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丨冯印谱：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

乡土丨冯印谱：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

Original 冯印谱新三届 2020-08-25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原题

工分，工分，

社员的命根！

作者：冯印谱

在人民公社化“大锅饭”年代，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社员成年累月被捆绑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社员每天的劳动报酬以挣工分计算，之后城市来的插队知青也同样挣工分维持生计。

千万别瞧不起这个工分，每一个工分都跟社员的生存问题紧密相连。每户社员家庭一年到头所挣的工分，用来参加所在生产队的经济核算，俗称“分红”。工分挣得多且人口少的人家，扣除生产队当年分给的口粮、棉花、油料等实物，还能分到一点现金；不少劳力少、人口多的家庭，年年挣的工分在年终“分红”时，不仅分不到一分钱，而且会在生产队欠账，称作“欠款户”。

“欠款户”社员不仅日子过得窘迫，名声不好听，遭人白眼，而且生产队常常会扣下他们的口粮，迫使他们设法交现金领取。为了不沦为“欠款户”，每户农民家的男女老少，都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在生产队挣工分，维持全家人的基本生活。

割草喂猪羊

我生长在农村，父母皆是农民。大约十岁左右，就开始做不少力所能及的农活，力求挣到一点工分，为父母分忧。小时候干过的农活有给猪羊割草，给生产队拣拾麦穗，收摘棉花等，能挣多少算多少。

那时候，生产队家家户户都饲养猪和羊，属于政策规定范围的家庭副业。养猪主要靠喂养家里每顿饭刷锅洗碗的泔水，添加点粗饲料，另外是吃青草。国家号召社员多养猪，猪肉能够岀口，换取宝贵的外汇，支援世界革命。公社食品站收购肥猪，每头猪要求重量必须达到120斤以上，卖猪可以得到现金、猪饲料和布票等补贴。一户人家花一年多时间喂养一头肥猪，是一笔相当大的收入。羊喂大了、母羊下崽，都能卖钱。

另外，家里饲养猪羊，能够挣工分。每个月底，生产队长会带领几个壮劳力，挨家挨户给猪羊称体重，根据体重记工分。为什么猪羊的体重也能挣工分呢？因为养猪养羊户必须把猪羊踩的粪便，送到集体田里，猪羊分量越重，粪便越多，挣的工分就越多。所以，我割草喂养猪羊，就等于直接为我们家挣工分。

“文革”期间，学校秩序比较混乱，每天下午放学后，同学们成群结伴上地里割草。我们村村西村北坡大沟深，夏天秋天，沟壑里野草丛生，是我们割草的好去处。我每天能割一大筐子，星期天不上学要割两三筐子，一大筐青草背回家，死沉死沉，父母亲挪也挪不动。他们责怪我，批评我，担心我背那么重的草筐，将脊背压成了驼背。可我知道，割草不仅要保障家里的猪羊每天有吃的，还要晾晒𣎴少干草，供猪羊冬天食用。邻居大人看见我每天割草割得多，都愿意让自家的孩子跟随我割草。

每天割草，也有𣎴少乐趣。

山杏还青涩，我们便上树采摘；柿子软了，我们随意品尝；枣儿红了，我们摘满口袋吃个肚儿圆。当然，有时躲开护青人，我们也会干些摘瓜偷桃的勾当，被告到老师和家长那里。《地雷战》《小兵张嗄》这类打仗电影看多了，割草时一帮同学兵分两伙，一方坚守山头，一方四面围攻，捡起脚下的黄土坷垃当作子弹和手榴弹，空中横飞，痛痛快快过一把当兵打仗瘾。

从小饲养猪羊挣工分，一直到我上了高中才停止。

做过“拾粪娃”

我的家乡晋南地区盛产小麦棉花，麦子收割时节，为预防风雨侵袭，必须及时抢收抢打，人们戏称为“龙口夺食”。

将近一个月的“龙口夺食”，机关学校放假，全民总动员支援夏收。随着年龄增长，我经历过拣拾麦穗、割麦子、碾场等全部活计。社员们平时干农活，男劳力一天挣10分，女劳力挣8分，半劳力挣得更少。麦收按麦垄计分，割得多挣得多，割麦的男女把式一天能挣二三十分。

我十几岁第一次割麦，初生牛犊不畏虎，一心只想多挣工分，忍着烈日暴晒，麦芒扎脸，口干舌燥，腰酸背痛，拼命地多割。结果，割了两三天，手上起泡，头疼头晕，上吐下泻，身体发软。当医生的父亲诊断为严重中暑，给我输了盐水和葡萄糖。母亲心疼地说：“憨娃，𠰻生产队工分能挣完？你挣的那点工分，还不够买药钱，让全家人担惊受怕，又耽误挣工分。”输完液，我在家休息了两天，又继续上地割麦。

除了拣麦穗和割麦，小时候麦收干的最难忘的一件农活是拾粪。麦子收割回打麦场，堆积成一个个大麦垛，接下来就是碾场。碾场先要摊场，用木杈把麦秸尽量抖落散开，铺摊成一人高，任凭烈日暴晒。碾场使用的是原始的牛、毛驴和碌碡，四五位碾场人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农，每人驱赶着三四头拉着碌碡的牲口，一圈一圈在麦秸上面转场子。我们四五个十二三岁的小孩，每人跟随一位碾场人拾粪。刚刚喂饱的牲口，套上绳索，拉上沉重的碌碡，非常吃力，便会又屙又尿。牲口的尿没有办法接收，牲口的粪便如果搅和在麦粒中，极不卫生。

我们几个拾粪小孩的任务，就是站在麦秸旁，提着一只粪筐子，两眼死死盯着每一头牲口的屁股，一瞅见牲口欲翘尾巴，便飞快地跑过去，在牲口屁股下面接粪。牲口拉出的粪便热烘烘、臭烘烘，呛得直闭气，有时还会溅到我的脸上、身上，恶心得直想呕吐。偶尔，我们走神，接粪迟了，碾场人会大声吆喝我们，训斥我们。有时筐子接不上粪便，拉在了麦秸上，我就用手捧起麦秸，将粪便抖落进粪筐。那时我的思想单纯，一来为了挣工分，二来想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农民手上有牛粪，但他们的思想是最干净的，知识分子手上没牛粪，但思想深处有许多脏东西。当一个拾粪娃，虽然身上沾点牛粪，不正是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好机会吗？

碾场的情景热闹非凡，“吽吽——”是牛的叫声，“嗯昂嗯昂——”是毛驴的叫声，“吱呦吱呦——”是碌碡的旋转声，“噼啪噼啪——”是驱赶牲口的甩鞭声，“巴啦巴啦——”是碾场人的吆喝声……合奏岀一曲复杂混乱特殊的交响乐，其中跳荡出丰收的喜悦和礼赞的音符。

在政治挂帅的年代，每年麦收，生产队打麦场门口书写有《护场公约》，其中一条是“提高革命警惕，防火防盗防投毒，严禁四类分子进入打麦场。”我父亲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生产队长派他赶牲口碾场，父亲非常作难。队长说，球！劳力这般紧张，你只管干你的，出了事我顶着。你烧了麦秸，你家里人喝西北风去？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队打麦场没有了往日的热闹，但各家各户仍然使用牲口拉碌碡碾打小麦。这时我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并娶妻生子，父亲说：咱家责任田打的小麦上交公粮，我和你妈弄得干干净净，甭说牲口粪便，一颗石子儿也不能有。为啥？这公粮是给我儿、儿媳和我孙子吃的，不弄干净行吗？

修建大寨田

《农业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山西怎么办？》这是当年学大寨运动中，《山西日报》刊发的一篇著名社论，其主题思想和急迫之情不言自明。

我的老家万荣县地处黄土高原丘陵地带，大多数地块都是二百米长的平展展土地，根本不用修啥大寨田。可是，大队干部迫于上面的压力，安排各生产队强劳力上马修大寨田，并要求三个生产队劳力集中在一块田里修建，红旗招展，人潮涌动，远远望去，规模浩大，气势如虹。

修大寨田一般在麦收后和冬季，把高低不等的相邻两块土地拉平。夏天烈日当头，土壤松软，拉一平车土从这头运到那头，相当吃力，汗流浃背。冬天冰封大地，一镢头刨下去，只有点白印印，实车拉土吃力费劲浑身冒汗，空车返回寒风一吹脊背透凉。尽管如此，却有两个诱惑吸引着不少男劳力。

一是修大寨田工地设有简易灶房，中午做一碗南瓜胡萝卜飘点油花花的熬菜，还有一碗绿豆稀饭，伙食费由三个生产队合摊。修大寨田的社员带上自家的冷馒头，中午能饱餐一顿。在粮食紧缺，普遍吃不饱饭的情况下，一碗熬菜和一碗稀饭也能让其他社员羡慕不已。

二是修大寨田能多挣工分。修大寨田不搞大糊弄，七八个小伙子分为一组，根据拉土方多少计算工分，多劳多得。挖土的坑道越拉越长，今天丈量过尺寸后，我们把记号移动一下，第二天再行丈量，等于把昨天干的一部分数量“日鬼”到今天，就能多算工分。这样修建出的地块，面积是增大了，但严重破坏了活土层，甭说当年种庄稼，三年也长不出好苗苗，完全是劳民伤财。

当上记工员

1976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劳动，生产队长给封了个“官”——记工员。

靠工分吃饭，致使每个社员对自己挣的工分格外看重。过去记工分不透明，到年底分红时，社员才看到全家挣了多少工分。我当上记工员后，把当天队里所有干活社员的名字和应得的工分作以详细登记，第二天张贴在巷道的橱窗，大伙儿一看清清楚楚。然后生产队另一名记工员每天从橱窗取走我填写的工分单，给每个社员登记造册，两个记工员各做各的，也便于相互监督。工分一透明，社员干活立马有了积极性。

我这个记工员不算生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有生产队长、政治队长、财务员、保管员、贫协组长、妇女队长等，均不脱产，但每年有一定的工分补贴。生产队一年给记工员400工分作为补贴，相当于我比别人多干40天农活。

然而，不干不知道，其实记工工作既繁琐又容易得罪人。近百名社员每天岀工，干各种各样活计，当晚都要汇总到我这里，一一登记张贴。那时候经常召开大会，全村12个生产队社员集中在戏台下，大队干部在主席台上念文件念报纸，会场哄成一片，参会者聊天、抽烟、睡觉、做针线活儿啥也有。开会不用出力挣工分，凡能走动的社员都来了，散会后我登记本生产队社员名字，往往要花费半个小时，其实这些工分并没有创造任何价值。

社员中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明明没有出工，却想让我把他名字写上。有的根本没往集体田里送粪，却说他送了三平车，让我给记工分。面对这些无理要求，有的被我以工分单张贴橱窗说服了，有的委婉拒绝了。背后他们肯定骂我“死心眼”“又不是挣你的工分，较啥真？”但我认为，既然队长让我担此重任，就应当为全体社员负责任，决不能让偷奸耍滑者占集体便宜。当了两年记工员，因为办事认真，不贪不占，大伙儿评价还不错，我也很感欣慰。

社员们的“命根”工分，到我上大学的1978年，我们生产队每天的“分红”仅有8分钱。就是说，农民顶酷暑，冒严寒，辛辛苦苦劳动一天，仅仅获得8分钱的报酬，常常年终难以兑现。这8分钱还不是最低的，我们村有的生产队“分红”还不到8分钱，邻近村有的生产队，社员劳动一年，年终结算时，还需要给生产队倒贴钱。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人民公社巳经走进了死胡同，这“大锅饭”还吃得下去吗？

2019年6月14日草于凌空书屋

2019年6月16日修改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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