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陈大强，1953年生，1969年初中毕业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七年，1976年回到北京。1978年考入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做影片摄制工作至退休。
原题
一名69届知青的
小学、中学和大学
作者 ：陈大强
首先，我们说说69届初中生是个什么概念，现在的年轻人不太清楚这个概念。69届的初中生实际说的是1966年小学毕业的这一届学生。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小学毕业，上中学是两年后的1968年了，一上学就上初中二年级，再过一年，到1969年夏天就初中毕业了，这就是69届初中毕业生，我就是这其中的一员。 满打满算我们在中学也就待了一年多时间，扣除上首钢学工、去顺义支援三夏学农，还有政治学习以外，上课学习数理化的时间寥寥，以至于我们到初中毕业时，代数只学到二元一次方程，几何学到平行线的同位角相等，凭着这点儿文化水平，我们也算是“知识青年”，在1969年就毕业分配上山下乡了。 我的小学
——北京力学小学
凡是上点岁数的北京人，大抵都知道北京原先有个二十八中。学校就在天安门西边，紧靠着中南海。在北京，能把校门开在长安街上，大概只有二十八中了，何况二十八中离天安门最近，站在校门口，就能看见天安门广场。可是，知道二十八中有个附小的人，就寥寥无几了，因为我们的小学后来很快就搬出了二十八中。 我是1964年转学到二十八中附小的，进四年级。第一天放学，一个女老师拦住我，让我说说到新学校的感受，和以前学校的比较。我挺喜欢这个女老师的，我就问：“你是什么老师？” 女老师笑了，说：“我是这里的校长。”
当年我们的胡桂珍校长
我们附小和中学都走长安街上的校门。进了校门就是二十八中的大操场，挨着操场的第一个四合院，就是附小。穿过附小以后，才是二十八中。当时的附小真是小，没有什么场地。我们上音乐课要借用中学的音乐教室，上体育课也要借用中学的操场。记得有一次全校开大会，附小借的是隔壁中南海的礼堂。大家排着队，出了校门，右手一拐，就进了中南海。我们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小眼睛四下张望，心想，要是能碰见毛主席就好了。 附小迁址是在1965年。我们搬出了二十八中，搬到中南海西边的李阁老胡同。学校的大门是一个拱门，进了校门向左一拐，就是前院，前院的正房前有两棵高大的海棠树，长得比房都高。后院里，有一座两层的教学楼，高年级在楼里上课，低年级的在楼后面的平房上课。楼前的空地是操场，我们还有了一个高高的铁皮屋顶的体育教室。
李阁老胡同小学的大门，这里原是北京女子师范学院（1938年）
学校搬了新址，我们很高兴。可是，我们也有不高兴的地方。比如，学校改名了，二十八中附小多好听，现在改成叫“李阁老胡同小学”，多难听！阁老是什么？姓李的阁老跟我们学校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们还变成“胡同小学”了！ 李阁老胡同的北面是太仆寺街，街西头有太仆寺街第一小学，街东头有太仆寺街第二小学。太一小和太二小的同学见了我们，不喊“李阁老胡同小学”，而是喊“美国佬胡同小学”。那年头，美国佬是什么东西！让他们这么一喊，好端端的一个学校，顿时就矮了半截，真让人气愤！ 好在以后的情况有了变化，李阁老胡同改名为力学胡同了，我们也就成为力学胡同小学的学生。“力学”就“力学”吧，反正比“李阁老”或者“美国佬”都好听。 我们的教学楼是一个很老的木头楼，下课用不着听铃儿。只要有一个班下课，楼板就会“咚咚”地响起来。楼板一响，就该下课了。如果楼上四个班的同学一起动，整个楼似乎都会跟着晃起来。接着就是老师的喊声：“慢一点，慢一点。”那时，只有在上课的时候，这座老楼才能有个安静喘息的时间。
我们一班的教室朝西，窗户外是一棵大槐树。那时，经常有一只漂亮的啄木鸟飞来，落在树上。用它的长嘴这里敲敲，那里敲敲。每到这时，班上三十多个小脑瓜，就不由自主地转向窗外。先传来的是啄木鸟“咚咚咚咚”敲树干的声音，真是好听。然后传来的声音也是“咚咚咚咚”的，但是没有啄木鸟敲得好，那是我们班的王述江老师在用黑板擦敲讲台了。这时候，三十多个小脑瓜才不情愿地转了回来。 那时候，全国都在学习雷峰。我们也想尽办法做好事。星期天，我和同班的林娜来到学校，教室的窗户是上下推拉的。我们从外边把窗户推上去，爬进教室，把教室打扫干净，再贴上一张学习雷峰叔叔的宣传画。还有，就是积攒粉笔头。我们把粉笔头磨成末，和上水，用手搓成条，晾干。然后，我们会把这些做好的歪歪扭扭的粉笔，悄悄地放到讲台上。星期六的队日活动，我们就到西单的37、38路汽车总站，帮助打扫公共汽车的卫生。 1966年的初夏，我们六年级该毕业了。就在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学校里转眼就贴满了大字报，我们的胡校长也看不见了，一切秩序都被打乱了。但是，这一切对于我们小学生来说，都充满了新奇。阶级斗争原来是这么尖锐和复杂，阶级斗争就在我们的身边！教体育的齐老师，平时腰板总是挺得直直的，原来他是国民党的中校飞行员，真是想不到！我们参加了小学的红卫兵，参加了学校开的批斗会，斗争他，让他说家里的落地坑是怎么回事，让他老实交代问题。我的红卫兵战友，还真的抽了齐老师一皮带！ 社会上不时传来消息，说红卫兵去抄家，让资本家拿菜刀砍了，然后资本家跳楼自杀了。红卫兵小将又怎么怎么了，形势真的很紧张。于是我们决定护校巡逻，不让阶级敌人有可乘之机。 电报大楼的大钟已经敲过九点了。校园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我和孙伟爬上体育教室的铁皮屋顶，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天很黑，我们趴在那里一动不动。 突然，对面办公室的门轻轻一声响，开了一条缝，闪出一个身影。谁？这么晚了，是阶级敌人？我们立刻屏住呼吸，瞪大了眼睛。 哪儿是什么阶级敌人，我认出来了，那是我们班的王老师。这么晚了，他在干什么？ 王老师显然没有想到对面的屋顶上会有人在监视着他。他向四周看了一下，断定没有人，然后转过身，向屋里招呼了一下。又一个黑影闪了出来，哇，还是个女的！我也认出来了，那是借给我自行车撒传单的小张老师！我们赶紧伏下身子，憋住笑。别看我们小，我们也知道，这会儿我们发现的，不是阶级敌人，是我们的老师正在谈恋爱呐！ 看着他们走远，我们两人在屋顶上才大笑起来。虽然阶级敌人没有抓到，但是，地雷的秘密，我们已经探到了。
1966年大串连在南京中山陵
撒传单，是当时最好玩的事。你骑车在前面扔，那么多人在后面追呀抢呀的。 我们每天都可以拣到很多传单，然后拿回学校，翻印其中我们认为最有意思的。钢板、铁笔和蜡纸学校都有，但是，学校没有那么多的纸给我们印传单。于是，我们开动脑筋，找来学校存的旧卷子和作业，翻过来用背面印。最后，还要印上一行：“力学胡同小学红卫兵翻印”。 但是，我们这个校名不够响亮，不够革命。改个什么名字呢？当时，好象所有革命的校名都有主了，就像现在域名被抢注了一样。我们这帮小学生苦苦地琢磨，起个什么名好。一个红卫兵战友说：“就叫八六海战战校吧。”对了，八六海战我们解放军把国民党军舰打沉了，就是它！于是，我们就在传单最后署名：北京八六海战战校红卫兵翻印。我们还开了张介绍信，到街上去刻了一个章，跟真的一样。 一天，我们拣到一份传单，上面印着：蒋介石死了。我们高兴极了，人民公敌死了，当然大快人心。我们马上就翻印：“人民公敌蒋介石死了，让他的孝子贤孙去哭吧！”然后，我们就到西单去撒传单。看到革命群众看到传单后的笑脸，我们真自豪！我们也在干革命呐！ 可是，后来我们才听说，蒋介石压根就没死，还在台湾活着呢。 撒传单是一件好玩儿的事，但是，印传单时粘的满手油墨，是肥皂洗不掉，香皂也洗不掉。那会儿，又没有洗涤灵和洗洁精之类的东西，这洗手就成了最烦人的事。怎么办呢？我们真发愁。 一天，我们转到老师宿舍前，看见窗台上有一管牙膏。不知是哪个老师随手放在那里的。我们突发灵感，何不拿牙膏试一试。我们挤了一小点，嘿！还真灵！一小点牙膏就能把满手的油墨洗得干干净净。我们立刻欢呼起来，再也不用为满手的油墨发愁了。以后，手上粘了油墨，我们就满世界地找牙膏。这下，该轮到老师发愁了，这牙膏瘪得也太快了。谁知道有这么多红卫兵小将暗中帮着他用呢。 “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然后，就是革命大串联。我们学校也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教室里搭满了地铺。最早来到的，是天津的红卫兵。我们跟其中的两个很快混熟了。我们管他们叫“大猫菜”和“小猫菜”。什么是“猫菜”？猫的菜就是老鼠，就是“大老鼠”和“小老鼠”。我们告诉他们，去八大学院怎么坐车，北京什么地方好玩。 大猫菜和小猫菜一早起来，吃过早饭，就去革命了。都说是毛主席请客，吃饭、住宿和坐车都不花钱。我们到学校以后，就爬上前院的房顶，房前的两棵海棠树，又高又大，结满了海棠，我们坐在房顶上，一伸手就能够着海棠。我们一边吃海棠，一边等着猫菜他们回来。 每次猫菜他们回来，都能带回很多新闻。他们到哪儿去抄大字报了，到哪儿又看到斗黑帮了，到哪儿最好玩了。让我们真羡慕。其实，他们只不过是比我们大几岁的中学生，可是我们觉得，他们像大人一样。 转眼，猫菜们又要到外地播撒革命火种了。临走时，小猫菜郑重地把一枚毛主席语录纪念章别在我的胸前。这是最早的纪念章，简单极了，别针上挂着一个小铝片，上面印着毛主席最著名的那句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不久，我也离开了学校，戴着红卫兵袖章，跟着人大附中的哥哥去串联了。没想到，我这一走，就真的离开了我的小学。 我的中学
——北京六中
北京故宫的西墙外是南长街，南长街南口有一所中学，就是北京六中。据说这地方原来是皇宫的马厩，后来成了学校。 六中在北京有点名气，并不是因为皇上曾经在这里养马，也不是因为它培养的学生赫赫有名。它之所以有点名气，是因为和文革初期的“联动”有关。“联动”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总部在北大附中，六中算是一个点儿。“文革”初期，在学校后面的矮房里，打死了一名校工，墙上留下了“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 1968年我入校的时候，社会秩序稍有好转。由于文革的原因，学校一下招进初一和初二两个年级的学生。1966年上小学五年级的，进校上初一。1966年上小学六年级的，直接上初二，于是，我就直接上了初二。
北京六中的学生证
当时，学校近似军事化管理，我们初二二班叫做二连二排。每天早上，上学的头一件事，就是早请示。由于学校离天安门太近了，各排都是带队走到天安门，直接向毛主席表忠心，站在金水桥上做早请示。集体念上两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再回校上课。
北京六中校门口的毛主席像
别看那会儿成天的政治教育，可同学们底下传看的书无所不有，像《隋唐演义》、《水浒》、《战争与和平》、《福尔摩斯侦探集》等等。最时尚的歌曲来自《外国民歌二百首》。谁家有什么书，就拿来悄悄传看。看的是这些，聊的也是这些。但是，大面上我们还要按学校的安排去做。早请示，晚汇报活动停止以后，连里（年级）又开展起一对红活动。 这个活动就是同桌的男女生组织一帮一，一对红。一段时间以后，搞得好的一对红陆续出现了，说男女界限被打破了。连里组织介绍经验。一对红的代表在大会上说：“我们现在只需要一种界限，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界限。”说得慷慨激昂，立场鲜明。 在这样的大好形式下，排里决定在一对红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开展红哨兵活动，给毛主席站岗放哨。全排分为七个组，三个一对红为一组，一组六个人，每组负责一星期，每人负责一天，专管班上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为此，全排还召开了誓师大会。 “九大”以后，学校规定每天下午有两个半小时的政治学习。 我的一对红就是同桌的女生张爱武，我们还定了一对红计划，她应该帮助我的，因为当时她是学校的红卫兵，政治上比我高一点。这个红卫兵组织是学校官办的，在共青团下面的一层组织，后来慢慢消亡了。我们入不了红卫兵的这些学生，是学校最下面最基本的，也是最捣蛋的学生。 那时，我们经常在学校捣乱，有一次我们悄悄地拿了一个炮仗，在药捻上接了一段小线，下课时把小线点燃，用按钉一按，炮仗就钉在课桌里了。我们几个同学站在教室外，竖着耳朵就等着教室里惊天动地的那一声，等啊等，可是直到上课的铃声响了，也没等到炮仗爆炸。回到座位一检查，原来小线燃了一段就慢慢熄灭了，结果，捣乱未成。 还一次，学校搞庆祝活动，班里有好多标语，我们偷了一条出来，随手就粘在教室的门上了，我们躲在老远看着，谁要是一开教室的门，标语肯定就断了，革命标语被拉断，那就是罪过，我们就等着看谁是那个倒霉蛋。可是没想到，我们的行动早被人盯上了汇报给军宣队了，“谁竟敢用革命标语封门”？这下，倒霉蛋不用找了，就是我们自己了。于是，我们被当场抓获，灰溜溜地回到教室门口，自己把标语揭了下来。
我们在教室吃午饭
在后来的家长会上，学校把这事通报给我们家长，让家长好好管管，这下，我们倒不害怕了，我们家里才没人来开家长会呢，家长都下放“五七干校”了，我们可自由了。我们二排和一排的几个同学，经常一起骑车出去玩。近的地方跑够了，就骑车上远处的小汤山和十三陵。那会儿，只要想起什么好玩的地方，管它上课不上课，抬腿就走了，谁也管不着。 老骑车跑郊外，我们炼就一身好本领。一出城，我们就瞄着后面的解放大卡车，只要它没有右边的反光镜，我们骑车就往路中间靠。在解放大卡车超过的一瞬间，我们右手扶把，脚下狠蹬，左手猛抓车厢挂钩，说时迟那时快，身子一下就变轻了，那个得意，少说大解放车也能把我带出几里地。当时，这个动作叫做“扒车”，危险是有一点儿，好在那会儿的解放车也跑不快。
自行车坏了，半路修车
在校上课，主要就是政治学习，没什么劲。除了政治学习以外，在学校总还要学习其它方面的知识。我们当时是什么水平呢？ 工宣队的李师傅在大会上讲了：默写《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词，“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瞧瞧你们写的什么，“爪儿”离不开秧，“扒儿”离不开秧，字儿都写不对…… 后来，我们逐步开始上课了，有数学、几何、物理和化学，还有英语。别看我们平时捣乱，正经一上文化课，我们都是好学生。当然，这些文化课本来就不多，中间还插有学工的课，我们到首钢炼钢厂学翻砂。还有学农的课，到顺义县的李家洼子村参加三夏。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政治学习，保证雷打不动。这么一算，一个学期正经上课的时间寥寥。 我们想，一上学念初二，那么到初三毕业，怎么也得在学校学两年吧，可是到六中一年多时间，我们的数学课刚教到二元一次方程，几何教到平行线的同位角相等，仅学到这点儿知识，在1969年的夏天，学校就决定让我们毕业了，算正经的初中毕业生。
北京六中69届（二连二排）毕业照
我们毕业后的分配方向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1969年8月，我们这批69届的16岁初中毕业生，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学校，告别了北京，带着学到的这点儿知识，走向了社会。
送去黑龙江兵团的同学离京
1969年8月，我来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69届初中生
报考理工科大学
的高考经历
1969年，我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乌兰布和沙漠待了7年，到1976年才从兵团办理“困退”回到北京。
我在乌兰布和沙漠待了7年
回到北京，我分配到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工作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尽管我在修配车间是个车工，和艺术不沾边，但是我们每天可以看见演员，还可以到摄影棚去看拍戏。幸运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去当群众演员。 有一次，车间主任辛师傅让大家把车床关了，说先去服装车间领服装，然后再去化妆。那天是电影《大河奔流》需要有个铁匠铺的场景，于是就让我们修配车间的人到铁匠铺做铁匠。 我们每星期每人还发四张票，可以在北影厂礼堂看电影。最关键的我们还能经常看到参考片，那多是社会上看不到的西方电影，它仅限于一个新的电影摄制组成立时，经上级批准在厂里内部放映的影片，用于艺术参考，所以叫做参考片。
我在北影修配车间
我好不容易从兵团回到北京，又到了这么个好单位，本想着可以喘口气歇一歇了。没想到1977年恢复高考了，这又激起了我想上大学的念头。 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有这个念头，身边不少兵团回来的人都有上大学这个念头。但是我的念头和他们又有些不一样，他们都是要报考文科，我呢，却想报理工科，说文化革命十年了，你看搞成什么样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要科学救国，所以，我要报理工科。 报哪个学校呢？我说，我要报大连海运学院，我想着当海员能够周游世界，到处看看。现在每天从家里到厂里，骑车30分钟，这才有多大的生活半径呀，我想着我的生活半径就应该就是地球的半径！ 俗话说，无知者无畏。几个月突击功课以后，到了12月10日高考那一天，我信心满满地去北京123中学考试了。 就说化学吧，1977年北京高考化学试题中有一道题：“画出核电荷数为17和20两元素的原子结构简图”，原子结构图的核外电子一个我画了17个小黑点，另一个我画了20个小黑点。当时我就不知道应该写一个阿拉伯数字就表示了。 我用的那本教材是形象表达，在原子核外画一个圆，上面点两个黑点，表示核外电子数2。我就以为这是正确的表达方式，这可真闹笑话了，核外电子几十个，要点多少黑点啊？幸亏当年的考题没让写“镭”什么的，那核外电子数有80多个吧，得画多少小黑点啊，还不把老师都得数晕了！ 录取通知书下发的那天，我是名落孙山。当晚我一个人拎着冰鞋就去什刹海滑冰去了。 宣泄完了，我还得回到现实，这次考砸了，下面怎么走呢？ 考，还要接着考，还是接着考理工科，我是横下一条心了。
1977年和1978年的高校准考证
有了1977年高考的教训，我知道了很多东西。首先要有一本好教材，别在原子核外画小黑点了。1977年那时候，教材很缺，哪哪都买不到教材，流传的手抄试题对我来说基本没有什么用，没有试题答案的书，也不适合我。我基本完全是自学，题目做的对不对，要看答案。没有答案的题，不知道对错，那就是做了白做。 有一次我在西单新华书店买到一本测绘出版社编的《初等数学》，试题在后面都有答案，让我欣喜若狂。 我还对自己模拟考试，我找来文革前的高考试题，让自己在规定时间内一次做完，不许改，然后看答案，看自己能做对多少。 自学也不是什么时候自己都能搞懂的，遇到自己搞不懂的问题，我就去问北航的老师。那时，北京航空学院在北影特技车间帮助我们搞灯光自动化，有一批老师经常在那里。 我们车间主任辛师傅是194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也支持我学习考大学，只要是去学习、听课，主任总是放我走。 外部条件很宽松，可是没有多久，我自己这边却出了问题。经常睡不着觉，头晕耳鸣，是神经衰弱了吧。于是，我就到厂里拿了一个三联单去积水潭医院看病去了。其实这也不算病，主要是因为精神压力太大了。针对我的情况，针灸科的陆续华大夫说：我一边给你扎针，一边再给你开一些药吃。就这样我是一边扎针吃药，一边坚持自学补课，直到高考。 就在我们复习功课进入到最紧张的时候，1978年夏天世界杯在阿根廷开赛了。室外是一片欢腾，电视转播的声音总是传进宿舍诱惑着我们。一同复习的伙伴说：放松一下，去看一场球赛吧，看看肯佩斯的风采。这时，我就想，不能去，我要温功课呢，等我考上大学，去阿根廷都有可能。 等到1978年7月20日高考了，我不像1977年那般自信了。早上在北影食堂吃了早饭，骑车就去173中学考点了。临进考场前，还拿出政治要点看两段。 第一天政治考完，我觉着考的还可以，中午在北影休息一下，下午接着考物理。这下可真遇到麻烦了，电磁感应的第七题（20分）不会做，这题好像没见过，总觉着缺一个条件，可就是找不出来，我紧张的头上都冒汗了，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直到交卷的铃声响了，这道题我还是没有做出来。 晚上回到家，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过去的事情就放下不想了，想也没用，还是准备明天上午的数学，做最好的努力吧。 7月21日上午是考数学，印象深的是遇上了等差数列的一道题，我以前见过，于是很从容地做下来，整个卷子也很从容地就做完了。自己的信心又拾回来了。 第三天是语文和外语。外语不计如总成绩。我算算，除了物理之外，其余四科都做出来了。能做对多少，不知道。 我觉着自己给自己找了一条艰辛的路，在北影待着不是挺好的嘛，还折腾什么？去谈谈恋爱，看看世界杯转播，去看看电影，其实不上大学也是一种生活。 高考还要检查身体，我心理素质不好，一遇大事心就“砰砰”地跳。就像高考卷子没发下来时，心就紧张的跳个不停，卷子发下来了，心也就平静了。可是体检不行啊，心脏这么“怦怦”一跳，事情就麻烦了，血压肯定上去了！ 我们是在海淀师范学校体检，就在人大附中北边的胡同里。我去了就有点儿紧张，你想，费了半天劲，要是体检不合格刷下来不就完蛋了，越想越害怕，越害怕心越跳。果不其然，那个女医生量完血压就让我先休息一下，过一会儿再来重新测。我知道事情坏了，肯定血压上去了。于是我赶紧跑到洗手间，拧开水龙头“咕噜咕噜”喝了一肚子凉水，据说喝凉水能降血压，所以我就拼命喝，能管多少用呢？不知道，“降压灵”我今天已经吃了两片了。 重新量血压，心脏又“砰砰”地跳起来。我知道这事坏了，虽然年轻的女医生带着口罩，我也从她的眼神中看到出了问题。她轻声地问我：“你报哪个大学了？”我说：“大连海运学院。”“噢”，她应了一声，拿过一个油印的本子翻了起来，然后她的手指停住了，我猜想那是大连海运学院的体检要求。 女医生拿笔填写了测量血压，然后对我说：“没事，挺好的。” 当时，我感动的不得了，虽然她带着口罩，我觉得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的女医生！ 再后来，有高人指点，说我吃错药了。就我这情况，体检不应该吃降压药，吃点儿镇静药就行了。 录取通知书没有下来之前，我不敢妄猜结果。我没有老师可以核对一下考试答案；我周围有考试的伙伴，又都是考文科的，像我这种生活经历考理工科的，还真是少有。 我知道今天是发录取通知书的日子，早上上班有活，我就把车床开起来。 车间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办事员和辛师傅都不在，电话没人接，铃声就响着，很固执地一直在响。我关了车床，跑进办公室拿起电话，电话里说：“是修配车间吧，叫陈大强到人事科来一趟。” 在人事科，我看到了我的高考成绩单，那一年，全国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是350分，我考了360分。成绩最好的是化学，考了94分，成绩最差的物理考了46分，数学处在中间，考了76分。 1977年和1978年两年的高校准考证我一直保留着，后来在“改革开放20年”征集文物时，寄给了国家博物馆，刊登在《人民画报》1999年第二期上。 1978年，我考入大连海运学院轮机系，分在轮机管理专业787班。 那年，我25岁，在班里算最大的。同宿舍的李新和朱荣刚刚高中毕业，只有16岁。在轮机78级，我还不算最大的。同年级，还有老高中学历的，将近30岁了。 那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条件都不是太好，但是，我们并不在意。能上大学，已经实属不易了，大家都是一门心思好好读书。 在海运学院，英语是一门主课。教我们英语的杨美楣老师出差了，从开学一直由别的老师代课。几个星期下来，英语测验，我们班的成绩在系里是最后一名，真是脸上无光。我们学的《基础英语》是杨老师主编的，所以，我们盼着杨老师赶紧回来。
和杨美楣老师的合影
一大早，我们326宿舍的同学就来到教室，端盆打水、扫地、擦黑板，把教室打扫一个干净。 上课了，杨老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一划，怎么，一点粉笔的痕迹也没有。再划一下，还是没有。这就怪了，学校还有写不上字的黑板？这黑板昨天还是好好的呢。杨老师仔细看看黑板，笑了，说：“你们早上擦黑板了？”我们说是。“来两个同学吧，跟我来一趟。”说着杨老师走出教室。 不一会儿，两个同学抬着一块黑板进来，架在讲台前面。杨老师说：“黑板写不上字，因为上面结冰了。” 我们这才想起，早上我们是用湿毛巾擦的玻璃黑板。教室里暖气不热，窗户还有破玻璃，我们都是穿着棉大衣在上课。我们就是没有想到，教室的温度已经低于零度了。 即使是这样的学习环境，也没有影响我们的学习热情。英文，我们学的是-I study for the revolution (我为革命而学习)。我们却戏说-I study for the teacher(我为老师而学习)。你想，杨老师那会儿就是副教授了，副教授从头教我们ABC，我们能不好好学吗？ 第一学期结束，全校78级英语考试，我们轮机787班，成绩第一。 69届的初中生考大学，一般都是报文科。像我这样报工科的，极少。 刚进大学时，学习压力很大。一次数学测验，十道题，我只答对了四道。老师给我这个学习委员留了面子，打了4-。我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么多样的习题，怎么办？想想，只有自己给自己补课。接下来，每天第一节课后的十分钟里，我就多了一件事，跑学校图书馆，借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那时候，这书在北京都不好买，学校图书馆也只有三本，去晚了就没了，要拼命跑去。借了书再赶快跑回来，别耽误了第二节课。图书馆规定《高等数学习题集》要当天借，当天还。我只好第二天再借再还，依次循环，冲刺不已。到第一学期结束时，我已经完全适应数学课及其它课的进度了，不再担心没上过高中跟不上大学课程。我还做了海院学生会学习部的副部长，后来又担任体育部长，并且参加了海院的田径队。 课间十分钟不用冲刺了，回头再看看同学们在课间十分钟都在做什么？答案是：在睡觉。
那时候，我们总感到觉不够睡的。一大早，就迷迷瞪瞪被叫起来出操，然后就是吃早饭，然后就是上课。这都成规律了，尤其是几个班在一起上大课的时候，老师一开讲，我们就犯困。好容易坚持到下课前五分钟，不管不顾地趴在桌上就睡，课间十分钟都利用了，再饶上第二节课的开头五分钟，这样，居然挤出了二十分钟睡觉时间。那时候，是怎么睡也睡不够，好象瞌睡虫钻到脑子里了，一到课间休息，只见教室是睡倒一大片。 老师自然有他们的办法。教主机的老师见到同学困了，立马黑板一擦，哗哗几笔画出四大家族的关系图，开讲《红楼梦》。待同学们一个个听得精神了，黑板又一擦，说：“咱们接着再讲主机。” 我们从北京考到大连海运学院就是奔着上船来的。当时年轻，只恨自己的生活半径太小。天天就是从家里到厂里，从厂里到家里，真没劲。我们幻想着哪一天，地球的半径就是自己的生活半径，那多酷！在文化大革命的封闭年代，年轻人也幻想着能够出国去看看。怎么能行呢？当海员！ 我们轮机管理专业就是培养上船当海员的。后来，学校准备将轮机管理的786、787两个班，改成留在陆地进行研究制造的轮机工程专业。于是，想上船的同学便强烈要求留在轮机管理专业，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结果，我从轮机787班转到了轮机784班。 学校有一条实习船“育红”轮。到了二年级就开始安排我们上船，叫感性实习。我们实习的路线是从大连到上海。别看我哭着喊着要上船，真正一上船就虾米了，晕船晕的，根本不能动弹。 那天，育红轮在上海的长江口外锚地抛锚等候进港，长江口风大浪大，船在浪里左摇右摆的，我早晕了，躺在船尾舵机房上面的宿舍里起不来。 突然有人喊“走锚了！走锚了！”我从舷窗望出去，只见一条黑色的大船向我们冲了过来，黑色的船头比我们的船舷整整高出一大截，那个吓人！我翻身下床，飞快地跑上甲板。 船要躲避碰撞，远不及汽车那么灵活。我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巨大的船头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直到重重地撞在我们育红轮的左舷上，然后它的船头开始向我们船尾方向横扫过来。我们船身一震，船舷甲板在对方船头的挤压下，像开了的盖的罐头盒一样卷曲起来。
“勤奋24”撞上了“育红轮”
一个同学从舷窗探出头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急得老师大喊：“把头缩回去！把头缩回去！” 黑色的船头继续向我们船尾方向扫过来，巨大的船头扫到了我们的救生艇上，救生艇像鸡蛋壳一样，“砰”地破碎了，碎片满天飞，散落到甲板上。 终于，那个黑色的船头滑出我们的船尾，远去了。惊心动魄的一幕让我们兴奋不已，谁能碰上这样的实习经历呢。突然，一个同学问我：“你怎么不晕船了？”这一问不要紧，我又不行了，又晕起来了，跌跌撞撞赶紧回舱。 轮船进了黄浦江，我就什么事都没了，育红轮开得那叫一个稳。岸上的人对我们指指点点，那是在说我们被撞的船。 我们的课程是按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模式进行的。对学生来说，最受欢迎的总是体育课。我们最早接受的是棒球比赛知识，体育老师说，以后你们到了国外，人家请你们看棒球，你们不懂可不行，让人笑话。当然，我们还有游泳课，要求每个同学都会游泳。你想，船员哪能不会游泳呀。不过，这也是到了学校才知道，会不会差距不大，海那么大，掉到哪儿你也游不到岸边，穿件救生衣耐心等待救援吧。当然，体育课要求会游泳。那一时半会儿学不会的怎么办？自然也有通融的办法，就是你要负重行军10公里。我们宿舍的马宏伟是从内蒙昭盟来的，就是不会游泳。为了过游泳这一关，被班上的体育委员带到操场上，大中午的，背着自己的铺盖卷，活生生的围着400米跑道走了25圈。
操艇课
轮机系最主要的专业是轮机管理专业。78级这个专业一共有六个班，清一色的男生。船电专业还有七名女生呢，我们可好，一个也没有。这样也好，我们是注意力集中，一是学习，二是体育。全校的田径运动会，唯一和我们轮78有一拼的，只有航海系的驾77。船舶驾驶那个专业，嗨！和我们一样，也全是男生！
1980年我参加大连高校运动会10000米比赛
对外的体育比赛，我们海院在大连的真正对手只有一个，就是大工。大连工学院是人才济济，不论什么比赛，团体第一总是大工，第二是海院，第三是辽财（辽宁财经学院）。我们有点不服气，心想抽个冷子，夺它个第一。 机会终于来临了。1980年，大连举行越野长跑团体赛。规模很大，大连所有的大学和中专都派队参加。海院自然也不例外，我们田径队中长跑组12人组队参加，领跑的同学是船电78级的，人高马大，我们暗自称他为“骡子”。他的两条长腿一尥开，谁也甭想追上。当时，我们的竞技状态都很好，憋着股劲要夺第一。 比赛的时间安排在傍晚，起点在海港。枪声一响，海院代表队第一个冲了出去，一直跑在前面。街边的市民为我们鼓掌加油，大家越跑越快，竟然把第二名甩下一大截。我们心想，这回第一名拿定了！ 果不其然，“骡子”带着我们第一个冲进大连体育场，灯光齐亮，欢声震天。我们终于击败大工得第一了，大家兴高采烈。 可是，接下来的情况却有点怪，怎么后来跑进场的代表队，岁数显得比我们小呢？“骡子”一声怪叫：“错了”。又带着我们往外跑。 原来，这次长跑比赛的终点分为两个，一个是中专技校的终点，设在大连人民体育场，而我们高校的比赛终点是在市政府前的人民广场！ 在人民广场等我们的教练郑老师是焦急万分。眼看着高校各代表队陆陆续续都跑到了，怎么唯独少了我们海院的代表队呢。郑老师这个急呀，人都上哪了呢？怎么一个都不见呢？压根他就没想到，我们正在体育场庆祝胜利呢。 等我们再跑到人民广场，黄瓜菜都凉了。问清了缘由，郑老师忍不住埋怨“骡子”：“你也是大连人，怎么会带错路呢？” 大学三年一晃，转眼到了毕业实习的时候。我们被分配到“大庆49”号油轮实习，那是一条一万五千吨的油轮。这回可不象感性实习那么轻松，要实打实的跟班了。船上的工作时间与陆地不同，它是按0—4，4—8，8—12这样的时间安排工作，工作4小时，休息8小时，再工作4小时，再休息8小时。比如，轮机管理专业你跟二管轮的班，（船舶驾驶相应是二副的班），每天半夜0点到4点上班，然后是中午0点（12点）到下午4点上班。这就是0—4的班。说都快说晕了，上船真要有个适应过程。要不然，每天半夜0点从床上揪你去上班，你说晕不晕。
在“大庆49”油轮实习
这次毕业实习，我倒不太晕船了，大概是适应了。上午不上班时，我就一个人跑到二层甲板，看船航行。油轮的船舷很低，船在行驶过程中，海浪会从甲板上滚过。夜里站在甲板上，四周漆黑一片，只见满天的繁星。到了这会儿，我才体会到一点儿海员的生活，可不是像想象中说的，生活半径要成为地球半径那么豪迈和浪漫。 “大庆49”是跑沿海的油轮，从青岛拉油到南京。那次，轮机长正好休假，轮机部所有的事都由大管轮负责。习惯上，大家称轮机长为“老轨”，以此类推，大管轮叫“二轨”，二管轮叫“三轨”，三管轮叫“四轨”，相对应甲板部的大副、二副和三副。 二轨人很幽默，对我们也很负责，既教我们干活，还负责检查我们的作业。船在南京停泊时，甚至带我们钻进了主机的曲轴箱，里面那个暴热就别提了。 学校留的实习作业，做完要交二轨检查。记得作业里有道题是这么说的，船舷破了多大多大一个洞，问应该怎么办？ 我就答：船舷外面用堵漏毯包住，船舱里面打支撑，同时，打开从主海水泵到卫生泵的所有水泵，往外排水。我对徐新建说，我的答案，肯定是标准答案，没错儿，看二轨怎么说。 二轨接过我的作业，看了看，往桌上一丢，看着我们，说了句： 真是出乎意料，我们一下都楞住了，看着二轨一本正经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大家才缓过劲来，爆出一阵大笑。
在“大庆49”号油轮上实习，前排左二是“二轨”
大学的四年生活转眼就要结束了，根据辽宁省高教局的文件，凡是带工资上大学的学生，都回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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