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高经建，1953年出生，1971年2月加入山西铁路建设兵团，1972年10月回城当工人，1978年2月考入北京化工学院自动化系。毕业后从事金融科技工作，2002年移居加拿大。原题
北 化 同 窗
（下）
作者：高经建
B宿舍比较活跃，打打闹闹是常态，同学间的关系非常亲密，经常能听见从他们宿舍传出一阵阵笑声，很热闹。过完周末返校时，家在北京的同学总爱从家里带点好吃的，比如咸菜肉酱等等，不管是谁，带来什么好东西， B宿舍的哥们总是一哄而上全体共享，感觉像亲兄弟一样。我之所以先说李小刚，是因为小刚已经走了。2016年，一个同学微信我，说听说李小刚病故，怎么回事，我们班又走一位。我真不希望这是真的，马上辗转找到海关总署科技司的人员去证实，结果很不好，李小刚确实走了，还不到60岁，真可惜! 我们班怎么这么倒霉，已经有两位同学离去，深深悼念! 去世时，小刚还没退休，是海关总署总工程师，好像是总署署一级的领导干部，应该是我们班在政府部门工作级别最高的同学。毕业后，我和小刚见面并不多，以至一次班里部分同学聚会，发来照片，大多数我能分辨出来是谁，恰恰没能认出小刚。我问同学，第一排那个有点胖的家伙是谁呀？同学说，李小刚呀。虽然见面不多，电话倒是通过几次，那时他在海关搞金关，我在银行搞金卡，都属于国家支持的“三金”工程，交流多一点，每次电话通了，他总是先“哈哈”两声，然后直接叫我的外号，感觉挺亲切。小刚刚进校时，睡在靠门口的一个床的下铺，算是最不好的位置，他也没什么抱怨，每天都是笑嘻嘻的。他听说我来自太原，很感兴趣，总向我问东问西问太原的事，原来他的儿童时代是在太原生活。他父亲1950年代末起，当了几年的太原市委书记，后来也当过一段省委宣传部长，1964年调到教育部任副部长。太原好多干部还记得他爸，他姐当年在太原西海子救了一个落水儿童，为此上了报纸。每次放假回家，他总让我帮他买太原的黑豆腐干，说他爸特爱吃太原黑豆腐干。太原黑豆腐干确实有特点，厚实、有后香、有嚼头，据说太原豆腐干在北宋时期已享誉三晋，明朝时晋王府又将其发扬光大，后来几百年经久不衰。我假期结束返校时，一般是坐夜车，早上六七点到北京，出了北京站先去李小刚家把豆腐干给他。他家在南河沿的红霞公寓，从北京站到和平里算是顺路，说好时间小刚在楼下等我，他总是让我上去坐坐，我说算了，太早了，上去不方便吧，他说，也是。可能他一直记着这事儿，就总想让我去他们家玩，后来我们找下午没课时去了他家几次。他家住的是副部的房子，厅里挂着周恩来邓颖超和他们全家在中南海的合影，小刚说，他们家和周恩来邓颖超的渊源挺深。一次，我家一个亲戚去世，在八宝山火化，我请假去参加葬礼。回来后，小刚问我，可有参观八宝山革命公墓陵园，我说时间很紧，没去。他告我他爸的姥爷的墓在八宝山，此时我才知道，小刚原来是个红四代。小刚父亲的姥爷是李锡九，1905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参加过辛亥革命。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是邓颖超的领导，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一直隐蔽自己共产党员身份在国民党内工作，还参加过中国国民党的“一大”。小刚的奶奶李芝光曾是陕甘宁保育院的第一任院长，小刚的父亲是1936年的党员，解放后，担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我们在校时，小刚的父亲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后来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一个革命家庭。真可惜，小刚走的那么早。小刚上学的时候爱玩，玩的虽然不精，但热闹的地方都有他的身影，现在留在我记忆里的，也就这些身影了。
在白洋淀，从右是李小刚、韩子春、姜旭、罗林
老邵是我们班年龄最大的同学，大哥。他名字里有个“攽”字，我不知道读音，他说读“bin ”，查字典是“ban”，老邵说，康熙字典标注是多音字，可以读“bin”。老邵是66届高三的学生，完整的学完了全部中学的课程，本该上大学了，赶上了“文革” ，是历史上最悲催的高三生。我很佩服我们班那几位老高中的同学，除了老邵，还老索、老林、高林、老薛，除老薛外，其他几老那时都是已婚人士。班里也有几位年龄小的同学陶林、郭怡慈、时素兰，贾绯应该也不大，基本是应届或刚毕业的高中生，学习都好，但我觉得，人家年纪小嘛，脑子灵，我自然比不了。但老高中生就不一样了，像老邵，比陶林他们大一轮多，拖家带口，这学就上的不容易了。本来邵夫人也有能力考大学，老高中生，还是北京市的银质奖章获得者，这可不是一般学生能得到的，但邵夫人此时已怀孕数月，不得已，放弃了高考。高考结束，双喜临门，家里添了千金，老邵进了大学。老邵进校时，孩子才满月，老邵有空就往家跑，功课又不能耽误，大学上的比我们辛苦多了。老邵是我们班最有老北京味的北京同学，四九城的事，他都门儿清，好多胡同尤其是东城的胡同，他熟悉的不得了，对其历史变迁也是了如指掌，我特爱听老邵讲北京胡同的那些事。老邵说，他小的时候上过北京的城墙，城墙上面很宽，有十几米，走两辆车肯定没问题。老邵还经常提到遍布北京的牌楼，什么西四牌楼、东四牌楼，说过去东四十字路口的四个路口各有一座牌楼，所以那地儿就叫东四牌楼，后来牌楼没了，地名也只叫东四了（与之对称的西四也是如此），现在北京剩下的老牌楼没几座了。后来我一直惦记着北京老牌楼，去年回国，我抓紧到国子监去看了看那四座老牌楼。如果喜欢北京的历史和风土人情，有机会让老邵带着去看那些老胡同，一定不会失望。其他北京同学虽多，但基本都是新北京人，大多都是机关、部队、大学那些大院的，说着是带北京音儿的普通话，只有老邵等不多的几个同学是说的北京话，另一个同学常识也像是老北京，但又感觉他身上带点南方气质。
老邵其实也是南方人，他们家祖籍应是江南常熟，后来随着祖父职位变迁，举家北上，到老邵这一辈儿，已是完完全全的北京人了。老邵是真正的书香门第出身，祖上出过多位进士，其曾祖父邵松年是光绪年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同时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收藏大家，小楷写的极为漂亮。邵老先生曾收藏有冯承素的神龙本《兰亭序》(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米芾的《多景楼诗帖》(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等珍贵文物。近几年，我开始学习书法，多次临摹过《兰亭序》和米芾的字，借机也秀一下。老北京人热情好客，上学期间老邵就曾请我们去他家吃饭。老邵的岳母和夫人给我们做的是锅贴儿，锅贴儿是我的最爱，我好奇老邵怎么知道的？锅贴儿很家常，但做好也不容易，首先，馅儿有各种各样的，仅猪肉的就有猪肉韭菜、猪肉大葱、猪肉三鲜等，这馅儿怎么才能调的好，各家有各家的高招；其次是要掌握好火候和时间，锅贴儿既要熟，底儿又不能糊了，锅贴儿底儿要的是金黄微脆。老邵家的锅贴儿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锅贴儿，那时和平里北街有个小店卖锅贴，我们偶尔去吃，觉得已经很好，老邵家的锅贴儿要是拿出去开店，保证把那家挤垮。上学时，老邵话不是很多，但说话中肯，也有见地。我们遇到一些比较大的事，总爱找老邵说说，请他给分析分析。毕业后，也和老邵保持着联系，每次见面，谈的比较深入，对历史的反思，老邵有深刻的理解，对中国的现状，他也是能有清醒的分析，我们算是聊得比较投机的。毕业后，老邵一直在设计单位工作，是资深的高级工程师。我觉得做工程也是符合老邵的特点，他认真细致，最重要的是喜欢工程，爱琢磨那些工程的事，所以他设计做得好。老邵还喜欢工具喜欢动手，出国考察，人家都是去服装店，他是去工具店看各种工具。前些年，我动手装修地下室，晒了一些照片，老邵极感兴趣，别人也就一看一赞，老邵却看到仔细，问得很详细，连工具带细节都问到。
现在的老邵已经退休，精神身体都挺好，前不久我俩见面，一起骑共享单车去个地方，路上有点风还有点坡，我骑的呼哧带喘，老邵70多了一点没事。他现在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有贤惠的老伴，事业有成的闺女，还有人见人爱的外孙女，真乃天伦之乐!前几年几个同学合影，右起索劲光、高林、曹辉、老邵、我、佟长江薛新建是B宿舍的灵魂人物。老薛曾经是去过内蒙的北京知青，上学后是我们班的体育委员，组织能力很强，他本人各项运动也都不错，班里各种比赛什么的都是老薛组织，搞得井井有条。老薛字写的漂亮，大方舒展，很有气势，是我们班写字最好的同学之一。老薛是老高中的学生，上学期间，得到特批结了婚，记得他们婚后假期去旅行，俩人爬上了华山。印象中，老薛还有一手好厨艺，通过了几级（？）厨师的考试，有证书的。秦继昌是1968年到山西雁北的插队老三届北京学生，高考时是雁北某中专的老师，高考成绩好，进校后在我们班当学习委员，外号“老村”。我记不起这外号怎么来的，有同学说，是因为他比较胖，跑步的样子像电影《地道战》里的老村长，后来叫得多了，把“长”字也省略了。秦继昌1980年代中期去加拿大留学，早已在加拿大定居，可惜现在失联。我们班有三个来自山西的考生，如果算上秦继昌，应该说是四个。另山西的俩个老乡是栾森和杨惠平，接下来，我先说说B宿舍的栾森。栾森入学前好像是英语老师，那时我们英语课分快慢班，栾森是快班的，还是英语快班课代表。栾森兄弟三人，他是老大，哥仨名字起的很好，名都是一个字，是三个同样的字组成的一个字，他大弟叫栾淼，二弟叫栾晶。栾森长得白净，一头自来卷，大约一米七三的个子，身体极为结实，浑身都是肌肉。体育课做单杠引体向上，栾森随便一做就是几十个，体育老师都咋舌称道。他原来练过体操，上大学前几年又喜欢上拳击，宿舍里老放着一副拳套，时不时就练上几下。栾森弹跳也很好，是我们系排球队的副攻。GDZ说，那时在学校掰腕子，栾森的左手无人能敌，右手栾森、DZ、罗林他们几个差不多，但栾森是真有劲，罗林是胳膊长。我们几个太原的学生，每次放假都一起回家，有一年放假的时候赶上流行玩魔方，在回家的火车上，栾森玩了一晚上的魔方，早上快到站时，我们醒了，都着急收拾行李准备下车，他非拉着我们要给我们表演魔方。我记得这哥们儿笔记总是做得很好，很整齐，那笔记记得好比女生，如果拉了课，看他的笔记就全补回来了。他归纳能力很强，平时什么看似杂乱纷繁的事儿，他也总是能很快捋出个一二三，大家聊闲话时，也是子丑寅卯说的很有条理。有次一个同学问山西话的特点，我说了半天也没说出重点，栾森两句话就讲清楚了，一个是发音软，一个是叠音多。（比如，羊肉串，山西方言习惯说成羊肉串串。）栾森喜欢鼓捣一些东西，在校办工厂实习时看他上手很快，毕业后还帮我做过席梦思床垫，应该属于动手能力强的一类人，赵维昭、老邵也属于这类人，我感觉，似乎陶林也喜欢动手。大四时，栾森成了学校的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是因为他父亲成了名人。栾森的父亲叫栾弗，在太原理工大学当老师。栾老师天分很高，先后教过13门课，翻译过15个语种的书籍资料。我曾在假期去过栾森家，见过栾老师，还吃了栾老师亲手做的面条。栾老师原是国立台湾大学的高材生，多才多艺，因画漫画讽刺蒋介石，被国民党通缉，1949年冒险偷渡到大陆。由于栾老师是从台湾过来的，一有运动，就被怀疑成特务，＂特嫌＂的帽子一直戴了30多年。“文革”中，栾老师多次挨斗，即便这样，他仍然坚持写入党申请书。1981年初，栾老师英年早逝。栾老师病重期间，对采访他的记者总是说 “我一生是个悲剧，一切都来不及了。” 每次谈到自己的经历，他都泣不成声，反复同样一句话 “时至今日，我只存一个希望，希望自己是我们国家历史悲剧中的最后一个牺牲品，是我们党极左路线祭台上的最后一件供品。” (注一)*不久，《光明日报》记者樊云芳根据栾老师的坎坷人生，写出长篇通讯《追求》。文章见报后，在全国引起轰动，一时间，栾弗的名字家喻户晓。这事儿，可能一些77、78的同学还有所记忆。当时，学校组织学习栾老师的事迹，很多记者来班里采访，栾森每天都能收到很多信件，其中不乏一些女生求认识的信，不过栾森当时应该没有那些心情。面对父亲去世的悲痛和随之而来的光环，栾森表现出难得的成熟，他谢绝了让他参加一些会议和做报告的邀请，尽量减少外界干扰。虽然他没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脸上总有一丝难以掩饰的悲伤，但他并没有耽误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他正常顺利的完成了学业。毕业时，组织对栾森说要继承父亲的遗志，栾森被分配到他父亲生前的单位——太原理工大学。1980年代中期，栾森去美国留学。这一去，直到现在就失去了联系。后来，有人打听到栾森的一点消息，他在美国某知名IT公司就职，顺风顺水，生活安逸。姜旭， 乒乓高手，唱歌一流，人也帅，班里同学都喜欢他。后来姜旭去了新西兰读书。1991年我们班毕业后第一次聚会，他也去了。那时流行卡拉OK，我刚要上去吼两声，马上有同学说，让姜旭唱。1997年再次见到姜旭，那时他回到国内来做买卖，还在北京饭店租了房子开公司，和中兴、大唐等有了固定的合作 ，正在准备打进华为 。他人太好太单纯，特容易相信他人，以至被人还是熟人把汽车给骗了。吃一堑长一智，姜旭后面的日子应该不错。好多年没听到姜旭的歌声了，也不知姜旭现在的具体情况。韩子春，人称老七，同学说，他这绰号也是从电影来的，电影《暴风骤雨》里有个“韩老七”，对号入座，“老七”就安在子春的头上了。韩子春是我们班团支部的组织委员，咦，他们宿舍的干部挺多啊，两个班委，一个团支委。老七学习很认真，说话很俏皮，还曾组织了几个同学去白洋淀，可惜那次是在假期，我回家心切，没有参加。后来他出国去了新西兰，读了个MBA，再后来回国经商。现在韩子春是我们班微信群里最活跃的同学。佟长江，看这姓，应该是满族人吧？很开朗很乐观的人，没有心计，也不计较什么，说话上合政策，下联实际，有当领导的潜质，后来果然当了领导，在北京某区当局长一级的领导，还当了五年的北京市人大代表，为市人大提了不少好的建议，特别是有关改善北京环境的建议。近几年接触较多，佟长江年轻，身体好，也爱到处跑，走哪都爱照相，照的也是颇有水平，尤其照花卉拿手。老鼠拉木楔，大头在后头。我之所以最后写C宿舍，是因为C宿舍是优秀宿舍，他们宿舍非常安静，从外面听不到一点声音，也非常干净，每个人都懂礼貌讲卫生很自律，也是我们三个男生宿舍里最有学术氛围的宿舍，C宿舍里的同学个个爱学习，没一个学习差的。大学时，DZ是我们系学生会的主席，对了，也是我们班团支部书记，他是我们班同学里官衔最多的，除了上述两项，同时还是系团总支委员（书记是辅导员田老师）和院学生会委员。DZ是那种站在人群里一看，就知道是好学生的样子。我们班的几个班干部应该说都是不错，首先学习都没的说，那时候学习不行大概也当不了学生干部。DZ不是那种苦读书的人，所以我们还能经常一起闲聊，扯扯闲篇儿。DZ文革开始时才是小学四年级，由于父亲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小小年龄的他也从大队副变成了狗崽子，受了不少委屈，被小孩们欺负，也挨过批斗。在北京上中学没多长时间，北京的国家机关干部纷纷被赶到“五七干校”改造，DZ随父母也去了哪个省的干校。干校的中学是仓促之下建立的，师资缺乏，边劳动边上课。身为知识分子的父母很着急，联系了在河南某中学工作的亲戚，于是DZ到了河南当旁听生，按年龄进了高二。初中都没正经上的他，直接上了高二，上课听的蒙头转向，幸好，他找了一套文革前的教材，开启了自学模式。一学期下来，居然考了个年级前几名，还掌握了一套自学的本领。他说，可惜只有这么一学期的机会，就离开河南了。DZ把自学的本事也带进了大学，大学时，几乎所有的课他都是先超前自学，再去上课。算起来，DZ离开北京的时候年龄不大，可好多事他记得挺清楚，文革中的好多事知道的也挺多，我挺奇怪。他说，那时由于是狗崽子，小朋友都不理他，他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各大学看热闹，捡小报传单看，知道了许多事。我还记得他给我讲过小混蛋的故事，说小混蛋曾是他们学校的。DZ说话严谨而不失幽默，不时抖点小机灵，我还记得他学山西话学的惟妙惟肖，那时好像他爱读古诗词，时不时还背几句古诗，老念叨的其中一首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他那时虽是学生干部，可他不是那种死板僵化的人，也不是满嘴大道理的人，挺随和很合群，也敢做一些新潮的事。当时跳舞刚刚兴起，有不少同学呼吁系里举办舞会，作为系学生会主席的GDZ，向学校申请在地下礼堂举办化院首次系级的舞会。那时学校领导很紧张，不大愿意，怕校外社会青年来捣乱，当然也对舞会有偏见。DZ他们费了不少劲，最终把舞会申请下来了，几次舞会都很顺利。可是DZ没跳，他从头到尾在会场周围巡查，站岗放哨，哈哈。由于各方面表现很好，DZ在化院是连续四年的院三好学生，连续三年的北京市高校三好学生（大学第一年，市级三好学生评比没有启动），这也算是化院的一个记录吧。有亲和力，说话稳妥，做事有板有眼，是DZ身上的特点。在我们班同学里，如果在仕途上发展，我那时是最看好DZ的。毕业工作后，DZ确实也有很好的机会得到提拔，不过他志不在此，在1980年代出国大潮中，DZ也出国去读书。忘了是哪年他出国了，只记得他出国前我们见过面，他穿着一件新买的黑色皮夹克，很自信的样子。DZ是去了澳大利亚，在昆士兰大学读书，顺利拿到博士学位。由于出国比较早，后来的同胞断不了找DZ帮忙，接个机、送个人，要不就是买东西搬家具，DZ好说话，来者不拒，人称悉尼“雷锋”。1997年，我和家人从墨尔本去悉尼玩，囊中羞涩，为省钱，就住在DZ家。那时DZ家的房子也不是很宽敞，只有两个卧室，他们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点的，腾出一间大点的给我们家住，给他们找了不少麻烦。刚到他家一见面，他夫人就和我说，我知道你，我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我，她说，你们班的我都知道。想想也是，她应该知道，她是我们学校77级外系的同学，和DZ谈恋爱时，DZ早把我们班的底儿漏了。DZ带我去一个港口的海鲜市场买海鲜，都是渔民刚刚捕捞上来的，各种各样的海产品，很多叫不上名字，都是特别新鲜。回到家里，DZ做了一个白汤，我们两家人围着火锅涮海鲜。那火锅吃的，又鲜又爽。近十几年，DZ老往国内跑，和国内合作，先后参与做了很多项目，其中有多个是国家级的重大项目，做得很成功，他还被某市政府聘为开发区等项目唯一的外籍专家。赵维昭在我们班也是出国较早的同学之一，1986年去了美国。我不知道老赵刚去美国的几年是怎么过来的，应该也有过艰苦的一段日子，好在他家美国有亲戚，也许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帮他一把。老赵拿到博士以后，从助教、副教授，一路做到某大学的教授，带着若干PhD学生，年年都能拿到不少科研经费，每年讲课学生评价也是高分，可谓事业成功。老赵家祖籍是广东新会，新会是著名的侨乡，我们还在校时，他家亲戚到北京，老赵领着老家亲戚的几个孩子参观天安门、故宫，几个小孩儿哇啦哇啦地说着粤语，北京人也听不懂，引得许多游人侧目。老赵家也有很多亲戚在美国，老赵的外公在中美建交后，回到新会定居，那时广东没几个常驻的美国人，老人家还经常去美国领事馆见见领事。提到新会，你能想到什么？崖山就在新会，赵维昭姓赵，你又能想到什么？反正我是想到了。一天我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向老赵求证。老赵坦言，他确是宋朝皇室后代，老家里现在还有家谱，自宋代传下来的家谱，有几家有？赵维昭的名字也赫然在册。崖山之后，好多皇室宗亲流散在那一带，那里的赵姓十有八九有皇家血统。烛光斧影后，宋太宗赵光义继位，但到了南宋时，太宗一脉后继无人，皇位又回到了宋太祖这支，这样推算，老赵应该是宋太祖赵匡胤这支的后裔。我对老赵的印象是四个字: 坚韧不拔。老赵中学学的是俄语，进了大学和我都是英语慢班的，老赵学的好，背了不少课文不说，语法抠的也细，念起英文更是字正腔圆。老师几次让他去快班，他不去。他是不到极致不窜高，非要到了相当水平才往上窜一下。他爱打羽毛球，刚进校时打不过老林，然后球场上不见这哥们了，他在家苦练羽毛球，找没找教练不知道，反正技术是突飞猛进。一年后，老赵重返球场，和老林杀得个天昏地暗，精彩纷呈。说实话，我也搞不清他俩谁厉害，那时学校也没正式比赛。反正啦，他俩是我们学校的羽球双雄，无人能敌。到了美国，老赵的爱好也没变，一直在打球，在当地也是很有名气，也算是称霸一方。一次一个从国内刚来不久的中年访问学者，球打得也不错，专门找到老赵挑战，没想到被已经60出头的老赵给灭了。直到两三年前，在夫人一再的要求下，老赵才带着万般不舍封拍。老赵的运动素质很好，他排球打的也好，是名二传， 身手灵活，尤其会做一个类似鱼跃的倒地救球再紧接一个侧身翻，动作花哨。但他体育好是好，就是达不了标，他的杠上前滚翻不行，体操过不去。一天晚上，我溜达到操场旁，看见双杠上有人在夜色中练前滚翻，我定睛一看，这不是老赵吗，我明知故问，大晚上的，你干嘛呢？维昭这时可能红脸了，反正天黑，谁也看不见，他说，我这前滚翻不行啊。我嘿嘿一笑说，你也有今天。然后我上杠麻利地来了两个前滚翻，甚是得意。当然，他有底子，没几天，这玩意他也过了。赵维昭那时吃饭特快，快到什么程度？他打一盆（那时买饭好像都用一个碗盆）面条，边走边吃，从买饭的窗口走到水池边，面条已经吃完，直接开始洗碗。与之相对的是他们宿舍的李超英，吃饭极慢，边吃边看东西，来打饭并不晚，但每次食堂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的身影。赵维昭每天中午吃饭快、结束早，经常是立刻回宿舍打开水，双手各持热水瓶4个，宿舍里8个人，一人一个热水瓶，他一次都拿了，人称B52。你们能想象出老赵会烧菜吗？他会烧菜。一个周末，老赵请几个同学去他家玩，那次，他秀出了他的拿手绝技——菠萝鸡。以前只是知道粤菜的大名，可从来没吃过，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在我的家乡太原，整个城市找不到一个做粤菜的餐馆，当时即便在北京，做粤菜的餐馆也不是很多。第一次吃粤菜，很期待。菠萝鸡是广东传统名菜，是用走地鸡和菠萝烧制而成，老赵那天是用一个菠萝罐头里的菠萝做的。不多说了，菜怎么样？怎么样？！菠萝鸡上来了，红黄相间，色泽鲜艳，吃一口鸡肉，口感香滑，带着酸甜的菠萝味道，吃一片菠萝，酸甜中又带着香味，整道菜回味无穷。赵叔叔还拿出一瓶古井贡酒让我们喝，受宠若惊。赵维昭的夫人时素兰也是我们班同学，属于年龄小的那拨同学，我说过，年龄小的同学学习都不错，这不多说了。时素兰给我印象是文静的外表后面带着一点调皮，上学时，大多数同学的外号都是她给起的。我觉得她到了美国以后好厉害，在某IT大公司工作几十年，资深得不能再资深了，做的都是那些高大上的项目。她家在迈阿密，工作在DC，差不多是北京到广州的距离，怎么去上班呢？大概从2000年开始她基本上是每周坐飞机上班，周末飞回来，坐飞机像打的似的，每年飞的里程可能是我们同学里最多的。这两年才改成在家里工作，一个月去一次公司，和同事们见个面，开个会，很潇洒啊。我和老赵俩口子偶尔会通个电话，经常交流一下家里干活的事，老赵的动手能力很强，家里的fence被飓风刮倒，自己干，hot water tank坏了，自己换。他焊接的水管，老外的技工看了竖大拇指。一直想去迈阿密和老赵学两手，始终不得闲，现在又赶上疫情，更是无法前往。等疫情过去，我要去迈阿密。
2004年，左起赵维昭、时素兰、我在多伦多
杨惠平是我的太原老乡，老杨个头中等，体型偏瘦，带一副高度近视镜，脸颊泛着明显的高原红，猛一看好像是农村来的娃。后来熟了，才知老杨的父亲既是知识分子又是老干部。他父亲早年是北洋工学院毕业的，抗战时投奔延安，参加了革命队伍，解放后在教育部门工作，“文革”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农村。少年时的杨惠平也随家里去了农村，吃了几年苦。还好，恢复高考后，老杨成为77级的一员，他父亲也落实政策，调回太原，担任山西教育学院的院长。老杨真是爱学习。那时我们同学应该说个个爱学习，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时光，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很多同学通宵达旦地学习。为了保护同学们的身体，学校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晚上11点全校拉闸（除路灯外），以强制同学们早点休息。既然大家都很爱学习，我为什么单单说老杨爱学习呢？听我道来：大一时，唐山地震过去时间不长，我们学校的学生宿舍还在加固，我们全班男生暂住在一个实验室里。晚上熄灯后大家聊一会儿就睡了，全宿舍就老杨还没回来，不知在哪盏路灯下看书呢。第二天早上起床，还是看不见这哥们儿，老杨也不知几点就起来了，早早地躲在某个旮旯里背单词。从住进这个实验室，晚上我就没见过老杨，杨惠平爱学习，由此可见一斑。同学们都觉得老杨太牛了，身体简直是铁打的，于是送他个外号叫“铁马”。这“铁马”可不是白给的，我们进校后的第一次运动会，“铁马”就露出其强悍本质，一举夺得1500米冠军并打破学校记录。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又夺得3000米冠军，并多次打破学校纪录。代表我们学校参加北京市高校运动会，也取得了好成绩。“铁马”成了我们系的得分王，也成了体育老师的红人。可这“铁马”是个旱鸭子，只会陆上跑，不会水里游，体育达标时游泳过不去。这么一位体育明星，达不了标，岂不是天大笑话。老师说，游泳不达标可以拿10公里还是5公里负重跑代替，“铁马”闻知，二话不说，回宿舍打包铺盖卷，背起来就跑了个10公里，体育达标通过。你说，这不是“铁马”是什么？毕业后“铁马”分配到江苏，几年后调回太原，在太原理工大学当老师，和栾森在一个学校。“铁马”一如既往地爱学习，不仅在专业上深攻，相关领域也涉猎广泛。由于博学，“铁马”很受学生的喜欢。每次和他谈到专业问题，他总是能说出我不清楚的国际上一些先进的技术动态和相关领域的技术发展动态。1980年代中，我调动工作，报到之前，新单位需要做个人事管理软件，我手上没有PC，“铁马”和我在他们学校熬了大半夜，基本调通程序，我当时感觉，“铁马”的编程能力胜我一筹。1990年代初，杨惠平出国求学，到了英国。本来前景光明，可意想不到的是，出国不久得了甲亢，只得中断学业回国治疗，后来又得了类风湿，一度连路都不能走，在医院躺了大半年，现在虽有好转，但还是走不了多远。前几年，又发现淋巴癌，万幸，手术后几年，情况还好。好在老杨有个好太太，是个医生，对他照顾的挺好，女儿也很争气，在国内考上一流大学，后到英国留学，毕业后回国在一家著名金融单位工作。每年探亲回国，我总会去看看老杨，他精神还不错，心态也比较乐观，只是行动不方便，谁能想到，这是我们当年的“铁马”。每每想到当年田径场上他如风似箭的身影，我心里总是酸酸的。我相信，老杨有乐观的心态，身体会一天天好起来，祝老杨健康快乐。
2017年，我和老杨，左为杨惠平
曹辉
曹辉也是我们69届的，我觉得也是个很牛的同学，当年我很佩服。曹辉上过棋校，围棋下的好，那时学校没有围棋比赛，如果有，曹辉的应该是很露脸儿的。他学习也是杠杠的，毕业后最有可能考研的，我觉得他就是其中一人，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他没去报名考研，后来曹辉成了教授级高工，也叫＂高高工＂。有段时间他给某高校兼职代课，因课讲的好，被校方看中挖了过去，现在在高校当教授也是实至名归。前几年一次聚会，见到了曹辉，所教的专业一句没提，倒是讲了好多DNA、基因工程的事，他现在迷分子生物，经常去旁听那边的课。高林，老高中生，声音洪亮，说话很有感染力，那时觉得高林挺像当领导的。毕业后高林果然早早就当上了厂长，1991年我们班聚会时高林已经有了秘书。可惜没入对行，他在化工企业工作，这类企业在北京不是关就是迁，对高林影响甚大，他虽然留在了化工局，但厂子没了，队伍也散了。如果有合适的更大的舞台，高林可以演大戏。好久好久没见李超英，他中学是北大附中的，大学毕业后不久上了研究生，现在是教授副教授还是别的职务，我也不大清楚，只知道他在大学教书。有一次我回国约了几个同学，约他时不巧，他正好有课。从超英的名字上感觉，他大概是1958年左右生的，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年代。
超英是我们班最书生气的一个，记得那时他经常拿手指头在空中书写什么公式，圆周率随口一念都是几十位。他也是最注意公共道德的同学，看见水管滴水，一定要过去拧紧，人离开教室或宿舍一定不忘关灯。
校庆时的留影，左起曹辉、佟长江、高林、李超英
最具好学生气质的是李帆，来自北大附中的学生，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看着就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样子。我去过他家一次，他还和我聊起他喜欢大泼墨，桌上相框里有张他带着红领巾的照片，看样子从小就是好学生。嘿，就这样的好学生居然悄不声地和我们班贾绯（贾绯也是好学生，她应该还会弹钢琴）谈上了，地下工作做到好，到毕业我才知道点风声。后来李帆去了英国继续读书，得了一个博士，现在全家在英国安居乐业。毕业以后，我和李帆贾绯夫妇似乎就没见过面，前几年，他们夫妇回国，我正好也在国内，不过他们在北京，我在太原照顾父母不得脱身，没有参加他们和同学们的聚会，只是和李帆匆匆通了个电话。罗林长胳膊长腿，各项体育都不错，学习也认真。家有海外亲戚，老有一些国外带来的好玩意，第一次看见傻瓜相机就是罗林的。1981年还没毕业罗林就去了日本留学，情况不详，现失联。正好疫情期间，经常在家待着无事，有空把北化四年的回忆写完。人是有点老了，经常回忆起过去，不过，回忆过去，却能让人觉得又年轻了。
山西铁路建设兵团的记忆
半夜两点才轮到我上机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