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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丨赵瑜：相逢在湖北
作家简历
本文作者
赵瑜，1955年出生于山西长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强国梦》《太行山断裂》《马家军调查》《寻找巴金的黛莉》《白居易传》等三十余部作品。文革写作有《但悲不见九州同》《牺牲者》（上中下）。
原题
01
湖北是个有名的省份，武汉在现当代历史上的作用众所周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打响第一枪。湖北是长江中游历史人文含量极丰富的地段。人们甚至认为它的工业革命成分，大于农耕文明成分，比如我所熟知的阎锡山兵工厂，在民国初年相当早了，但是汉阳兵工厂更早于它。武汉还有最早的民营航运公司。湖北所包含的三峡精彩一段更是令人刮目相看。朦胧中，我对那里的农耕渔猎有所忽略，更重视她工业革命的作用。我少年时代最初认知湖北，是在太行山区的晋城，出省公路上穿梭奔跑着运煤卡车，车门上两个白色大字：湖北。有庞大车队驻扎晋东南，日夜往山下火车站送煤。那是“文革”期间的场景。
我长期生活在黄河中游地区，山西的农耕成分相对浓烈，保留了历史上许多悠久特色。因此说起湖北和长江，就有些神往。从地域上看，湖北属于中国东南西北中的那个“中”。文化上，当代文学也很发达。我在云南腾冲边陲，居然看到当地人演出湖北汉剧，还有专业剧团。真不知道历史上，哪一拨湖北佬跑到这里来，以优越文化征服了边远的荒虐。
第一次跟湖北接触，是1997年。此前，我拍过一些纪录片。那年，中央电视台有个大的纪录片，要拍摄《大三峡》，聘我为总撰稿人。当时大家对三峡建设众说纷纭，我也抱着探索之心，接受了这个任务。从年初文案稿子通过之后，摄制组分成五个小组，同时赴鄂拍摄。我除了完成总撰稿工作，又兼任了“移民”这两集的编导，召集纪录片旧部，六月里驾车出发。这是我第一次在湖北开展工作。主要工作区域是宜昌地区，即三峡库区之首。湖北移民重点是秭归、巴东。这个地区淹没的区域大一些。通过这一次工作，我对宜昌民情和三峡工程有了近距离的认识。
拍摄过程中，有两个热，一个是天气酷热，弟兄们每天光着膀子工作，在乡村、江畔到处跑。我们邀请了宜昌作家胡世全参与工作，胡兄居然不怕热，在烈日炎炎之下，总是衣衫整洁，对北方人整日光着膀子感到可笑。二是湖北人的热忱。央视总编导张金鹏反复强调各组，必须获得县、乡、村基层领导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拍摄是无法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我结交了很多朋友。他们对大坝移民的看法视角多样，而我在北京的想象，只是单一的凄凄惨惨。他们认为移民也有迎接新生活的一面，三峡工程也不仅仅是我所持怀疑态度的政治工程。历史上，移民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北方人还要喝酒，不管多么热，也要喝。湖北朋友决不畏难，也敢于迎战。他们要求采取游戏喝法，不要一味瞎“干”。我醉酒原本很少，但在湖北大醉几回，都是栽入了他们游戏的怪圈。老话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确实如此，湖北人狡黠聪明，很难赢他们的酒。我心中不服，却也无奈，愿赌服输嘛。四十多天拍摄过程中，我曾大醉三次。而在山西，从未如此狼狈。
看到长江水量丰沛，浩浩荡荡，我深深感到洪水的危机。印象中长江黄河都是大河，今天相比之下，黄河倒成了普通河湾，水浅滩多，反差非常强烈。长江专家总是说，三峡工程首先是防洪，其次才是发电，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当年十一月八日，三峡施工坝合龙，从此长江要在一段时间流入导流明渠，围堰成功。这一天，三峡纪录片开始播出。此后和作家胡世全、三峡秭归的电视人小黄，都成了好朋友。还有湖北电视台郭跃华，得知他长期在神农架拍摄金丝猴，很感动。因为这样的纪录片人国外挺多，中国则很少。在武汉，和作家方方也有过比较深入的交流。这是我第一次在湖北实地工作，将近一年，斩获颇多。 02
没想到第二年，爆发了举世震惊的“九八大洪水”。主要危机地段还是湖北。当时的副总理温家宝和大批部队涌向湖北，重点是荆州地区。当时我并没有受命抗洪作品的写作，只是那年夏天，我在北京的日子非常杂乱，《马家军调查》五月上旬发表，整日记者叩门，不胜其扰。又想到三峡工程与洪水的关系，所以决定再到湖北去转转，借以躲开许多烦乱。大雨中到武汉，获得文坛兄长刘富道的支持。在车辆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富道兄派车陪我到荆州上下考察了一圈。富道兄返回武汉，我就此留在宜昌，寻访长江故事。
就在此时，宜昌市长孙志刚先生，向我推荐了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枝江市百里洲镇。他说百里洲在长江河道中心，是个四面环水的孤岛，却不是抢险地段。主要地段还是长江两岸。百里洲算个泄洪区，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曾炸坝泄洪一次，冲刷成巨大喇叭形地貌，至今可见。这孤岛是否被淹没，无关江汉平原抗洪大局。孙市长非常担忧，洪水围困着岛上两三万人。是否派遣部队上去，是一个问题。如果抽调部队，影响两岸抗洪；如果不派部队，只能依靠当地人用传统的抗洪办法保卫孤岛。这个地方一圈土堤74公里，还不是国堤，成为一块险地，而不到最后关头，乡民决不放弃家园。于是我和他在滔滔洪水中上岛去了一趟。主要抗洪力量是本岛居民。这场用传统方法进行的抗洪大战，异常惨烈。全体乡民，一律放下手中农活，万众上堤。违抗者要在大坝上被严厉批斗，拖拉机游街示众。这使我想到了历史上最典型的治水方法。中国西北高而东南低，治水几乎就是治国。几千年的中央集权形成，与治水有着密切联系。当时的民兵全副武装，乡镇党委书记两眼通红，浑身泥浆，可以说全镇两万人不分昼夜，誓死保卫他们的家园。孙市长急调湖北某军校官兵上岛协同抢险……这一切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匆匆离岛之后，我决定还要来这里探究她的历史和现实。长江中游的湖北故事，使我真正突破一个黄河地域作家的樊篱，真真切切从这个窗口看到了中国历史的再现。所谓突破作家的地域性，不是简单从理性上突破，而是实地踏勘产生飞跃。这是1998年夏天的事。
离开百里洲以后，又曾经到洪湖、松滋、公安、嘉鱼等地考察了一番。在这一段上下，走了两个来回。直到九月，因为《马家军调查》的后续波澜，被《中国作家》的朋友叫回了北京。这次游历考察，使我深感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湖北农民的生活还非常贫困艰辛。湖北干部也处在巨大的困惑中。他们强烈地喊出过取消各种苛捐杂税的民间呼声。后来的乡镇干部李昌平给总理写信，这期间他曾经到北京找到我，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在我印象中，最早提出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业税的人，是宜昌日报的老领导杨尚聘和记者范长敏。
此后，从1999年起，我先后四次前往枝江百里洲，进行调研。在那里受到湖北作家胡世全、蒋杏、张同等文坛好友的全力支持。最长的一次，我和胡世全在岛上住了大半个冬天。详细考察了百里洲的历史人文情况。当时有个想法，依据一个孤岛写长江中游农村的现当代历史，更为典型集中。但由于百里洲乡村在公社化时期，演变为一种农工体制，半农场半农村，主要是确保棉花种植。“文革”前后一个工分达到一块钱，不像当代经典的农村体制。所以这个计划有大的残缺，只能写到1949年为止。最终我和胡世全共同完成了这本《革命百里洲》。在此期间，湖北文学界和出版界的朋友如周百义先生，多次到岛上慰劳我，令人难忘。
《革命百里洲》问世，获得了一些好评，意外地获得了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还引发了《南方周末》记者的疑问，像这样不是主旋律的作品，万幸能获得鲁奖？作品发表后，也解除了百里洲广大干部的疑虑。他们以为我和胡世全是来挖掘当代三农问题的，要反映三农问题的尖锐和复杂，因而大家都很痛苦。当时，陪我们在岛上的乡镇干部傅良勤和党委委员嫣女士都很担忧，担心我和世全兄写他们工作上的不力，甚至还说，百里洲镇上出资，补贴你们到别的乡村采访行不行。看了书以后发现他们，也就释然了。
此后，我受百里洲之邀，带着北京朋友到那里重游，有出版家黄宾堂、金小凤，编辑家萧立军等。那里后来跟我一直有联系。他们认为政府近年在那里修建长江大桥，似乎也有我的一份辛劳。他们写文章说，市里请求建设大桥，买光了书店里的这本书，审批中发现，《革命百里洲》就放在省长的案头。
在百里洲期间，我还跑到湖北东部浠水地区的罗田、红安考察过。此后湖北成了我心目中又一个文学圣地。 03
过了两年，又发生了一件相关鄂西的事，我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那是著名作家叶梅女士，她的老家恩施州正在修建一条百年未通的铁路，要动员我写本书记载这件大事。恩施州我从来没有去过，对恩施修铁路这本书没有信心。叶梅女士从湖北作协调到北京，向我反复说了好几次，我都没有确定。而叶梅女士是个很会做工作的大能人。她组织了一个多民族作家考察团，把我吸收进来，去恩施考察“宜万铁路”。说这条铁路从孙中山开始就有规划。最早的施工者竟然是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詹天佑成功于京张铁路，却失败于宜万铁路，孙中山的梦想没有实现。民国期间蒋介石也曾重新勘测，要修通这段路。它的意义很大，因为火车从上海、武汉到重庆，过不去。只能转向襄阳去成都，再折返，才能到重庆。大山阻隔，地质状况异常复杂。这对政治、经济、军事，都构成了一大难题。1949年以后，毛泽东、吕正操等等，多次指令考察这条路，对于大三线工程极其有利。直到把这条铁路的大模型摆在人民大会堂，从国家领导人到军队老帅，都去出谋划策。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此路施工难度太大，还是无法修通。
参加了多民族作家考察团，我到那里才真正明白了，这条路在新的世纪重新开工，用新的科技手段很有可能打通。宜万铁路是中国铁路规划八纵八横中最难的那一横，意义特别大，代价也特别大。形象地说，要在一只被水浸泡的面包上，打穿一只干燥的孔眼。短短三百公里铁路，是中国百年铁路史的缩影。
这一年去的时候，宜万铁路还远远没有修通，工程指挥部设在关键区域恩施州。叶梅女士说，好的作家，不要等着工程完工了再去歌颂，为什么不能在工程中间跟踪呢？言之有理。就此结识了宜万铁路现场总指挥朱鹏飞先生，他曾是青藏铁路总指挥。这条短短铁路，由铁道部直接成立指挥部，动员了国家最精锐的工程部队分段施工。我同时结识了关键区域恩施州专门负责铁路建设的周昌发先生。我和昌发兄多次坐在恩施农家小院，眼望着崇山峻岭起起伏伏，云雾缭绕，想象着有一天，雄壮的火车开进深山，穿越一个接一个的桥梁隧道，让更多南来北往的旅客认识这座宝山，一想到这里就非常激动，高举苞谷酒，有千杯不醉之感。那真是非常痛快。周昌发表示，只要这条路能修通，他就是累死也甘心。叶梅女士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正当我极度感动之际，她和州领导当场让我在恩施表态，达成了保证完成这本书的合约。
我在两年期间，往那里跑了六次。其中一次要去汶川地震考察，就是从湖北恩施辗转到达蜀北汶川的。三百公里长的铁路，有74%的里程架在桥梁和山洞里。甚至有的车站就在大洞中。专家们一致认为，短短的宜万铁路就是世界铁路博物馆。我愉快地完成了《火车头震荡——宜万铁路始末》这本书。如今，旅客们可以从站台上买到这本书，坐在火车上阅读百年史话。
湖北人民真是中国一个特殊的人群。他综合了东南西北中各方人群的优势。艰韧而不固执，聪颖而不狡猾，恋土却不保守，创新而不蛮干，这是整个中华民族最显著的优势结合群体。我的《革命百里洲》和《火车头震荡》，也是我自己喜欢的两本书。加上纪录片《大三峡》，我居然在湖北热土上完成了三部作品。作为一个山西作家，实在有些意外。不能不说是湖北这块宝地送给我的一份珍贵礼物。
说不定哪年哪月，我又会跑到那里，和大家再喝苞谷酒，再吃热火锅，纵笔书写大文章。我在北京最喜欢的饭店，除了山陕面食，就是“湘鄂情”；除了汾酒好，就是苞谷香，茅台也不过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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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长江文艺》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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