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效雄，湖南湘阴人，1977年考入湘潭大学中文系，师从彭燕郊教授研习民间文学和学习文学创作。毕业后长期在新闻媒体工作。资深记者、高级编辑、著名作家。湖南日报社（集团）原副总经理。中宣部、教育部“千人计划”的专家，担任长沙理工大学等高校教授。有多种新闻学、公共关系学著作、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和小说等作品。
原题
大师教给了我什么
——我和恩师彭燕郊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张效雄
彭燕郊，著名作家、诗人，湘潭大学教授
2018年3月31日，是我的恩师彭燕郊教授10周年忌日。旋梯诗社的同学们约我写点彭老师的故事，以为对先生的纪念。
10年前先生去世时，彭燕郊研究专家龚旭东曾嘱我，把有关先生一些人们未知的事儿写下来，那是最真实的历史记录。我自知责无旁贷，但又觉得很难写好，所以拖了十年。后来想明白了，写故事，理应实事求是，不为尊者讳，那才是最好的纪念。但愿在天堂的彭老师不打学生的手板。
我很幸运。湘大的大师们，好几位是我十分熟悉的。哲学系的王守昌教授是我太太的导师，我对他一直是执弟子礼的晚生。尹世杰教授的儿子尹清非是计算数学班77级的同学，与我是好朋友。毕业离校前的那个晚上，我和许进超同学就住在尹老师的家里。我当记者后，第一篇上头条的消息，写的是袁龙蔚教授创办民办科研所的新闻。
当年给中文班77级授课的，基本上都是大家。姜书阁教授讲秦汉文学，羊春秋教授讲唐代诗歌，刘庆云教授和张式民教授讲唐宋文学，曹让庭教授和张铁夫教授讲外国文学，王勤教授李仲初教授讲现代汉语，彭忠厚教授讲古代汉语，潘泽宏教授讲文学理论和美学。还有从复旦大学、华东师大、华中师院、西北大学、湖南师院请来的老师，如翁世荣、杨安伦等老师，都是大家。恕我未能一一讲出教授过我们的所有大师的名字。
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湘大中文系阵容最强大那个时代的大师们的真传弟子之一。这些众多大家中，当然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彭燕郊教授。他是我的学位论文导师，我是他的入室弟子。几十年里，我经常聆听他的教诲，直到为他尽孝送终，造坟培土，竖碑纪念。
我常常在想，湘大的大师们教给了我们什么东西？理科和工科的事儿我不敢妄论。文史经哲几科，我数年来回味，大师教给我们的，可以概括为“磨砺、坚持、激情”六个大字。
以彭燕郊老师与我的交往为例，我说些故事以为证明。
先说磨砺
古语说：能受天磨方有志，不遭人妒庸才。
彭老师来湘大之前，50多年里历经磨难。抗战初期他慷慨从军，历任新四军二支队（二师）政治部宣传队员，军战地服务团团员，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科员。皖南事变后，他离开部队，转到地方从事抗战工作，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常务理事、创作部副部长。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战斗的江南季节》《第一次爱》，长诗集《春天——大地的诱惑》《妈妈，我，和我唱的歌》，散文诗集《浪子》《高原行脚》《夜行》，评论集《和亮亮谈诗》，编辑《诗苑译林》《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散文译丛》《湖南歌谣选》等。
不幸的是，1950年代的他，被无情地卷入了胡风事件，受审坐牢，从湖南师范学院扫地出门，到街道工厂做工。20多年间，他变换过教师、囚徒、工厂油漆工、供销员等不同角色，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或者说是在死亡线上挣扎。
改革开放以后，彭燕郊获得平反。他不愿意回伤心地湖南师范学院，转到刚复校不久的湘潭大学任教。那时候，一顶顶桂冠接踵而来：教授、省民间文学研究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等等，还传言他即将出任省出版局副局长。
但又一个风波袭来，将他从巅峰又摔入谷底。这段人生的插曲，跟我多少有些关系。
我大学毕业后两年，也就是1984年，彭老师计划招收第二届硕士研究生。当时报名者趋之若鹜，其中有一位美女，是外校分来湘大的，教英文课。她有地利之便，常常可以到彭老师的课堂或住所请教。那时彭老师六十左右，正当壮年，与这个女教师过从较密。有人说，他的那首《和亮亮谈诗》，就是写给这个女教师的。这个女教师也给彭老师写过一些暧昧的诗。是不是他们想演练一段世纪忘年之恋，我不得而知。但我以为，作为诗人，即便如此，也未必是什么过错。
一日，我回湘大办事，照例要去拜见彭老师。老师住在松涛阁附近那栋教授楼，正患病，躺在床上。他语气凝重地告诉我，湘大来了个外籍男教师，时常调戏女教师，在校园内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我听后自然十分气愤，问老师该不该向上面反映一下。
他说正有这个意思。于是叫我拿了纸笔，他在床上口述，我如实记录“全国人大代表彭燕郊教授”如何如何说。记录完毕，先生核对了一遍，便说，你赶紧发吧。回到报社，我直接找了主持工作的值班总编辑，很快就把《湘潭大学外籍教师调戏侮辱青年女教师》这篇《内参》发到省委等上级机关去了。
几个月后，我们报社政治生活部要编发一条消息，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免去彭燕郊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我一看就蒙了，但不知其中原委。
又过几日，我特地回了一趟湘大，一是慰问一下彭老师，再是想问个究竟。
彭老师回长沙的家了。几位同学告我，彭老师因为向女学生透露了研究生考试试题，被严肃查处了。甚至有同学指责，就是我的那篇《内参》，惹怒了某某头头，将彭老师的事儿升了级。我顿感罪恶重大，准备去彭老师家里请罪。同学门劝我打住，不要再火上加油。
不久以后，我才从袁龙蔚教授那里得知，那个女教师想利用彭老师的诗人之心，施小计讨得老师欢心，但也与外籍教师来往。彭老师可能爱上了那个女教师，与外籍教师争风吃醋。后来女教师翻脸，状告彭老师给她透露了试题，再加上那篇《内参》添了把火，才酿成大事。袁老师的话未必是权威解释，但确实透露了一些信息。
从此彭老师退出教坛，躲进在省博物馆工作的师母张兰馨老师的狭小房间里，20年里冷冷清清，不再过问江湖俗事，闭门编诗写诗。这20年是他创作的巅峰时期，尤其是80岁后衰年变法，创作的逾千行长诗《混沌初开》《生生：五位一体》，被誉为“构筑起20世纪汉语的精神史诗”。如果说，他当年顺风顺水，踏入政坛，可能会有另外一份成就，却难有衰年变法。历来有愤怒出诗人，磨难出诗人的说法，彭老师或许就应证了这个说法。
我也不知道，我当年遵师命写的那个《内参》，到底是害了他，还是帮了他。但他历经磨砺的精神，给我做了实实在在的榜样。
再说坚持
细数我认识的大师们，大都是经历过磨砺的。但光有磨砺是不够的。成就一番大事，关键还是要坚持。
彭燕郊老师的坚持精神，就在于他对诗的执着，在于对于诗的境界不屈不饶的追求。
要创造不同于凡人的成就，必须耐得住寂寞。彭老师退休离开湘大以后，门庭冷落车马稀。除偶尔有几个崇拜者登门求教，或是旧友诗书往来外，他整日面对青灯书卷。好在他是长沙市的十大藏书家之一，从不缺可读之书。心血来潮时带上几个小钱去旧书店淘书，也算是苦中求乐。他从年轻时期起，就喜欢收集唱片和版画。兴致来时，打开留声机听听老唱片，翻翻老画册，也是一种享受。也可以寻找到一种境界。
更多的时候是孤独寂寞。
记得先生70岁生日那天，袁铁坚、杜平、徐炼、赵树勤等同学从外地赶来省博物馆祝贺。师母做了一桌好菜。那时还没有时兴订做生日蛋糕，街上的食品店也没有像样的蛋糕买。我找了好几家，才买了一个，但食品店只剩下几根蜡烛。我们点燃了七根蜡烛，歉意地说，只好以一当十，请老师许愿吹蜡烛吧。
老师一口气吹灭了七根蜡烛，开心地喝了点红酒，感慨地说，活了七十年，这是第一次过生日吹蜡烛，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我当时想哭，但忍住了。此后过年过节，我总要和太太一起去拜见老师师母，有时候还把孩子带过去，偶尔也做点家务，让他们高兴高兴，希望他由此找到灵感和快乐。我家里现在珍藏着《世界地理未解之谜》等几套丛书，就是老师送给他的小孙孙的珍贵礼物。
要坚持下来，有些东西可就要放弃。
有一件事，我们几个学生一直为他抱不平。彭燕郊是1938年参加新四军的，按常理晚年应该享受离休待遇。由于皖南事变和他生病等原因，他离开部队转到地方去了，在桂林、香港等地继续做的抗日救亡的工作，后来加入了民盟，与过去的组织脱离了关系。
1950年代以后，他长期处于被审查被管制的状态，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去寻找档案或证明人。1980年代刚平反时，他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也没有顾及组织关系这个事儿有多重要。
直到上个世纪末，我们问到他是离休还是退休时，他才知道离休和退休，待遇上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劝他找找人，把组织关系弄清楚。他摇了摇头。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关系为他去找找人，他断然拒绝。他认为找关系弄待遇这事儿不值得，自己的重点应该在诗歌上。他说，没完没了地找人证明，太费事，物是人非，算了算了。
人过了八十，难免有这病那病。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心理上的坚持也很重要。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电话，彭老师住院了，要我过去一趟。匆忙赶到湘雅医院，我才知道他得了严重的肺结核，人很消瘦，气若游丝，要转到专业医院去救治。我当即找了车，送他去长沙市结核病院，请熟悉的医生特别关照。
那几个月，我正好在行政学院兼课，每个周末都要拐到医院去看看他。很难相信一个80岁的老人，有那么坚强的意志力和与病魔抗争的决心，与医生配合得那么默契。出院以后，彭老师像换了一个人，很快就投入《混沌初开》的创作。他不会用电脑，就凭着纸和笔，不停地在诗歌的海洋里飞腾。
五年时间里，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有一股与时间赛跑的劲头，几十年的积累如喷泉涌出，变成了气势磅礴的壮丽诗篇。后来被评论家称之为“衰年变法”的这段时间，写出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长诗，也把他的事业推上了巅峰。
如果没有坚持的精神，没有与病魔抗争的勇气，就不会有一个完美的彭燕郊。
彭老师的坚持精神，一直在默默地鞭策我。我写作长篇小说《风起》的十年，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几度艰难得差点放弃。但和彭老师谈起我的小说，看着他那期待的语气和眼神，我不得不克难前行。我的成功，自认为是彭老师坚持精神的再生与继承。
还说激情
有人说，彭燕郊天生是个诗人，说的是他诗人的气质。
谈起诗来，彭老师总是如痴如醉，各个流派各种风格，各个大诗人和名篇，尽在他的脑海之中，尤其是谈起外国的诗人，各种轶事掌故，如数家珍。他是福建莆田人，自幼受海风熏陶，受的西洋教育，对新诗格外偏爱，一辈子致力于新诗创作与推广。就是在他最困苦的两个阶段，也不会离开诗歌。
受管制期间，他的身边有一小批跟着他学诗的小伙伴，后来大都自学成才成了专家教授。他离开湘潭大学之后几年，大部分时间编辑外国诗歌作品。有这些诗人和诗篇伴随着，他才不会孤独，他才能够始终充满了激情。
加入新四军的时候，彭燕郊不满20岁，就是部队里有名的宣传员。他最拿手的活儿，是在农舍的墙壁上书写墙头诗。别人刷标语口号，他却利用墙头创作诗歌，把沸腾的战斗生活和自己的理想追求，对祖国的爱，倾泻在一片片小小的墙头上。《战斗的江南季节》等作品，就是那段时间的佳作。可惜由于战争的原因，那些充满激情和战斗力的作品大部分散失了。这是他终身的遗憾。
风华正茂的恩师和师母
彭老师成名很早，年轻时期他是否有过风流韵事，我未曾去研究过。老师也不会主动说这个话题。他20出头在桂林的时候，风度翩翩，钟情于他的姑娘不在少数。他爱上的是16岁的桂林姑娘张兰馨。师母也是热爱艺术之人，戏剧绘画等造诣很深，是行内知名的雕塑家。
编报写诗的和绘画雕塑的两个艺术家从此结为秦晋之好，几十年里不离不弃。尽管有过研究生试题泄密这种小插曲，但他们夫妻二人终身厮守，相濡以沫。我们不难想象，不论是颠沛流离的战争岁月，还是人妖颠倒的某个时期。一个诗人和一个雕塑家组成的家庭，在再困难的条件下，也会创造出浪漫的生活环境来。
果然有奇迹发生。这个受管制的五类分子，在一个小小的玩具厂做油漆工和推销员，凭着一股激情倒腾起玩具设计，居然可以救活一个小厂。彭老师曾自豪地告诉我，他把自己的发明，无偿地转让给另外一个同命运的右派分子，帮助其度过了生存难关。这个右派平反后做过我的顶头上司，我深知他们是患难与共的好朋友。
几十年里，我无数次地去过彭老师的家，无数次陪同他和师母喝茶谈诗，出行聚餐。他总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故事。他时常表现出天真，童真般的天真。小孩子叫他一声爷爷，可以使他笑得合不拢嘴。一道可口的美食，他可以在好多天以后还会提起。他常常会提出一些关于当前社会的幼稚问题，或是对某个大人物提出疑问。不论你如何回答，他总会满意地点头称谢。其实这些天真的背后，蕴含的是激情，是原生态的激情。
一场看似平常的演出，一次规模不大的画展，都可能激起诗人的雅兴，在他的世界里掀起轩然大波。甚至一只蜗牛的蠕动，也可以激发出一首不朽的名篇。这就是彭燕郊诗一般的生活。我们读过的《东山魁夷》、《钢琴演奏》，铺陈的是一道美景，一阵轻风，让人美不胜收。几十行的小诗《家》，描绘的是风雨之下的蜗牛，那么悲切，那么凄凉，那么渺小，每个字句里透出无奈的倾诉，奋争的激情。
我们很难想象，彭老师是怎样的状态下完成《混沌初开》、《生生：五位一体》写作的。虽处斗室，激情在胸中澎湃，他会是何等的亢奋激昂！
记得在彭老师87岁的时候，湘大为他举办了一次专题报告会，他的不少学生和朋友从外地赶来参加，唐浩明先生以省作家协会主席的身份做了主题发言。上午的大会他难得穿上西装，正襟危坐，午间也不休息，下午的讨论会照样精神，仔细记录每一个人的发言，并一一作答致谢，看不出半点老态和疲倦。
他人生中最后一个春节，我和龚旭东去给他拜年。还没等我们坐定，他撇开师母把我们拉到另外一个房间，风一般速度解开围巾，让我们看到他脖子上长出的一个小坨坨。我们感到大事不好，还是劝他不要紧张，当即联系人安排他去住院。彭老师反过来安慰我们说，自己已经88岁了，无所谓了，别让张老师操心就是。
从他的举动和神态，我们看得出来，他是十分平静和坦然的。他对生死早已置身度外。他完成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史诗创作，他的生命他的激情早已融入到自己的灿烂诗篇之中了。
没有激情，不会有大师，也不会有壮丽的人生。大师的生活，就是一首充满激情的诗。
大师教给我们的，不只是知识和技巧，不是途径与方法。是他们历经磨砺不屈不饶的坚持精神，是他们充满光能和热度的激情。
我为能成为大师的学生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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