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议丨洪朝辉：谈谈中美抗疫的适度哲学

  学者简历

洪朝辉，杭州大学历史系78级本科，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学博士。2005年至今任美国普渡大学凯优曼校区（Purdue University Calumet）主管科研与专业发展的Associate Vice Chancellor、历史学终身教授、浙江大学客座教授。研究领域为经济史、中国经济改革、中美关系、比较现代化等。

原题

谈谈中美抗疫的适度哲学

作者：洪朝辉

原编者按：

本文根据2020年5月10日作者在《纽约聊斋》第四期云沙龙上的发言整理而成，为读者思考中美抗疫的奇特过程提供了新的参考坐标。洪教授的结论更逼迫我们思考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国家、人与人及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任何无知和因为无知而引发的无畏都会使得这些关系失衡和失态，并因此把人、国家和自然逼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01

目前，讨论全球疫情的焦点主要侧重在“五朵金花”：医学、经济、政治、心理和中美关系，但很少有人从人文的视角来讨论抗疫。其实，用人性和人文角度观察疫情的一大好处是，大家都别甩锅，因为人类普遍存在心智缺陷，你我他都很难抛弃左右偏见、放弃保守与自由两端，更难避免自私、无知与傲慢，特别是我们经常打着反极端的旗号而不知不觉地自己走极端，一种倾向往往掩盖另一种倾向。所以，我们有必要从中庸和适度哲学的角度，反思人性的共同缺陷和弱点。

2500年前，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中庸与适度的哲学，其中有两点具有类同性。首先，两者都认同，不偏不倚的中点是适度和中庸的核心。孔子强调不偏不倚，过犹不及；亚里士多德强调中间（intermediate），不能过（excess），也不能不及（deficiency），并提出14个核心价值观，来帮助我们理解过度、不及和适度的定性区别。另外，两者都倾向道德评价。孔子认为中庸者只有君子才做得到，小人不可能；亚里士多德认为，具有道德德性的人，才做得到适度，而有罪恶的人（vices），其言行要么过度、要么不及。

但是，12世纪的朱熹和18世纪的Adam Smith (亚当·斯密)，对中庸和适度的高不可攀提出异议。朱熹认为，庸，平常也；Adam Smith认为，适度就是平庸人（mediocrity）所为，犹如同情心，人人都有，不是高不可攀，连罪犯也有同情心。这意味着，轴心时代以后的学者试图将中庸或适度请下神坛，降低标准，鼓励更多人向适度靠拢。

尽管两位先知以后，无数的文史哲先贤进行了几乎穷尽的努力，试图解释和背书轴心时代两位大师的创见，更有无数国家的决策者试图实践中庸和适度哲学。但是，知难行更难，尤其在行动上始终如一地向中道与适度靠拢，难上加难。于是，2500年以来的战争冲突不断、人祸大难没完没了，这次的全球大疫，处处可见不及或过度所导致人祸灾难和人格分裂。

02

为了理性、平衡观察中美抗疫的特征，笔者将用四个案例作为样本，进行分析讨论。

案例一，中美两国早期防疫，普遍存在不及或迟钝，失去了最适度的防控窗口期。中国从12月下旬到1月下旬，错过了一个月；美国从1月中旬到3月中旬，错过了2个月。主要原因是出现了四种认知上的问题：一是不知（unknowing），不知真相，也不知这个新病毒的狡猾；二是无知（ignorance），有信息，但智商有限，不懂，知了等于不知；三是误知（misunderstanding & misinformation），有信息，也听懂了，但被误导；四是拒知（refuse to know），由于偏见与傲慢，拒绝知道，装睡！

由此也涉及到公共决策理论的四种状况：一是已知的已知，如人是一定会感冒的；二是已知的未知，如人不知道已知的感冒是否会害死人？三是未知的未知，即不知这个病是否是感冒？更不知这个不知的感冒是否会彻底消失、何时消失？四是不可知的未知，即那个未知的病毒，是不可能知道的病毒，而且也许永远不知道，因为人类目前可能只知道5%左右的物质，95%可能是暗物质、暗能量。世界越未知，越证明人类的无知。

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在疫情早期普遍的不及行为或不作为的倾向，是一种全人类共同的心理和反应，因为多数民众不能接受极端的限制人身自由的隔离政策，也不愿接受经济突然停摆而导致的大规模失业，而那些决策者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唯恐贸然行事，导致防疫措施的危害，大于疫情本身，于是就以为，无为胜过有为或乱为；不及，胜过适度或过度。

案例二，防疫过程中的过度防疫行为与过度开放行为。中国除了武汉市，其它地区的感染案例相对较少，但实行的封路、封桥、封小区的措施，其强度、长度和广度，史无前例。又如旧金山市长London Breed，在还没有发现一例确诊病例时，就在2月28日“冒天下之大不韪”，决定全市隔离。但在疫情期间，实施相对严格防疫措施的加州州长Gavin Newsom的民调，长期名列全国州长民意最高，高达83%，比疫情前增加了一倍以上（从41%到83%）。同时，在2020年5月10日，在美国各州疫情大都没有达到拐点之时，竟然有47个州在民意的压力下，决定部分放宽禁止令，有步骤地复工，似乎这是在用命来赌钱、用命来换自由。

由此表明，适度的防疫决策不能过度跟从民意。对于民意的评价程度也需要适度，不能以为多数民意支持的政策，一定是适度和正确的决策。公共选择学派的投票理论有三个要点：第一，多数票决很难反映每个选民的偏好程度，因为一人一票，无论个人对这个议案多么强烈的支持或反对，都只有一票，不能加权。第二，处于少数的个人，为了促使自己喜欢的议案通过，有可能买票贿选，最后结果会导致有利于少数人的不适度议案得到通过。第三，多数票决会导致选民对公共选择的冷漠，因为个人投票的选举成本很高，而选举结果对自己的切身利益的影响又很小，成本与效益不匹配，所以，美国大选的参与率很少超过50%，由此说明，多数票不一定反映真正而又全面的民意。

尤其是，根据Gustave Le Bon（勒庞）《乌合之众》的观点，群体行为容易失去适度的理智和明智，因为与个体相比，群体往往出现五大毛病：急于行动、容易轻信、智慧低下、充满暴力、以及道德无下限等。

案例三，美国纽约处理90,000义务医生和护士的问题。根据Nicole Hong（洪芊芊）在2020年4月6日的《纽约时报》报道，90,000个来自外州甚至外国的医生护士志愿者，支援纽约市医院，但被批准上岗的人数只有908个（1%），因为纽约法律不承认外州医生的执照。这是明显的监管过度，守成有余，但其实也是一种不及，而不是过度，形左实右。

这里揭示三个重大的难题，第一，在非常时期，命大还是法大？后来，纽约州长被迫改了法律，允许外州医护人员上岗救人，于是第二个问题又来了：这种一人改法，是否给集权开了绿灯？何时何人可以再把法律改回来？紧接着是第三个问题：面对民众强烈甚至暴力要求复工，到底是法大还是民大？命大还是自由大？

对此，适度决策的出现有时需要强势决策者的“过度”作为，矫枉才能过正。大量史实证明，太平年代一般时兴适度、中庸，但大难时期或者非常态时期，就呼唤出奇、“过度”，而这种“过度”政策，则有可能是解决过度社会顽症的猛药和良药，“过度”的过度有可能又是一种适度，负负得正。例如，中国历史上为了对付社会急剧变动的“过度”的经济政策，如商鞅、王安石和张居正等变法，往往是罪在当代，但功在千秋。

案例四，美国华人支援国内医护用品，表面上是一种适度反应，因为这不仅是一种政治正确，无私奉献，而且也是对物质不足的一种纠偏。但这种纠偏，明显缺乏理性。当时本人所在的群里就有人提出：一旦危机来到美国，我们的防护用品怎么解决？但立即遭到大家的口诛笔伐，但结果是被不幸而言中。

我们寄给国内的医护用品是给浙江一个市的医院，但那个市一共只有十几例感染，估计我们这个群所贡献的物资就足够整个市所需。更奇葩的是，我们历经千辛万苦运去的物质，并不被需要，又被辛苦地送回美国，进入纽约的医院，这是极大的财力、精力、时间、情感的浪费。而且我们当初过度的“三光”作为：搜光、买光、运光，确实是后来美国民众不满中国的原因之一。

所以，适度的价值是相对的，不能过度拔高。因为，一种观念和价值一旦被上升为信仰和主义，就会走向极端的基本教义倾向。提倡适度“主义”本身，就是最大的不适度。适度一旦被推崇到了极端，就成为一种新的不适度，过度的适度就是不适度，正负得负。同样，对人品的评价，也需要适度。如越过法律底线者是过度，但超越道德上线者，也属于过度，一种过高的圣人标准。多数人所需要遵守的应该是经济人中线，成为一个自利不自私、利己不损人的适度人。

03

面对这次中美抗疫的人文反思，首先来自两大适度悖论。

第一，一方面，适度是多数平常人所认同的常识与习惯，但另一方面，平常人就是难以做到自己所认同的适度言行。例如，对别人、别国禁止我旅行自由，我就骂；但当自己也禁止别人、别国的旅行自由，就强力辩护，甚至将自己的国民阻挡在外，也能振振有词，可谓己所不欲，必施于人。还有，多数喜欢中庸的常人就喜欢听信极端的新闻和言论，比如一本日记，人们就喜欢走两极，理性的、平衡的、适度的观点就很难得到多数人的追捧。

第二个适度悖论是，一方面，适度、中庸是多数普通庸人所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但为什麽这些平庸的常人往往信任和追随剑走偏锋的领导人，或者往往被极端的领导人绑架，走向极端？并助纣为虐，助演和助推了一出出导致毁灭世界的大灾大难？如德国民众助推希特勒的戏码。

通过这次疫情的深度观察，使本人痛心的发现：人类的愚蠢真的没有底线，包括我自己，没有最蠢，只有更蠢。更可怕的是，智叟与愚公已经很难找到边界。指鹿为马本来是一种外力强制的结果，属于被逼无奈；但现在麻烦的是，我自觉自愿地把鹿当作马了，而且对这匹假马深信不疑，谁说它是假马，我就跟谁急，特别是还自责自己怎么会这么笨，当初怎么会将真马当作假鹿了呢。结果，是非颠倒、智愚难辨。

对于这次抗疫的另一点感悟是，我们需要提倡谋事从适度、行事从中庸、成事从三元。三人行，才可能有师；三个臭皮匠，才可能顶个诸葛亮，而且根据《道德经》，只有三，才可能生出万物。一般而言，对复杂问题的判断，俗者见其一；智者得其二；明者观其三。能做到一分为二者，最多只是一个智者，但知人者智，知己者明，要成为明者，至少要了解三。

为了更好地理解适度哲学，我们似乎可以对著名的两条经济学经典曲线进行疫情新解。例如，拉弗曲线是1974年Arthur Laffer (拉弗)对民众纳税与国家收入的关系提出平衡解释，但利用拉弗曲线好像也可以解释今天中美两国开工与防疫的两难。如果防疫强度到极点，所有民众被隔离，那么经济将彻底死掉，大家就可能饿死；如果经济放开到极点，不进行任何防疫，那么大家有可能都病死。但如果防疫强度放松到A点，经济复苏程度就可恢复到B点；如果控疫强度继续放松到C，那么经济有可能复苏到D；最佳的适度点就是代表中点的E，疫情控制与经济复苏就能到达均衡，也就是最为适度，或者最佳范围是C、D、E这个区间（见下图）。

类似，1890年Alfred Marshall（马歇尔）所创造的供求曲线，也很有意义。这里的红线代表防疫强度正在不断减弱、下沉，而蓝线代表经济正在不断复苏、上升。一旦两者相交，就意味着防疫与开工达到均衡状态，类似Marshall所提的均衡价格(Equilibrium)（见下图）。

这两条经典曲线的共同意义是将适度的概念进行定量分析和曲线解释，值得为当前中美两国所面临的防疫与开工的两难，提供借鉴。

另一个反思来自钟摆效应（Pendulum Effect）。历史发展就是这么左右摇摆，最后逐渐走向中道，但不能否定和低估曾经的不及或过度的政策，因为它们共同为下一轮的适度政策的出台，提供了教训，帮助后人找到了执二用中的参照，犹如昨日的左与今日的右，既存在因果的逻辑关系，也存在演化的理性因素，尤其是，它们有可能共同为下一轮的适度和中道的出现，提供机遇。

所以，寻找适度是一个不断纠错、试错的过程，今天美国各州的开工，也是在试错，一旦疫情有反弹，必须立即纠错，这其实就是在左右两端寻求适度。关键是要从错误中学会教训，不能没完没了的重复错误，像一个巨婴，永远长不大。

04

英国哲学家Russell（罗素）认为，“人类唯一的历史教训就是忘记了历史的教训”。德国哲学家Hegel (黑格尔) 则说，“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是我们从历史中什么也没有学到”。值此大疫，我们需要自问：人们对历史教训的健忘，是否过于关注形而下的急功近利，而忽略了直击人性深处的形而上的人文学？如果多从人、人性、人道、人文的角度去认识历史，把痛苦反思和反求诸己变成我们文化的一种DNA，是否能够帮助我们记住点教训？

同时，为什麽人们常说大灾大难是出现人文大家的黄金时期？例如，大乱的春秋战国出了诸子百家，长期不断的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出了希腊三大先知，14世纪的黑死病催生了文艺复兴，开始促使不少民众不再信神，从神性走向人性。《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Thomas Friedman（弗里德曼）提出这次疫情是划时代的，犹如二战，我们已将历史分为战前、战后，我们今后的历史分期就是疫前、疫后。其实，这次疫情对人类历史的改变比二战更甚，也许2019年是公元前一年，而2020年是公元一年，BC变成了Before COVID 19。人文学大家需要有使命感，争取迎接一个新轴心时代、新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

对此，本人以为病毒的哲学和哲学的病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公元元年”的课题。2500年以来，自然、动物、机器、科学，甚至宗教，越来越斗不过人类，于是就出现了今天这个超强的病毒，专门是来惩罚人类的贪婪、无知、傲慢和过度。例如，针对人类乱吃野生动物、乱玩生物实验，病毒就被赋予使命，出来惩罚人类；针对你对别国的疫情幸灾乐祸、隔岸观火，病毒就侵入你家；针对你急于庆功抗疫胜利，病毒就来个回马枪，促使复阳、长阳、无症状感染等闻所未闻的现象，层出不穷；针对你急于发明疫苗和神药，病毒就来个变异，让你前功尽弃；针对你急于开工，病毒就给你来个第二波爆发，甚至使你根本无法预期疫情何时结束。

但这次人类与病毒大战的哲学启示是，人要学会与任何病毒、动物、机器合作共生，不要奢望赢者通吃，要给病毒一定的生存空间，我要活，但不一定要你死，学会互相敬畏、互相妥协。同样，病毒不要太猖狂，不然，介于人与病毒的第三者上帝，就会出手惩罚病毒。

总之，我们今天需要侧重探讨人性共同的劣根性。这种共同是指超国界、超文化、超制度的共同性，这种劣根是包括你我他所固有的人性、人心和人品的缺陷。一旦侧重研究人性的共同弱点以后，就会产生三种积极效应：一是宽容他人的弱点，因为你我他在自利、追求利益最大化等问题上，没有本质不同；第二是学会反求诸己，自省自己的弱点，孟子名言：“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第三，最后寻求人类德性的进化与进步。

另外，我们都说从这次大疫，看到制度很重要，文化也很重要，但执行制度、提升文化的主力是人，是人性、人道和人品；我们还说，从大疫的治理看出领导力很重要，但领导力的有效发挥取决于被领导的民众素质和德性；我们更常说，好制度使坏人变好人，但坏人更会使好制度变坏。

最后，为了提倡适度文化、建立适度制度、规范适度言行，我们不仅需要开启民智的教育启蒙和文化改造，也需要提升决策者的心智和心力，促进适度自利、适度追求、适度发展，最后落实在当今的适度防疫和适度开工的双适度均衡。

初稿于2020年5月12日

转载自中美印象网，版权事务请联络编辑

表扬小号

就摁下识别二维码吧

思享库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2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少达审读

公 号 征 稿主题包括但不限于：童年回忆  文革经历  上山下乡     当兵岁月   青工光阴  高考之路校园回望  浪漫故事  菁英人物       职业生涯  学术履迹   追念师长子女教育  健身养老   兴趣爱好……新三届人一路走来的光阴故事40后、50后、60后的关注热点都是新三届公号期待分享的主题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投稿邮箱：[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