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丨桑宜川：出国大潮中的川大语言培训中心

新三届 2019-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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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桑宜川，加拿大华裔学者，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七七级，曾在四川大学外语学院教书多年，后赴澳大利亚留学。移民加拿大后，以治学为生，研究兴趣广泛，现为加拿大多家华文报刊专栏作家。近年来与国内数所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常回国讲课，并受聘为客座教授。

原题

四川大学语言培训中心忆往

作者：桑宜川

四川大学语言培训中心，曾是上世纪80-90年代校园里的一道亮丽人文风景。

那年月，中国刚打开国门，对外开放不久，大学毕业后的莘莘学子，工作几年后，不少仍渴望到海外去留学深造，要申办签证，必须先通过语言关，取得足够的托福或雅思分数。为了能拿到这张“护身符”，来到这川大语言中心学习，强化并提高英语的应试能力，便成为了心向往之的愿景。

那时考试犹如走独木桥，每期报名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语言中心办公室设在外文楼一层右侧，每到了报名日期，走廊里开始“打涌堂”，负责办理TOEFL考试报名的徐自力老师的办公室，负责TOEFL培训报名的张晓涪和张旭老师的桌子边上便围满了求学者，颇有点像名医的诊室，被求医者挤得水泄不通。

世事沧桑，物换星移，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这一盛况虽早不复存在，但如茉莉干花，焙入川西平原上的炒青，制成飘雪香茗，品味起来依然芬芳如许。

笔者与该中心的缘分说来话长，始自于1990年代初的几年，我在西区外语系教英文，受邀到东区的语言培训中心业余兼课。那时教师的薪水都很微薄，每月到学校财务处柜台上，领取出来的月薪只有百余元，扣除各种学校收费，有时只能到手70-80元人民币，为了多挣一点课时费，补贴家用，年轻老师们都很卖力气。

那年月，我辈同道亲历过的超课时费从2角5分开始算起，逐渐上涨到了5角钱、7角5分、1.25元、1.5元和2.5元一节课。对如今的年轻教师来说，个中的酸甜苦辣，已是匪夷所思。

那时学校西区和东区的教书待遇大致差不多，辛苦并快乐着，这就是我们这一代文革后年轻教师走过的路。我在东区那边兼职混了几年，不期与培训中心的几位老师却成了莫逆之交，这份情谊，延续至今，令我怀念。

我的“编外老板”是罗显华教授，语言培训中心的主任，个头瘦小，面容清癯，40后，算是前辈学者，说话温文尔雅，谦谦君子。记得他是金堂人，曾任中国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大学外文系副主任、四川大学外语部主任，这几个名头都不同寻常，在蜀中外语教学圈内应是炙手可热的。除此之外，他还担任过《英美语文教学》杂志主编、《外国文学之窗》副主编、《时代英语》编审、《大学英语》系列教材责任编委，1980年代初作为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到美国耶鲁大学英语系做过两年研修。1990年代初获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奖金，到意大利与美国同行展开美国散文研究和写作。他的主要著作和译著有：《美国60年代散文选》《美国70年代散文选》等。近年来听说他身体状况欠佳，已在轮椅上过日子，让我心中平添了几分惆怅与牵挂，远隔大洋，唯愿他早日康复，万福金安。

当年，语言培训中心副主任张长贵副教授亦是文气相通的旧雨。自从我90年代中期以后，去国万里，负笈海外，彼此就断了联系，直到今年六月份回国问学，在东区邢昭教授，西区老同事刘晓伟兄的串联下，才终于重逢相聚，喜不自胜。这种同道学人的交流，相信今后一生都将会持续下去，常青常绿。

左为张长贵教授，中为美国外教Rachael，右为笔者，摄于1993年秋季，其时语言培训中心的教师们利用周末组织出游，在蒙顶山大庙前合影留念

今年六月份在成都合影。左起：张长贵教授、笔者、邢昭教授、刘晓伟校长

早在1978年，四川大学在改革开放的国势推动下，国际学术交流提上了议事日程，一批又一批理科教师要去欧美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以访问学者的名义出国考察与研修，同时来校的外国学者专家日益增多，遂由校方创建了全校英语四会班。

1979年学校在教务处设置了师资培训科之后，“四会班”由师资科接手，并为筹建语言培训中心积极创造条件，如专职教师的配备，及分期派教师去国外进修学习，以便回来后大展才干。在此期间，杨光容教授做了大量英语培训工作。

回望历史，川大语言培训中心是在美国姊妹学校密执安州立大学语言中心的支持下，于1982年秋季正式成立的。当时，由教务处师资科科长张琪、外文系办公室主任冯泽辉（后为外语学院副院长、教授）负责协调川大语言中心和密执安州立大学语言中心派来任教的苏吴仪（Wuyi Su）等专家教授的之间相关工作。

1984年6月份，校方决定语言培训中心从教务处和外文系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系级教学单位。当年校方交给培训中心的任务，主要是培训拟出国进修或读学位的教师，这种语言培训学制多为一年，后来逐步发展，也面向社会招生。

从1984年至1994年，共培训了校内外学员近700人次，目前在校的校级和院系不少领导当年在出国之前，都曾先后由教务处安排在语言培训中心接受外语培训，一度被戏称为“川大的黄埔军校”，正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当年的学员遍布海内外，如今大多已年过半百，说起自己曾是“黄埔几期”，都流露出掩饰不住的自豪感，可见其影响深远。

当年，川大语言培训中心成立不久，作为独立的教学单位，可谓困难重重，在教师派课、课程设置、教材配置三个重要环节都凸显了开班的艰难。不过，语言培训中心最初的老领导徐孝详教授、王仲芳主任都领导有方，任命刚从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访问学者归来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张长贵为英语教研室主任，放手让其在语言培训中心第一线冲闯。

在办公室主任徐自力密切配合下，张长贵老师于1985年春（当时托福考试进入中国大陆仅3年）同教师刘熹（现居美国，95岁）、李运侬、杨光蓉、敬少平、李金蓉（现居美国，曾任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Rader秘书）等语言中心的精兵强将密切配合，克服教材、托福听力磁带短缺、教学法等重重困难，举办了四川大学第一期托福班。令人惊讶的是，在那样艰苦条件下培训的川大第一期16名托福学员竟然全部取得优异的托福考试成绩，在校内外赢得了广泛好评。

在此基础上，颇具眼光的张长贵教授于1986年提议并起草在川大建立托福考试中心的报告，获得国家教委批准，美国托福考试中心正式落户四川大学。张长贵教授同办公室主任徐自力老师又奔赴武汉大学，厦门大学、西安外语学院学习组织TOEFL、GRE、GMAT、TSE等考试的组织管理程序。从此，语言培训中心承担的任务增加了一倍工作量。但语言培训中心的教师们与行政人员通力合作，把原本不温不火的语言中心一下办得省内外闻名。

由此追溯，张长贵教授应是川大托福考点的始作俑者，功不可没。他一不留神把这个事情弄大了，1990年，校方还特地给他派来了一位“婆婆”，他的大学时代老师罗显华教授坐镇，为培训中心主任，张长贵教授为副主任，这一格局延续了多年。

依据张长贵教授的说法，1984-1990年是川大语言培训中心的前期发展阶段，曾由徐孝详教授、王仲芳教授二位主任主政。从1990年开始，罗显华教授到语言中心主政，属于中期阶段。他退休以后的语言培训中心似可分为后期阶段。岁月流金，后来几经变迁，川大语言培训中心犹如一曲终了，走到历史拐点，华丽转身谢幕。

张长贵教授在讲课中

张长贵教授告诉笔者，比当时成都科大出国人员培训部抢先一步，在四川大学率先建立省内第一个托福考点，为成都的托福考生带来了极大方便，不用再来回折腾，车马劳顿，到重庆四川外语学院报名考试。

当时考TOEFL，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高铁、更没有互联网在网上报名，成都的考生要长途奔波，在拥挤不堪的火车上，花大半天时间才到重庆，去四川外语学院排长队填表报名，尔后精疲力尽，找个旅店住下，第二天再参加考试。后来四川外语学院虽在四川省教育学院设了分考场，但报名仍须去重庆，还没考试，头都晕眩了。

自从托福考试中心在四川大学建立后，成都的考生再也不用如此折腾了。应该说，张长贵教授在国门初开时，为成都无数摩拳擦掌、渴望出国留学、走向世界的莘莘学子，成就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张教授对笔者颇感自豪的说，这是他一生外语教育生涯中最值得纪念的事件。

1992年暑假，笔者与四川大学语言培训中心的师生合影，第二排左五罗显华教授，左四张长贵教授，左三为笔者。顺便提及的是：第三排最右侧小男生钱向阳老师，几年后成为北京新东方创业时期很受欢迎的托福听力教师，用笔名“吴聊”出版的《TOEFL听力的弦外之音》一书影响了当时全国托福考生

在我看来，当时在成都成立的这第一个考点，其意义深远，事实上已成为四川向外拓展，走向世界的桥头堡，受益人不再限于校内教师，她的名声与影响已通过学员的口碑远播。那个年月的语言培训中心，已成川大的人文经典，不可复制。因为她曾经存在过，我与她一道走过几年，正所谓“白云归来认旧痕”，才更值得回忆，把她的历史记录下来。

令人称奇的是，在远离故国的加拿大温哥华，近年来我先后巧遇了三位1990年代初就读过四川大学语言培训中心的学员，二女一男，其中一位女生我还教过，见面时还能想起当年上课时的情景，会心地莞尔一笑。他们都是在川大通过了托福考试之后，获得了加拿大的大学录取，来此攻读学位。如今都已安居乐业，在枫叶之国过着别样的幸福生活。

作为四川“托福”考点创始人，四川“托福”培训的元老，张长贵教授如今已年逾古稀。他说教“托福”是他的一生乐趣所在，仍然退而不休，在城里兴办了“美加”托福培训学校，任校长，坚持办学，数十年如一日。许多时候，由于培训市场竞争激烈又残酷，学校经费常入不敷出，然而他却矢志不渝，犹如一位义薄云天的江湖大侠，乐见年轻一代学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学成归来报效祖国，令我不由得肃然起敬。

行笔于此，让我想起了民国早期的四川军阀们，他们不仅仅是世人眼中割据一方的诸侯，抗战时期领军出川抗战的枭雄，还是兴办教育的功德之人，例如他们自掏腰包，出资在成渝二地创办了早期留法，留日预备学校，其中刘湘还创办了重庆大学，并为第一任校长，为国家社稷培养人才，实在值得大书一笔。共和国历史上的川籍政要朱德、邓小平、陈毅们，文人作家李劼人、巴金们，就是在这样的“托福”学校初识洋文及西洋文化，为他们远渡重洋，开阔眼界，接触新思想，及后来仗剑走天下，成就一番纵横捭阖的大业打下了认知基础。

1921年3月，邓小平和远房叔父邓绍圣在法国合影，他们曾为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同期学员

如今，我们尚可从老四川的历史档案，留学预备学校学员原始花名册里查阅到他们的姓名，其中的邓先圣(原名)，邓希贤(学名) 即是后来的邓小平，佐证了他们一生大业的起始点。

文献记载，当年蜀中留法，留日预备学校的学生逾400多人，但凡经济拮据的，正是这些军阀们责无旁贷，慨然资助，为他们提供了出国船票，送他们远行。在现代中国历史上，这是一段被尘封的，感人肺腑的巴蜀人文故事。

（作者小注：本文写作中，承蒙四川大学东区邢昭教授、张长贵教授拨冗审阅，并补充历史细节描述，谨此鸣谢。）

2019年7月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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