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
刘道玉，1933年生于湖北枣阳，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重大作用。1981年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推动多项教育改革，拉开了中国高教改革的序幕。现任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著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拓荒与呐喊：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历程》《教育问题探津》《珞珈野火集》《中国高校之殇》等作品。
有必要就疫情
进行一场全国启蒙
原编者按：或许，从来没有一个时刻像今天这般，让我们重新获取如此切身的感受：这种切身的感受，不仅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更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抑或人与万物之间。仿佛从休眠中惊醒，让我们重新感受到人类的卑微，重新感知生活的维度，重估自我与时代之间的价值体系。
这样一个号称被“算法”统治的现代社会，这次终于没能算准自己的命运。所有的生产、消费和娱乐都被迫按下暂停键，但这恰恰给了人们一个重新思考诸多关于人性、道德、社会制度等终极性问题的契机。新京报书评周刊适时推出了“疫期读书”栏目，采访了一批学人作家，请他们分享在疫情期间的工作与生活、阅读和思考。
第八期“疫期读书”，我们邀请到著名教育家刘道玉先生撰文。先生曾为高等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过重要作用，更在武汉大学校长任上（1981-1988）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拉开了序幕，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如今先生已87岁高龄，身处疫情暴发地武汉，他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同时，也时刻关心着疫情的发展变化。他看到太多的悲壮故事，也认为有太多饱含血泪的教训。故而，他通过新京报书评周刊撰文呼吁：全国同胞痛定思痛，吸取教训，有必要就疫情进行一场全国启蒙。
今年年初，在武汉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非常悲壮的，它不仅迅速流行到全国，而且已经传播到世界大多数国家，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警惕。
对于这场关系到生死存亡的疫情，我既不惊慌，也没有恐惧，我能够做些什么呢？本人已是87岁的老人，自知是易感人群，我所能做的：一是闭门不出，自我隔离；二是收看新闻报道，关心疫情的发展；三是进行必要的反思。 我平常坚持“85433”的生活规律，即睡足8小时，步行5公里，写作4小时，吃好3餐饭，做3次自我保健按摩。由于住宅区实行封闭管理，我的生活规律打乱了，也不能购物，只能过最简单的生活。当然，这些与那些在抗疫第一线的医生、护士、警察们相比，简直微不足道，是可以克服的。向国内外对湖北抗疫战斗捐赠和援助的医院、团体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疫情暴发之前，我正在写作第二部自传《其命维新》，第一部自传是《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前者是我人生的一条线，而后者是我人生的一个点。人生就是由许多点和线组成的，这些点和线互相联系起来，就构成了我的人生全部。同时，我还在阅读马国川先生写的《国家的启蒙》。可是，当疫情暴发以后，我既没有心情写作也没有心情再阅读了，因为已经失去了沉静的心情。 难道不是悲壮的吗？父亲去世，子女不能送行，只能由殡仪馆的运尸车拖走；儿子去世，父母不能再看上儿子一眼；丈夫去世妻子不能告别，妈妈被运尸车拉走，小女儿跟在后面哭喊着：妈妈，妈妈……偌大的一座城市，封城以后，街上空无一人，在街上行驶的只有救护车、警车、运尸车以及执行特殊任务的车辆。人们生活极端困难，这些还不悲壮吗？
这次武汉疫情的暴发，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而偶然寓于必然之中。从表面上看，疫情的暴发和失控的直接原因，是与个别专家的错误判断有关，他们收集病毒样本，不是为了迅速找到冠状病毒肺炎的来源，如何控制疫情，而是为了发表论文，这是职业操守的沦丧。从省市领导来看，他们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盲目侥幸心，以至于失去了最宝贵的控制和救治时间，造成了千千万万发烧病人在各医院排队检查和等待住院，真是一床难求呀！21世纪头20年，世界主要发生三次大的流行病，而两次在中国，从深层角度来看，当政者和民众都应该反思，吸取血的教训。
首先，是应当改变吃野生动物的丑陋习惯，否则我们将继续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建议制定法律，禁止捕猎、贩卖和烹食野生动物，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其次，要改变中国式的聚餐和饭局中的不健康习惯，杜绝疾病传染的渠道。在病毒引发肺炎之初，武汉百步亭还在搞万家宴，假如每家三口人，总共就是三万人。这究竟是文明还是低俗？据说搞了20年，居然没有人质疑。
第三，春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每逢年底，正是流行病发作的季节，几乎全国出动过大年，这个始于农耕社会的传统，也到需要改革的时候了。 时至今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毒源仍然没有剖解，只有从源头切断毒源，才能有效地根治疫情的流行。痛定思痛，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我恳切地希望有关部门和同胞们觉醒起来，有必要就疫情进行一次全国启蒙，吸取教训，擦干眼泪，继续前进！真正可悲的不是瘟疫，
而是之后我们的生活一切照旧
作者：周国平
原载《文汇报》2003年6月6日
瘟疫曾经是一个离我们多么遥远的词，无人能够预想到，它竟落在了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头上。在经历了SARS的灾难以后，现在来读《鼠疫》，我们会有异乎寻常的感受。加缪的这部名作描写了一场鼠疫的全过程，时间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地点是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市。事实上，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并没有发生鼠疫，所以加缪描写的是一场虚构的鼠疫。一般认为，这是一部寓言性小说，鼠疫控制下的奥兰是喻指法西斯占领下的法国。然而，加缪对瘟疫的描写具有如此惊人的准确性，以至于我们禁不住要把它当做一种纪实来读。一开始是鼠疫的先兆，屋子里和街上不断发现死老鼠，第一个人死于怪病，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逐日增多。某一位医生终于鼓起勇气说出“鼠疫”这个词，其他人亦心存疑虑，但不敢承认。疫情迅速蔓延，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市府怕惊动舆论，封锁消息。终于到了封锁不住的地步，于是公布疫情，采取措施，消毒，监控，隔离，直至封城。因为害怕传染，人人口含据说能防病的薄荷药糖，乘公交车时背靠背，怀着戒心疏远自己的邻居，对身体的微小不适疑神疑鬼。人们的心态由侥幸转为恐慌，又由恐慌转为渐渐适应，鼠疫本身终于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全市如同放长假一样，日常工作停止，人们惟一可做的事情是收听和谈论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祈求自己平安渡过难关，等待瘟疫出现平息的迹象。商人乘机牟利，咖啡馆贴出“酒能杀菌”的广告招徕顾客，投机商高价出售短缺的物品，出版商大量印售占星术史料中的或临时杜撰的有关瘟疫的各种预言……凡此种种现象，我们现在读到都不觉得陌生了，至少可以凭自身的经验加以想象了。然而，如果认为《鼠疫》所提供的仅是这些令我们感到半是亲切半是尴尬的疫期生活细节，就未免太停留在了它的表面。我们不该忘记，对于加缪来说，鼠疫的确只是一个象征。在最广泛的意义上，鼠疫象征的是任何一种大规模的祸害，其受害者是所及地区、民族、国家的所有人乃至全人类，瘟疫、灾荒、战争、专制主义、恐怖主义等等都可算在内。问题是当这类祸害降临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加缪通过他笔下主人公们的行为向我们说明，惟一的选择是站在受害者一边与祸害作斗争。一边是鼠疫，另一边是受害者，阵线截然分明，没有人可以做一个旁观者。医生逃离岗位，病患拒绝隔离，都意味着站到了鼠疫一边。这个道理就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简单。在这个时候，需要的只是一种最单纯的责任感，因而也是一种最真实的正义感。灾难是没有戏剧性可言的，所以加缪唾弃面对灾难的一切浪漫主义姿态。本书主角里厄医生之所以奋不顾身地救治病人，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与任何宗教信念、神圣使命、英雄壮举都无关，而只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医生不能容忍疾病和死亡。在法西斯占领期间，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加缪成了抵抗运动的干将。战后，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参加抵抗运动，他的回答同样简单：“因为我不能站在集中营一边。”面对共同祸害时所做选择的理由是简单的，但人性经受的考验却并不简单。这是一个令加缪烦恼的问题，它构成了《鼠疫》的更深一层内涵。从封城那一天起，奥兰的市民们实际上开始过一种流放生活了，不过这是流放在自己的家中。在那些封城前有亲人外出的人身上，这种流放感更为强烈，他们失去了与亲人团聚的自由。在瘟神笼罩下，所有留在城里的人只有集体的遭遇，个人的命运不复存在。共同的厄运如此强大，以至于个人的爱情、思念、痛苦都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人们被迫像没有个人情感那样地行事。久而久之，一切个性的东西都失去了语言，人们不复有属于自己的记忆和希望，只活在当前的现实之中。譬如说，那些与亲人别离的人开始用对待疫情统计数字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境况了，别离的痛苦已经消解在公共的不幸之中。这就是说，人们习惯了瘟疫的境况。加缪认为，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是比绝望的处境本身更大的不幸。不过，只要身处祸害之中，我们也许找不到办法来摆脱这种不幸。与任何共同祸害的斗争都具有战争的性质，牺牲个性是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小说的结尾，鼠疫如同它来临时一样突然地结束了。当然，幸存者们为此欢欣鼓舞，他们庆幸噩梦终于消逝，被鼠疫中断了的生活又可以继续下去了。也就是说，他们又可以每天辛勤工作，然后把业余时间浪费在赌牌、泡咖啡馆和闲聊上了。这是现代人的标准生活方式。可是，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吗？人们经历了鼠疫却没有任何变化吗？加缪借小说中一个人物之口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但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如果我们不把鼠疫仅仅看做一场噩梦和一个例外，而是看做反映了生活的本质的一种经历，也许就会获得某些重要的启示。我们也许会认识到，在人类生活中，祸害始终以各种形式存在着，为了不让它们蔓延开来，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这不也正是这次SARS之灾给予我们的教训？真正可悲的不是SARS，而是在SARS之后我们的生活一切照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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