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李大兴，祖籍四川，生长于北京。1980年以北京市高考文科第二名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次年被教育部保送公派留学，在日本东北大学读本硕博。1980年代末赴美国，现隐居芝加哥郊外，以诗文自娱，已发表百余篇，散见国内外。三联书店出版其回忆散文集《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
原题
历史的温度
作者：李大兴
作者的话：武汉封城还在继续，已经发生的悲剧无法挽回，只希望一切结束后能见到真实的记录，尤其是关于那些无名的逝者、无助的人。我一直以为学历史的人首先需要有内心的温暖，个体命运的历史叙述比宏大叙事更真实。我辈才疏学浅，无力抵达陈寅恪先生所言“同情之理解”境界，但终需用心感受历史的温度。
我无意参与当下的种种议论，历史真实素来是时间河水流过后才渐渐呈现。重发这篇刊登在2016年11月7日《经济观察报》的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写到武汉。
友人在国内云游，寄来一张照片，是先父题写的一首诗的手迹：这首诗我以前读过，但是这幅手迹还是第一次见到。也是从友人的照片，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这首诗是父亲题赠武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的。1981年十月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这一纪念馆开馆，父亲时为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前来祝贺参观，写了这首诗。武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馆址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旧址，也称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旧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阅马场广场北端，西邻黄鹤楼，北倚蛇山，南面首义广场，占地面积一万八千多多平方米，建筑面积近一万平方米。因旧址红墙红瓦，武汉人称之为红楼。红楼原为清朝政府设立的湖北咨议局局址，于1910年（清宣统二年）建成。1911年（农历辛亥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次日在此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推举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宣告废除清朝宣统年号，建立中华民国。随即，辛亥革命领袖之一黄兴赶赴武昌，出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领导抗击南下清军的阳夏保卫战。武昌起义是民国发轫之举，红楼因此被尊为“民国之门”。
先父本非学者，十七岁就读川东师范（今西南师范大学）期间，参与“一二·九”学生运动任重庆学联主席，第二年因此被开除，遂率若干朋友同学步行北上，去了延安。转战多年后，他参与创办人民大学，历任教务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等职。先父五十年代开始从行政转向学术，成果之一是帮助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撰写《辛亥革命回忆录》，从七十年代开始主编《中华民国史》，更是在在与辛亥革命有关。虽然是半路出家，父亲还是相信历史学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他最反感的是那些挥舞着理论大棒批判别人的所谓学者。由于重视史料，童年时我家里到处堆满了还是用复写纸复印的辛亥革命史料。不过我后来学历史不见得与此有关，倒是与历史的缘分就从破坏这些复印的史料开始。1966年被抄家时，这些复印件一地狼藉，抄家结束后放到一个屋角，堆了有一米高。这些复印件是双层纸，质地吸水性良好，父亲忙着写检查自我批判，我就拿这些纸翻过来用没有字的一面画小人骑马。画了好几年，一直画到识字后，能够大概明白这些史料的内容。在少年时，这些辛亥革命史料和55册《文史资料选辑》是最有趣的阅读记忆之一。其中激动人心的，莫过于那些从事暗杀、组织起事的热血同盟会员，令人难忘的，莫过于“秋风秋雨愁杀人”这样的诗句。我当年最崇敬的是喻培伦，他生于四川内江富商之家，留学日本，专攻化学，加入同盟会后专事研制炸药，有“炸弹大王”的美名。他曾经和汪精卫、黄复生一起策划暗杀摄政王载沣，事败后汪、黄被捕，他被通缉，亡命香港。第二年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为先锋队，胸前挂一筐炸弹，率川籍同盟会员攻入总督府。后战败被俘，不屈而死，列黄花岗72烈士之首。革命浪漫的记忆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种下，每一代人中的少数，可以也应该自省与批判，另一方面更必须意识到，一个时代的刻痕是无法消除的。从攻佔巴士底狱到成立湖北军政府，武力革命和烈士精神一直受到推崇。我从小阅读的历史书，不乏浪漫描述和定性结论。我们在耳濡目染之下，接受了许多或正面或反面的历史人物形象，他们在意识或者潜意识层面构成了我们关于好坏、是非判断基准的一部分。然而下一代人未必能够理解前人的基准，我试图给一个小辈讲喻培伦的故事，他瞪大了眼睛：“他是不是个恐怖分子啊？”历史越进入细节越错综复杂，人物是多面的、经常变化的；事件是多元的、充满偶然的。事后回过头分析，自然可以看出种种因果联系、多元合力的作用等等，但是因为如何就必然如何这样一种必然性判断，往往离历史真相更远。历史是成功者的历史的一层意思是，成功者在未成功时的历史作用往往被夸大，当时的时势及其影响往往被忽略。武昌起义的胜利，通常被认为是革命党前赴后继的结果。这样的说法自然也没有错，然而此前几年历次起义都很快以失败告终，尤其是黄花岗一役，同盟会精英损失惨重，元气大伤，陷入低潮。当时的几位领袖谁也没有预料到半年之后会爆发革命。在同盟会无力再策划的情况下，两湖地区革命党人自己成立的共进会与文学社自行准备武装起义。时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清末名臣端方9月初受命署理四川总督，率领湖北新军主力西入四川。武汉空虚，刘公、蔣翊武、孙武等党人成立总指挥部，计划与湖南长沙焦达峰在10月16日同步行动。10月9日孙武不慎被炸伤暴露，总指挥部被破坏，领导人或被杀或出逃。第二天全城戒严，开始搜捕。在恐怖气氛中群龙无首的革命党人自发起义，熊秉坤、蔡济民等几个班排长指挥三千士兵和军校学生，连夜攻克总督府和第八镇（师）司令部。第二天把躲在朋友家床底下的协统（旅长）黎元洪请出来，逼着他当了军政府的都督。多少次精心运筹有没有成功，这一场仓促混乱的行动却在一夜之间告捷。这里面有时势的变化，也有运气的成分。时任湖广总督瑞澂色厉内荏、举措失当，在逮捕副总指挥刘复基后，当夜就把他和彭楚藩等处死，次日晨悬首示众，意在恐吓，反而激起兵变。当满城枪声响起，这位颇有政声的满族大臣被吓得失魂落魄，从总督府后花园墙上挖洞逃上军舰。另外还有一种传说：他是听了姨太太廖克玉的话弃守而逃，后来宋教仁曾经赞誉她是“民国西施”云云。父亲在1960年代初担任范文澜的副手编写《中国通史》，他的史学观自然深受其影响；我却在荒诞的年代画着古代将军、旗袍美女长大，对历史不免有不同的理解。学历史，尤其是留学以后，和父亲谈起近现代史，看法往往有很多分歧，开始还有时争论，后来干脆避而不谈。他往生之后，我渐渐在自己身上越来越多看到他的影子，倒也就明白看清历史，就如同看清一个人一样，只有尽可能摈除先入为主的判断与教条，努力接近人与事本身所在的时空，才能够多几分了解。我在父亲去世后，领悟到世代与经历的不同，很多时候直接导致历史观和历史感觉的差异。父亲不仅是一个历史学者，更是一个历史的近距离亲历者与实际参与者。他的视角与关注、视野与识见，和他的生平际遇似乎关联还是很紧密的。他在回忆录里提到我的祖父曾经参加同盟会和保路运动，虽然语焉不详。他从三十岁追随吴玉章，至其去世凡十八年，对年长四十岁的吴老不仅尊敬而且感戴。事实上，吴老对父亲十分信任。不仅托付他整理、著述回忆录，而且在紧急关头指点父亲逃脱被划为右派的命运。父亲在《“反右”亲历记》里感叹如果没有吴老，他和他的一家都难免灭顶之灾。
吴玉章是同盟会元老，四川同盟会负责人，喻培伦就是他介绍入会的。广州起义失败后，他潜回四川，参加保路运动。九月七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开枪镇压酿成“成都血案”，激发“保路同志军”的成立与武力反抗。吴玉章在家乡荣县领导起义，宣布独立，后被誉为辛亥革命先声。他之所以能够具有这样的号召力，部分是因为他加入了袍哥，在四川江湖上也有着崇高地位。吴玉章也是很早就加入共产党，成为中共五老之一的同盟会元老，毕生革命激进。但是读父亲的回忆录，可以看到吴老世情练达、进退有度的一面，从而理解他何以历经风雨飘摇而善终。我依稀记得东四六条39号的院子，那是一个不大的四合院，门厅窄小幽暗。穿过第二重门进到北屋，屋顶很高，房间有些阴凉，一个瘦小清癯的老人坐在太师椅上，已经站不起来了，但是目光还很清楚有神。那一年我五岁多，所以有时候我不清楚有多少是真实的记忆，是不是有想象的场景。吴老在1966年12月12日去世，享年88岁，是他的同代人里最高寿者之一。他晚年在急风暴雨中谨言慎行，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从不针砭时事人物。因此他留下的文字大多是官样文章。在任人民大学校长的十余年里，他从不整人，而是尽力保护部下。他不仅保护了父亲，也曾经试图保护谢韬、林希翎，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二人都深为感念。吴老甚至未能保护自己的外孙女婿被打成右派，他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父亲曾经从旁看出他见到外孙女时的内心隐痛。吴老自奉节俭，这是父亲以他为道德楷模的原因之一，也一直仿效他。他去世后，儿媳蔡乐毅女士带着四个孙女孙儿，艰难度过文革。我儿时经常见到蔡阿姨，眼中时有忧伤。她本是沪上大家闺秀，大学校花，却青年丧夫，独自守节终身，抚养孩子长大。父亲进入辛亥革命是从吴老的角度开始的，革命叙事自然佔据了主要位置。我小时候接触的历史书，大多强调革命党人领导发动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慈禧太后由于镇压戊戌变法，被认为是保守反动，立宪派则是动摇软弱等等。长大以后，才知道历史没有那么简单，人物也不能那么脸谱化。慈禧太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既可以在1898年杀死六君子，也可以在20世纪之初重开新政，预备立宪。由此而生的立宪运动，逐渐成为政治主流。在1911年开始时，全国各省大都成立了谘议局，虽然没有实际权力，但是立宪派在这里已经掌握了话语权，向君主立宪转变已经成为朝野共识、大势所趋。争执在于，摄政王统领的满清贵族不愿让出权力，而地方官民多半要求加速转制。双方对立虽然尖锐，但是前者并没有多少危机感，只是力图拖延；后者也没有革命的念头，而是在几年的时间里，通过多次请愿，并在多省地方政府支持下，争取早日召开国会。在两方博弈构成政治主要部分的这几年，革命党人星星点点的起义行动虽然悲壮英勇、可歌可泣，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发生撼动中央的影响。然而，五月成立的责任内阁，本应是通往1913年召开国会、正式立宪的重要一步，成员却是以皇族为主、满人几乎佔了三分之二，还不如军机处时代满汉各佔一半。“皇族内阁”引发全国谘议局联合抗议，却被置之不理，导致地方立宪派痛心疾首，与朝廷离心离德。我从少年时就接触到有关保路运动的记录，“破约保路”诉求与革命无关、领导者是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一场原本温和的请愿，因为被弹压而走向激进，成为革命蔓延的温床。历史的诡异在于，辛亥革命的成功并非因为革命党人忽然变得强大，而是由于清朝失去了立宪派的支持。1906年开始的立宪运动，五年后到了一个确定如何分享权力的关键时刻，地方士绅阶级期待与呼吁早日立宪之声高涨。然而“皇族内阁”的成立，凸显了清朝廷保守专权、警惕汉人、缺乏诚意的一面，令立宪派人士大失所望。川汉、粤汉铁路国有化更是直接损害民间利益，诱发保路风潮。在士绅阶级的支持大半流失的情况下，武昌起义就像一根导火索，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连环爆炸。在熊熊烈火中，本应支持朝廷，成为地方中坚力量的各省谘议局乃至军政要员咸与独立。立宪派的倒向革命，堪称是清朝覆亡的关键。然而革命成功并不意味着立宪运动的失败，民国初年，立宪派和革命党一度竞争合作，欲建议会政治。然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到两年袁世凯就开始独裁，立宪运动与革命实质上是一起夭折的。我从未到过武汉，无从领略黄鹤楼的风光、大江东去的气象，也无从揣度父亲35年前在红楼题诗时的心境。他早年革命，中年写革命史，晚年治民国史，其间思想的发展变化，并未直接写出。我所知道的仅仅是，在他逝世不久后的纪念座谈会上，家兄谈到父亲七十年代末曾经写过一篇短文《革命、改良、改革》。当时改良和历史上的改良派还是一个贬义词，在十年浩劫后，父亲对革命这个词语的内涵产生了新的思考，提出革命未必都好，改良不是全糟，改革是个介乎革命与改良之间的好词。大概也有吴老的影响吧，父亲在公开场合和文章里相当谨慎。这其实并不符合他的性格，他本是一个很爱摆龙门阵，用北京话说很能侃的人。我有时候也有满嘴跑火车的一面，大概也是遗传吧。当年我更多批判的急切、火气也更大，对父亲很不理解。他去世四年以后，回忆录《流逝的岁月》出版，读后回想往事，才明白每一代人有自己对世情的洞察、处事的智慧和见识的局限。据父亲回忆，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时，他就主张“论从史出”，反对“以论代史”。这是一种很含蓄的说法，曲折表达书写历史真相的愿望。时值彭德怀被打入“反党集团”不久，父亲采取倒叙手法，省去人名写彭德怀、黄公略发动的平江起义，自谓“用心良苦”。1985年，父亲在《历史研究》发表《论抗日战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提出“凡是对抗战做出贡献的人员都是有功的，凡是为抗战而牺牲的都是革命烈士”。据他1996年在北大讲座时说：“我在四川讲，全场大鼓掌。抗战时当时四川出了30万军队，400万壮丁......在抗战中牺牲的人该有多少！但这些人的家属没有被当作烈士，相反有的当作反革命家属”。在1995年的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座谈会上，父亲发言表示：“纪念抗战不应违反历史真实，当年的歌曲、绘画、电影都应保持原貌”。这是由于当时有电影把反法西斯四巨头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和蒋介石里的蒋给换掉了，另外，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大刀进行曲》原来的歌词：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29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29军不是孤军......
（这首歌是作曲家麦新1937年八月八日为歌颂当时在用刀杀日军的第29军大刀队而作）二十年又过去了，十一月十二日是孙中山先生150岁冥诞，今年也是辛亥革命115周年。在日益开放多元的今天，往事虽已盖棺，却不必定论。世代递嬗、感受与方法的变迁，会改变许多历史的温度与叙述。在我看来，无论何时何地，重要的还是一份试图理解和进入逝去年代的真诚与执着。李大兴读本
武汉城市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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