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邓天雄，1953年生于成都。初中未毕业到云南支边八年。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现为西南财经大学哲学教授。
原题
怀念恩师吴芳蕊
作者：邓天雄
1969年文革最混乱的武斗阶段结束，随着城市工人的复工闹革命，学校也在搞复课闹革命。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进入成都15中的，不久后就认识了吴芳蕊老师。那时教师在学校是没有什么地位的，领导学校的是军宣队和工宣队。学生的编制也仿照部队，我们原本该1966年小学毕业的，被编成了一连，下辖五个排，也就是五个班。因受文革耽误，春季同时入校的，还有另外两个年级的学生。原本该1967年小学毕业的，被编成了二连和三连；原本该1968年小学毕业的，被编成了四、五、六连。吴老师是一连四排的班主任，而我是一排的学生，本来应该没有什么交集，却因两个原因有了师生缘分。一是我当时最好的几个朋友，刘昌宇、尹显忠、张正成都在四排，课后课余我都爱去找他们，这让吴老师认识了我，自然我也就认识了吴老师。二是我们一排一年后因纪律问题被解散，我们被打散分到其他几个排。我最初接到的通知是到二排，后又改到四排。吴老师见到我，直言不讳地对我说：“是我把你要到四排来的，你知道吗？”而后给我封了个班长，其实就是现在班级里的小组长。后来进一步的交谈让我知道了她的真实用意，她觉得我的一些朋友在班上不够上进，希望我到她班上能够带动他们。那是吴老师不太了解我啊。我这一生都不上进，间或有时看起来上进都是无奈之举。小学时酷爱逃学，被邱老师频频家访后才得以改正。上进两年，当上中队长后，就遇到了文革。这期间大姐一家搬到了浆洗街，与我们比邻而居。姐夫杨大哥是个有名的散眼子，对政治毫无兴趣，周围的人都叫他杨散眼。文革中因为派性不同，夫妻、兄弟姊妹吵吵闹闹甚至分崩离析的不少见。杨大哥虽然也参加过产业工人战斗军，但很少去活动，一般都是在家种花养草、吹拉弹唱。他的生活态度对我的人生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刚进中学时，可能是因为小学的评语写得好，班主任让我担任排长。干了一周后，我死活推辞不干了。排长的职务落在了一个姓金的大个农村孩子身上。而我则换任了一个小金原来的闲职——副排长。
我们班的男同学合影
说起来，一排后来的解散我是有一点点责任的。小金是个非常好的同学，学习努力，工作认真。但他由于脾气太温和，学习成绩又不出众，所以在排里威望不高。班干部乏力，老师特别是班主任就吃力了。第一个班主任姓凤，被学生取绰号“凤头”。他是政治课老师，精明强干，能说会道。不过他个子太矮小了，大概就是155厘米的样子。班上几个调皮的同学老是取笑他。农业厅的赵曙光和交通厅一个何姓的女同学，每次进教室都要在他面前停留一下，比了高矮才到座位落座。第二学期换了个女老师杨灵犀当班主任，她个子更矮，还不到150厘米，自然也成了一些学生取笑的对象。除了不尊重老师外，上课说话，下课吵架在班上是家常便饭，尤以女生为甚。我这个副排长在管理上基本上是无作为的，所以第二个学期降职当了三班班长。班里有刘进、刘祖建等既上进又有能力的同学，一时成为了排里表现最好的班。另外我爱学习、爱劳动的习惯还是给老师留下了较好的印象，所以吴老师在一排被打散分配时，找领导要了我。吴老师那时在15中是一道风景，我们私下里都称她吴摩登。关于吴老师的八卦学生中流传的不少，什么她有日本和满族的血统啊，家里的人层次都高啊，妹妹是一中的潮妹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都无法考证，直观看到的吴老师，是一个三十几岁，长得漂漂亮亮，打扮得比较精致的女老师。在那个蓝黑灰白素色流行的时代，她经常穿碎花的上装，皮鞋擦得铮亮，短发梳拢得整整齐齐，让人眼前一亮。跟当时的许多学生不一样，我对女性爱打扮是没有差评的。我的大姐也是一个这样的摩登女性，文革前每当她穿着高跟鞋咯噔咯噔的从小巷走进家门时，院子里总有异样的眼光跟随着她。对那些不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议论，我是见惯不惊了。
吴老师站在第二排最左边，第一排正中坐的是工宣队徐师傅
吴老师是教语文的，我各科成绩不错，语文相对是我的短板。在初一的让学生走上讲台的教学改革中，教化学的康婆婆，教数学的王弗英，都让我讲过一节实验课，可见我理科是比较冒尖的。语文里面我词句语法还不错，就是怕作文。各门功课中只要有标准答案的我觉得都不是问题，作文要自己构思创作我觉得就难了。小学时，我应付作文课的方法一度是逃学。邱老师来了后，学不敢逃了，被迫写作文。四年级写的《国庆之夜》破天荒达到7页，被邱老师在班上朗读后，稍微有了点信心。善于提携学生的老师大概方法都是相通的，到四排不久，我写的一篇毛主席诗词的读后感，就被吴老师作为范文在排里朗读了。毛主席的那首《七律·冬云》后面四句是“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我参考了家里那本厚厚的毛主席诗词注释，稍微做了点发挥，就让吴老师发现并做了肯定，这让我心里暖暖的。暑假作业中，抄写课文本来是要求钢笔字，我当时喜欢书法，就用毛笔写成小楷，让吴老师很欢喜。但她也看出我写得没有章法，就询问临的什么帖。我父母没有多少文化，父亲读过两年私塾，母亲只是在扫盲运动时认识了一点字。家里只有一本普通的碑帖，当时没有知识，连是谁的字都没有搞清楚。吴老师叮嘱我初涉书法一定要临帖，光是多写难以进步。第二学期因为成昆铁路通车了，吴老师布置了一篇以此命题的作文。我没有按通常的散文写，而是仿照毛主席的《沁园春·雪》的格式写了一首《沁园春·成昆铁路》。吴老师看了，课后专门找到我，问我知不知道诗词的格律和词牌。我说看毛主席诗词的注释知道有这个东西，但不知怎么才能入门。她说现在图书馆不好借书了，你看新华书店有没有相关的书。韵律和平仄古今不断变化，不必严格按古人的规矩，但既然喜欢古诗词，了解一下是必要的。我后来逛书店，发现有一本叫《现代诗韵》的小册子，当即买了下来。这对我在云南自学韵文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吴老师手下读书心情比较舒畅，她的学识和关爱帮我打开了眼界，给了我许多课外的东西。我对班排的工作也比在一排主动了些。暑假中成都公安局需要人用毛笔帮忙抄写告示之类东西，找到了学校。吴老师推荐了我，我也没有推辞，就和三排的李建勇到公安局帮了半个月的忙。排里办板报，我也积极参与，因为这个和沈忠仁成了朋友。我俩组织文章，找刊头，东西弄出来后，自我感觉还不错。但排里有些同学搞的时候不参与，事后却挑刺，讽刺挖苦，这倒是让我和沈忠仁的关系走近了。跟吴老师关系进一步加深，源于她对我的特别关照。我算不上中规中矩的好学生，偶尔也有好勇斗狠的时候。刚进中学时，因为打乒乓跟辛赖头、小老二一伙混混产生了冲突。他们霸着球台根本不让其他人参与，排队不行，打下也不行。我一气之下把球网给拽了下来，遭到他们一伙五六个人的追打。虽然我后来报了一箭之仇，但害怕又遇到类似校园霸凌的事情，就纠集了几个好友，相约遇事大家互相帮忙。最初效果不错，渐渐我们也成了校园里的一股势力。但后来就变味了，有的朋友从自保逐渐过渡到主动挑事。那时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好几架都是朋友为一句话或别人一个眼神而造成的，事惹大后变成约群架。这种状况是由一次校园内的打斗终结的，但让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个习武的朋友听别人传话，说篮球队的熊猫背后“踏削”他功夫不行。他跟我一道上学，走到学校篮球场见到熊猫就要上前去抢手。我一时也劝不住。开始时他身手矫健，熊猫吃了若干拳。后来熊猫抱住了他，一通抱摔后，熊猫把他压在了身下。这时他大声喊我帮忙，我觉得抢手中帮忙太不合江湖道义了，就拉熊猫起来，说你赢了，把手放开。熊猫可能是觉得开始自己吃了亏，又在学校篮球场上，死活不松手。我只好给了熊猫两拳，才让那个朋友脱身。当时篮球场上一片嘘声，那是我最尴尬自惭的一次。说实话，球队里的张妈、邓眼、幺弟，都曾是常到我家里做客的朋友，他们都发嘘声，这江湖还怎么混？大白天在校园斗殴，还把人真打成了熊猫，肯定要惊动校方。当晚学校工宣队的徐师傅就约见我的家长，我跟母亲和大姐一道去的。在徐师傅的口中，我才知道了我原来已经成了15中的一霸。在她的推论中，以前被反映到学校的几次群架都是我操纵的，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母亲和大姐都被吓得不轻，只得唯唯诺诺的答应回家好好管教。而徐师傅不仅让我准备在全校大会上检讨，还发动一连的学生写大字报批判江湖义气、流氓行为。那段时间一连教室和二连教室之间的梧桐树上，都牵起绳子挂满了批判我的文章。如果不是吴老师的理解和宽慰，我都不知道怎么承受这个打击。吴老师在事后详细问了我事情的经过，她说真看不出来我还会打架。那时让我沮丧的不仅是学校的处理方法，还有朋友的不理解。本来出手就不对了，结果朋友还嫌我出手晚了，不理我了。吴老师因势利导，对我说江湖义气是靠不住的，你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对学校的处理，吴老师觉得太重了，她说她说话虽然不起决定作用，但她会努力去跟领导全面反映我的情况，争取从轻处理。隔了几天，吴老师告诉我，学校同意了她的建议，不在全校检讨了，改成写一篇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稿，在全连大会上讲一下就行了。我准备了讲用稿，但不知咋的，最终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了了之了。我猜想吴老师在这件事上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另一件事上吴老师对我的关照也让我难以忘怀。有一天上学忘记带毛主席语录了，恰逢全校在操场开大会。工宣队徐队长在主席台上主持大会，先带领大家学习毛主席语录。他发现有的学生没有带语录时，就大声喊叫没有带语录的站到主席台上来。我正慌张不知道怎么办，吴老师走到我们班队伍边上，见我手中没有语录，就说邓天雄你语录落在教室里了哇，你去拿一下嘛。我赶紧拉伸一趟跑到教室，躲过了这一劫。我在四排一年，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临毕业时，因为不喜欢某些同学，没有去参加毕业合影。跟我耍得好的几个同学也跟着没有去，导致毕业照少了好几个男生。现在反省自己，真是太小肚鸡肠了。青春少年，谁没有个性，不产生点矛盾啊？其他不说，就是冲吴老师那么关照我，我也不应该拂她的意，拆她的台啊！现在追悔莫及。1971年云南军垦农场来学校招工，我不顾母亲反对，报名且偷着把户口下了。农场对我最大的吸引力是有食堂。之前有一次我跟张正成假期中到新都找他下乡在那里的三哥，不巧三哥外出了。我们把铁丝扭住的门打开，自己生火做饭。伙房里没有现成的干柴，那一阵烟熏火燎啊，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吴老师对我到云南是支持的，她也觉得集体生活安全有保障，同学在一起也会多很多乐趣，所以把妹妹也送到了云南。没想到在其后的好几年里，这成了她的一块心病。其实来招工的农场人也没有说多少假话，只是跟搞宣传的人一样，拣好的方面说，下面听的人也拣好的方面听。而我们去的八团（勐撒农场）却是最艰苦的一个地方。比如我们二营五连吧，处于大山上，距团部40里路，距最近的场镇勐撒街60里。为买点饼干腊肉豌豆糖来回就要爬坡上坎120里。吴老师妹妹去的连队跟我们的环境差不多，由于她那里是新建连队，生活比我们还糟糕。送我们到农场去的工宣队孙副队长照了一些我们住牛棚改成宿舍的照片，据说回成都后就被撤职了。吴老师了解情况后非常后悔和自责。每次探亲回成都去看望她，她都要说对不起我们，特别是刘昌宇等几个同学，因为她觉得这些同学家境不宽裕，而到农场有一份工资，所以她是到人家里做了动员和劝说的。这个话题说到最后，她总是说，我把妹妹都送去了，真的是不知情啊。在农场时我跟吴老师通过几次信，探亲时有时也去看望她，所以我们的师生情一直没有断过。1978年我考到川大读书后，跟吴老师的联系更密了。那时吴老师已经调到七中任教了，但住家还在爱人袁老师的单位。袁老师是12中的校长，宿舍就挨着川大。我到川大上学时，时间宽裕就会顺道到吴老师家里坐一会。刚入学时心气高，曾跟吴老师讲哲学大师多是德国人，想学点德语。吴老师记在心里，真帮我找到一位懂德语的朋友。只是后来我觉得学业有点压力，畏难而没有去学。我毕业工作后跟吴老师的联系就少了，后来有了孩子，我们见面的时候就更少了。期间也有来往，如她女儿大学毕业要选择工作时，她曾带女儿到我绳溪巷的家中做过咨询。好在现代社会通讯很发达，沟通方式多样，我们偶尔也会打电话问候对方。她搬家到七中后，我也去过好几次。2012年7月，同学罗智超在QQ上给我留言，说吴老师患癌症住院了。罗与吴老师的妹妹是好友，在云南时同一个连队，所以消息比我还灵通。我知道后心里很难受，马上前去看望，见二老精神尚好，稍感安慰。其后的一段时间，我约了好几拨同学前去看望。我现在也是老师，知道老师最具职业成就感的，就是学生的惦记。每次见到学生，吴老师尽管身在病中，看起来也是精神矍铄，满面笑容。我们在老师面前回顾当年在学校的那些青葱岁月，无不欢声笑语，心驰神往。2013年我退休后，先后到北京、杭州带孙子。而吴老师在与病魔抗争数年后，于2018年2月18日与世长辞，享年83岁。我以前写悼念亲人的文章时，曾引用过一段名言：一个人真正的死亡，是被所有的人遗忘。我的亲人永远活在我心中，吴老师也永远活在我心中！吴老师毕业于人民大学新闻系，教育并非她的专业，但她的学识与风度，无愧于学为人师；她的悲悯与爱意，无愧于行为世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