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坤，王公博 |基于货币竞争视角的法定数字货币经济学研究——驱动力、影响和建议

Original 财经问题研究财经问题研究与东财学报 2021-09-15

收录于话题 #数字经济专题 49个内容

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也是重要生产力。

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

——习近平

《财经问题研究》优先出版

“数字经济专题”

（文章最终内容以纸质版为准）

[引用格式]：向坤，王公博. 基于货币竞争视角的法定数字货币经济学研究---驱动力、影响和建议[J].财经问题研究,2021.

基于货币竞争视角的法定
数字货币经济学研究

——驱动力、影响和建议

向坤，王公博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北京 1000048）

作者简介：

（本文第一作者：向坤）

向坤(1982-),男,湖南岳阳人,博士研究生,中级经济师,主要从事数字经济研究、创新经济学、传媒经济学研究。
E-mail：21633367@qq.com

王公博(1993-),男,山东青岛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创新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传媒经济学研究。
E-mail：wanggb0911@163.com

摘要：当前，央行法定数字货币正在紧密推进过程中，其迅速发展的背后有着深刻的驱动力因素。数字货币是电子货币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其中又分为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和私人发行的加密数字货币，而广义的数字货币则与电子货币是同义词。类似互联网企业发行的虚拟货币，也是电子货币的一个子集。具有经济发展稳健性和良好货币发行信用的国家所推出的央行法定数字货币是未来数字货币发展的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私人部门发行的数字货币毫无价值。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可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影响力，通过大数据技术提升对经济的预测、调控能力，降低货币的印刷、发行、流通成本。中国要从市场竞争的角度优化法定数字货币的用户体验，丰富法定数字货币的运营场景，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和公私部门合作，完善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监管制度，从而提升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竞争力，形成多层次的数字货币体系。关键词：数字经济；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货币竞争；法定数字货币；私人数字货币；加密数字货币

一、问题的提出

货币是一个国家的核心支付手段和财富体现方式，发行货币的权力是国家的核心权力之一，任何一个政府都高度重视对国家货币体系的掌控能力。当下，数字经济正在使得经济要素全面数字化和网络化，作为核心支付和交易手段的货币形态也在发生变化，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支撑的数字货币时代已经来临，将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生活形态发生重大影响。

当前，各类数字货币已经成为了商品价值体现的重要形式，货币形态的数字化也正成为一个大趋势，各国央行都在对法定数字货币进行研究和实验工作，同时，Facebook 发行了libra白皮书,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比特币等多种加密数字货币并迅猛发展，数字货币同时出现了多种探索形式。

货币的电子化和数字化有着比较长的探索实践过程，货币的电子化形态早有出现，在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也存在类似QQ币这样的虚拟货币，而数字货币是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的深入发展形态。货币形态的变迁背后有着深刻的驱动力因素，货币形态的数字化是大势所趋，而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将对经济形态产生深远影响，从战略角度对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技术、监管体系、推广策略等进行研究很有必要。

二、货币形态发展背后的驱动力

货币的本质是一种保证实现商品交换的信用，是所有者与市场关于交换权的契约。货币的本质是社会关系下的人际信用，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整体而言，货币可以根据物质形态分为有形货币和无形货币，根据信用来源分为私人信用货币和国家信用货币^[1]。历史上，货币经历过多种发展形态，背后有着多种驱动力因素。

（一）用户对具有稳定价值一般等价物的需求

货币形态变化背后的驱动力来自于用户对具有稳定价值的一般等价物的需求，货币代表了一种基于某种社会文化条件下的稳定价值。货币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当交易存在不确定性时，通过货币的存储价值来解决交易的时空分离问题。最初的商品货币由于形态过于多样化而使得价值难以衡量，因而难以在不同文化条件和地域空间下保证价值的可交换性。为了保证稳定交易，商品货币形态逐渐过渡到金银货币形态，但金银也存在内在的价值不稳定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银逐渐退场，内嵌了国家信用担保的纸币则取代了金银货币的位置^[2]。纸币由国家信用来保证货币价值的稳定性，中心化的信用逐渐代替了去中心化的信用。在早期的铸币时代和金本位时代，都出现过去中心化的货币发行机制，但货币发行权最终都被政府收回，政府信用逐渐取代了私人信用。举例来说，古今中外都出现过很多私人信用货币，在中国，秦统一六国之后，开始将货币形态进行统一，但地方郡国和商人都可以自行铸造货币。汉朝建立之初，各地的郡国仍然可以自己铸造货币，直至汉武帝时，铸币权被收回国家。中国宋代的交子最初也是由民间商人印发，后收回国家。货币发行是政府最为重要的权力之一，同时国家信用可以保证货币价值的稳定性。货币的储藏价值功能特性决定了货币内嵌价值的稳定，从而保证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的稳定性。

（二）用户对货币便利性的需求

货币的便利性是驱动货币形态不断变化的重要动力之一。最初，货币的一般等价物有多种形态，随着经济的发展，贵金属尤其是黄金逐渐固定成为货币的重要形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黄金作为货币形态的缺陷也逐渐显露，如携带不便、度量复杂，以及由于成色不纯导致货币贬值等问题。宋朝时，民间出现了交子这种初期的纸币形态。天圣元年（1023年），宋朝设立“益州交子务”管理交子的发行。天圣二年发行首届官交子，官府正式垄断纸币的发行和管理。后续政府还对交子的发行限额、流通期限和准备金进行了控制，保证了币值稳定。宋朝采取了对金属货币征钱税而纸币免征的货币政策，通过征税和丰富纸币的使用场景来调节纸币的流通数量，维持纸币的信用并鼓励纸币的流通。纸币是一种比金银等重金属更加方便的载体，人类社会的货币逐渐发展为纸币形态^[2]。

在欧洲，货币形态的变迁则表现为银行券逐渐替代金银，银行券由民间银行发行，可以凭借银行券到银行兑换黄金或金币，从而更加方便快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的银行券开始作为本币流通，并相继实行金块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

1971年，美国宣布纸币和黄金脱钩，金本位制开始解体，纸币的地位更加稳固，国家信用占据主导地位。此时的纸币价值完全由国家主权信用来保证，以国家的税收和信用作为背书，使用更加方便。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没有实体形态且使用更加方便的数字支付方式开始出现，当前，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等形态履行了货币的支付功能，部分取代了现金的使用场景^[3]。

（三）用户对具有广泛应用性货币的需求

应用的广泛性是货币最重要的属性之一。随着商品经济交换范围的扩大，不同地域之间的商品交换越来越频繁。基于不同地域的交换需要有更加通用化的一般等价物来保证交易的进行，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在交易过程中，一些具有更广泛接受性的商品开始出现，那就是贵金属，由于贵金属在不同文化形态的地域下都具有用户认同感，因而成为了被普遍认可的货币，降低了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和商品交易范围的扩大，黄金以自身的稀缺性和不宜分割性为市场所接受，成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货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后，全球确定了金本位制。1971年的经济危机后，黄金与美元脱钩，美元以美国的强劲经济实力为背书，成为具有世界认可度最高的世界货币，形成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各国也都确定了以国家主权和征税为背书、在本国范围内具有法偿性的官方货币保证货币。

纵观世界货币发展史，货币形态经历了商品货币、金属货币和信用货币三个阶段。通过对货币形态的发展变革可以总结出，货币形态背后的变迁规律是市场不断提升对具有便利性、价值稳定性和应用广泛性货币的需求，技术对市场不断提升的需求提供了支撑，而政府权力的最终确认往往是某种货币形态取得合法效力的终点。

三、数字货币形态变迁的驱动力

经济学家哈耶克在1976年出版的《货币非国家化》中，提出了货币竞争论和货币非国家化的理论，他认为，市场可以通过竞争机制实现货币的最佳配置，多种货币的存在会抑制货币的通货膨胀。这是构造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重要理论依据。当下，多种数字货币不断产生并迅速发展，包括比特币、莱特币、达世币等私人加密数字货币，以及Facebook推动的libra、各国央行推动的法定数字货币等。那么这是否印证了哈耶克的货币竞争论和货币非国家化理论？是什么驱动了数字货币当下的多种形态？为什么首先出现的是民间比特币和libra等数字货币呢？其背后有多个原因^[4]。

(一）数字技术发展为数字货币形态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技术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货币本质上体现着某种技术条件和经济环境下的生产关系。21世纪以来，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货币形态的升级创造了技术条件。

Chaum^[5]首先提出了电子货币的概念，并构造了一个具有匿名性、不可追踪等特性的货币系统，该系统被认为是最早的数字货币方案，其构造原理采用了密码学技术——盲签名。电子货币是电子信息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电子货币通过公开网络媒介实现现金传输和储值功能的集合，主要包括电子化的法定币和电子化的非法定货币两种形式。前者是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电子化，如银行卡、网银、第三方支付等；后者由网络运营商发行，用于虚拟网络商品的支付手段，如游戏币、QQ币等。电子化的非法定货币虽以法币为单位进行储值，但尚未实现与法币的自由兑换，使用场景被限制在网络虚拟社区内。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形态推动着产品形态的变化，货币的形态不断发生变化。

Nakamoto^[6]构建了比特币概念的最早理论基础，加密数字货币进入新纪元。Nakamoto认为，基于金融机构的第三方支付机制存在弱点，可以基于密码学原理和区块链技术，开发能够直接进行支付的电子支付系统。李建军和朱烨辰^[7]对数字货币的多个概念进行了定义，数字货币可以区分为宽口径数字货币和窄口径数字货币。宽口径数字货币包括电子货币，属于主权法定货币的数字化；虚拟货币是私人发行的在特定网络范围使用的支付手段；加密数字货币包括央行发行的主权数字货币与私人发行的去中心化数字货币。窄口径数字货币专指加密数字货币。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当今时代，出现了多种数字货币和电子货币并存的现象。数字货币是电子货币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其中又分为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和私人发行的加密数字货币，而广义的数字货币则与电子货币是同义词。而类似互联网企业发行的虚拟货币，也是电子货币的一个子集。

(二）数字经济深入发展为数字货币营造了土壤

1.数字经济不断发展

得益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推动，互联网经济和实体经济不断融合，催生了数字经济。当前，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映射能力不断增加，产业链和价值链不断转向数字化形态，资产形式不断从实体化转向数字化和虚拟化，资产大量“上云”，在物质形态和流动形态上重新塑造价值体系。技术和经济形态的发展为用户对更优质的货币形态需求创造了场景，并提供了可能性。

虚拟货币就是早期的数字资产，如腾讯推出的QQ币就是一种虚拟补充性货币。目前，中国的虚拟补充性货币有几百种，存在于中国的多个网站中，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QQ币。虚拟货币和数字货币的区别在于，虚拟货币只能在限定范围的网络虚拟社区内使用，且与法定货币的兑换存在限制。QQ币可以用来支付QQ行号码、QQ会员服务等。用户兑换QQ币的方式包括购买QQ卡、电话充值、银行卡充值、网络充值、手机充值卡等。在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早期，数字经济占实体经济的比重还非常之小，当时QQ币的使用方式主要是作为一个虚拟的支付方式来兑换腾讯体系内的虚拟商品，不能在现实社会中兑换产品。从2007年2月开始，中国监管机制开始限制虚拟社区货币的倒卖，限制了虚拟货币的使用范围。QQ币在产生之初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用户对于数字货币的需求也不强。但是，随着互联网企业实力的不断提升，目前国内已经形成了互联网企业“BAT”和移动互联网三小巨头的初步格局，互联网经济对于经济格局的影响能力不断增强。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用户的行为更为网络化和数字化，经济行为在实体空间和数字空间高度同步，用户对于可以方便进行价值实现和价值转移的数字化货币具有更加积极的需求，这使得各类数字货币具有发展的广阔空间^[8]。

2. 互联网企业的网络效应

从全球范围看，互联网企业的网络效应和本世纪初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形成了一些巨大的数字经济体。货币的一般等价物形式取决于基于相同文化形态环境下、某种商品的价值认同程度要高于其他产品，随着认同某种商品价值的用户数量不断增加，某种商品就逐渐成为通用的货币形态，这与网络效应类似。早期，用户的网络属性对现实生活的模拟性不够强，信用无法人格化，因而QQ币等没有形成重大的影响，但随着互联网用户的增加，一个基于网络社区货币系统的可能性正在成为现实。网络用户的增加使得社区内存在大量的交换和支付需求，而网络企业能够以自身的资产、信用机制、内容作为保障，将社区内的虚拟货币发展为数字货币，开发金融业务。而数字经济体的金融业务如果得到监管部门的许可，就可以得到飞速发展，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就是典型的成功案例。

以Libra为例，Facebook目前的全球用户达到26亿以上，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数字经济体，内部个人和机构用户基于数字形式的交易数量和频次不断提高。可以预测，libra如果能够稳定运行若干年，Facebook网络内将建立繁荣的电商、游戏、服务、金融等数字经济生态，大量产品和服务直接以Libra计价和支付，Libra有可能构成一个跨越国界的全球支付网络，对金融监管系统和金融生活方式将产生巨大的颠覆和影响。网络效应的深入发展，使得基于网络效应的数字货币具有天然的发展空间。目前来看，全球网络用户达到26亿以上的Facebook，比国内的互联网企业具有更广泛的全球用户基础^[9]。

3. 互联网企业天然具有产融结合的需求

互联网企业可以依托数据发展金融业务，从而实现产融结合。举例来说，在国内的数字支付领域，阿里推出了支付宝和余额宝等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运行货币的部分职能，尽管监管机构一直对互联网企业进入数字货币领域保持高度谨慎的态度，但互联网企业对数字货币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发展潜力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人类行为正在不断地进行数字化迁移，互联网企业用户的行为可以无时无刻地通过数字技术不断转化为大数据资产。因此，互联网企业通过用户的数字化画像，可以更好地进行金融资源的跨期配置，从而可以突破依靠实体资产作为抵押的模式，通过用户的大数据发现和精准的行为记录进行信贷的放款，同时为互联网企业的数字资源变现和收入渠道多元化创造实现场景。当前，主流互联网企业都在发展金融业务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这一点已经在互联网企业的科技金融发展中得到了体现。由于不断积累企业信用和用户资源，大型互联网企业便有着发行类Libra数字稳定币的潜力，并进一步实现企业的产融结合。

互联网企业有着产融结合的冲动和实现机制。在Libra出现后，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就在朋友圈的评论中写道：“（Facebook的Libra）技术都很成熟，并不难。就看监管是否允许而已。”阿里和腾讯等互联网企业对libra保持高度关注，如果在监管允许的情况下，国内互联网企业有着进行数字货币实践的强烈意愿。但是，货币权力是国家的重要权力，因而必然会受到严厉的监管。

（三）国际金融失衡和资产荒

当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结构性问题。人类的货币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去中心化走向中心化、从商业信用走向政府信用的历程。当下的货币机制形成了以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机制，但由于美元信用泛滥，出现国际金融失衡和资产荒，国际社会有动力寻找更好的货币体系。根据兴业证券宏观团队的研究，当前17个主要经济体的债务率(债务/GDP)达到创纪录的90%，无论短期利率还是长期利率均触及或靠近0的历史低位。

当前全球经济存在一定的失衡状态，美国保持着长期的贸易逆差，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有着长期的贸易顺差。美国利用自己在货币发行权上的优势地位，长期依赖发行美元弥补逆差，而顺差国家长期过度积累美元，并将其低息、低效地配置于美国的各类资产上，包括美元国债、股权资产、以次贷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一些国家的过度举债与过度储蓄，最终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但是，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本质性地改变，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发行货币刺激经济，其债务更是呈大规模泛滥之势，各国政府采用负利率政策刺激经济发展，流动性陷阱开始出现，利率降低的边际效用递减^[10]。

在当前全球经济缺乏重大技术突破的情况下，各国央行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刺激。相对于泛滥的货币而言，优质资产相对稀缺。因此，全球对于资产投资出现了避险情绪，以挖矿算力的稀缺性为保证的比特币等数字货币形式，成为了一个避险的重要标的物。数字货币同时具有资产和货币两种性质，这两方面的性质存在一定的矛盾。比特币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在全球资产荒的时刻，承担了一定的资产保值作用，因而比特币的资产性质越来越体现，而货币性质则相对减弱，这造成了比特币的价值很不稳定，进而不合适承担货币的功能。

当下出现的各类数字货币反映了市场在经济增长面临不确定前景时，对于具有保值性数字资产的需求，从而使得缺乏中心信用的数字货币的资产特性更为明显、成为可靠货币的可能性降低。同时，一部分国家的政府法币缺乏稳定的价值基础，国家信用被滥用，部分国家通过货币发行收取国家铸币税以弥补财政亏空，这使得一部分国家的国民对于政府法币有着不信任感，这也使得libra锚定一篮子国家法币的实现机制保证了货币价值的稳定性。如果libra在全球推行，将会对一部分国家的政府法币产生替代效应。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对于二战以后以美元中心的信用货币制度产生了不信任感，哈耶克的货币竞争理论重新受到关注，各类数字稳定币和数字货币不断出现，人们认为，数字货币可能促进货币之间的竞争，从而抑制通货膨胀。而由于比特币价值的不稳定性，央行的法定数字货币也成为了一个重要选择。央行数字货币有着中心化的信用，以国家信用作为背书，以国家的流动性储备作为保证金，使得央行数字货币有着更高的信用度。

（四）完善跨境货币支付体系的驱动力

随着各国之前经济交流的加强，当前国际结算的规模越来越大，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个国家都在追求更为方便快捷的结算方式。

企业在开展国际贸易外汇结算时，会面临两种结算方式的选择：两国货币直接支付，或以美元为中间价结算。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线之前，美国的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系统和CHIPS（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在人民币跨境交易中处于主导地位^[11]。但是，高度依赖SWIFT和CHIPS系统存在一定风险。首先，SWIFT和CHIPS存在美国话语权过大的问题。从历史上看，美国借助SWIFT和CHIPS系统进行过数次金融的霸权活动。其次，SWIFT的技术系统已经跟不上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效率比较低。SWIFT自成立以来，技术更新频率比较低，大额汇款通常需要纸质单据，国际电汇通常需要3—5个工作日才能到账。

随着大数据平台、区块链技术基础的完善，利用区块链技术构建形成一个新的清结算网络已经成为当前许多国家的共识。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信息不可篡改、集体维护、可靠数据库、公开透明五大特征，在清结算方面有着透明、安全、可信的天然优势。目前全球已有24个国家投入并建设分布式记账系统，超过90个跨国企业加入到不同的区块链联盟中。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正在研究建设国际加密货币支付网络来取代SWIFT，多个金融机构和区块链平台正在通过区块链试水跨境支付，提升自身在跨界支付上的话语权。

数字货币系统可以提升跨境支付系统的效率。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Libra和法定数字货币等数字货币形式可以通过减少交易中的服务对手数量来缩短结算时间。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能够提升跨境支付的效率^[12]。基于数字货币的跨境支付网络呈现“轮毂—轮轴”（Hub-and-Spoke）的模式。用户可以在国内通过销售终端、在线接口等方式（即轮轴），将本国的法定货币兑换为数字货币并储存在数字钱包中，然后通过数字货币的安全网络（即轮毂）跨境传输到海外收款人的数字钱包并以相同方式兑换为当地的法定货币。去中心化的交易模式可以提升交易效率，可以将交易时间缩短到一天之内。同时，交易费用也大幅下降。

综上所述，多种数字货币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经济背景和国际背景，而在用户需求的推动下，数字技术的发展为用户需求创造了可实现的场景，从而推动了多种数字货币的出现，数字货币沿袭了过去的货币发展历史。由于用户需求的推动，民间的私人数字货币反应更为快速，而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出现存在一定滞后性。但是，鉴于Libra和比特币等数字货币都存在深刻问题，参照哈耶克的货币竞争论，货币竞争不能长期处于无序状态^[13]，否则无法保证货币价值的稳定性和货币的广泛应用性，具有经济发展稳健性和良好货币发行信用的国家所推出的央行法定数字货币才是未来数字货币发展的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私人部门发行的数字货币毫无价值。

四、多种数字货币形态的差异比较

具体而言，传统法币、私人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存在一定的差异。首先，发行机构存在差异，法定数字货币和传统法币的发行机构都是中央银行，而私人数字货币的发行机构则是来自去中心化的主体。其次，发行机制不同，传统法币通过二级发行机制发行，即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机制，私人数字货币通过算法去中心化发行，也就是计算机算力“挖矿”的方法。从目前的研究进度来看，法定数字货币也是通过二级发行机制发行，这种方法可以保证对目前金融体系的冲击可控。再次，载体不同，目前传统法币的主要载体是法币的电子化形式和纸币形式，纸币的使用量已经大大减少，而私人数字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采用的都是数字化的形式。最后，技术方法不同，相对于传统法币，数字货币采用了大数据算法、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具有更加强烈的技术驱动特征。这也反映出了新生的科技力量对传统金融领域影响力的深入。

从当前出现的多种数字货币来看，比特币由于自身的价值基础并不稳定，容易出现价格大起大落、运作不透明等多种问题，实践证明，比特币的货币属性并不明显。Facebook发行的Libra则具有比较强的竞争力：一是Libra构建了一个跨国界的结算网络，结算范围很广，天然可以在Facebook的消费场景当中使用；二是Libra对于很多货币体系并不够完善、在数字经济上竞争力不强的国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可能吸引一些国家的用户将本币转为Libra；三是Libra以美元为记账单位，并没有创造新的记账单位，因而对于作为法定货币的美元和银行体系并没有形成重大冲击，可以为监管机构所接受；四是Libra和一篮子法币挂钩，这些法币都属于币值相对稳定的货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Libra的币值稳定性；五是基于区块链的结算方式将使得Libra具有去中介化和穿透性强的特征，兑换和使用都十分便利。Libra、比特币、央行数字货币、传统法币的对比如表1所示。

Libra将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货币作为储备，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扩大美元的影响力，具有“数字化美元”的特征，这使得中国的货币主权和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挑战。同时，由于Libra具备去中介、穿透力强、适用范围广的特征，可能将吸引一部分人民币转为Libra，从而导致货币外流，这些因素直接刺激了中国加快推进法定数字货币。

Libra也给予了中国以启发，那就是可以加大央行和民间企业的合作力度，尝试采用“官督商办”，借鉴Libra的运行模式，加强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审慎推动互联网企业发行类libra的数字货币形式，将自身的虚拟币扩大适用范围，进一步推动官方法定数字货币的发展。

表1 Libra、比特币、央行数字货币、传统法币的对比

五、央行法定数字货币推出的可能影响推演

目前法定数字货币已经在立陶宛等国家先行落地，中国也开始在深圳等地区进行试点。中国对法定数字货币的态度相对稳健，中国央行表示，法定数字货币的目标是取代流通中的现金，即银行体系以外各单位的库存现金和居民的手持现金的总和。根据目前的央行数字货币框架，央行的数字货币采用双层运营体系，第一层是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第二层是商业银行或商业机构对公民。当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时，先由中国人民银行将法定数字货币发行至商业银行业务库，商业银行再将法定数字货币提供给公众，形成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层运营机制。

（一）降低商业银行创造货币能力，提升财政能力

央行数字货币是否付息有着重要影响。如果央行数字货币采用付息的方式，用户将银行存款转移到法定数字货币账户将更为方便，但将对银行信贷形成冲击，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有所降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目前金融体系存在过度依赖银行信贷的问题，由于政府信用担保导致信贷有过度扩张的冲动，带来金融不稳定风险。央行发行付息数字货币，可以降低商业银行通过信贷创造货币的冲动，从而改善金融结构^[14]。

如果法定数字货币采用不付息的形式，央行利润可以获得增长，这造成过去由银行获得的提供公共服务的收益部分回归央行。央行作为政府的一部分，可以提升政府的非财政收入，财政扩张的空间增加，财政可以更大减税和增加支出的力度，从而提升财政能力。

财政和货币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的两项有力手段，在当前国民经济需求不足和财政扩张受限的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未来需要采取“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更加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央行探索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将提升央行的金融体系控制能力，通过法定数字货币量的增加供应与财政政策相结合，为国民经济注入流动性。同时，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可以通过大数据手段使得货币供应量更好地与经济需求相匹配，并根据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二）提升央行的精准经济调控能力

法定数字货币的推进可以使得央行的货币操作手段更加丰富，央行可以通过调整法定数字货币的数量或价格，作为政策操作的标的。法定数字货币由非金融部门的个人和企业持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以直接对个人和企业发生影响，传导过程更加直接，传导的效率和调控将大大提高。

实施法定数字货币后，通过央行大数据系统，货币的流转更加透明化，货币当局可以提升对货币流动的监测能力，打击非法和地下经济活动。央行可以监控人民币的不正常流出行为，限制利用人民币进行资本抽逃的行为。法定数字货币通过提升对货币供应水平的测算能力，调节货币的供给速度，将现有的货币供给增长率更好地与货币的需求增长相匹配，吸收过剩的流动性资产，提升货币政策效率。

央行可以通过货币的流向更加深入地了解企业需求，增加货币定向供应流动性的精准度，帮助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解除长期以来的融资困难问题。同时，央行可以根据大数据掌握更多的经济运行状况信息，从而做出更好的经济决策并为企业提供更为透明精准的信息服务。

对利率传导渠道而言，分布式记账技术的应用会使得法定数字货币的交易中介环节更加扁平，利率传导渠道更加精准流畅，利率在调整资源配置和传导货币政策中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另外，在法定数字货币场景下，由于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将得到有效提高，可以更加精准地进行利率的差异化精准定价，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金融账户实现利率的差异化定价，促进货币中介指标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从而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对不同类型的货币需求方指定差异化的利率，有助于利率走廊的构建。对于商业银行的放贷行为也会更加精准。

传统的货币无法精准地将货币流动性传递给市场上真正有货币需求的人。法定数字货币能够通过大数据系统，解决货币供需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对于企业和个人的资金需求和资金运行掌握得更加清晰，对流行性的匹配更具精准性。

（三）改善结算流程

央行数字货币能够提高跨境交易处理能力。央行数字货币可以通过减少交易中至少一方所需的服务提供者数量来缩短结算时间，将间接的多次结算转换为一次性结算。

央行发行传统数字货币的好处是可以提高结算速度。现有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要求在结算前清算，清算是指将交易信息发送给发行银行（支付人银行）和收购银行（收款人银行）的过程，需要银行间的协调。随着货币的数字化，整个支付过程可以缩短结算的协调流程，清算过程通过央行更新账户额能够得到迅速解决。

（四）可以降低现金带来的成本和风险

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广能够大大降低成本。传统的纸币在印刷、发行、运输、回笼等方面有着比较高的运行成本，还需要付出很高的防伪技术成本。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流转、记账在网络上就可以实现，大量节约了运转和防伪成本。此外，现金作为印刷产品，由于需要人体接触，在卫生性问题上具有一定风险，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情况会将这种风险扩大化。同时，持有现金和交易现金也存在安全风险，载体的变化能带来一定的优势。

（五）金融系统效率提升

技术的推动可以促进金融效率的提升。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等支付方式引入到金融系统中之后，提升了金融系统的效率，金融脱媒现象开始出现，促使商业银行提升自身的金融效率。例如，各大商业银行纷纷加大金融科技开发力度，引入区块链等技术提升银行经营效率。法定数字货币进入大规模运用之后，货币供应方式出现较大变化，可能引起金融市场波动，数字货币将促进金融监管和运营体系的变革。法定数字货币可能会使货币乘数和流通速度出现变化，使得实物货币需求量下降，加快金融资产的转换速度。在法定数字货币之下，存款货币向现金货币的转换更加快速，银行可能面临挤兑风险，当金融危机出现时，金融恐慌和金融风险的传播速度也将加快，出现对金融系统形成冲击的可能性。这对于银行的管理水平和信贷经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据姚前^[1⁵^]的研究，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对商业银行等部门和金融结构的影响可控，并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从长远来看，金融系统会随着竞争的加强逐渐回归稳态，金融系统的稳态效率得以提升。

六、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相关政策机制的建议

第一，探索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5G等技术在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当中的作用。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可以对数字货币实现全流程管理，对央行数字货币在发行以后的流向进行全账本溯源，法定数字货币在交易流转等全过程中的数据能够实现全覆盖。在央行数字货币的落地使用中，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定期分析数字货币的流动方向，从而可以更好地跟踪企业、个人等主体的货币需求情况和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加强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发展十分迅速，人工智能功能的实现需要具备高算力、精密算法和海量数据等条件，可以通过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算法来模拟货币的需求量和模拟货币的流转过程，从而帮助实现货币政策的精准制定和实施，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打击货币的违法行为。为此，需要在人工智能技术上加强研究力度，提高人工智能的研究预算，设置人工智能投资专项技术基金、建立合资企业，建设数据池，进行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场景研究。区块链技术具有匿名性、高速率等特征，但区块链在落地当中也存在弱点，需要加强对区块链在央行数字货币当中技术落地方案的研究，以技术中立原则探索区块链在央行数字货币中的落地场景。

第二，提升法定数字货币监管水平，加强法律制度研究和制定力度。当前，中国针对数字货币的法律体系还不成熟，《人民银行法》《反洗钱法》《人民币管理条例》缺乏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规定，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地位、监管方式还不明确，缺乏配套的政策法规体系，尚未形成立体的监管体系。需要加强顶层法律制度研究，搭建具有计算机、法律、经济学背景的复合学科研究团队，研究数字货币的法律立法工作，从而优化数字货币的政策法规体系。同时，完善数字货币法律细则和政策体系，搭建法律和政府监管分工体系，明确数字货币在发行、流转、使用流程中的行为标准，充实数字货币执法监管队伍。

未来的法定数字货币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需要加强多个层次的数据库互联互通。在技术上，顶层的数字身份验证体系与国民基础大数据库相关联，数字金融账户体系与征信、社会保障、税收、行政和司法体系的账户进行连接，形成政府公共管理账户大系统。如此，金融监管需要多个部门的监管配合，也需要中央机构和地方政府的紧密合作，从而构成立体化的监管体系，减少执法当中的空白点。同时，需要加强监管科技体系研究，通过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构建大数据监测系统，扩大大数据检测系统的覆盖数据范围，在此过程中探索监管沙盒机制，先在相对具有良好落地条件的区域进行试点，从而探索优化监管机制。

第三，加强央行的数字货币场景的建设。货币重要的生命力来自于场景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从而便利用户使用。从微信支付、支付宝等的发展进程来看，场景的丰富性可以深度影响支付手段的市场接受度。法定数字货币以国家信用为背书，但也要充分考虑到法定数字货币的市场接受度问题。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可以探索在交通、教育、医疗等场景下率先使用，积极推动央行数字货币账户和银行账户、第三方支付账户的互联互通，形成多层次的支付账户体系。同时，研究机构需要推动央行数字货币手机应用的研发和设计，加快版本研发和灰度测试，提升用户使用体验和界面友好度。为有效拓展场景并完善使用体验，可以先行探索公职人员使用央行数字货币发放工资的尝试，加强央行数字货币与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工具，以及各类生活场景APP的合作，拓展市场场景。积极探索和拓展海外支付场景，借助一带一路的发展契机和中国互联网企业海外拓展的契机，开发国际应用场景。加强央行数字货币和国际货币清算机构的合作。

第四，加强央行数字货币和其他竞争类数字货币的监管，鼓励市场范围内的竞争合作。央行数字货币在用户体验上向微信支付、支付宝等已经具有较高市场活跃度的第三方支付工具学习。在审慎监管的框架下包容非法定数字货币的创新，审慎推动中国互联网企业发行类Libra的数字稳定币。审慎推动国内互联网企业以联盟链的方式推出类Libra的数字货币试点，积极吸收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企业等共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避免央行作为唯一的“做市商”承担金融市场风险，以互联网企业丰富的技术储备和市场运营能力提升中国数字货币的市场竞争能力和海外拓展能力，加强与国内互联网企业进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底层技术合作。密切跟踪海外Libra和国外法定数字货币等各类数字货币的动态，尝试和Libra进行合作探讨，探索将Libra纳入到央行的监管框架下。央行作为数字货币发行方，要避免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对数字货币发行和监管的功能进行合理的区隔，不断优化数字货币的发行、流转、记账和监管机制，鼓励在公开合法范围内的数字货币市场竞争。市场竞争可以提升各类数字货币的竞争力，对于强化中国数字货币的国际竞争力有帮助。同时，监管机构对于比特币等私人加密数字货币可能导致的法律风险、信息风险、技术风险，要继续进行严格的监管，不断完善优化监管机制。

第五，提高央行数字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扩大中国数字货币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中国数字货币主管部门应当积极在国际范围提交中国的研究成果，积极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IMF、巴塞尔协会、国际清算银行等机构开展合作，建立中国具有领导权和话语权的央行数字货币国际性研究协会和推广联盟。扩大央行数字货币的国际结算范围，探索推广以央行数字货币形式进行人民币互换，扩大人民币互换范围，借助一带一路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鼓励出海企业和国外合作企业以央行法定数字货币进行结算。在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的时间节点上，要密切跟踪国际法定数字货币的进展，在央行数字货币的部署时间和落地进度上审慎选择时间节点。

第六，积极探索推广中国法定数字货币的多元方式。中国各地经济发展程度、教育普及程度和金融素养差异很大，由于当前的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用户对于各类金融新概念、新产品、新方式需要有一个接受过程。需要深入探索数字货币的传播推广机制，增加用户对于央行数字货币的接触点，开展对法定数字货币的顶层推广机制研究并进行部署，选择居民金融素养相对高、金融基础设施基础好、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进行试点，逐步深化法定数字货币的推广，推动现金从经济流动领域中的有序退出。同时，要重点加强低收入群体、老年群体、偏远地区群体等群体的普及推广工作，避免出现央行数字货币领域的“数字鸿沟”。通过新媒体、金融机构现场海报、线下活动等多种生动形象的方式推广数字货币，普及数字货币知识，深化数字货币的普及程度。

七、结论

随着未来数字货币的发展，各国都在推动法定数字货币的发展，基于私人分布式加密数字货币或大型数字经济体发生的中心化加密数字货币都会长期存在。中国要在市场竞争的视角上，优化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机制，做好顶层设计和技术方案研发工作，有步骤地加大发行力度，同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谨慎推动互联网企业进行类libra的稳定数字货币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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