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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丨张效雄：大学生活十记
作者简介
张效雄，湖南湘阴人，1977年考入湘潭大学中文系，师从彭燕郊教授研习民间文学和学习文学创作。毕业后长期在新闻媒体工作。资深记者、高级编辑、著名作家。湖南日报社（集团）原副总经理。中宣部、教育部“千人计划”专家，担任长沙理工大学等高校教授。著有畅销长篇小说《风起》。
原题
荒唐岁月 （八）
大学生活十记
作者：张效雄
我是1978年3月5日到湘潭大学报到的。
1977年12月，我们家兄妹三个参加高考，三个人都入了围，参加了体检。这是我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很震动的新闻。父母一时成了新闻人物。
春节过后，我和妹妹的入学通知书到了，弟弟因分数不够高没有被录取。为了激励他参加78级的考试，父母决定由他送我到学校看看。
幻想中的我们觉得，湘潭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湘潭大学一定在湘江之滨，有着秀美的校园，宽敞的校舍，静谧的林荫道，蓝天白云下的学子们，成双成对地在花丛中散步。
我们在期待中踏上了求学之路。
从汨罗到长沙，再转车去湘潭，花了两天时间。为了享受铁路半票的优惠，选择了铁路。我们在湘潭火车站等了很久，才有校车来接。来接车的老师和师兄很热情，于是就有了家的感觉。
弟弟送我去湘潭大学报到，路过长沙车站，1978年
校车在城里转了很多圈，好久了还没有到目的地，反而径直往城外奔去。我们心里犯嘀咕，到底还有多远？
下了主干公路，小车驶进了乡间公路，我们有些失望了。
转了一个大弯，终于看见了一幢三层的楼房，红砖青瓦，在绿色的田野里显得很有气派。我们欢呼起来：“终于到了”。
但校车再绕了个大弯，沿着一口大池塘继续前进，慢腾腾地在几幢破旧的矮小平房前停住。
老师说：“这就是教学区。”
大家心里透出一股凉气，接连“啊”了几声。
下车就是黄泥路。刚下过雨，黄泥路潮潮的，把我的黄色胶鞋沾满了泥浆。
我和弟弟扛着父母准备的三件行李：绿色的帆布箱子，铺盖卷儿和网兜装着的脸盆、热水瓶等物件朝北边的宿舍楼走去。
到系里报到后，得到一个令我们十分吃惊的消息：原来我们填报志愿的“新闻报道”专业，已经改为了“汉语言文学”，满腔的热情顿时被冰块冷却到了零度，多年的记者梦成了泡影。扶着宿舍三楼走廊的栏杆，看着满目黄土，我失望地叹气，欲哭无泪。
弟弟却说：“这里安静，好读书。我回去就加紧复习，争取考这所大学。”
我摇摇头，心想，这里连图书实验室都没有，还能够说得上是重点大学吗？
半年后，他的考试成绩很优秀，选择的是岳麓山下的风景秀丽的湖南大学。
我收到湘大的入学通知书后，父亲很有感触地谈起了他的学校生活。父亲说，他记忆最深的，是经常肚子饿，一到下课就往食堂里跑，争先恐后地“抢”饭吃。我想，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不再会有如此的情景，因为我进大学时就是农场的正式干部了，每个月粮食指标45市斤怎么也吃不完，家里有大量的粮票，还愁饱不了肚子！
进到湘大以后，我虽然没有父亲说的那样“饿”，但关于吃这个问题，也有很深的体会。
湘大的食堂似乎比教室要建设得早一些。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民以食为天”，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湘大食堂的建设标准和厨艺水平不敢恭维。就说那早餐的馒头，怎么也没有发起来过，硬梆梆的，以至于一个同学把它挂在教学楼的大厅里，悬以“绶带”，写上一行小字：“献给敬爱的某某校长”。这是高年级同学都忘记不了的典故。早餐的稀饭，是蒸汽冲出来的，饭粒和水怎么也无法交融。还有那什锦菜，酸酸的怎么也不好下咽。
我们报到前，就餐在一个类似于工棚的食堂。它设在我们最早的棚户教学区那里，就是现在湘大出版社的位置。当时还有邮局等设施，6路车的终点站也在那里，熙熙攘攘的，就像一个农村的集镇。这个工棚一样的食堂后来成了教工食堂。我们进学校后，有了像样的食堂，很宽敞，可以做雨天上体育课的场地，也可以是上大课的教室，我们文科4个班级的中国历史课就是在这里上的。
第一个学期就餐和以前上中学一样，8人一桌，饭票是标明了日期和餐次的。如果请假外出，必须提前销餐。学生向班级生活委员申报，到学校生活科登记，月底可以退钱和粮票。所以那个时候生活委员是很麻烦的差事，大多由年级大点的同学担任。
到了第二个学期，学校实行就餐方式改革，把8人固定桌废了，改为使用饭菜表根据自己需要买饭菜。改革以后，还是由生活委员按月去领餐票发给大家，吃多少是多少。于是人手买一个饭碗和勺子随身带着。我喜欢用勺子这习惯就是那个时候养成的，现在两口子还是各用各的勺子，筷子就成了公筷。
许多同学将饭碗勺子随身带着，或装在书包里，或放在上课的抽屉里。有的同学嫌这不方便，从食堂到教学楼的路上，把碗勺放在楼梯边的格子里。这些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碗勺，便是教学楼的一道风景。另外一景是，食堂窗口就餐前老是排着长队，每个人的手中拿着一本外语书在默读。这样景色，不晓得如今的大学校园还有没有。
但也有很不愉快的事儿发生，那就是下课晚点到格子里取碗勺时，发现自己的吃饭家什不见了，不晓得是人家弄错了，还是有人图个方便顺手拿走了。湘大那时没有什么商店，急得我们临时找饭碗，好烦躁的。
这样的事儿搞了几次，很烦了，我就干脆不到学生食堂吃饭了，宁愿跑到那个工棚似的教工食堂去。一来我是带工资上大学，到1978年3月我入学时，下放知青加当干部正好5年时间，原单位给36元工资外加2元5角粮差补贴，是很富裕的一族。二来教工食堂有放碗的柜子，少了些许麻烦。当然教工食堂的标准比学生食堂高，油水多一点，味道也好一点。但我们仍旧要排队，排队时讨论得最多的话题是，黑板上写的菜名，应该叫“黄瓜炒肉”还是“肉炒黄瓜”之类的问题，意思就是要区别黄瓜多一点还是肉多一点。可能是大学校园里有研究之风，什么都要量化，而且要细化。
湘大的四年没有挨过饿，伙食不算坏。虽然那里早餐不怎么地，但午饭和晚饭好吃。湘大的大米饭养育了我们四年，现在想来还是香喷喷的。
这是发生在1978年春天的一件小事，那时我刚从农场的田塍上走出来，迈入湘潭大学的校园。
湖南春天里常有的怪天气，头一天晚上还是满天星月，第二天早晨却被大雨的＂嘀哒＂声唤醒了。
我惦记着着同寝室的两位同学，他们几天前就约好了，要去市里买书。今天新华书店要发行一批新书，他们天一亮就出发排队去了。
此刻，他们是站在书店里的柜台前，还是坐在公共汽车里呢？我惦记着他们，然而更渴望能早点读到久已盼望的新书，或者还是十多年前看过的名著。我很忧心，他们排队在第几号？千万不能象上次那样，轮到我时，书却卖光了。
＂嘀哒嘀哒＂的雨声在不停地扑打我的耳鼓，我的心随着连绵不断的声音展开了一个又一个回环。
几天以前，在体育活动场地上，一位同学带来了十多年前出版的《古希腊神话故事》，十几个同学竟为抢先目睹而争了起来，差点没把书撕破。这样的情景，今天大中学校的学生们是无法想象的。
像这样的事又何止一次呢？记得那时，我常常摸摸被钢笔磨得生了厚茧的手指，多少年来，我和我的一些伙伴们悄悄地不知传抄过多少象《牛虻》《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唐诗三百首》这类书籍。
多少年呀，渴望读书。我还记得，小时曾躲在爷爷家的小阁楼里，翻开叔叔和婶婶读过的一小箱教科书，一迷就是半天，一天，非要等着让奶奶七八遍呼唤才下来吃饭。
雨下得更大了，雨点敲击着法国梧桐的阔叶，雨雾象一张漫无边际的大幕。我知道，在大幕的背后，有我们熟悉的山峦和湘江，此刻却被遮盖得严严实实。我恨不得撕开这张大幕，双手接过递进来的一大叠新书。
我凝视着雨雾，想从雨丝的缝隙里寻找公共汽车的影子。我张开耳朵，捕捉汽车的喇叭声。好久好久，依然是一片宁静。
＂嘭嘭嘭嘭＂一串毫无节奏的脚步声响来，我抬眼望去，雨雾里冲出来两个人，他们没有撑伞，腋下夹着一大卷东西，用衣服紧紧裹着，湿漉漉的大路上刚留下了他们的脚印，马上就被大雨冲走了。
＂呵，终于回来了。＂他们走到跟前，我才看清楚。这两人的模样变了：红扑扑的腮帮上雨水一串串往下淌，亮晶晶的眼珠被额前的长发遮了一半。我从他们的腋下接过大包，急切地问：＂下雨天，怎么不搭公共汽车？＂
＂排队买书的人太多了，等我们买好书，公共汽车早开走了。＂这郊外的大学，挤上一趟汽车确实不容易呵。
这该死的天，好几里路，一路跑步，精神上的饥渴给了他们勇气和力量。我小心翼翼地展开裹书的衣服，大本小本的新书没有浸一点雨水，一面只有点微微发潮。我知道，这一定是他们的汗水浸润的。
事情过去了很多年，那春雨潇潇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那是一个多么充满生气，充满憧憬，充满力量的翻天覆地岁月呵。
我们的大学生活赶上了好时代。1970年代后期80十年代前期，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岁月，全社会都非常重视文化、科学、知识。
那个时候的大学很没有目前这么浓烈的铜臭味，品位和成就是那个时代追求的时尚。
学校安排补课就是一例。我的师兄任秀江说过，他是学化工机械的，学校安排了部分优秀的学生补习数学，我则是英语补课的参加者。
学校安排补课，完全是为了培养人才。老师补课也不要加收费用，他们很乐意，花的功夫比正常上课还要多，老师很高兴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愿意学习的学生。
大约是1979年的春天，学校教务处的薛老师，也就是历史系讲课很出色的李广一老师的夫人。她将77级一些英语成绩好点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英语提高班。上课的是一个美国女老师。主要是培训口语。
过了半年，薛老师又把78级的一些同学找来，继续扩大了这个提高班，教授的老师，是一个英国来的女老师，叫伊利莎白，后来是外语系的罗英豪老师。我们这个班没有文理工科之分，主要是学语言。外国老师用的他们带来的教材，罗老师教的是许国璋教授主编的教材和当时很流行的《基础英语》。
1981年夏在湘大，扮酷
我们连续上了 3个学期。我一直是负责联络文科学生的文科班长。理工科班，开始是电子物理专业77级的田裕人，一个很杰出的外科医生的儿子，他的母亲后来我也很熟悉，是卫生厅副厅长。后来接任的理工科班长是大名鼎鼎的袁亚湘，计算数学专业77级，做过中国科学院数学院的副院长，早就是院士了，他一直是湘大以为骄傲的代表。
我们那个时候学习特别认真。上午的专业课本来很紧张，每周要补两个下午的英语课。虽然是自愿参加，但谁也不想拉下，每堂课总是把教室挤得满满的。因为全部是用英语教学，学起来也挺吃力的，不过大家总是抢着回答问题，老师教的劲头也挺大。记得我们的英语考试并不是在自己的班级，而是提高班的同学一起考。我们的绝对分数虽然比在自己班级低一点，但含金量高的多。
其实功夫并不在课内。从我们进入提高班以后，这些同学很自然地就汇在一起，记得最多的时候是每天晚餐后，一群提高班的同学到后山散步，大家聊天时坚持用英语，渐渐地，大家觉得水平提高了，兴趣也更浓了。这种“聚会”一直坚持到四年级作毕业论文的前夕。那真是一段难忘的黄金岁月。
刚进湘大的时候，似乎没有浴室，洗浴就在卫生间里。不记得是哪个学期建立了浴室，在食堂的北边。这个食堂是我们经常上大课和雨雪天上体育课的地方。
夏天和春秋季节，男生是懒得去浴室的。那里热烘烘的，几乎每个人都吼着嗓子在那里比歌，跑调的太多，听起来怪怪的。
黄土地上，阳光很充足。勤快点的同学在去上课之前，用铁皮桶子盛满水，放到楼梯间的一侧，等到晚饭以后，这水就被晒成了热水，提到卫生间里可以痛痛快快洗个澡。这就是我们早年的太阳能热水器。
湘大的冬天是十分寒冷的。
前几天有同学说，平生几十年，就是在那里穿过棉裤。1979年的冬天，某夜，室外已经冰冻，北风忽忽地响。我们寝室12个人都已经钻进了被窝。有个同学突然发宝，他对其他同学挑战：谁敢去洗冷水浴？沉默了许久，没有人答话。外面的北风还在敲打着窗户，室内透着寒气。有一个同学从上铺跳了下来。很快，又有3个同学相继从床上跳下来。我就是这4个人中的一个。我们无声无息地拎着铁皮桶向卫生间走去。
卫生间的窗户没有玻璃，也没有用报纸或塑料纸糊上。那温度绝对在一二度之间，或许是零度。大家倒满水，大喝一声，将凉水从头至脚倒去。然后唱歌，跳跃，擦背、跺脚，等等等等。
好在湘大的自来水是井水，并不是透心的凉。几分钟后，4个人擦干身体，悄然返回寝室，钻进被窝。没有欢呼，没有赞扬，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这4个同寝室的同学是：谢光球、袁铁坚、杨俊武和我。四个不怕冷的汉子，不是要强，完全是为了回应那句挑战的话语。
从第二天早晨起，我就开始每天一课的冷水浴。我此后坚持了若干年洗冷水浴。毕业了，分配到省级单位，条件变优越了，人的挑战性早就没有了。现在家里24小时有热水供应，冷水浴成了遥远的回忆。
早年的湘大只有几栋楼房，建在光秃秃的黄土坡上。
校园很广阔，有很多个山山岭岭，但基本上没有什么像样的树木，只有一些不知名的灌木撒落在贫瘠的山坡上。风儿从黄土坡上吹过，无遮无掩，可以直接进入没一个房间。冬天是刺骨的寒风，夏天是火辣辣的南风。
湘大的冬天很冷，夏天很热。
冬天可以躲在被窝里，夏天却没有地方躲。
12个人一间宿舍，臭烘烘的，走到门口就有一股热气直往外冲，真有点望而生畏的意味。
那个时候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教室里是很难呆的。上课没有办法，只能熬。下了课，大家就往少有的几棵树荫底下去。这些树，绝大部分是我们到来后新栽的，只有一方小小的荫处。好在原野空旷，有点风。白天就这么抵挡过去了。
晚上怎么办？那些“耐温将军”可以硬撑。我们一帮男子汉实在耐不住，于是选择教学楼房顶作宿舍。每人卷一张席子，爬到楼顶，也顾不得什么自习，天南海北地瞎侃，直至夜深人静才酣然入睡，鼾声里透着舒坦。那时候年轻，经历过下放5年，也就是苦当甜也，不亦乐乎。
毕业前的暑假，我准备考研究生，可能是太用功，以致病了一场，不得不到校医院住院。恰好是炎炎夏日，安排的病房又是西边的小屋，上午没有太阳，抓紧打吊针，很快就混过去了。下午可就麻烦了，西下的太阳残酷得很，晒得人头昏脑胀。于是从两点开始，我就提着小桶直往墙壁上浇水，看一会儿书，浇一会儿水，周而复始，乐此不疲，权当锻炼身体罢了。及至深夜，天也凉了，我也累了，才迷迷糊糊睡下。
77级的同学，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潘晓”。
潘晓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人物。她的影响在于一场波及全国知识界，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大讨论。
刚刚进入平反冤假错案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时候，人们的思想一下子还转不过弯来。关于潘晓观点的讨论，主要是围绕人生观来进行的，在青年人，尤其是在青年大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在国内公开发行的报纸刊物本来就不多，《中国青年》一时成为抢手货，颇有洛阳纸贵的意味。
当时的湘潭大学，就有不同形式的讨论会读书会，最活跃的是壁报、学生杂志和诗歌朗诵会一类的活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壁报。潘晓自然也成了主要论题。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至于潘晓是谁，大家并不在乎，她只不过是时代代名词罢了。
我在宿舍做毕业论文，1981年
哲学班是全校思想最活跃的，他们举办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专题讨论会，邀请研究西方哲学的王守昌老师到会指导，吸引了不少外系的同学参加。
我们班级团支部办了一期壁报，就是在当时叫“西一栋”的学生宿舍墙壁上。我是团支部负责人，带头写了一篇杂文，讲五四民主思想的，现在看来，那是很肤浅的。也有别的同学关于对潘晓观点评论的文章，很有思辨色彩。
同寝室的王鲁湘同学，当时就很有绘画天分，他从一本杂志上表现张志新的画里得到启发，在壁报的显要位置画了一幅《猛士》，展示的是一位伟大女性在骑马奋进。这幅画很有震撼力，许多同学拍手称好。但因为画中的人物是半裸着上身的，也招来一些非议。不记得这幅画是被覆盖了，还是被撕掉了。但这个猛士还是久久地留在了我们那一代湘大人的心中了。
那个时代真是充满激情，充满活力的年代。没有世外桃源中人，大家把国家的前途命运和自己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文科的同学表现得外向一点，理工科的同学表现的方式则有所不同，但每个人的心里全都揣着一团火。
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可能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就像我们无法理解我们的前辈一样。现在，我们也只好像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一样，感叹一代不如一代。但历史总归是要前进的，很难以前辈人的意志为转移。
但我要告诉我的孩子们，那个年代，真是值得回味，值得记忆的年代。没有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革运动，社会不可能发展到如此进步的程度。
记得是1979年的初夏，大概是初夏季节。我和几个同学到平江县的黄金洞公社实习。
指导实习的，是刚从东北财经学院调来湘大中文系的向亚良老师。他的老家在平江县向家公社，对那里很熟悉，帮我们联系了平江起义纪念馆、县文物工作站和黄金洞公社。
平江和汨罗两县相邻，我顺便回了一趟汨罗江农场的家，小住两天后，坐汽车赶往平江县城。那时候路况不好，跑长途的车也不好，在一个十字路口抛锚了，停在路边修车。我正在路边愁眉不展时，从长沙方向开来一辆客车，车上的师傅下来帮忙修车。客车下来休息的旅客中，竟然有我们一个实习小组的徐炼同学，好不高兴。
大学时代的几个汨罗老乡，1979年
几个同学在县城汇合，住了两天，去了档案馆、纪念馆等好几个单位，于是结伴前往黄金洞公社去。
“黄金洞”是一个老革命根据地，曾经是湘鄂赣苏区的中心。对我这个湖区长大的青年人来说，那里是一片异样的天地，满眼是丛山峻岭，树木参天，好不神奇。弯弯的山道，出奇地险峻，女同学们乘车时不敢超窗外看上一眼。那满山遍野的野菊花，又使得大家欢呼雀跃。山区的天特别地蓝，树叶特别地绿，迎面吹来的风闻起来就有一股香味，我们恨不得抓一把藏在口袋里，悄悄地带回学校给其他同学分享。
黄金洞公社社部在一个小山沟里，一条小河涓涓流过，把河两岸的的高山倒映在河水里，更显出万般色彩。黄金洞的傍晚很是迷人。在袅袅的炊烟中，我们几个男同学迎着晚霞朝小河扑去，那水，清澈得可以数清溪水中每一颗鹅卵石。静静地躺在溪水了，可以把纷乱的思绪清洗涤荡得清清白白。我们亲近着这里的山和水，与树木野草融合而为一体，那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境界哦。
那个时候，王鲁湘同学和胥继红同学正在恋爱。他们是一对读书的伴侣，每日在小河边静静地读书，享受着“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境界。我和徐炼同学则闲不住，步行10几里地，寻找到一个叫“界板洞”的深山老林。那里曾经是湘鄂赣省苏维埃的机关，留有不少革命文物。我们一处一处地寻找，一处比一处让人激动。在万绿丛中的一座小屋里，我们找到一个叫庞连生的老赤卫队员，听他讲述了许多当年的故事，听他唱了好多首红军的歌谣，还品尝了山区风味的腊肉。临走时我们依依不舍，老人挥手告别的情景，至今如在眼前一般。
回学校后，我把收集来的革命歌谣整理了几首，寄给了湖南日报编辑部，总名为《红色歌谣》，作者署名是：“庞连生唱张效雄整理”。很快，报社就把这些歌谣发表了。我还采写了一篇通讯《访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平江界板洞》，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成录音通讯，在那年暑假播出了。我们在家乡的院子里听着这篇录音通讯，很让我和家人激动了一番。。
这次实习的成果很丰富。除了上面两个作品外，我还写出了散文《山花》，被中文系的老师李力推荐给湖北十堰的《东风》杂志发表。我还写了散文《清泉》，发表在《湘潭日报》上。
可以说，我记者生涯作家生涯，就是从这个大山里开始迈出第一步的。
湘大众多的老师中，有两个永生不能忘记的人物，就是图书馆的姜戈和邓琼芳两个老师。姜戈老师与我同乡，是我父亲教小学时的学生。他后来在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学习，毕业以后到中科院工作了很多年，从西安天文台调来湘大。他们夫妻俩对我十分热情，视同子侄对待。在湘大，他们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我学习用英文打字机打字，就是在他们家学会的。每逢节日，他们总要请我去吃饭。后来我把许进超也带上了，因为都是老乡。从他们住在农民家开始，到后来搬到东坡村，四年里一如既往。
姜奶奶的厨艺很好，每次都能使我们大饱口福。那时我们也不懂事，进门什么礼物也不带，张口就吃。现在想来，真是觉得很不好意思。姜老师对我们完全是一片诚心，用他的话说，“你们有出息了，我也就光彩了。”许进超已经是蜚声海内外的数学家，不晓得我这个学生是否让他觉得有些光彩。
不晓得现在湘大的师生关系如何。我们那个时候完全是水乳交融的关系。学生有个什么病痛，好几个老师都会过来询问，带你去找医生。学生有个什么情绪，也会有老师来找你谈心，帮助你出出主意。老师家里需要干些体力活，学生们会很自愿地去做，顺便还可以蹭上一顿。
我总是说，湘大那个时候的老师是中国最伟大的老师。可以和他们相比的，只有抗战时西南联大的老师们。湘大创建初期，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是怀着一腔热血奔这里来的。这些老师从遥远的南国北疆汇集到湘潭这个贫瘠之地，期望的就是能够参与这片处女地的开垦。那时候很多老师住在农民的家里，点着煤油灯备课批改作业，从来没有听说过谁有什么怨言。
湘大77级几个汨罗老乡，1980年
教我们班和哲学班公共英语的朱寄生老师，当时就有五十多岁了，夫妻俩借住在农民的家里，每天到新建的教学楼讲课，要走好几里田间小路，不论晴天还是雨天，总是穿着一双瓦口套鞋。别看他打扮很不入时，但讲课十分认真，语言幽默，给同学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记得有一次，朱老师约我到他的农舍去。进到屋里，房子很暗，白天看书都要点着煤油灯。我想他一个高度近视眼，那是多么的艰难。如此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实在与大学老师极不相称。他却笑呵呵地对我说，学校要加强英语专业学科的建设，计划找几个文学基础好英语也好的学生重点培养，以后留校做教师。
他向学校推荐了我这个自认为很得意的门生。看他那神情，很是认真，给我描绘了一副人生成长的蓝图。但我那个时候心气很高，不想像老师那样甘于清贫，于是婉言谢绝了老师的好意。我离开他那个农舍时，朱老师一脸的失望和无奈，那神色一直印在我的记忆之中。毕业那么多年，我感到辜负了朱老师的期望，内心充满了内疚，再也无颜去拜见老师。
文革后进入大学的新三届同学们，现在大部分进入了天命之年，已经有一些步入了退休干部的行列。中文系当年教过我们的老师，姜书阁、羊春秋、彭燕郊等等等等影响过我们一辈子的大家们，当年正是壮年，如今已经驾鹤西去。在世的一些老师，也大都是垂暮之年。在我们的心中，他们依然是那样年轻潇洒，那样风华正茂，那样侃侃而谈。他们在田埂上匆匆走过的身影，在同学们的脑际里永远不会褪色。
又要看世界杯了，自然地想起在湘大看女排球赛的情景。
那个时候电视还没有普及到家庭，只有少数院系和办公楼有电视机。
我最早看电视，是在校办公楼看的花鼓戏《刘海戏金蟾》。1978年下半年，我们还在读一年级。那电视机是彩色的，在当时是很奢侈的享受。
办公楼里的电视不是常常可以去看的。
到了周末，我们就跑到蓄电池厂的办公楼前去看，那里的工作人员很热心，把电视机摆到楼前的地坪里，来看电视的大部分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还记得1979年元旦前夜直播的电视晚会，是在老教学区的一间大教室看的。中美正式建交的新闻就是那个晚上的新闻联播公布的。接着就是看电视晚会。同学们站着、坐着、趴在窗户边上，屋子里全部是人。好在时值隆冬，不觉得冷。节目很精彩，笑声一次接着一次，那光景是现在农民工的现场也看不到的。
后来条件改善了，中文系（当时还叫文学系，外语系没有分出去）由于要看文献片和观摩片的需要，给学生们配了一个大电视。我有幸管理过一段时间这个电视机，在阶梯教室中间那个小屋里，一般每周只开2次。
到了看女排比赛的时候，电视机多起来了，因为大家都爱看，管理电视机的同学干脆把机子搬到宿舍区的地坪里，晚饭后就有拿着书、搬着凳子在那里占座位的同学，读书看球两不误。
看电视的时候，总是笑声掌声一浪高过一浪。球赛好像在湘大打主场，女排的姑娘们就是我们湘大的同学一般，大家的情绪跟着他们的胜利和失败一起跳动。更有一些人的热情里包涵着一种强烈的情绪，女排的胜利就是我们这个祖国的胜利，是国家强盛的表现。欢呼的跳跃的同学太多了，唱戏吹铜号的同学也有，那高兴劲儿没法说了。更有兴奋的同学敲饭碗脸盆，还有从楼上往楼下掷热水瓶的。那热情，80后90后是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的。
那段时间，大家的血是热的、沸腾的。如果谁不谈女排，似乎就是没有血性的青年。
10年后，我们看电视的机会多了，或许是中国足球太令人失望了，球迷们早就没有了血性，大学校园里永远不会再有那样的风景线了。看世界杯人们，带着旁观的眼光，或躺在床上评头品足，或在茶楼酒馆嬉笑怒骂，遥远的欧洲或南美，与中国人实在是太没有关系了。
我们渴望回到那个年代，渴望找回当年的血性和热情。但那永远只是一种愿望。不晓得我该说现在这个年代，是进步了还是退化了。
我无语了。
那个时候，她还不是我的太太，同年级同学。1981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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