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说真话的勇气与智慧丨廿年不忘

Original: 王毅新三届 2019-06-07

老编注：4月11日，是思想家、作家王小波去世20周年。本号征得李银河许可，陆续选发王小波的几篇旧文；同时将推出王小波的同学、亲友的一组文章，以纪念这位新三届学子中的杰出一员。

王小波和他的作品全集。

本文作者简介：

王毅，1954年生，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现退休。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辑、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哲学、文学、史学、民间宗教、古典园林、古典版画雕塑、“文化大革命”机理等等。近二十年来主要从事对中国专制社会晚期制度形态的研究，已经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内容包括对下列问题的说明：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制度、法权关系、法哲学、行政权力运行体制、制度结构的演变机理、国民政治诉求模式和社会行为模式、“权力经济形态”及其法理基础、赋税体系的运行机制及其演变方向，等等；尤其注重说明：中国传统政体与宪政政体的制度分野。

王毅：说真话的勇气与智慧

《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序

尼采写过一首小诗，只有这样短短的四句：“有一天有许多话要说的人，常默然地把许多话藏在内心；有一天要点燃闪电火花的人，必须长时期做天上的云。”

可是，也许是因为“默然地把许多话藏在内心”的日子过得太久了吧，我们曾经变得几乎不大会说属于自己的话了。即使是屈指可数的智者和勇者，他们为了一吐心声付出了那样的努力，而结果却愈加使说话显出其沉重和艰难，比如这两年备受瞩目的陈寅恪和顾准，前者在20世纪60年代曾写诗描述自己一生笔墨生涯的结局：“遗嘱只余传惨恨，著书今与洗烦冤。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他在此诗的序言中更道出了自己心底的凄凉：

十年以来继续草《钱柳因缘诗释证》，至癸卯冬，粗告完毕，偶忆项莲生鸿祚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

这位几乎是当时唯一敢于坚持以学术立场抗衡外来压力的学者，尽管他心里积了如此多的话想要说出，但在举世的随波逐流和喧嚣狂热面前，他又能够与谁去“讨论”呢？于是，他说出的话不仅越来越稀少，而且越来越隐曲。对于他晚年的这些言深旨远的学术著述，今天的人们真要感叹“只恨无人作‘郑笺’”了。

陈寅恪的生存方式和话语方式，都是几千年来每逢鼎革易代之际“文化遗民”们所矢心恪守的，是屈原在《离骚》中自誓的那种“虽不周于今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这使得陈寅恪作为一座文化纪念碑，其非凡的悲壮和高贵却只能为今天寥寥几人所真正理解。

在现代思想史的意义上，能够有资格与陈寅恪相辉映的大概唯有顾准。“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顾准文集》348页)读一读他在黑幕沉沉的1973年写下的这些剖析古今的话，有谁能够不为之肃然呢。

顾准的女儿说：“1957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蹚过来的呀！”在这种境遇中，顾准这“有许多话要说的人”所面对和思考的，始终是他经历过来的牢狱：为了普世的人们，他甘愿将自己最后的生命之光全部倾注出来，以烛察和辨识这悲剧的来龙与去脉。这让人想起了西方圣徒的故事：当尼禄王对基督徒狂捕滥杀，木桩上到处绑着基督徒被烧焦的尸身之时，耶稣的门徒彼得侥幸逃出了罗马。

红领巾时代的王小波。

在匆匆逃生的路上，彼得突然看到了耶稣复活后的身影，原来他是因为知道彼得抛弃了满城正在受难的百姓而只身离去，才急急要赶到罗马，以便能让那里的统治者再一次把自己钉上十字架。彼得被耶稣这种难以想象的心怀所深深震撼，于是毅然调头回城。最后，他不仅因为胆敢重入苦海而被抓住，而且被倒着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今天纪念顾准，不正是因为他在选择自己精神世界的归宿时，从来未有一天打算“逃出罗马”吗？

不过，在仰慕陈寅恪和顾准的同时，我们也许又不得不默认他们思维和话语中预设的前提：作为一个不愿放弃自己人格和洞察力的觉悟者，你必须终生面对和思索着“罗马”，久而久之，你就只能像耶稣和彼得那样，唯有在作为牺牲者而勇敢地走上十字架的时候，才能显示出自己的价值；于是，人们也许就会渐渐淡忘他们原本更应该踏上的另一种前程。

而之所以没有别的出路，其实也多半怪不得我们，因为在那样长的时间里，人生和语言的一切细小环节都早已被铁一样的外力铸就了；要么屈从，要么只能像陈寅恪和顾准那样以全部的生命为代价而与之抗衡，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罅隙。

幸而有了今天，又幸而有了王小波，他向世人道出还有另外种种可能的选择，比如其中之一：

安徒生写过《光荣的荆棘路》，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要说服安徒生，就要用这样的语言。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从牵牛花中走过来了。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

这话说得真好，因为说这话的人原本秉承的是陈寅恪和顾准“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的血脉；而他这些话的境界，却又绝不是生活在陈、顾心境和语境中的人们有幸能够想象的。

人们进步的历史，其实多半是与他们由沉默到说话的过程联系着的。希腊文化的伟人欧里庇得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然而大多数人要说出一些属于自己的话，又谈何容易，比如世上崇尚了那么久的准则：“今圣上之育斯民也……六合怡怡，比屋为仁。壹天下之众异，齐品类之万殊。”(崔骃《达旨》，《全后汉文》卷四十四）

这颂辞讲得再明白不过了：圣人养育亿万子民这件仁德大业之中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用威权而把天地之间一切不同的声音整齐划一！有了如此伟大至尊的目标日夜罩在头顶，大多数人的开口说话就成了一件最尴尬无趣的事情。

当然，对于这种无趣，人们终究还是不能地久天长地仰面赞颂下去，比如在1935年，为了逃避纳粹的统治已经流亡国外的布莱希特还是要为有一天能够在德国说真话而写下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写真话的五种困难》。他在文章中提出了坚持写真话必需的五个条件：写真话的勇气，识别真伪的能力，以真话作武器的艺术，挑选人才发挥真话效应的胆识，在公众中散布真话的手段。

而我们不论是从历史中还是从自己亲身的经验中，都不难知道：“沉默的大多数”要最终获得这样五种能力是何等的艰难，是要走过多么漫长的路啊！所以，如果把这路程最近的那一段也分为三部曲的话，那么王小波的际遇和担当，显然都在于使他在接武前人的同时，又尝试演奏陈寅恪、顾准等人以后的乐章。

在我看来，王小波的成功和可贵，其一在于他不仅像陈、顾等人那样具有说真话的勇气和识别真伪的能力，而且尤其具备了一种说真话的智慧和艺术，以及开始有机会触及那种使真话传播出去的手段。其二在于他的话固然都植根于那饱经忧患的“罗马”，然而却再也不会把回身走上十字架认定为这说话的最终结局。

相反，他憧憬和努力探索着的，是能够走出一条两边都开满牵牛花的路；是有一天像尼采诗中说的那样，去“做天上的云”。所以在王小波那里，心智再也不是我们司空见惯的那种在缝隙中超凡绝世的生存技能，而终于重新展现出人对未来的颖悟，对新的和美的文化形态之创造力这一“智慧”的本真意义。对于我们大家都置身其中的老迈文化来说，这才是最应珍视的，借用佛家的一句话说就是：“慧因最上”。

我想，上面说的这些变化固然源于王小波的个人禀赋(王小波对美质的悟性和嗜尚，总是让我想起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所说的“完全不考虑自然界可能给予我的某些机缘，以便把自然界给予我的全部力量和全部恩惠都仅仅用来发展唯一或许多的特定技能”；“要竭尽你的所能，完整地、均衡地发展你的一切天资”)，但是从陈、顾等人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来看，这些变化又何尝不是代表了今天的时代和几代以来的人们对那昔日三部曲的总结和升华呢？

有些朋友曾经当面质疑我对王小波的这些估价；不过相反的，也有不少朋友与我一样，觉得在王小波的作品和人生道路中，也许还有着比现今某些对他的回忆和评述所提及的东西更重大的意义，尽管这些朋友的本职分别是从事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众多不同学科的研究，但是大家在这点上却又得出了如此一致的看法。

于是，我有了邀请他们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撰文分析王小波的思想和作品，然后集结成一本研究性论文集的想法。而这个想法恰好得到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和光明日报出版社的赞同，李慎之先生和王蒙先生也热情地为这本论文集写了文章。靠了他们支持，本书才得以出版；所以作为论文集的作者和编者，我们对于这些帮助怀着深深的感激。

1997年12月30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原载《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

廿年不忘：纪念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