疫情的蔓延，众多国家采取了限制出行、限制出入境、限产限工和增加社交距离等多项防控措施，这导致全球经济收缩，各主要经济体的股市大幅下跌，国际经贸和商务活动锐减，部分产业几乎处于停摆状态。新一轮国际疫情对世界和中国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影响远远超过只有局部发生疫情的情况，而且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比原来只考虑国内疫情的情况要严重得多^[2]。因此，有必要测算国际新冠疫情对中国和各地区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主要分析对GDP总量的影响。

二、国际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

世界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全球化，国家间相互影响的途径是多元的。国际新冠疫情影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途径有三：

第一，通过改变国际间的产业链、供应链，直接和间接影响中国实体经济运行。目前许多产业和企业都感受到了这方面的压力，虽然已经复产复工，却不能全部复产复工，因为原材料进口受阻，产品出口受限。既有其他国家实体经济部门的产业和企业不能按期生产的原因，也有国际物流系统不通畅的原因。

第二，国际新冠疫情导致国外经济部门对中国出口的需求下降，同时中国的进口贸易因国际新冠疫情也会发生变化，二者共同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活动。

第三，主要发达经济体（如美国和欧盟）的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将通过影响全球流动性和大宗商品价格影响人民币汇率、国际金融结算和外商投资。

从影响中国2020年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前两个方面的影响可以大体归为进出口对经济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无论是产业链、供应链如何影响、影响多大，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对进出口总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只要测算出新冠疫情对进出口的影响，基本上就可以测算出新冠疫情通过影响产业链和供应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是复杂的，也不一定都是负面的。在复苏性宏观政策的刺激下，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可能会加速恢复，这对中国的对外贸易而言至少不是坏事；当然，考虑到当前全球保护主义抬头的态势，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刺激政策的国际外溢效果也不一定能让中国分享其好处。中国最需要研判的是，这些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中国金融稳定、金融风险和国家资产安全的影响，特别是长期影响。本文则重点分析前两个方面的影响，即从对外贸易的角度测算国际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总量的影响。

三、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2018年，中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全球份额的11.8%^[3]。中国具有典型的外向型经济特征。文献中通常以进出口总额占GDP的份额来衡量外贸依存度，并以此来衡量一国经济的外向程度。虽然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自2010年起一直下降，但2019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依旧高达31.8%，直观来讲，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1/3同对外贸易相关联。作为对比，2019年，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外贸依存度分别为26.2%、20.4%和28.1%，均未超过30%。

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伴随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的加速，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也呈现显著变化。在中国传统的外贸结构中，美欧日市场所占比重较大，尤其是出口方面。自2011年起，中国对新兴市场的出口份额超过了传统的美欧日市场，但美欧日三个地区的出口比重依然很高。2019年，美欧日三个地区的出口份额依然在40%以上，欧美合计份额约为35%。

中国的进口市场结构同出口市场的结构有明显不同，进口主要来自新兴经济体。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经济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的出口产品已经升级为以通信设备、计算机、机电产品等为主的中高端制造业产品，而进口则以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和服务进口为主。裴长洪和刘洪愧^[4]的研究发现，中国高技术电子产品零部件和制成品的出口比重由2009年的24.7%上升到2018年的28.3%。能源和大宗商品的进口通常来自新兴经济体，而服务进口则来自发达经济体。

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2019年，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下降了9.4%，但对欧洲市场依然保持了8.3%的正增长，加总的效果是呈0.9%的负增长。然而，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对美欧日三个地区市场的出口呈现直线下降，对欧洲的出口下降25.3%，对美国的出口下降22.3%，对日本出口下降12.9%。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初，美国经济呈现明显经济收缩，这会进一步降低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量。2020年1月，预测美国宏观经济走势的ECRI指标为150.2，进入3月，该指标呈直瀑式下降，截至4月初，该指标为106.8，已经降到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的最低点。美国初次领取失业金的人数和持续领取失业金的人数也呈现了惊人的暴涨。2020年3月28日，美国初次领取失业金的人数达到6 867人，2020年4月25日，持续领取失业金的人数达到22 377人。这些都表明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的打击异常严重。多位知名经济学家和国际机构都认为，这次疫情带来的影响将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2]。因此，可以预计，2020年，美欧日三个地区的市场从中国的进口将有显著下降。限于时效性和数据可得性，本文重点从对外贸易的角度定量分析国际新冠疫情对2020年中国国民经济及其各部门的影响,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决策提供依据。

四、研究方法

持续蔓延的国际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国外部门减少了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导致中国GDP和国民收入的下降，以及中国进口的下降。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分工日益细化和全球价值链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中国中间产品的贸易比重持续上升^[4]，这导致如果出口发生下降，也会伴随几乎同等比例进口的下降。因此，分析国际新冠疫情对中国总体经济的影响，主要需要关注疫情下国外经济收缩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测算此影响需要完成如下任务：一是预测在疫情影响下的全球经济走势，特别是与中国有密切经贸往来的经济体的经济走势。二是根据预测的宏观经济增速测算中国第二季度至年底的出口缩减规模。需要指出的是，来自国内疫情防控导致的经济收缩压力依然存在，但这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国内疫情虽然已经得到基本控制，但由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经济生活的完全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特别是一些生活性服务业的恢复则需要更长时间。

（一）疫情暴发下的全球经济走势预测

为保证研究的时效性和准确度，本文直接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FED）发表的全球和美国宏观经济预测数据来研判全球经济走势^[5-6]。IMF的数据来自其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World Economic Outlook），该报告每年发布4次。本文使用2020年4月发布报告中的预测数据。美国的数据则来自于纽约美联储的经济学家对美国重要宏观经济指标进行每周连续的即时预测，这一预测是基于纯统计分析的实时宏观预测模型（Nowcasting Model）的研究成果。本文综合这两个数据来判断全球经济和美国经济在未来几个季度的走势，测算与中国有密切经贸往来国家的GDP增速。

（二）经济增速与进出口增速的统计关系

中国的出口对应其他国家的进口，为了测算国际新冠疫情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就需要预测中国主要贸易国的进口变化情况。一个简单测算方法是使用同中国有贸易往来国家的进口弹性：即一段时期内的平均进口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进口弹性的定义公式如式（1）：

（1）

由于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相关数据欠缺，无法计算这些新兴经济体的进口弹性，考虑到稳健性问题，本文也测算了中国的出口弹性，其定义公式如式（2）:

（2）

其中，GDP_i,t是第i国在t期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IMP_i,t和EXP_i,t分别表示该国的名义进口额和出口额，GDP^*_i,t表示扣除i国GDP后全球经济的GDP总量。

图1和图2绘制了自2005年6月至2019年6月欧盟和美国的季度GDP增长率、进口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阴影部分表示金融危机时期。

图1　欧盟GDP增长率、进口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

图2　美国GDP增长率、进口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

长期来看，宏观经济存在显著的结构转型特征，而短期内（十年左右）宏观经济结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基于此考虑，本文使用最近十年的数据来测算进口弹性和出口弹性。此外，这次疫情属于经济学理论中提到的罕见灾害（Rare Disaster）事件^[7]，因而测算的经济指标间关系可能同正常时期有显著差异。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进口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的下降幅度远高于GDP增长率的下降幅度，进口增长率下降幅度最大，平均来看，是同期GDP增速下降的5倍以上。鉴于上述因素，本文分别测算了最近十年和特殊时期（2008—2009年金融危机）主要经济体进出口与GDP之间的弹性系数。与此次疫情最为接近的事件是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因而本文使用了2007年初至2011年的数据测算危机时期的进口弹性和出口弹性。

（三）根据进口弹性测算国际新冠疫情对总体经济的影响

当知晓了经济增速后，可以使用主要经济体的进口弹性系数来测算这些经济体的进口缩减规模。在分别测算出中国主要贸易国的经济增速和进口弹性后，就可以测算中国对外贸易额可能的下降程度Loss_t，如式（3）：

（3）

其中，是上一时期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五、测算结果

（一）国际机构对疫情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

2020年4月，IMF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出现3%的负增长;预测2021年,新冠疫情在全球得到缓解和基本控制后，经济增速将回升到5.8%。按照人均收入划分，该报告预测，发达经济体的损失程度最大，2020年的增速将下降到-6.1%。美国为-5.9%，欧盟（不含英国）为-7.5%，英国为-6.5%，日本为-5.2%，加拿大为-6.2%，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速为-4.6%（如表1所示）。

表1 IMF 对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

地区	2019 (实际值)	2020 IMF预测值	2021 IMF预测值	2020调整^*
全球	2.9	-3.0	5.8	-3.5
发达经济体	1.7	-6.1	4.5	-7.0
美国	2.3	-5.9	4.7	-6.8
欧洲地区 (不含英国)	1.2	-7.5	4.7	-8.6
日本	0.7	-5.2	3.0	-6.0
英国	1.4	-6.5	4.0	-7.5
加拿大	1.6	-6.2	4.2	-7.1
其他发达经济体	1.7	-4.6	4.7	-5.3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3.7	-1.0	6.6	-1.2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	5.5	1.0	8.5	1.2
中国	6.1	1.2	9.2	1.4
印度	4.2	1.9	7.4	2.2
东盟五国	4.8	-0.6	7.8	-0.7
拉丁美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0.1	-5.2	3.4	-6.0
巴西	1.1	-5.3	2.9	-6.1
墨西哥	-0.1	-6.6	3.0	-7.6
欧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2.1	-5.2	4.2	-6.0
俄罗斯	1.3	-5.5	3.5	-6.3
中东和中亚地区	1.2	-2.8	4.0	-3.2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3.1	-1.6	4.1	-1.8
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	5.1	0.4	5.6	0.5

注：“2020调整^*”为本文调整后预测值。

IMF对新兴经济体的增速预测显著好于发达经济体，平均值为-1.0%。表现较好的是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和印度的预测增速都超过了1%。拉美地区和欧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下降幅度较大，达到了-5%以下。美国2020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速为1.46%，基本落在美联储的实时预测1.39到2.1的区间内。美联储在3月初对第二季度增速的预测为0.2%—1.3%，而4月下旬最新的预测值为-7.79%。

综合来看，美欧日作为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流向地区，其经济下滑程度较为严重，这将对中国2020年后三个季度的出口产生较为严重的不利影响。而作为原材料和大宗商品进口来源地的中东、非洲地区的经济下降程度不大。此外，国际油价暴跌、大宗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小幅下跌等情况的出现，有助于缓解国内企业能源、原材料的供应压力，也在一定程度有助于疏解物价上涨的压力。

2020年第二季度之后，美国新冠疫情进入暴发的高峰期，伴随着社交疏离政策和医疗物资供应的逐步恢复，预测下半年美国疫情应该会有显著好转。5月之后，部分州的居家隔离政策逐步放松，生活服务业逐渐恢复，美国股市在美联储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呈V型反转，预计美国下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将出现恢复和好转。鉴于美联储的预测数据要晚于IMF，本文取二者的平均值（略向上微调）作为对美国2020年后三个季度经济增速的预测，该值为-6.8%，大概相当于IMF预测值的1.15倍。对于欧盟和日本等地区，使用1.15倍对IMF数据做出调整，得到的数值为表1的最后一列。与复杂分析相比，简单且有时效性的数据分析更有助于辨析和测算未来宏观经济形势。

（二）测算主要经济体的进口、出口产出弹性来测算中国出口的变化规模

由于存在不完全竞争，一国进口会受到国内需求（以GDP衡量）和进口相对价格的影响，而出口会受到国外部门需求（以扣除本国GDP的全球GDP衡量）和出口相对价格的影响^[8]。本文参考Constantinescu等^[9]的研究，使用式（5）和式（6）来分别测算进口弹性和出口弹性：

（5）

（6）

其中，P^m_i,t和P^x_i,t表示根据贸易进口与出口份额加权后的有效汇率指数^[10]，GDP_i,t是第i国在t期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IMP_i,t和EXP_i,t分别表示该国的名义进口额和出口额，GDP^*_i,t表示扣除i国GDP后全球经济的GDP总量。实证分析使用的GDP、进出口和有效汇率等数据均取自万得（Wind）数据中的全球宏观数据库。

鉴于新冠疫情属于罕见灾害事件，该时期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可能同正常时期有显著差异，需要参考类似事件来测算弹性系数。与此次新冠疫情最为接近的事件是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因而本文使用2007年初至2011年的数据测算了危机时期的进出口产出弹性。宏观经济指标的时间序列通常呈随机增长等非平稳特征，单位根检验上述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协整检验表明，logIMP、logEXP同logGDP、P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故不存在虚假回归问题。限于篇幅，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结果略去。表2报告了美国（US）、欧盟（EU）、日本（JP）、加拿大（CA）、韩国（KR）和中国（CN）的进出口弹性测算结果。

表2 主要发达经济体与中国的进出口弹性

囿于多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季度数据获取不便，本文使用中国出口弹性作为这些经济体进口弹性的代理变量。使用式（3）和式（4）进行测算的结果表明，2020年，中国的出口下降幅度约为15.5%。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近三年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的平均值为19.5%。由此可测算出，对应的GDP增速下降幅度约为3.0%，对应的缩减规模约为3万亿元。

此外，由于中国地区多维度的经济结构差异很大，经济增长受影响的程度也会有差异，因而各省受国际新冠疫情的影响也不同。例如，经济大省山东的进出口占GDP的份额低于全国平均值，故经济增长受国际新冠疫情影响的程度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各省同国外各经济体的贸易数据不可得，本文使用根据全国数据测算的出口增速变化值乘以各地区出口占GDP的份额来测算疫情导致的各地区GDP下降比例，然后使用2019年各地区GDP数据乘以GDP增速下降值测算GDP缩减规模：GDP增速下降值=出口增速下降值×各地区出口占GDP的份额，GDP减少值=GDP增速下降幅度×2019年各地区GDP。

测算结果显示，分四大经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GDP增速下降幅度约为4.3%，对应的GDP缩减规模约为2.2万亿元；东北地区GDP增速下降幅度约为1.3%，对应的GDP缩减规模约为700亿元；中部地区GDP增速下降幅度约为1.4%，对应的GDP缩减规模约为3 100亿元；西部地区GDP增速下降幅度约为1.2%，对应的GDP缩减规模约为2 500亿元。

宏观经济学中通常使用投资乘数（K）来度量投资变化和国民收入变化的数值关系。其计算公式为：1-ΔC/∆Y，其中ΔC和∆Y分别表示每期新增的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ΔC/∆Y表示边际消费倾向，投资乘数等于“1-边际消费倾向的倒数”。本文利用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数据，测算了近五年的边际消费倾向和投资乘数。测算结果显示，中国边际消费倾向的平均值等于60.11%，对应的投资乘数为2.58。根据该投资乘数理论，政府或民营部门新增一单位投资可以带来超过两单位的新增国民收入。当然，这一测算比较粗略，只能是大概数值。为谨慎起见，考虑投资乘数介于1.2到2之间。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报，2019年全国第一季度GDP总量21.8万亿元，2020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速为-6.8%，同比缩减规模为1.48万亿元。为了保证2020年全国GDP保持正增长，增长缺口为4.48万亿元。假定投资乘数为1.5，政府基建投资需要增加3万亿元，从而带动增加GDP的数量为4.5万亿左右，可以大体弥补第一季度GDP下降和国际新冠疫情对全国经济冲击的缺口。

六、政策建议

根据分析，国际国内疫情叠加会比较严重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GDP增速的下降幅度约为3%，对应的缩减规模约为3万亿元。经济增长下降的直接后果是影响就业和居民收入。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变动还会影响中国2020年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受疫情影响，全国居民收入总体损失将达到45 000亿元左右，受损人群规模预计在4亿人左右。按照预定的工作目标和人口基数增长预期计算，本次新冠疫情对中国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幅度为10%，国家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程度降低到94%左右。收入受损程度最大的是本身就业不稳定、季节性较强，以及社会保障水平和收入水平较低的人群，主要分布在四类地区：湖北全省，全国各地贫困县区、特别是连片贫困地区，全国主要劳务输出省份、地市县，中小企业和小微民营企业多的省份。农民工、已脱贫和将要脱贫人口、特色经营农户等人群也主要集中在以上四类地区，与脱贫攻坚目标实现高度相关。因此，必须采取可行措施保增长，从而保就业、保收入、保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

具体应该如何保增长？消费端和出口端因受国内和国际新冠疫情影响而下降较多，且反弹余地有限，因而投资则成为保增长的关键。鉴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投资能力因外部环境、市场不确定性和融资不畅等因素影响，难以在疫情期间有效扩大，政府和国有企业应该担负起责任，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技术改进投资。但是，新增的投资规模要适度，要注重投资结构和投资计划的可行性。在原有计划之外，基建投资应重点投向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新基建、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追加投资的规模、促进投资、恢复和提升消费的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由于市场不景气、悲观情绪和居民收入减少等因素，刺激消费和民间投资的空间都很有限，最管用、最可行、副作用最小、也是最常用的措施是政府追加公共投资。在特殊时期，政府增加公共投资可以带动其他主体进行投资。总体上只有靠投资拉动增长才最有可能保住经济增长目标，只有保住了经济增长才能保住就业，从总体上保住所有居民的收入增长。在追加总体公共投资时，重点在于公共安全体系构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要注重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统筹规划。根据测算，如果投资乘数能达到1.5，在2020年原来基建投资计划的基础上追加基建投资1万亿元左右，就能保证2020年全国GDP增长在6%左右。

第二，公共投资的资金可以通过适当地提高政府赤字率、扩大举债规模来实现，比如发行抗疫特别国债。除了政府适度扩大财政赤字外，也可以由政府担保，政府投资平台通过政策性银行进行贷款，筹措新增基建投资的资金。对于促进民间投资方面，可以选择鼓励一些重点领域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加大技术改造投资，鼓励金融机构为增加部分的资金提供贷款，财政可以适当贴息，切实降低新增投资的融资成本。

第三，政府在增加公共投资方面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统筹考虑乡村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规划，适当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倾斜。二是与脱贫攻坚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追加基建投资的部分，除引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外，应更多地投资于农村贫困地区的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促进贫困地区短期就业、增加收入和长期增长，最大限度地抵消疫情对这些地区居民造成的收入损失。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有针对性地实施“以工代赈”工程，把基础设施建设与精准扶贫结合起来。特别地，针对贫困地区安排一些急需的、对贫困地区发展带动作用比较大的基础设施工程。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有针对性地优先招收贫困家庭的劳动者务工，同时把相应的援助性和救济性扶贫资金纳入基建投资中。既可以提高扶贫的精准性，解决扶贫资金发放过程的识别不准问题，使得真正的低收入者有获得收入或弥补收入损失的机会，又可以保证贫困地区不会因为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而难以脱贫或重新返贫，从而保证脱贫攻坚目标的切实实现。

第四，不建议政府采取向居民发放消费券的方式，通过刺激消费来确保经济增长（为了实现脱贫目标而对极少数困难居民发放现金或消费券除外）。原因如下：一是财力所限，杯水车薪。二是中国是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基建投资，而且基建投资有较高的乘数效应，能带动其他投资和消费。三是消费券对促进居民消费的效果有限，对多数居民而言，消费券的金额占日常消费的比例很低，而目前消费不振的主因是新冠疫情冲击下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是不敢去消费。四是政府可以举债进行基建投资，但不能举债为居民发钱消费。基建投资可以形成公共资本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未来政府可以通过公共资本的经营性收入、部分公共资本的溢价出售或企业新增税收来偿还当前的基建融资成本。

第五，采取多重措施尽量降低进出口损失。一是保障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尽量恢复国际供应链，有效降低产品流通成本，缩短生产端到消费端的时间差、缩小产品的价格加成，从而降低最终消费品价格和促进消费。二是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来抵消国外需求的下降。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利用好市场手段，充分利用各类媒介载体，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帮助外贸企业纾困。三是企业要积极调整生产经营策略，应对新时代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化。一方面，要看到，中国有近6亿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的恩格尔系数还比较高，要鼓励企业开发质量有保证且低价的产品，为了便利交易还可以发挥移动支付的带动作用，提升这部分人群的消费增长率；另一方面，促进高收入人群、特别是一二线城市居民消费升级，积极引导有能力的企业开发高端消费产品和服务，以消费升级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消费恢复、经济稳定和高质量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