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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韦定广：我的1978，从改造对象到金榜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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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韦定广
高考，对于每位青年学子来说，犹如一次人生“炼狱”；而中国1977、1978年的高考，在千万考生的记忆中，相信无不是酸甜苦辣、五味杂陈……
当恢复高考消息传出并经证实时，我已经有了一年半的工厂经历；在此之前，则是纯粹的农民。
虽然每月只领取“学徒工”的报酬，但看着完全在我的“导演”下，一批批石头、黄土、煤炭、铁粉进来，然后变成一包包优质水泥出去，还是蛮有点“成就感”与“自豪感”的。因此恢复高考消息来临之初，我并没有像许多人那样激动：既因为这原本是预料中的事情，（早在1974年，本人就觉得那种“工农兵学员”制度长不了）同时也考虑到如果我半年内离开，这个厂非垮不可。“士为知己者死”，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
1976年春天，以我“黑五类子女”的身份，是不能够进厂当工人的。主要是一位转业军人出身的领导因为“器重”我那点小聪明，才克服多重阻力，将我调来并送出培训后让我担当重任，我不能令他失望。另外，厂垮了最倒霉的是工人兄弟，曾经在一口锅里吃饭、共同经历过创业的艰辛与欢乐；所以，我也不能做有愧于他们的事情。高考要参加，大学一定要读，但应该在明年……
1977年高考我没报名，但其实又参加了：为两位中学同窗整理语文、政治复习资料。这两位老兄准备考理科。我们是1974年高中毕业，距离恢复高考已经三年多。那时没有“高复班”，为了让他们能够安心复习数理化，语文、政治的复习思路、具体题解及大体材料等则由本人帮助完成。
转眼从晚秋进入寒冬，心中十分惦记两位老兄，不知情况如何？某天我挟着一大包资料，又用蛇皮口袋装上几颗大白菜、几斤粉丝以及咸菜等，去看望他们。
那是在一个十分偏僻的乡间，不但要走很远的路，而且还必须以摆渡方式过一条大河。大船上除了艄公就我一人。当时背景下，高考之于两位仁兄无疑是“背水一战”。“风萧萧兮易水寒……”在渡船上，我凝视湍急河面或仰望跑马浮云，默默祈祷上苍保佑他们能够成功……
条件真是艰苦啊：破屋三间，土墙、草顶，家徒四壁且八面来风，不时还会跑出几只小老鼠摇头摆尾、窃窃私语一番。自己烧饭，大米加白水，聊以度日而已。没有电也没有煤油，每天只能在劣质柴油灯下苦读，柴油燃烧后的浓烟使二位的颈脖、鼻孔乌黑一片……两人眼中布满血丝、面容略显枯槁，如同经历多年牢狱之苦的囚犯；但或许因为前面有光明召唤缘故，精神状态还不错，特别是W君，似乎信心更足些。
大战三个月后，他们“解放”了，我的厄运却来了。
岁末年初，厂里领导班子大调整，原本器重我的厂长离任，来了两位新领导。任何新领导上任之初，总要想办法建立权威（威信），“杀鸡吓猴”是常用伎俩之一。我平时的“做派”是惯于“跟线不跟人”：无论谁做领导，只要他有事业心，同时重视我的存在，都愿意为之“折腰”。但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不经意中间我却成了“吓猴”之“鸡”。
事情很简单：一次在公众场合，为部分工人所遭受“非人”待遇多说了几句公道话，谁知恰好被路过的一位副厂长听到后告知新来的厂长。他们一商量，觉得机会来了：如果将某人“制裁”或“镇压”了，其他人等焉有不服之理？于是冬日的某个下午，在全厂职工大会上突然宣布我的三大“罪状”：目无领导，破坏工厂秩序，煽动不满情绪……鸣呼哀哉！不但我一下子懵了，连我那两位仁兄也晕了。他们当时正来找我，走到会议室外时正听到从门缝里传出对我的怒斥、批判之声，二位大惊失色：某人不是“红人”“功臣”吗？怎么一下子成为批斗对象啦？
处理结果是“劳动改造，以观后效”。
然而一到车间，我的“人缘”就体现出来了：工人兄弟们非但完全不要我干活，而且还经常安慰几句。我心里很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不就是让我暂时做一回“鸡”吗？从动机上讲，情有可原；遗憾的是领导同志们找错了对象。选中我作为“鸡”，恐怕非但吓不了“猴”，很可能还会闹得“鸡飞蛋打”……
转眼过了春节，二位老兄一位被录取了，一位名落孙山：录取率达50%，也很不错了。我有参与之功，因此也跟着快乐了几天。同时在高考题目公布后，我也着实遗憾了很久：除数学外，其它也太简单了点！
春节后又上班。因“制裁”我的缘故，产品质量连续下降，工人反响强烈；而我非但“死不认错”，整日还优哉游哉，活得蛮滋润。领导们见了自然有点难堪，但在必须维护权威、面子前提下，也不会主动向我“投降”。在逻辑上，双方“角力”的关键“棋子”，是顶替我原岗位的那两位同事：如果他们努力将质量维持住甚至比我主管时还要好，那我自然就“死”定了。（即使通过高考走人，也未免有点灰头土脸）但是让领导同志无限失望的是，尽管两位同事很努力，（事实上，他们也很想借此“上位”）效果却总是很差，产品质量不断下降。
坦白地讲，倒不是我故意使绊。水泥生产的技术性很强，各种原料配方要根据不同化学成分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另外烧成火候的掌握也是一道难关。两个环节稍有不慎，最后出来的或许就是一钱不值的废品。大学硅酸盐专业要学习4年，出来后方可以主管生产技术。因此在大型国有企业，都是由工程师负责进料配方及烧成技术。我只被派到南京的一个大厂里“旁观”了5个月，回来后就以“学徒工”身份承担起工程师的工作和责任，并且一下子生产出500号水泥。（用于建造南京长江大桥的水泥是800号；民居建筑使用的水泥一般是400号。）
名利本为身外之物，在我当时无所计较也无可计较。然而，领导们几乎只为个人私利，对我竟如此不管不顾……面对这样的“待遇”，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无话可说也没有必多说。罢了罢了，早就要圆大学之梦，原本想着某日拍屁股走人会心存许多愧疚，如今义无反顾了……
送走一位朋友后，又在厂里晃荡了近二个月。1978年4月20日，正式提出请假全脱产复习要求。领导同志一方面难以拒绝，另外大概觉得我整天在厂里晃悠也搞得人心浮动，（当然，私下里的想法或许是：谅你也未必能够考取，几个月后还得乖乖地回来向我们低头……）于是很爽快地同意了。
1978年的高考安排在7月20至22日进行，满打满算，只有整3个月时间。所谓“复习”，其实是重新学习。因为“文革”期间，几乎所有的课程都是不正规的。例如物理学科，有段时间被称为“工业基础知识”（简称“工基”），化学则被重新“命名”为“农业基础知识”（简称“农基”）；即使语文、数学等，课本都非常“浅薄”，绝无系统性、科学性可言。
记得王小波在《高考经历》一文中谈到：数学是他当时最没有把握的一门课程。这在我同样如此。文科还是理科，别人或许会犹豫一番或痛苦一番，（例如要好的H同学先考理科，不中后再投奔文科）而对我则是“别无选择”：首先，读书得有兴趣，从小学到中学本人兴趣总是集中在文科尤其是文学，甚至有较为明确的理想目标，那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个什么“家”；其次，参加高考需要“本钱”，而我的“本钱”也主要在文科方面，语文、政治、历史、地理这四门即使一点不“复习”，也能有七八成把握。然而，“命门”却是数学。由于学习从来随兴趣所致，数理化等课程虽然在校期间考试成绩都还可以，但完全是“应付”了事，毕业后几年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可能和许多同年龄的朋友们不同，本人在高中读书期间就做过大学“美梦”。特别是在读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杨荣国的《中国哲学史》、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以及鲁迅杂文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籍后，自以为文科“本钱”较多，于是设想高考制度应该改革：第一，工农兵推荐入学和完全通过考试选拔相结合；第二，在文科或理科方面有“特长”的学生应该“破格”录取。既然自作主张又有点自以为是，既自命不凡又有点自私自利。
问题是还没有等我完全想明白，高中就已毕业；还没有等我文科方面的“本钱”积累得足够多，真正意义的高考却又来临……回想自“文革”爆发后，始终为当时“主流社会”排斥，不但红小兵、红卫兵绝对没我什么事，还时常遭同学甚至路人之嘲讽、挖苦甚至漫骂；小学毕业即因为体内流淌着据说是“黑色”的“血液”，而遭失学之痛苦，初中毕业时又险遭再度被赶出校门的厄运……当不再需要以“血液”颜色作为能否读大学标准时，如果考中，将一雪10年之耻——试问世上还有多少比这更加“快意恩仇”的事情？
然而，还必须考数学，这在我又是一个“别无选择”，而且是真正的、彻底的“别无选择”！两个“别无选择”相重叠，其实就是“to be or not to be”性质的“生死抉择”。为此，我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在战略层面将数学作为重点之重点，即作为决定本人前途命运的“淮海战役”；而在战术层面，从最基础的内容开始，必须在90天的“急行军”中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完全程！
先是设法找到一套“文革”前出版的初、高中数学课本，然后每天上午做题，下午看新的一章，同时将所涉及公式、定理等一一“登记在册”，便于次日早晨“诵而背之”。6年的课程集中在几个月时间，意味着每天必须至少完成一章，而且没有时间再回头“复习”，只能一鼓作气地向前、向前……
上年报考理科的H同学名落孙山后，转而跟着我再冲刺文科；于是我们“哥儿俩”就自动组成一个互帮互学对子，或者说成为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主战场”设在我家，H同学每天按时按点、匆匆来去。我母亲见了常打趣道：某某又来上班啦？可爱的H同学照例是“嘿嘿”一笑。每天坐下来，H同学主要琢磨秦二世为何死于非命或究竟是谁枪杀了林肯，再不然就是长江有多长、太平洋有多大一类问题；而我则时常被X+Y等于几折磨得愁眉苦脸……晚间一般不看书，通常以散步方式交流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那年的好处是有了《复习大纲》。在整个复习过程中，我们没有拿着题目进过一次校门或问过任何老师，甚至许多老师也不知道我们两个家伙在备考。我们的笨办法之一，就是严格按照《复习大纲》进行：凡上面提到的知识点一概不放过，而且平等对待，绝不采取押题、猜题一类聪明办法……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家实际有两个“考生”：妹妹正逢应届毕业，与我年龄相差8岁却成“同科”。不过，虽在年份上“同科”却在门类上并不同科：她报考理科。也是有趣得很：我弱项恰为其强项，而她的劣势却又正是我的强势。但由于彼此时间都过于紧张，所以相互帮忙、照应也颇少；我只是偶尔帮她看看作文。她作为应届生，有学校老师全程负责；我等则大体属于“流浪汉”一类，无论冷暖饿饱，都只能自己担着、忍着……
另外还有一点或也可“录以备考”，就是虽然“家有考生”，并且事关家庭甚至家族的荣辱与兴衰，但父母们却全不当一回事，任由我们自力更生、自作主张。在整个过程中，老爸、老妈讲得最多的是这样两句话：“该吃饭了”、“该睡觉了”。全然没有现如今“家有考生”时的那种如临大敌般气氛。
日复一日、由春至夏。
盛夏是最为考验的时期：没有电风扇没有空调，补脑液、维他命之类更如天方夜谭。我们几乎是以最原始、最为笨拙的方式，参加中国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科举”性质的考试。
三个月不知不觉、很快过去了。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人对X、Y的兴趣越来越浓厚，甚至觉得以后也可以如马克思那样以解数学题为乐趣了；然而，“大限”将至，容不得我再继续演算更多的题目。7月18日，在做完几道解析几何题后，虽然还有几章内容，但实在来不及了。于是，只能是痛快地同时也颇为遗憾地将十几本数学课本收拢起来：
“好啦，到此为止！再见吧，X、Y、Z！”
似乎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快乐地迎接生命旅程中冉冉升起的太阳……
7月20-22日，正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时间。
为了方便，与H友同住在他哥哥的宿舍里。作为最普通的工人宿舍，原本就是几人合住，我们再插进去，其热闹、拥挤程度可想而知。现在的小朋友们或许难以想象：非但没有空调、电扇；而且偏偏就在我睡下后的脑袋上方不远处，还吊着一只硕大的电灯泡。（那时着实没有事先住进旅店的念头）明天要考试，理该早点休息吧？可是，工人师傅们不想睡、还要打牌呢！我等“寄人篱下”，自然只能躺在床上，两眼盯着那只大灯泡发愣犯傻。明晃晃、火辣辣，辗转反侧、昏头涨脑。H老弟之兄看着难受，说是吃颗安眠药吧。可怜从来没接触过这玩意，或许是药物根本不待见于我，或许由于“大战”前夜的激动与紧张，药物根本不起任何作用。不知折腾到几点，正当昏昏欲睡时，又说该起床了……
那几天太阳真是厉害，整个城市就像一只大火炉。清晨时分，马路两边树阴下就排开了人肉铺子；到了中午更是“赤日炎炎似火烧”。去考场路上要经过一段开阔地，感觉如同被搁在铁板上炙烤的小鱼，“嗤啦”一声就熟了。
由于我们属于游兵散勇、无组织无纪律，以至来到考场后碰到送应届生考试的老师，竟然没有一个认为我们也是来参加考试的。其中有熟识的打招呼：“你们来干嘛？”随口应道：“我们来看看的。”他们都是指导考试的“权威”，我们从来没有去登门请教一二，因此想当然地认为两个家伙应该与高考无缘。
考场设在一所小学，巧合的是，我曾经在这里留下许多童年的回忆。遗憾的是十几年过去了，教室的桌子、板凳却没有大的变化。分配给我的小木桌，一条腿还有点短，搞不好就会发生歪斜；所以在对付试题同时，还要为其平衡多担点责任。
3天考6门。最感欣慰的竟然是数学：功夫没白费，虽有难解之处，但大体还能够应付下来；特别“大快人心”的，最后一道题恰是我临考前做过的解析几何。不过，考试内容如果再往后延伸一下，可能就惨了。看王小波回忆高考的文章，说有许多人数学是零分。我最后的成绩是60多分；苦战90天能过及格线，也算不错了……
语文是我强项，本指望一篇命题作文能够多挣得几分荣耀。谁知出题官为了减少判卷时的麻烦，“开天辟地”搞“缩写”。“缩写”题型的好处是不会偏题、跑题，而且再差也能得一半以上分；缺陷是远不能够真正反映一个人的实际写作能力和水平。例如我和我小妹，语文成绩最后只相差6分，我老爸惊讶得唏嘘不已：怎么搞的？当然，也有因瞌睡多多、精神不振而糊涂失分的地方，如选词填空“荣（ ）”，一时间竟然怎么也想不起来应该填个什么字。先放着，回头再来吧！那知过去就过去了；糊里又糊涂，再也没回头。
拿到试卷后，最为兴奋的是历史与地理。尽管几乎没怎么复习或费时少之又少，但没有任何内容超出我所掌握的范围之外。因此，做起来非常顺手，一路下去既无关无将又无沟无坎。然而，我这人天生有个毛病，就如毛泽东形容的：顺利时容易骄傲，骄傲就要摔跟头。由于太简单了，时间过半就答得差不多了。一方面有点得意忘形；另外也因为这两门都是在下午，天气特别热，兼之我又爱出汗，真的是挥汗如雨，不得不经常走到讲台边的面盆去挤毛巾擦汗。
起初监考老师还怀疑我图谋不轨，后来看我试卷都答得差不多了，赞许有加之余就不再管我，任我上上下下、走来走去……那知就在这过程中，却铸就大错：将地理的最后一道大题理解偏了。题目不难，就是有点“弯弯绕”，其实只要回头检查一下就可以避免错误，但是……走出考场后突然想起，然而一切都已晚了、一切都已无法挽回……
3天高考结束了。总结一下：有乐也有痛，有喜亦有憾；暗自思忖，无论如何，大学应该没有丝毫问题！
感谢两位厂长大人“关照”，使我能够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不受任何牵挂与有所妨碍地备考。考试结束，才想起这个地方多少还是值得留恋的；或许很快就要永久离开了，还是去看看吧。
刚跨进工厂大门，我吓了一跳：两位厂长大人笑容可掬地迎上来，并一直护送我前行。一路走、一路点头哈腰道：你来了，怎么样啊！看我还要去车间，赶紧阻拦说：不、不，我们先去办公室坐坐。
搞得我“一头雾水”：怎么回事啊？
到了办公室，两位领导先是自我检讨一番：我们那时调查了解不够，因而对你的处理是不对的。现在都过去了，你还是将全厂的技术管起来吧？如此云云。有些事也真的“无话可说”或说多了没意思；再说了，我很快会“一走了之”，能够在离开前以这种方式宣布“平反”也不错。因而打哈哈虚伪了几句后，又重新回到原来岗位。
面对他们非常谦恭的态度，我估计是生产遇到难题了。后来发觉，问题比我能够想象的还要严重许多：这几个月尽出废料。水泥生产有个特点：若配方或烧成稍有偏差，一拉开炉门，简直如同“拉稀”一样，全都是一无所用的“黄粉”往外喷涌；并且之后毫无办法。原来接替我的几个小朋友在最初几个月，还有些我留下的“老本”可以享用；当必须完全靠自己时，就一筹莫展了……
唉，这帮家伙……
炎热的8月，平静而漫长。
在此期间，对于工厂的产品质量已经不太关注，仅应付而已。这也是我的特性或性格缺陷之一：别人敬我一分，我或可敬他三分、四分；若不尊重我，管他什么官、什么长，也都不会得到我的敬重与信任。由此足可证明，我那时既缺乏基督精神，（被打了左边耳光，再送上右边）也做不了共产党员。
白天上班，晚上就与可爱的H友一道去“压马路”；在有月光的夜晚，能沿着一条笔直的大道走很远很远……
眼看秋天到了，成绩还没有下来。盼望到最后似乎已经淡忘有这回事了。突然一天晚上九点钟左右，全家已吃过晚饭正在门前乘凉，过去中学的班主任兼俄语老师匆匆赶来报告“好消息”：分数下来了，你们两个还都是高分。至于究竟多少，她一激动竟然也记不清楚了。那时没有电台查分一说，高考分都是通过教育局再转各学校统一公布。她在“第一时间”从有关领导那里打听到我们兄妹的情况，就赶忙往我家跑，途中还要摸黑经过一段非常复杂的道路。坦白地说，尽管因为多方面原因，与之有过许多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我依然永远感激她、怀念她……
接下来事情就很简单了：填写志愿、领录取通知书、去南京报到……在此过程中，最高兴的自然是我爸妈，因为不仅是一下出了两个大学生，而是一扫以往长达10年的政治阴霾。这种阴霾波及于我：小学毕业就因家庭出身及父亲被划为“走资派”而失去升学资格；停学一年再复学，初中毕业后又险遭失学厄运；如果不是恢复高考，或许永远不可能跨进大学门槛……
汉语中“命运”一词，可英译为fate 或destiny。我没有专门研究过，但总觉得这两个英文词是存在差异的，差异是否源自“命”和“运”的不同？最近，读到周作人先生《关于命运》一文，其中解释：“命”主要指一个人的先天质地，即遗传性因素；而“运”大体为后天环境影响。周先生还做出一个有趣的发明：“命”和“运”相乘的结果是一个数，由此编排出的“对数表”则意味着历史；要知道一个人的未来吗？查一查这个对数表即可大体获得。话是这么说，但我相信包括周先生本人，谁都没本事编出能够预测自己未来的“对数表”。然而，任何人又都想获悉在冥冥中决定着自己祸与福、生和死、吉或凶的“命运”。正因为此，“算命”行业在中国土地上始终有着非常广阔的市场。
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彻底的唯物论者，识字不多的母亲也并不迷信，所以我们家从未做过烧香磕头敬菩萨之类名堂。然而，不知是出于对儿子未来的期待，还是觉得我过于莽撞因而总有点放心不下，只要凑巧，总是会让“算命”瞎子帮我算上一算。仅有的几次都是背着我进行的，据她后来告诉我，每个瞎子“算”后都认为我是一匹“野马”（我属马），家里是圈不住的。不知她老人家听了是喜还是忧，但我当时正处在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龄，更兼之年少时很欣赏当时的两句“流行语”：“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所以听了倒是乐呵呵的：好啊，正合我意！
童年时期的教育，使我无论年少还是年长后都不太相信“命运”一说；并且总是非常自大地认为，前途完全在于个人的努力奋斗。然而中学毕业后折腾了几年，虽然没有碰得头破血流，却也毫无灿烂光明显现，因而有过“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1977年底，当再次遭遇磨难后，有几位朋友竭力拉我去找个瞎子算一算“命”，并努力以事实说服我：那位瞎子很“灵”！
在半推半就之中，于是我去了……
在报上生辰八字后，瞎子问我：（以下完全是对话实录）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粗壮工，也就和农民差不多吧。”
“不对，你应该是文墨之人。你啊，本是只凤凰，可惜凤凰落在枯枝上；是匹良马，可惜经常遭人欺。”
“那么……以后会怎样呢？”
“目前有点难。但不用一年半载，会去几百里外的地方；再过个几年，大概在距此地几十里远做文墨工作……”
“那么……再以后呢？”本人多少还有点不死心。
“再以后？那就难说了……”
恭维之词，自然非常入耳；而对未来“命运”的“有限”预测，在当时无论我还是几位朋友，都是将信将疑。
但是，以后几年发生的事情却几乎完全印证了他的预言。这几乎迫使我相信，这个瞎子算“命”真的很灵！
难道这一切真的是“命”吗？
大学毕业后头两年，当夜深人静时一次又一次徘徊于池塘边，或如孤魂野鬼般游荡于乡间时，我经常这样反问自己。但是，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命”之后不是还有“运”吗？“命”不可改变，难道“运”还不可利用与变通吗？中国文化中有“时来运转”观点，这说明人生之“运”并非一成不变；《红楼梦》中不是还有“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一说吗？完全信“命”，那是fate；而抓住有利时机，使自己“命中注定”之潜质得以充分展现，或者也就有destiney！再说了，那位算命先生对我的“命”还是非常肯定的，局限性在于他不能够一眼看到底啊？！
于是再“折腾”，于是有“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在时代变迁的洪流中，个人前程也终于超出了算命先生的预测……
多少年后再回忆算命先生的预言，我想：他对“命”的把握也许是对的——尽管无法用科学来验证——但缺乏“运”的意识。
漫长的“高考1978”终于结束了。
在去南京报到入学前夕，当我最后一次走出厂部大门时，回头看了一眼：有遗憾、有留恋，因为毕竟曾经为之付出过青春与热血。然而，没有丝毫的痛苦与怀念。从跨进工厂的第一天起，我就想得很明白：这里，只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驿站而已。从来没有寄托过希望与未来，尽心工作并且努力做出成绩，只是出于良知与报恩思想。不过，多年后再仔细咀嚼回味那段日子，认识到离开前的意外“插曲”，却使我日后获得太多的“回报”：在不断的“反刍”中，逐渐明白了社会、人生以及政治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顺便交待一下：
同一屋檐下备考的三个人，最后在同一天去南京报到入学，但以后的“命运”却各不相同：可爱的H老友“一考定终身”；我那小妹则是“好风凭借力”，早在30年前就将人生之舟航行至大洋彼岸；而本人则不断折腾、折腾、再折腾……至于那个倒霉的工厂，由于在我离开后产品质量连续下降，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最后竟然“一命呜呼”了！
“命”者，天也；“运”者，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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