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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丨王骥：拳击人在武汉
原题
拳击人在武汉
武汉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就成为全世界关注的城市。从春节前百步亭社区“万家宴”到关闭海鲜市场、新冠状病毒肺炎确诊、钟南山院士武汉救急、封城、外国政府派专机撤离侨民、洪山体育馆改为方舱医院收治病人……每一条信息都是重磅新闻，像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用带棱角的石块砸在我的胸上，在我的拳击生涯中，从来没遭受过如此重击，我快喘不过气了，用我们拳击的专业术语，“被KO了”。
原定于2月3日到14日，在武汉市洪山体育馆举行2020年东京奥运会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拳击预选赛，将有4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运动员前来参赛，他（她）们将争夺63个直通东京奥运会的入场券，中国队将参加全部男子8个级别和女子5个级别的角逐。由于新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比赛不得不推迟。国际奥委会在1月25日公布了一项新的协调方案，赛事将于2020年3月3日至11日易地约旦首都安曼举行。
在国内训练的中国拳击队，本土作战，以逸待劳，本来享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主场优势，此时比赛延期，移师国外，而且不能按照比赛的报道日期直接去约旦参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拳击队不得不提前转训安曼，以避免受到疫情影响而产生的入境问题。
改成方舱医院的洪山体育馆
中国拳击队是此次亚大区资格赛所有参赛队中第一个到达比赛地的队伍，抵达安曼后，全体国家队运动员已经按照当地时间安排训练生活，运动员的身体状况也得到调整，基本适应了当地的气候和环境，也有了充分的时间适应比赛氛围。目前，先期到达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已经在安曼训练了十多天，超过了十四天的“自我封闭期”。
由于约旦政府在2月3日颁布了入境新政策，在前期中国拳击队两批人员抵达安曼后，仍有部分人员未入境约旦。在国家体育总局的支持下，未入境约旦的参赛运动员自2月4日起转训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之后再入境约旦参赛。在我国驻阿联酋使馆和当地拳击协会的帮助下，中国拳击队将迪拜的“第十回合职业拳击俱乐部”作为训练场地，下榻酒店的健身房、游泳池空地、房间客厅也都利用了起来，充当训练场所。面对此次奥运资格赛从“主场”变为“客场”，中国拳击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都认为，无论主客场，将化被动为主动，有信心打好将于3月3日开始的奥运资格赛。
国家拳击队在安曼训练
中国拳击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有能力克服困难，随时应对各种变化。在积极备战，努力训练之余，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每天都会关注国内疫情的变化，希望一切早点恢复。他们说“疫情让整个中国更加团结，作为海外征战的运动队更应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取得优异的成绩回报祖国。前几天女篮已经获得了奥运资格，女足也踢得不错，我们都很受鼓舞，接下来，我们要和武汉一起加油！”
国家拳击队声援武汉
中国的拳击健儿身在异国他乡备战奥运会预选赛，仍然心系武汉，也让我想起武汉这座城市和中国拳击运动休戚相关、同音共律的一些往事。
1987年10月4日至11日，在武汉举办的《体育报、武汉晚报杯国际拳击邀请赛》，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场国际拳击比赛，虽然在国家体委全年国际比赛计划之外，但仍得到国家体委以及国际拳联的大力支持。
比赛由《中国体育报》和《武汉晚报》联合发起，得到一些省市体委及政府部门的积极响应，其中湖北省体委和武汉市政府要求举办国际邀请赛的热情最高。国家体委考虑到武汉市位于中国中心，也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和长江中游航运中心，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便于参加邀请赛的运动队和裁判员集中。武汉有国内一流的酒店符合外事接待标准，有刚投入使用一年的洪山体育馆，适合拳击比赛，也有多年组织其他国际体育赛事的经验，具备承办国际比赛的能力。同时，武汉有国内一流的医院，有中国泰斗级的外科专家裘法祖教授，让比赛有可靠的医疗保障。特别是武汉人阳刚豪放，说话高声武气，遇事“不服周”（武汉话：不服气）的气韵，与拳击“勇敢者运动”的精神是那样的契合。基于以上诸多因素，最终国际拳击邀请赛落户武汉。
赛事所有费用由两家报刊负责筹集，同时也得到了武汉市政府和一些企业的支持。国际拳击联合会和中国拳击协会是这个比赛的主办单位，具体运作由湖北体委和武汉体委负责。来自苏联、朝鲜、民主德国、泰国、日本、尼泊尔、香港和中国八个国家和地区的拳击运动员将参加12个级别的比赛。
当时我已经担任中国拳击队教练兼医务监督，我作为这次国际赛会的医务监督，将执法全部比赛。
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挥主场作战的优势，国家拳击队领队曾群建议，全体队员提前一周到武汉，在洪山体育馆进行适应性训练。建议得到武汉方面的支持，我和曾群带着国家拳击队全体队员提前一周到了武汉。
拳击比赛是现代奥运会所有项目当中，唯一允许合法打人的体育比赛项目，一个传统的奥运会项目在我们国内被禁止了27年，其原因就是比赛中出现了意外伤亡事故。
作为中国第一个有国际拳击比赛资质的医务监督（六年后改名为医务仲裁Medical Jury），我深知国际比赛最重要的是安全问题。保证赛会顺利进行，首先是保障运动员在比赛中不出现人身伤害事故，我的职务给予我在比赛中有终止比赛的权利。时任国家拳击队教练组组长的王国钧一再叮嘱我，“国家队这边的事你不管都没关系，有我和（赵）秋荣（教练）呢，你就保证比赛别出事……”我知道自己责任重大，每一场比赛都不敢掉以轻心。
本文作者在武汉
当年（1987）的8月份，中国拳击队曾出访朝鲜，参加在平壤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拳击邀请赛”，邀请赛按照国际规则设立了12个级别的比赛，我们中国拳击队员参加了从48公斤到正91公斤所有级别的比赛，每一位参加比赛的中国选手都饱尝了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运动员的一顿老拳暴打，一些运动员下场之后脸严重变形。整个教练组和国家体委拳击项目主管曾群最担心的是运动员被打坏了，万一被打成脑震荡或者更严重的创伤，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朝鲜比赛不在此文中多谈，另有专题文章阐述。）
因此，平壤比赛回国之后，我们进行了实力科学分析，社会主义手足兄弟都把咱们打成这样，要是来几支曾经敌对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拳击队，咱们国家拳击队危险指数的提升恐怕很难避免。讨论后最终决定，邀请赛不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拳击队，不在北京、上海、广州一线大城市举办，防止比赛中意外事故发生，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而选择了武汉这个二线城市。
不过，武汉虽然交通便利，但当时从国外直达武汉的国际航班，几乎没有，不少前来参赛的外国运动队不得不从北京、广州或香港转机到达武汉，给武汉外事接待造成了很大的难度。特别是在那个购买火车票和飞机票都非常难的年代，武汉人以那种特有的自信，也就是他们常说的“老子不服周”的精神，在一切困难面前都是乐观的，一切问题在他们面前都能迎刃而解。
所有参赛的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全部住在刚完工一年的武汉高档涉外酒店晴川饭店。晴川饭店24层，高88点6米，是当时武汉的第一高楼，位于汉阳区长江边，和江对面的黄鹤楼隔江相望，再加上长江大桥，构成了武汉市最核心的地理标志。饭店名称出自唐代诗人崔颢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黄鹤楼》，“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比赛地点在武昌区的洪山体育馆，每天多次往返，都要开车从长江大桥上通过。
晴川饭店
十月份是武汉最好的季节，我们坐的汽车从引桥上桥的时候，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些吃力地拉着板车上坡的人，车上货物的沉重让他们的身体几乎贴着地面，套在肩上的绳索深深地陷进了肌肉里。饱经风吹日晒的皮肤黝黑发亮，汗水在他们的脸上恣意流淌，车子后面帮着推车的是他们的女人和孩子。上坡的路上他们不敢停下来，停下来就会向后面溜车，只有坚持走完引桥这段上坡路把车子拉上大桥，才能停下来喘口气，这就是能与重庆棒棒军齐名的武汉板车大军。改革开放初期，在武汉拉板车谋生的多是湖北乡下人，他们不但能吃苦也都是“有板眼”（武汉话：有本事）的人，对于没出过远门的农民老乡而言，他们见过大世面，有胆有识，他们是村里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听他们吹牛是村里人必修的文化课。
武汉是中国最大的水陆码头。京广铁路没有连通的时候，只有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所有坐火车途径武汉的人都要在这里转轮渡过江，这就让武昌码头和汉口码头成为了全国最繁忙的码头。四川哥老会、袍哥们的豪气由朝天门码头出发的几只白帆传到了武汉，上海的领先文化生活似乎又逆流而上，最后停留在武汉。内陆城市中，数量仅次于天津的租界，一度让武汉成为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历史上有名的大都会。武汉有和上海大世界一样的文化娱乐大型场所“民众乐园”，听武汉体委的人介绍，解放前，民众乐园还有拳击、摔跤和大力士举重表演。
武汉夏季酷热的气候，注定了它在很多地方和全国所有城市与众不同。夏天晚饭之后，武汉的居民就习惯地把竹床搬到街上来，在路边占上个一床之地准备睡觉，你挨着我，我靠着你，竹床一张连着一张，男男女女，不分彼此。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没有空调，夏天的夜晚在露天、在马路边的竹床上度过，是再平常不过的事。竹床很窄，最多也就60到70厘米宽，睡惯大土炕的北方人睡在竹床上翻身有点难，动作小了翻不过去，动作大了会从床上滚下来。以前来武汉我也睡过竹床，好在不是睡在露天。每次翻身，都先要做一个整体腾空的动作，然后在半空中转体，如此这般才能保证翻身之后，落回到竹床原来的位置。
在晴川饭店当然不是睡竹床，都是清一色的席梦思软床。那个年代用的被子和今天酒店用的被子不一样，还是丝绸被面，被子外面再套一个被套。每个房间都配备一个漂亮的彩色印花金属外壳暖水瓶。酒店的餐厅一天三顿自助餐，有中餐也有西餐，品种非常丰富，晚上比赛结束后还有夜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有我上小学看电影《洪湖赤卫队》后，一直期盼的产自洪湖的鲤鱼和莲藕，后来发现清蒸的武昌鱼比鲤鱼更好吃。
为了提高中国的拳击水平，必须建立一支高水平的裁判队伍。为了培养我们中国自己的国际裁判，也是为了比赛更顺利地进行，国家体委和国际拳联协商之后，国际拳联同意比赛前一周，在武汉办一个国际裁判的培训班。培训班由国际拳联裁判委员会的金明坤负责，他是韩国人，年轻的时候曾经来到中国求学，他的汉字写得很好。我和他交流，除了用英语之外，还可以写汉字，他全都能够明白，但是一定要写繁体字。我和金明坤先生很快就成了朋友，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很多年，可以算是忘年交。
十几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裁判员参加了这个培训班，他们学习很刻苦，清晨长江边上背英语，晚上灯下学规则，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考上国际裁判，有朝一日在亚运会、甚至在奥运会拳击比赛中担任裁判工作。实际上，国际拳联和亚洲拳击联合会只给了中国裁判三个国际裁判名额。僧多粥少，为了不影响国内裁判员学习的积极性，国家体委主管拳击项目的负责人曾群没有透露具体名额。
在参加国际邀请赛的国内辅助裁判员队伍中，有一位受人尊敬的拳击界前辈，他是拳击比赛在中国被全面禁止前，北京拳击队的领队汤佐天先生。拳击运动恢复的时候，他已经是花甲之年，虽然办了退休手续，仍一直坚持为拳击的恢复和开展做着自己的贡献，在国内比赛担任仲裁负责人。此次国家体委调汤佐天来武汉，给新参加工作的裁判员讲动作、讲技术，讲判断得分的要领以及犯规动作的判罚……希望通过他的传帮带，让年轻裁判员更快成长。在中国拳击界所有裁判都尊称他汤老。
汤佐天
汤老在湖南长沙生活过一段时间，对于楚文化圈有比较深的研究，也曾多次来过武汉，对于这座城市以及湖北省的历史文化、民风民俗有一定了解，他给裁判员们做了详细的介绍。我今天文章中引用的一些武汉的社会状况和习俗，也是最早听了汤老先生的介绍之后才逐渐产生兴趣。听老一代拳击界人说，汤老在五十年代曾经跟苏联专家练过拳击，还能说两句俄语，这次有苏联队来参赛，汤老的俄语也算派上了用场。
汤佐天和苏联的国际拳联执委
洪山体育馆内，担任国际拳联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国际裁判培训班的主要任课教师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国际拳联技术代表拉施德先生。参加学习的除十多名中国裁判员外，还有七位参加本次赛事工作，准备考取国际裁判的外国裁判员。最后的考核，由裁判委员会著名的韩国裁判金明坤和俄罗斯的一名国际拳联执委，以及一名来自日本裁判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拉施德先生一同进行，经过笔试、实践考试，包括台上裁判和台下评分的工作，以及由国际拳联主席乔杜里教授亲自进行的口试，最后，参加培训学习的我国裁判员中三人通过了考核，拿到了国际裁判证，可以在这次国际邀请赛当中执法。李青生和王家波不仅成为我国第一批国际拳击裁判，十多年后还都成为了在奥运会上执法的优秀裁判员。准确地说，中国第一批国际拳击裁判诞生在武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举办大型的国际拳击邀请赛，首先必须要准备一个国际标准的拳击台。中国拳击项目已经停了27年，特别是文革中，拳击项目被列为了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重点批判项目之一，许多原来的运动员和教练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冲击，此时想造一个拳击台，找不到生产厂家，中国就没有一个能够生产拳击台的体育器材制造厂。对于拳击台的面积、高度、围绳的强度和弹性，以及台面帆布的硬度、帆布下面毡子的厚度和软硬度等等一系列问题，国内无人通晓。
此前，一位哈尔滨的拳击爱好者周国仁，据说是一位七级大工匠，在老拳击教练员、运动员们的口述指导之下制作过一个拳击台，用于当年（1987年）1月份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调赛和5月份在南京举行的全国锦标赛，这算是咱们中国人有了自己的拳击台。可是这个拳击台是否符合国际标准，能否适用于国际比赛？对于比赛的组织者来讲，确实还没有得到答案。
8月份国家拳击队参加“平壤社会主义国家拳击邀请赛”时，我们偷偷用尺子丈量了朝鲜比赛用的那个拳击台的尺寸，并从各个方位拍了照片，包括拳击台台底下的结构都一清二楚。根据我们带回来的朝鲜国际比赛拳击台的图纸，周国仁师傅带着一支队伍开始打造和国际接轨，适用于国际比赛的标准拳击台。拳击台做好之后，还必须得到国际拳联的认可，否则，这个拳击台就只能作为训练使用，而这次比赛将有可能无法进行。
拳击台的搭建很快就在洪山体育馆的比赛馆中开始了，钢材、木板、帆布、毡垫，包括围绳，都选择的是最好的材料。国际拳联技术代表拉施德先生到达武汉后，这个拳击台首先用于国际裁判培训班的培训，他发现，这个拳击台比国际标准的拳击台，在尺寸上少了一些，他提出了质疑。我们提出来这个尺寸是按平壤国际拳击邀请赛使用的拳击台打造的，他摆了摆手，又摇了摇头说，这个拳击台的尺寸有问题，朝鲜的拳击台明显比国际标准拳击台面积要小，运动员跑动的范围小了，不安全。使用面积小于标准比赛规格的拳击台，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力度就必然要增强，这也许是朝鲜国家队的一种训练方法，不可以用在正式国际比赛中。
拉施德（右一）、作者（左一）
第二天，拉施德拿来了一张拳击台的结构图，是由国际拳联传真过来的，已经组装好的拳击台需要根据这张图纸做进一步修改。武汉体委的同志确实着急了，那天晚上，他们和市政府外办的工作人员来到拳击馆，看到了还在修改的拳击台，体委的人说：“需要什么材料就说，武钢（武汉钢铁公司）有中国最好的钢材，要多少材料都没有问题。大冶有铁矿，我们现在挖矿给你们炼铁、炼钢，一定要造出符合国际标准的拳击台。早在大清朝的时候，我们武汉就是全国第一个生产枪炮的，就在汉阳区，听过‘汉阳造’吗？枪、炮都能造，造个拳击台冇得问题（武汉话，没问题）。”他的每句话都透着的武汉人不服输的好胜精神，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
有了拉施德先生提供的图纸，我们按照国际拳联认可的标准，对拳击台进行修改。在国庆节放假的日子里，没有一个人休息，大家团结一心夜以继日地工作，我国第一台符合国际标准的比赛用拳击台，终于在武汉洪山体育馆诞生了。
拳击比赛的开始与结束需要敲锣或者敲钟，用锣声或者钟声提醒裁判员和运动员，一个回合比赛的开始与结束。比赛承办方武汉市政府和湖北省体委希望在比赛的每一个回合，都能够有效地宣传楚文化的精华。究竟是敲钟还是敲锣，为这个事争论了很长时间。武汉有随州出土的战国时的编钟，其造型壮观，铸造精美，音律全，音域广，音色清澈优美、悦耳动听，堪数我国古代编钟之最。另外，还有中国四大名锣之一的黄陂汉锣。铜锣作为民间广为流行的打击乐器，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它源于西汉，广泛流传于民间和戏曲舞台，也是进入西洋管弦乐队的第一件中国乐器，它洪亮浑厚，极具爆发性和穿透性的音质，收获了广大观众的赞美与掌声。近几年，武汉籍铜锣音乐艺术家熊茵大胆创新，将铜锣乐与太极拳、气功等更多传统体育项目融合，其效果出人意料。目前黄陂汉锣已被列入湖北非物质遗产名录。
最后，武汉提出的方案是比赛开始时敲钟，比赛结束时敲锣。市政府宣传办的同志说：“如果这个方案能够通过，我马上去文化局借来一个最大号的编钟，同时拿一个最大号的黄陂铜锣……”不难想象，这个方案实施后比赛场面的热闹，一定是赛场内钟锣齐鸣，观众台呐喊震天！就是今天，回想起这位领导说的话，还会很兴奋，武汉人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不得不令人叹服。
国际拳联技术代表拉施德先生听了，笑了笑，他不停地摆手，否定了这个方案。他说：“无论是奥运会还是世界锦标赛，各种赛事都是用一种可以击打的金属器物，通过它发出的清脆声音来通知裁判员、运动员比赛开始和结束，不能用两种不同的乐器发出两种不同的声音。”最后决定，比赛的开始和结束均以鸣锣为统一信号。
第一次搞国际拳击比赛，武汉市的同志们没有什么经验，他们希望用一个直径一米五的黄陂汉锣，大锤击打铜锣会发出震天的共鸣，余音迟迟不易散去。此事又遭到了国际拳联技术代表拉施德先生的反对。他说：“裁判台上没有这么大的地方，如果摆这么大的一个铜锣，观众是看大锣呢，还是看拳击比赛呢？”他建议用一个比较小的铜锣。
市政府的车载着我们去了一家乐器店，店里有几十种大小不一的铜锣。熊茵女士作为当时的铜锣音乐爱好者和我们一同前往。汤老向我们介绍：“早在清朝乾隆年间，武汉就已经是全国铜响器的制作中心。鸣锣开道，是古代官员的一种等级待遇，不同等级的官员用的开道锣不一样，铜锣的大小和声音都是不一样的……”听到此处，我插了一句话：“不同等级领导干部乘坐的公车，也是有明显区别的呀！”在场的人都笑了。
熊茵女士说：“汉剧戏班里用的铜锣虽然直径小，但是锣的材质厚，敲起来铿锵有力。一个乐队中有一面大锣，就是这个乐队的定音锣。”这句话在文革前我听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先生也说过，他说：“咱们中国铜锣是一锤一锤敲打出来的，经过淬火，最后把铜锣放在砧铁上，由有经验的老师傅一锤打在铜锣的中心部位作为定音，这个锣就是乐队的定音锣了，也就敲出了一个成语‘一锤定音’。”
写到此处，真希望这次起于武汉的新冠状病毒肺炎能够尽快结束，希望全国人民和病毒的全胜战役，早日在武汉一锤定音。
10月5日在洪山体育馆举行开幕式，湖北省、武汉市领导及国家体委副主任徐寅生、国际拳联主席安瓦尔.乔杜里教授坐在主席台正中，武汉市市长赵宝江宣布比赛开始。随着一阵热烈掌声过后，我习惯地坐到拳击台旁边，开始我的工作。
国家体委副主任徐寅生和四司司长洪林，坐镇武汉比赛。湖北省体委主任刘贵乙和洪林司长是老朋友了，当年刘贵乙在国家篮球队当运动员的时候，洪林司长在国际司工作，那时他们就开始了工作上的交流。刘贵乙对洪林司长说：“我们湖北希望能够为中国拳击的发展多做一些贡献，这次国家体委把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国际拳击邀请赛放在武汉，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有决心也有能力把这个比赛办好。”同时他还提出来要继续承办下一年的全国锦标赛。洪林司长同意1988年的全国拳击锦标赛在湖北黄石举行，并且把这次比赛使用的国际标准拳击台留在了武汉，第二年的4月又拉到了黄石。
1988年全国拳击锦标赛如期于4月15日至22日，在湖北黄石举办，比赛结束后，这个拳击台一直留在了武汉，哪里有比赛就拉到哪儿去，比赛完再拉回武汉。武汉成了一个举办拳击比赛的重要城市。
此后，在武汉有众多的拳击赛事。2002年8月6日至9日，在武汉体院举行了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2019年，令人瞩目的世界军人运动会在武汉召开，武汉体育学院又承接了这届世界军运会的拳击比赛。
话说还是回到1987年武汉国际拳击邀请赛。为了让更多的中国运动员有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中国拳击协会和国际拳联进行磋商，希望能够派两支中国队参加这个比赛。按照规则，国际拳击比赛每个国家只能派出一支队伍，每支队伍报名12个级别，每个级别派出一名运动员参加。我们派出两支队伍，这样就可以有24个队员参加比赛，每个级别有两个人，运动员得到锻炼的机会相对提升了。国际拳联给我们开了绿灯，允许中国派出两支队伍参加此次国际比赛。
比赛中，我国运动员主场作战，敢字当头，不惧怕外国选手，既发挥勇猛拼搏精神，也沉着冷静运用智慧，一些场次的比赛打得很是精彩。抽签的不可预测性，使得中国一些运动员在比赛中不得不“同室操戈、自相残杀”。运动员们坚持体育精神，认真打比赛，互相不让拳，依靠自已的实力去实现属于自已的荣誉。所以比赛中，即便是中国选手对中国选手，也打得难解难分，观众掌声不断，喝彩不停。
54公斤级运动员周士锋，在国家队中被叫作“周疯子”，安徽亳州人，从小练习武术。拳击运动恢复后改练拳击，是全攻型打法。只要比赛的钟声一响，他就跟发了疯似的，两个拳头像拨浪鼓一样不停地打向对方，拼技术、拼体能、拼勇气，一路过关斩将。在54公斤级冠亚军决赛中遇到朝鲜的世界冠军李中男，仍然打得很顽强，因技不如人，朝鲜运动员最终以点数取胜，周士峰取得这个级别的银牌。今天周士峰已经是中国公安大学副教授，主讲警务格斗。
蒋东春半决赛中战胜泰国60公斤级的选手，进入决赛。冠亚军争夺，他与民主德国的拳手基洛夫，世界锦标赛60公斤级冠军对垒，他不畏强敌，思维清楚，打得聪明，基本上完成了既定的战术目的。比赛虽然输了，但是他一战成名！能够与当时60公斤级不可撼动的拳王对抗，不论对哪个拳击运动员都是莫大的骄傲与荣幸。三十三年后蒋东春回顾这场比赛的时候，仍然觉得自己是武汉国际比赛的受益者。
第二年，也就是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这位民主德国选手基洛夫又取得了奥运会的60公斤级拳击冠军。加纳共和国一名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和这位德国选手进行了比赛，感到无比骄傲，加纳国家邮政局为此发行了一枚邮票以示纪念。
1987年武汉市邮政局也为这次国际拳击邀请赛发行了一批纪念封，中国拳击队杨晓龙保存了一些纪念封，在一张纪念封上面有国际拳联主席乔杜里教授和国家体委徐寅生副主任两个人的签名，这可能是当前收藏界唯一有这两位国际、国内拳击项目最高官员签字的纪念封。
回想在1987年搞国际拳击邀请赛，武汉市就能够拓宽思路发行邮政纪念封，武汉人思维开阔，懂得与国际接轨，似乎都能够预测到未来几十年之后的邮品收藏市场。
中国队主场作战，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之势。武汉的观众是最热情的观众，虽然是十月份，观众的热情仍像八月份的武汉天气，如火炉般的炽热高涨，为中国队加油的助威呐喊声响彻了洪山体育馆，在体育馆的外边都能够听到一阵一阵“中国队加油”的欢呼声。
赛会中我始终坚守在医务监督岗位，严格把关，裁判员们秉公执法，积极配合，到比赛结束没有发生重大伤害事故，停在体育馆大门口的救护车、拳击台下面的担架、急救医生准备好的氧气瓶，一直没有使用的机会，比赛顺利进行，圆满收官。
武汉国际拳击邀请赛，中国队一共获得了一枚金牌和九枚银牌，第一次在国际比赛中夺得金牌和银牌，中国拳击队开创了全新的纪录。
比赛结束后，外国运动员带着奖牌和组委会赠送的“孝感麻糖”相继离去。酒店负责人找到组委会反映了一个情况，朝鲜运动员在离开酒店之后，他们住的房间中少了三个暖水瓶、两个丝绸被面以及几床毛毯。听到此消息，武汉体育局的一位负责人当时就急了，问酒店负责人：“你们暖水瓶还有没有新的？库房里的毛毯还有没有没开封的？丝绸被面有没有新的？按照朝鲜代表团的人数，每人准备一份马上送到飞机场，这个钱我们付。”多豪爽大气呀！国家体委负责外事的同事看了一下手表，说：“恐怕来不及了，飞机应该已经起飞了。”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1987年《体育报、武汉晚报杯国际拳击邀请赛》期间，发生在湖北武汉的陈年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三年，回想起来，仍然像看一部老电影，每一件事、每一个情节依然记忆犹新。
三十三年后的今天，当年举办国际拳击比赛的武汉洪山体育馆，已经改建成收治新冠肺炎感染者的方舱医院。受部分当年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之托，我在此文的最后，代表1987年曾经在武汉参加比赛的中国拳击队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对武汉市民说一声：加油，武汉，静待春暖花开时，明天定会更美好！
王骥读本
武汉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