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批评||顾奕俊：知识分子的聚会——基于八十年代初期若干长篇小说的一种观察

分析“知识分子的聚会”与八十年代初期长篇小说中知识分子书写的关联，首先需要意识到，这一时期相当数量的长篇小说里，作为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知识分子的聚会”具有某种无法取代的叙事功能，甚至是建构某类具有思潮性质的文学作品的“结构拼图”。但同时也应该加以重视的是，这些推动文本结构延展的“知识分子的聚会”，以及“聚会”与“聚会”之间的联系与比较，显然不仅仅停留于小说叙事形态的表征呈现，更是集中指向相应历史阶段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波折与藩篱、聚散与扬弃。而由聚会所形成的空间场域、情境视角、事件起因、话语逻辑、意识形态诉求、社会-历史关系，也成为返照八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言行表现、精神意绪与观念立场的一种认识途径。

一、从“无言”到“交锋”：知识分子的话语转向与身份重构

或许可以讲，有关八十年代初期部分长篇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聚会”的梳理与阐释，最初是以“伤痕文学”这一思潮框架下的某种功能性结构作为起始点。在此可引述戴厚英在八十年代初期出版的《人啊，人！》《诗人之死》为例。不过《人啊，人！》与《诗人之死》这两部长篇小说其实存在创作时间与出版时间的倒置。被戴厚英自述为“抛出的一块砖头引来了无数砖头”的《人啊，人！》的初稿完成于1980年5月，该年8月完成定稿，由花城出版社于1980年11月出版；而《诗人之死》的初稿完成时间则是1978年的10月9日至25日，1979年改定。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版“比《人啊，人！》整整晚了一年”。

在厘清了两部长篇小说的时间关系后，也许可以更为明晰地分析《人啊，人》与《诗人之死》在各自情境下展开的“知识分子的聚会”的迥异性。余子期、程思远、黄丹青等人在《诗人之死》里的首次聚会，题名为“余子期‘四喜临门’”。何为“四喜临门”？小说里是这样叙述的：

………程思远不想勾起余子期的心事，连忙笑着打岔说：“古人说，福无双至。可是今天我们是‘三喜临门’。”黄丹青有兴趣地问：“哪三喜？”陈思远扳起指头说道：

“子期和我总算解放了，此一喜；子期和老游父女团聚，此二喜；我们这些老朋友又聚在一起谈心，岂非是三喜？”

大家连连点头称是，只有晓海把头一歪说：“我和姐姐见面，不算吗？”程思远听了，连忙点头笑道：“疏忽，疏忽。是四喜临门，四喜临门啊！”

但联系到余子期的现实困境与之后的被逼自戕，所谓“四喜临门”，显然仅仅是余子期和他风雨飘摇的知识分子朋友们所获得的暂时性的精神安慰。且程思远所提到的“解放”“谈心”等“喜事”，都在这场短暂且缺乏互动的聚会当中更多地表现为叙述者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想。而在《诗人之死》的尾章，在“一九七八初春的一个下午”这一具有特定指向性的时间提示下，向南与卢文弟这对老同学的久别重逢形成了一场具有劫后重生意味的小型知识分子聚会。这场聚会本身具有两方面的承接关系。其一是联系动荡年代结束前夕，程思南、黄丹青、贾羡竹等人为向南送行而安排的聚会；其二是呼应了向南在见到卢文弟前，与程思远等人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背景下的再次聚首（相关聚会场景通过向南向卢文弟转述的方式得以呈现）。 

借由《诗人之死》多场“知识分子的聚会”的叙述方式、叙述内容能看到，这一期间的戴厚英正沉浸于缺乏节制的集体狂欢热潮。因此她会选择通过小说结尾所设置的聚会达成“邪不压正”的传统叙事效果，从而为道德逻辑的必然性提供看似自圆其说的依据。但这恰恰也使得《诗人之死》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作者主观层面的局限性与极端性，包括由之产生的更为致命的问题：我们很难将《诗人之死》从那一时期众多“写得浅的，写哭哭啼啼的悲欢离合的，写少数坏蛋夺妻陷害忠良的，写人造故事与表面现象的”文本里抽离出来，其不过是在复制着一套具体文学思潮中最为大众接受、却也最为空洞的叙事模式与情感表达。

刘再复在分析鲁迅有关艺术创作所提出的“不必趋时”见解时，总结过两种类型的“趋时文学”：“一是立足于时代前列的战阵中并反映时代精神的前驱性趋时文学，这里的‘趋时’只是借用的概念，因此这种意义上的趋时文学，实际上是时代文学。另一种则是形式上紧跟时代，实际上却远离时代的漩涡中心、缺乏真切的感受。从而与时代精神貌合神离，这种趋时文学，乃是一种庸俗性的趋时文学，也正是本色意义上的趋时文学。”假如将刘再复提到的两种“趋时文学”同《诗人之死》进行条件匹配与特征确认，《诗人之死》无疑更倾向于后一种“趋时文学”，戴厚英在《诗人之死》中更多表现出的是无法遏制的政治激情。由于这一时期“文学的指控和承诺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她似乎也更愿意让自己的文学创作成为一种混合“重逢”“诉苦”“鸣冤”“揭露”“审判”“复仇”“忏悔”等元素的“时事汇评”或是“社会公器”。朱利安·班达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尤其强调了因由政治激情所触发的“激情的一切方面”，比如“行动倾向、渴求立即回报、只关心目标、藐视论据、爱走极端、仇恨异己和僵化的观念”。而这些极端特征在《诗人之死》中都有不同程度显现。应该看到，这一创作时期的戴厚英与《诗人之死》里“重获新生”的知识分子们并没有作过多犹豫就加入到狂欢的人群当中，而不是在公众舆论之外奉守符合自身价值准则的观点立场（即许纪霖在谈到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时所指出的“缺乏自明性”），或是对应具体的社会问题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某种程度上，相对应的狂欢行为以时代合法性的名义，削弱了知识分子本应具有的理性精神与自省意识。他们极其轻易地就在某种“结论”中获得身份尊严与价值立场层面的认同感（更有甚者，借用“结论”试图“赋予”自身经历与身份以神圣性与传奇性），但他们并未能够对“结论”的成因过程进行充分追问。

不过，《诗人之死》内还是能够隐约看到为之后理解《人啊，人！》而埋设的“线索”。只是诸如“十年来，我们到底是倒退了，还是前进了？”此类具有前瞻性的设问，旋即就消散在一种热烈的、躁动的（也多少是盲目的）聚会氛围中。对照《诗人之死》，《人啊，人！》则显现出“文革”结束后的知识分子对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较为深入的思考结果。颇具意味的是，在孙悦家举行的这场以重温大学情谊为初衷的聚会，最终暴露出的却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在价值秩序、精神信仰、观念立场等方面的严重分歧。尽管知识分子的“归队”问题在聚会中被频频提及，但从精神层面而言，“归来”的知识分子已无法回归原先的“队伍”。这其中既有因利益诉求而“不凑这个热闹”的苏秀珍，也有因在六七十年代经历了支援边疆的一系列波折而不愿再认领“知识分子”身份的吴春。而何荆夫、孙悦同许恒忠有关“理想贬值了？”还是“我们自己贬值了？”的激烈辩论，则将重心延伸向被他们之中很多人反复争辩的知识分子“队伍”的存在性与正当性，以及知识分子在现实环境下的知行问题。尽管何荆夫、孙悦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归来”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积极且具有设想性质的外部“导向”“塑形”，但同时，他们自身又必须面对来自群体内部，甚至是源于个体身份的认知危机与观念冲突。也就是说，他们首先需要进行的是“向内转”的自我诘问、自我重构、自我转型。

 从《诗人之死》到《人啊，人！》，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们不再因恐惧、猜忌、谄媚、迷惑、尴尬而“不言”，也不再流露出因激烈情绪主导而生成的天真蛮横与苦大仇深。他们在私人聚会间不断否定他者与自我（继而又与他者、自我形成对话关系）的过程中，才开始触及社会巨变间隙知识分子必须共同直面、共同探讨的命题，从而有可能重新构建一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也是批评家李陀在进入新世纪后接受关于“八十年代”话题的访问时念兹在兹的所在：“现在的人，已经很难想象八十年代的知识界是多么活跃，有多少聚会、集会，又有多少重大的议题，是在这些聚会和集会里被讨论；现在的人更难想象，那时候多少聚会，都是在自己家里，或是朋友家里进行的。” 

二、作为叙事功能结构的“聚会”与知识分子的话语归属问题

 八十年代初期的一系列“改革小说”，种种具体现象又表现出互相矛盾的特质。以“改革者”角色登场的“归来”的知识分子首先确立了具有领导性、管理性、监督性的社会主义“主人翁”姿态。还是以相关小说的聚会描述作为阐述引线。张洁发表于1981年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中，担任重工业部副部长的主人公郑子云与新交的朋友“画家”有过一次“并不完整”的“知识分子的聚会”。之所以要表明“并不完整”，源因这场私人聚会最终与曙光汽车制造厂几个青年工人的“欢宴”相结合。特殊的聚会成员构成与郑子云本身的身份职务（而郑子云在聚会中又有意识地对外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使得参与这场聚会的郑子云颇有些“微服私访”的意味。要指出的是，张洁在处理这段聚会的叙述时，依旧还是未能完全摆脱“改革文学”思潮的模式化思维，因此郑子云在整场聚会中的表现更像是在刻意地“扮演”一个雄心勃勃、坚毅沉稳，且富有人情味的理想的政治家与改革者形象。不过，“画家”这一人物的“旁敲侧击”，则似乎又在揭示郑子云“含情脉脉”背后的复杂心理：

他（郑子云）对画家说：“你看，这儿还传授恋爱经验。”

“那有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干的。”

郑子云不语。他忘了，他们是艺术家。仿佛艺术家才有情感生活。社会是这么划分的，还是他自己出了毛病。一部分人过着丰富的精神生活，一部分人却是另外一副样子……

吴宾说：“不含糊！您别看是个小组长，工厂这地方，得来真格的。不象有的部长，局长，只会划圈就行。谁都能当，只要摆在那个位子上。”

画家更乐了，直拿腿碰郑子云的腿。“听见了没有？”

郑子云不动声色，说：“对，我女儿也是这么个看法。”

根据这两段对话，再反推郑子云在这场聚会内的言行表现，其实能够映照出这位重工业部副部长本能的保守性与焦虑感。尽管郑子云拥有的身份地位使得他可以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的主导者角色去看待、处理青年工人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困境（这也是“改革文学”在人物设置方面的因果逻辑与叙事诉求），但开明的知识分子型官僚形象背后，却透露出郑子云对于同代知识分子群体在隐秘冲突中逐渐失去话语主导权的的不知所措与无可奈何，继而试图通过引导他人的过程恢复自我话语价值的深层次动机。对于其他类型或代际结构的知识分子而言，郑子云长期以来所持的价值观念、知识体系与情感立场已然显出微妙的不合时宜。 

有论者在分析“伤痕文学”与“改革文学”的区别时指出，这两者其实是“从‘乌托邦’正式过渡到了‘意识形态’”，而“改革文学”则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新型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表达”。但应该同时意识到，这一时期诸多以“改革”作为叙事主题的长篇小说内，本应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化身”的中年知识分子（这些中年知识分子大多又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归来者”相契合），实际上屡屡会出现类似“郑子云式”的言行割裂：一方面，这些主人公需要遵循思潮文学的框架结构展开他们的言行态度，加以贴合“标准化”的形象符号；但另一方面，这些人物不自觉的细微举动又往往逸出相应叙事模式结构的“设计”“规范”，表现为整体连贯叙事过程中的“失序”。这种“无意识的暗流”，恰恰体现了这群以“归来者”“改革者”等多重身份示人的知识分子与一类思潮叙事结构的抑制/反抑制的关系。

由“伤痕文学”思潮至“改革文学”思潮的转向，也是在重建具有主体导向性的“身份秩序”，这是八十年代初期文学思潮演变中的应有之义。所谓“秩序”，包括叙事逻辑结构与现实话语权（这其中涉及到政治话语权、文化话语权等因素）两方面。当《沉重的翅膀》《故土》《新星》《花园街五号》《男人的风格》这些文本在试图塑造“改革者”型中年知识分子形象时，其实也在重新确立一种符合具体群体对象的权力意志的秩序感。但郑子云在与其他类型知识分子（以及青年工人对象）的聚会中，除了表露出吻合叙事诉求的“认可”与“赞许”之外，其间歇性的“沉默”则让人捕捉到一个曾经挥斥方遒的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主义新人”涌现时的隔膜与不安。欧文·戈夫曼在分析个体的“体态习语”时指出：“个人能停止说话，但他不能停止用体态习语交流。他不得不‘说出’正确的或错误的信息；他不能什么都不‘说’。”这种微妙的背反现象也是相关题材小说或有意或无意的遮蔽之处。但这些加以遮蔽的地方恰恰凸显出更为突出的矛盾点：以郑子云为典型的中年知识分子型领导者在执行具体“改革”方案的过程中，他们本身反而趋于成为知识分子群体内部潜在的“被改革”对象。甚至于郑子云们难以否认，他们对现实权力体系的暧昧态度与他们在整个社会运转结构中暴露出的格格不入，已经构成时代持续性改革的障碍。这也就部分解释了《沉重的翅膀》《新星》《花园街五号》《男人的风格》《天堂之门》等“改革小说”为何往往缺乏明确的结局走向。作者对于郑子云们的“未来”通常只不过透露出某种情感模糊的“展望”，而无法基于既定的叙事逻辑从而给予小说人物以必然的命运昭揭。因为连作者本人都未必能够说明，这些经由他们之手塑造的“改革者”型知识分子在之后的社会价值体系中会形成怎样的定位与评价。

这一时期小说家与他们笔下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同样是需要着重考虑的方面。如果说张洁在塑造诸如郑子云此类人物形象时，往往会不自觉地逸出“改革文学”的叙事框架规范，那么在同时代的另一些写作者身上，则体现为他们借由所塑形的知识分子形象表达个体对于现实社会中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分歧的保守态度。依旧还是以“知识分子的聚会”作为考察点，苏叔阳的小说《故土》就探讨了不同知识背景、精神气质、价值立场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抵牾与冲突。小说中，“归来”的中年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新华医院医生的白天明受大提琴演奏家叶倩如邀请参加一场年轻艺术家们的聚会。在这场聚会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白天明都是“冷眼瞧着屋里的这十几个男女”的旁观者。聚会的“反转”来自白天明的登场演奏。他演奏的钢琴曲曲名引发了在场青年艺术家之间的“激烈交锋”：

音乐停了。结束在一串又轻又柔的和弦里。

屋里寂静了许久，才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白天明依旧坐在钢琴旁，低着头问：“这是谁的作品？”

“肖邦。”

“贝多芬。”

“不，是李斯特。”

“不不，这不是古典音乐，是萧斯塔科维奇。”

“老柴，柴可夫斯基。”

“得了，这里面没俄罗斯味儿。”

“波隆贝斯库。”

“外行。波隆贝斯库是小提琴家。”

“那他就不写钢琴曲？”

白天明抬起头来，两只眼里含着泪花，轻轻地说：“这是我的老师写的。她叫吴蕴芳，已经死了。这是她最心爱的曲子《童年》。”

白天明带有嘲讽性质的“当众揭秘”行为也与他在聚会之初的“冷眼旁观”形成呼应。尽管相较于白天明在整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沉稳慎重的处事风格，其在青年艺术家聚会上的反应略有些许突兀。但假如注意到《故土》的完稿时间（1983年8月）与改定时间（1984年3月），这一时间阶段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在国内的译介传播（包括有关“现代化与现代派”的广泛论争），以及之后短暂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就能体察到《故土》“突兀”的细部也表达了作者苏叔阳对当时国内文艺界的具体状况与态势、对于受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熏染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大体看法。这也或许预示着八十年代初期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离场，以及另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介入与博弈。

三“知识分子的聚会”的“界线”与空间情境变化

 “聚会”通常指的是在互动时间、互动对象、互动场域、互动模式、互动目标等方面具有选择或限定的社交活动。因为涉及到“选择”“限定”等定量条件，也就表明在更多情况下聚会是一种存在物理性质或精神性质“界线”的互动行为，这也意味着“情境外的涉入和情境内心思分割的涉入都受到约束”。假如基于此进行判断，譬如《诗人之死》这类创作于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深受“伤痕文学”思潮影响的长篇小说，其文本内“知识分子的聚会”的“界线”在很大程度上联系着“一体化”的集体情感表达规范。但具有渲染色彩的集体情感内质，被作者有意识地融注于一种异常鲜明的私人情感形式里。而相应题材作品中“归来者”的私人情感形式，又如程光炜所言“与传统社会被贬文人的‘重新启用’在精神心态和人生感受中有某种相似之处”。也正因为集体情感内质与私人情感形式的交叠重合，再来辨析这一时期相关长篇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聚会”呈现出的“诉苦”“昭雪”“怀旧”等情感行为，就能够感受到“知识分子的聚会”的“界线”设置潜隐着一组矛盾关系：一方面，“界线”的存在确保了作者创作意旨的贯彻，而“界线”的“作用”在于将知识分子的言行限定在被集体意志确认的单一情感结构内。正是如此，或许就能够理解这些知识分子型人物的情感表达为何激烈却又重复。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长篇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聚会”的“界线”设置，又打破了“聚会”这一日常社交活动实践本就存在的基本“界线”属性。写作者为了履行相应的叙事义务（或者说是为了维护相应情境的合理性），往往会选择对聚会固有的“界线”（以及“界线”延展出的空间形态）进行“改造”。“改造”的结果，首先是聚会互动的完整性被破坏。作为替代，作者更加在意的是情感表达方在言说过程中显露出的宣泄对象、宣泄动机与宣泄效果，而情感接受方在这段互动关系中的存在感则非常薄弱，甚至无法参与到互动中（更像是全程配合情感表达方的“无声的观众”）。作为空间场域形态的聚会被无休止的情感表达方完全占据，如何在“聚会”空间形态内完成歇斯底里的情感控诉与道德审判才是作者设置“知识分子的聚会”的逻辑起点。其次则是聚会在看似私人化的表征形态下，呈现出某种源自集体意志的“情感声音”，但这种“情感声音”又可能并非出于“发声者”知识分子的切身意愿——知识分子只是被作者挑选出来传输“情感声音”的“介质”。知识分子本人的“声音”则可能因为偏离这一时期主流文学思潮的叙事要义而遭到遮蔽或曲解。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身份属性与价值立场时常显得模糊不清。

但从《诗人之死》《代价》至《人啊，人！》《沉重的翅膀》《故土》等小说，知识分子开始从“情感声音”的“传播介质”者转向主体意识的彰显者。无论是吴春与许恒忠有关“价值”的论争、郑子云同画家、青年工人们的“欢宴”，抑或白天明在青年艺术家聚会上的“冷眼旁观”，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聚会“界线”（以及“界线”延展的场域形态）的“重置”。“知识分子的聚会”的空间不再被集体意志的“情感声音”完全填充（虽然这又与具体历史阶段当中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相应现象的默许态度有关）。而聚会“界线”及其空间形态的“重置”，又联系着知识分子身份话语的回归。尽管相关小说中部分知识分子依旧还留有“时代传声筒”的痕迹，但更多的知识分子形象则在逐渐摆脱单质化的“情感声音”。 

 而《人啊，人！》《沉重的翅膀》这一阶段“知识分子的聚会”的空间情境转变，正是基于创作界与批评界对于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伤痕文学”思潮的整体反思这一前提条件。尽管之后的“改革文学”思潮在一番喧嚣过后也陷入了模式化、符号化的窠臼，但文学思潮与文学思潮的承接转向，使得写作者有可能从以集体意志为导向的“情感控诉”里挣脱而出，转而关注到具体阶段中知识分子的“个”的独立性与“代”的延续性。我们也才能够在一种更为贴合“知识分子的聚会”的情境底下，理解八十年代初期的知识分子与他们各自“声音”背后的动因。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此为节选版本，全文请参阅纸质刊物）

刊于《文艺论坛》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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