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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李希跃：报道中国77级大学生 ,《纽约时报》记者采访了我
作者简历
原题
我们七七级
作者：李希跃
刚刚走入大学的作者
“哪级的？”“七七级的！”大学刚毕业那几年结识新朋友时，每逢对方问起，我回答时总是充满了自豪和骄傲。这种感觉恐怕就跟留洋归来的人说自己毕业于“牛津”“剑桥”或“哈佛”“耶鲁”时的感觉差不多吧。
七七级真可说得上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的奇观——全中国十年的中学毕业生共570万人同一个月涌进考场考大学。那时，光我插队当知青的那个小公社就设了近十个考场。说七七级难考，谁也不会有异议。这倒不是说那年的考题有多深多怪，相反那时考的内容以初中为主，难是难在录取率极低。据媒体报道，1977年报考人数573万，录取人数27万，录取率4.7%（含专科）。例如广东省报考人数共53万多，仅录取8752人，录取率为1.63%，可谓百里挑一。
当年恢复高考的消息是那么的突然，时间是那么的匆忙，谁也没有充分的准备，谁也没有成功的把握，但谁也不愿放弃这盼望已久的机会。“老三届”来了，应届生来了，有些甚至连中学校门也没进过的人也来了。毕竟是十年才一遇啊！命运之门突然敞开，谁不想往里面闯一闯。
名曰七七级，实际上是1978年2月才正式入学，与后来的七八级相隔只有半年。七七级的学生既是“文革”十年的受害者，又是恢复高考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他们大都当过知青、工人、农民、教师和干部，经受过挫折和痛苦的磨难，有较丰富的生活阅历，几乎每人都有一肚子的故事。同学中夫妻同校、师生同班并不算什么新闻。这级学生年龄普遍偏大，比共和国年纪还大的不在少数，有的同学入校时孩子已上初中，自己头上的白发也时隐时现。
逝者如斯夫。晃眼之间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莘莘学子中，出类拔萃的已成为国家级、省部级领导干部和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而大多数也成为各行各业、各个层次的中坚力量。当然现大多已踏入退休人员行列。更令人叹惋的是，在这级学生中，还有一些已英年早逝。
七七级真正能引以为荣的并不是出了多少大官和大家，老师们最欣赏和难以忘怀的是七七级的学习态度和风气。
说实在的，那时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各方面条件并不好。教材开始是油印的，连个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也没有；专业的设置也不规范，比如我原来读的是中文系文学创作专业，全国只有两所高校有这样的专业，一年后才统一改为规范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资水平也参差不齐，起初讲台上既有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也有刚毕业留校的工农兵学员；各种图书资料更是匮乏。
我国著名杂文家、语言学家、系主任秦似教授编写的油印讲义
记得那时《现代汉语辞典》出版试行本，我们班40人只分到两本，谁都争着买，结果只能靠抽签。而《十日谈》全系资料室只有一本，要赶上教学进度，同学们只得排队看，上半夜下半夜都排满。四册一套的《基督山伯爵》每四个人中只能有一个人从第一册看起，其他的则只好分别从第二、三、四册看起，且即便是这样，也不能保证都按顺序来读完。书店发行《唐诗选》《宋词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契诃夫短篇小说选》，要想买到，半夜就得去排队。
那时，图书馆、阅览室等学习场所，早早就有人去“霸位”，管理人员最害怕的就是早上开门时那洪水般涌入的人群和闭馆再三催促也不愿离开的“夜猫子”。
在食堂，在公共汽车站，凡是要排队或等候的地方，几乎每个学生手中都拿着一本小笔记本在背英语单词。走路撞树干、把墨水当茶水喝这种名人传记中常读到的情节，在我们的同学身上也发生过。
学习、学习，那种学习的欲望、求知的欲望，就像是饿汉见到久违的面包要扑上前去那样强烈。
在寝室，大家话题最多或争得面红耳赤的都是学习上的问题，“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的这句话成了大家为理想而奋斗的座右铭。一定要把被耽误的时光夺回来和在学习上互相鞭策、你追我赶的氛围，如果无端地旷课或自习时偷偷懒的人往往会有一种犯罪的感觉。虽然在校时同学们的年龄都较大，但大部分人都是毕业后才去恋爱、结婚。而毕业时大家最关心的是分配专业对不对口，是否学用一致，很少人去考虑那个单位的经济效益、福利待遇、升职机会。
七七级在校不过四年或五年时间，但在新中国教育史却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时至今日，一提起七七级，学校的老教授都会翘起大拇指，认为这是他们几十年教学生涯遇到的学生当中最优秀的一届学生。在他们的心目中，七七级永远都意味着责任、自觉、刻苦、努力、拼搏进取和理想主义。
毕业实习小组在广西桂平西山
我们77班级的文选
外一篇
我和我一家的1977
我永远不会忘记1977年那个春天般温暖的冬天。正是在这个冬天，关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敞开了，我和我一家的命运从此改变。
那一年，我和哥哥都还在广西贺县仁义公社当知青，同样当了多年知青的姐姐则刚招工到了县氮肥厂不久。那个年代，公社里每年也有个别推荐大学工农兵学员的名额，说是什么“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但实际上都是一帮“根正苗红”有后门有后台的人在你争我抢。
正如朱自清所说：“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我祖辈是地主，父辈是“臭老九”，这种时候，只有自觉“靠边站”的份。所以，我和哥哥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尽快招工回城，因为在同一个大队当了七八年知青的大有人在。
十月的一天早上，春雷一声震天响，生产队的有线广播里播出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知青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多年积聚在心中如火的热情像打开了闸门一般，奔流而下。
说实在话，对文革后期高中毕业的我来说，高考和大学的概念是陌生和抽象的，因为从我上小学那年起，中国就没有了高考。再加上当时正值农忙，已当了一年多生产队干部的我怎么可以在这时撂下农活回去复习呢？但我和哥哥都预感到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的命运即将发生变化。倒是在中学里当老师的父亲心急如焚，一再传话要我们回家复习。
好不容易忙完秋收，我和哥哥便火速赶回家去了。
一回到家，父亲便把一大摞书和资料放在我的面前。原来他早已听说要恢复高考的事情，不单找齐了高中各科的教材，还千方百计找到一些文革前历年的考题和复习资料，最难得的是他还找到了一份当年全国高考试点百色地区的试题。
就这样，我和哥哥放下了镰刀和锄头，长满老茧的双手又重新拿起了书和笔。到了星期天，已招工到县城当工人的姐姐也回来与我们一起复习。晚上，一张小桌子，一盏灯，三个人围坐在一起，学到第二天凌晨。
父亲是位经验丰富的数学老师，重点辅导我们数学，同时也兼顾其它科目。我虽然读书时理科也不错，但从小较喜欢文学，再就是姐姐哥哥都报考理科，为避免一家人都挤在一起，所以决定报考相对而言因招生专业少录取率低竞争更激烈的文科。
我们如饥似渴地学着，恨不得几天就把高中的内容几天就全部装到脑子里去。困了，累了，不像今天的孩子喝红牛，而是冲个冷水头又继续战斗。没有任何人给我们压力，但我们自觉地全力冲刺，再冲刺。相比起繁重的农活，坐在书桌前学习就算是学到东方既白又算得了什么。
11月份，大队召集适龄青年开会发放大学报名表。当时每个人可以填报3个志愿，可大多数人对大学是一无所知。这也难怪，毕竟11年没考大学这回事了。我拿了报名表回家的路上，恰好碰上公社文教办的干事。他是当兵回来的人，相对而言见多识广。我问他填志愿的事，他脱口而出“有本事就报广西大学。”也许在他心目中这就是最好的大学了。而广西大学当时是全国有“文学创作”专业的两所大学之一，一直做着作家梦的我还真就第一志愿报了广西大学，第二志愿填了广西师院，而把重点大学武汉大学填在第三志愿。
12月份，举国瞩目的高考到来了。我家因为就在学校，离考场不到50米，省却了不少舟车劳顿之苦。只是我母亲见我们兄弟复习辛苦，在考前一晚特地炖了些人参汤，原是想给我们补补身体，谁知我当时血气方刚，喝了这大补的东西竟亢奋得辗转反侧，一夜难眠。第二天临进考场前神情恍惚，不得不拧开水龙头冲了几分钟冷水。
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环顾前后左右年龄差距达十余岁的考生们，既感慨万千，又热血沸腾。大多数人仅仅复习了不到两个月。从文革前六六届到七七年应届，整整十一届的中学毕业生齐上阵，全国据说有570万人参加高考。我下乡的那个公社人口只有两万余人，就设了十几个考场。考试那天，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一千多考生把小小的公社中学挤得水泄不通。我们这几代人都是想要找回自己失落在运动，失落在田野、车间和军营的青春，才走到一起来的呀。
1977年冬天的高考，并不是全国统一考试，而是由各省自行组织和命题的考试。那年广西的考生，文科的考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考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文理语数两科分别命题。文科语文的作文题二选一：1.难忘的日子（记叙文）；2.我们要继承前辈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议论文）。我写的是《难忘的日子》，因为以我们那时的文化基础，写记叙文相对容易些。
因为父母亲都是教师缘故，尽管我们读书时“读书无用论”盛行，但我们姐弟几人读书时都十分刻苦认真，每人的成绩在所处的班级都是数一数二的，所以相对而言基础较好，再加上临阵磨了一阵子枪，突击复习了一段时间，中学的东西基本还能掌握。我们知道我们竞争的对手主要不是我们的同龄人，而是那些三十岁左右的“老三届”。
这四科中，我觉得最容易的是数学，做完题后还剩下近半个小时，自觉可以得满分；最没底的是史地，因为我读书时学校基本没开这两门课。其实考试那两天，考场里能坚持每科考完的并不多。因为水平差距太大了。很多人只是来凑凑热闹、试一试，试卷发下来一看大多不会做，十分钟后便交卷走人。考场上唉声叹气的有之，抓耳挠腮的有之。最好笑的是我们公社广播站一位快三十岁的男广播员，考数学他交卷后大家一看，他坐过的板凳竟是湿的，估计是紧张过度小便失禁了。
那次考试改卷是分地区改的，分数没有公布，我们当时都不知道自己高考的成绩。1978年元月初我们公社有八个人收到去县城体检的通知，这意味着初选入围了。我和我哥榜上有名。后来到县城医院又惊喜地遇到同样来体检的姐姐。体检完后是政审，那时拨乱反正不久，对这关开始把的还是很严的，公社文教办特地在晚上到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我不能参加），专门听取贫下中农对我的评价。
接下来的等待虽然不算漫长，然而却令我一家人忐忑不安、忧心忡忡。因为我们听到了一些议论。有的说，现在不唯“成份论”，但不等于不讲成份，那么多根正苗红的人，总得优先考虑吧；还有的说，上大学名额那么少，总不可能让他一家就占了3个吧。这些话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不能不说有它的合理性。
转眼到了1978年2月，一封写着“贺县仁义公社李希跃收，广西大学革命委员会缄”的挂号信寄到了我所在的公社，好在我在公社中还有一定的知名度，当天就送到了我的手中，要不几万人的公社还不知去那个生产队找呢。
拆开一看，正是我期待已久的录取通知书。随录取通知书寄来的还有一张“新生入学注意事项”，其中第三条是让我们自带马列、毛主席著作和锄头、铁铲等劳动工具。
这个窄窄的牛皮纸信封和这张“注意事项”我至今仍保留着。
昔日的历史印记，今天让人回味悠长。
没过几天，姐姐从县城回来过春节，也带回了一张“广西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看到我俩都被录取，哥哥有些沉不住气了，那几天一天往邮局跑几次。看着他着急的样子，我们只好安慰他。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哥哥终于收到了“武汉钢铁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这一年我所在的公社考上了两个本科，我一个，另一个是我哥哥（我姐姐在县城考）。我们县人口近90万，也只考上了25个本科生，而我一家就占了3个，这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春节期间，来我家祝贺的、取经的络绎不绝。母亲天天待在厨房里，给一拨拨的客人做饭做菜，脸上洋溢着骄傲的微笑……
身为教师的父母亲身后，是三个77级的儿女
1978年2月下旬，我带着下乡务农时父亲亲手给我做的樟木箱乘汽车前往桂林，然后再辗转踏上了我从未见过的、开往自治区首府南宁的火车。我们姐弟走后不久，我父母也接到调往县重点中学工作的调令。
我们姐弟三人都曾是下乡知青，又都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批受益者。遗憾的是当年还在农村插队的大姐李志耘虽然中学成绩优秀，但因恰逢生孩子错过了这次高考，后来才招工跳出农门。不过后来她的女儿十多年后参加高考成绩排名全广西第16位，被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录取一个月后又被公派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留学，也算替大姐圆了十几前的大学梦。
大学毕业后，我们陆续成了家。巧的是我的姐夫、嫂子和我的妻子也都是77级的大学生，这样一来，我们家就拥有了六个77级大学生了。后来，姐姐考上了广西医科大学的研究生，哥哥考上了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的研究生，我也考上了暨南大学的研究生。
2008年是改革开放和恢复高考制度三十周年，《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和《新闻世界》期刊都刊发了我写的回忆当年高考的文章。后来美国的《纽约时报》采写一篇反映中国77级大学生的专题文章，还特地来广州采访了我，并在文中大段地叙述了我一家当年高考的故事。
作者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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