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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 | 王立元:被惊天一吼,他露出了“家国正气”原形

王立元 新三届 2021-04-25


作者简介


王立元,1957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专业,毕业后从事统计标准制定和统计教育工作,2017年退休。


原题

等闲之辈

写给我的小学老师



作者:王立元


在教师群体中,小学老师应该是处在最低层的,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不仅是物质待遇低,也是一种社会成见。我一个同学的父亲就曾经对我们说:别太迷信你们老师,小学老师也就是一些等闲之辈。…… 但四、五十年过去,我仍对小学老师印象深刻,感情如缕。反而记不得在中学、大学里遇到过什么“恩师”、“大师”。在又一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还是想回忆一个属于“等闲之辈”的小学老师。

陈子清先生,我的小学时老师之一,不是班主任,他是教“常识课”的。当年的常识课很不正规,有时讲生理卫生,有时又讲针灸和战地救护,还讲过《赤脚医生手册》……所以常识老师在学校里就有点儿像个万金油,其他老师鄙夷,学生也不太尊敬。

陈先生五十多岁,显老,体格魁梧但有些驼背,当年看就是个老头儿。陈先生是东北人,冬天的时候除了北京人都穿的中式棉袄和蓝布罩衫外,还围一条厚厚的手织毛线围巾,这与北京人有点儿区别——北京不围这么厚的围巾。陈先生的厚围巾、花白头发、大厚眼镜、大鼻头加上走路永远昂首阔视的样子,让人感觉不是等闲之辈,起码是个文化名人(当年北京东四地区这样的人还真是不少)。

陈先生其实待人挺随和,但是东北人的性格使他说话偏急,让一些人误以为是个脾气不好的人,故敬而远之。就我的感觉,陈先生的随和也确实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于他的阅历。此乃后话。

为什么让他教常识课?我回想起来,第一,可能是因为他岁数偏大,教主课和作班主任太辛苦;第二,他懂一些医疗知识,而当时的常识课主要就是讲生理卫生一类的内容。进而,他的小办公室就成了学校医务室,谁磕了碰了都去他那儿上药。赶到高年级学生外出拉练的时候,他就是随队医生,经常走了一天路之后,还半夜起来给师生看病,比别人辛苦多了。

这老头儿身体特好,从来不闹病,就是视力差点儿,夜里走路深一脚浅一脚的摔过几次。所以后来他经常让我陪他一道去问诊,权当个拐棍儿使。一来二去的,特别是经过拉练之后,很多人对他都有了好感,认为这是个好心、热心的老头儿,像我们这些高年级的学生还试着找他聊天。陈先生对学生没架子,可以说是爱跟学生一块儿谈天说地的,可也爱较真儿,有时候还能说到急眼,像个老顽童。

我去过陈先生家里。在家里,陈先生俨然是个威严家长,老伴儿不工作,把家里拾掇得纤尘不染,几盆花草点缀得恰到好处。陈先生有两个儿子,都有男模特一般的身材和酷酷的面容。陈先生说:他们都随我,喜欢运动。果然,屋里杠铃、哑铃、铃壶的摆了一地。陈先生一回家,热茶水、手巾板儿马上就递过来了。陈先生一边摘眼睛擦脸,一边还不忘训斥儿子几句什么。

对陈先生的深入了解,始于1968年的一次全校教师会上。那时正处于文革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我当时作为学生代表参加教师的“清队”运动。

那天,学校里的军代表在教师大会讲话,他说:“我们学了这么长时间文件,也反复交代了政策,做到了仁至义尽。可有的历史不清分子就是不肯主动交代,还等什么呢?想蒙混过关是得逞不了的!今天就叫大家见识见识。”

说到此,军代表威严地喊了一声:“陈子清,站起来!”

在大家的惊愕中,陈先生迟疑着站了起来。看得出来,他毫无思想准备,十分错愕怎么会是自己。军代表像抖包袱似的宣布:“陈子清,有人证明,你在1945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国民党中校。证人看到你的时候,你穿的就是中校军服。你现在就回答,有没有这个事?”

这个质问太突然,空气一下子就凝结了,大家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我记住了陈先生当时的表情——眼睛瞪得出奇大,头有点向前探出,嘴像小孩那样微微张着。

有七、八秒之后,陈先生说话了:“是,我是穿过,不过事情有点复杂,我希望跟您单独谈。”现在想起来,当时那个军代表还是有一定水平的,居然同意了,让陈老师坐下,接着转入了别的话题。

大会后面的内容我就再也听不进了,满脑子都是“中校”、“1945”、…… 文革当中有公检法的联合通告:规定在蒋介石政权下干过军、警、宪、特的人,达到一定职务就算为历史反革命,这在当时就算是法律:任军职的,少尉以上;任警职的,警长以上;当过宪兵的,全数都算;在特务系列里,入行参加过效忠宣誓就上册了。要是“国军中校”,那可就是铁杆儿的历史反革命了!再说了,1945年就是中校,谁知道后来呢。总之,在小小的学校里,这算得上是条大鱼了——这事要能坐实,军代表可就立功了。

就像一场京戏,在观众漫不经心的时候,乐队的乐器骤然激越响起,全场观众一激灵,然后就屏吸定睛等着看戏了。但陈先生这件事却没有像想象的那样离奇精彩,好像是锣鼓点儿响过之后,角儿没出来。接下来的日子里军代表脸色忧郁,革委会的几个头头儿神色诡异,也没人敢打听。两周后,这事基本化为无形,默默地平息了。

我深为纳罕,陈老师有什么本事,能把军代表给谈哑火了。老师们不说,学生当然也不敢问,但是牢牢记在心里,直到半年后有一个合适机会,我才直接问了陈先生本人。陈先生那天大概心情不错,把我当作大人一般,说了许多他的事。

陈先生出生在沈阳一个富裕家庭,中小学受到良好教育,成绩优异,乃至后来有机会去日本东京读大学,读的是医科。但是很快“九一八事变”爆发,家里生意受到影响,遂举家迁到关内。陈先生没有了家里的银钱支持,只得选择中途辍学,与亲人汇合,在关内过起准流亡生活。好在家里在关内还有亲戚和买卖,尚能保全生活。到了“七七事变”之后,处境进一步恶化,日本人要求从东北逃出来的人返回满洲国。全家只能加入流亡大军,哪儿没有战火就往哪里流动。

流亡的这些年陈先生是怎么过的?他不愿细说,一带而过:“就是这个机构干干,那个机构干干,不断向后方迁徙呗!”我想,谁也不愿把自己最好的年华记述得这么潦草,可是没办法,那些年就是潦草!没死人、没失散已经是上上好运了,其余不堪回首。陈先生天资聪颖,兼有一口好日语,能帮他不断找到临时饭碗,这才让他能够娶妻成家,赡养老人。一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陈先生才重回东北境内,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薪酬较丰,让他连续干了三、四年时间。

严歌苓的小说《小姨多鹤》,如果你看过这本书,就知道历史的一个侧景——日本投降后在华日本侨民的绝望处境了。他们被日本军队和政府弃之不顾,没办法回国,遂被光复的军队、民团、游击队、土匪乃致村民、市民追杀,过着野狗一般到处逃窜、躲藏的生活。

当这种情形愈演愈烈的时候,国民政府才紧急成立了“日本侨民遣返安置署”,用以遏制这类针对平民的种族报复行为。在中日关系史上没有“种族仇杀”这个词,是不幸中的大幸,证明了中华民族是有文明底线的民族。反观其他国家和地区,种族仇杀和种族杀戮比比皆是: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雅利安人和犹太人、安格鲁撒克逊人和印第安人……不一而足。

陈先生1945年后就是在这个日本侨民遣返安置机构工作,他看到和经历的事情是很惨烈的。

陈先生说,他们每日里频频接到残害日侨的报告,处理都处理不过来。有的时候他们好不容易把被围困的日侨解救出来,谁想第二天就听说事主又遭袭扰,全家自杀,类似的事几乎天天都有。

抗战胜利后,先是狂欢,接下来就是乱。一些散兵游勇以残害日侨为乐,很难制止。陈先生他们去阻止,也经常遭到中国人的围攻。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遣返安置署的人员才全部穿上了军装,为的就是个威慑作用。陈先生是科长,挂了中校军衔;处长挂了上校;专员挂了少将。谁成想这一挂就铸成了二十多年后的大祸呢!陈先生说,当遣返安置工作平稳后,他们就把那身军服脱了,因为觉得在内战中穿那身衣服并没什么好处,反而更多危险。用逻辑判断,这是实话。

陈先生这段历史,应该是他一生值得骄傲的一段,他是为国家为民族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证明我们不是一个嗜血的野蛮民族。这段历史清白么?不能再清白了。我想,军宣队和革委会还没有泯灭人性,是接受了陈先生的自证,因为陈先生有惊无险地走过了清理阶级队伍的火焰山。

现在回想,陈先生应该是在1910年前后出生,那么就意味着从20岁到40岁,人生最好的二十年一直是在战乱和社会动荡中度过的,他亲历过许多极端的事情,经历过大喜大悲。

我曾问过陈先生,在被军代表当众“揪”出来的那一刻怕不怕。陈先生说:“开始有点心慌,后来也不是很怕。当年逃难路上遇着轰炸,人说死就死了,如今大不了也就是个死,所以不怕。”原来曾经沧海的陈先生心里并不那么在乎文革中的叠叠恶浪,他有自己不可动摇的生活态度,始终能坦然地活着,对风浪泰然以对。

陈先生这样的人,如果生活道路不被粗暴打断的话,可能就是位受人仰慕的医生了,世人眼里的精英。战乱、社会动荡和改朝换代让他失去了曾经的航道,最后成了一个小学教师。但是他为国家做过的事情是被历史记住的,偶然被“清队”翻了出来,刚好证明了他过人的情操——甘愿冒危险保护中华民族文明的光辉不被血污淹没。这样的人当年还有多少,我说不上来,相信很多。

陈先生的梗让我在13岁上就明白了一件事:不能轻易地判断一个人是“出类拔萃之辈”还是“等闲之辈”,表面的东西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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