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李希跃，广西大学中文系77级。现任职于广东省司法厅。
原题
我和我一家的1977
我永远不会忘记1977年那个春天般温暖的冬天。正是在这个冬天，高考大门重新敞开了，我和我一家的命运从此改变。
那一年，我和哥哥都还在广西贺县仁义公社当知青，同样当了多年知青的姐姐则刚招工到了县氮肥厂不久。十月的一天早上，生产队的有线广播里播出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知青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说实在话，对我来说，高考、大学的概念是陌生和抽象的，但我和哥哥都预感到我们的命运即将发生变化。于是忙完秋收，我和哥哥便火速赶回家去了。
一回到家，父亲便把一大摞书和资料放在我的面前。原来他早已听说要恢复高考的事情，不单找齐了高中各科的教材，还千方百计找到一些多年前的考题和复习资料，最难得的是他还找到了一份当年全国高考试点百色地区的试题。就这样，我和哥哥放下了镰刀和锄头，长满老茧的双手又重新拿起了书和笔。到了星期天，已招工到县城当工人的姐姐也回来与我们一起复习。晚上，三个人围坐在一起，一张小桌子，一盏灯，学到第二天凌晨。
父亲是位经验丰富的中学数学老师，重点辅导我们数学，同时也兼顾其它科目。姐姐、哥哥报考理科，我虽然读书时理科也不错，但从小较喜欢文学，所以决定考文科。
我们如饥似渴地补习功课，恨不得几天就把高中的所有内容全部装到脑子里去。困了，累了，用冷水冲下头，又继续战斗。没有任何人给我们压力，但我们自觉地全力冲刺，再冲刺。经历和体验过繁重的农活，坐在书桌前学习就算是学到东方既白又算得了什么呢？
11月份，大队召集适龄青年开会发放大学报名表。当时每个人可以填报3个志愿，可大多数人对大学是一无所知。这也难怪，毕竟多年没有考大学这回事了。我拿了报名表回家的路上，恰好碰上公社文教办的干事。他是当兵回来的人，相对而言见多识广。我问他填志愿的事，他脱口而出“有本事就报广西大学”。也许在他心目中这就是最好的大学了。广西大学是广西的第一学府，也是当时全国有“文学创作”专业的两所大学之一，一直做着作家梦的我还真就第一志愿报了广西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填了广西师院中文系，而把武汉大学图书馆系填在第三志愿。
12月15日，全国瞩目的高考到来了。临考前一晚，我母亲见我们兄弟复习辛苦，特地把家里珍藏的一点人参炖了碗汤让我们喝，原是想给我们补补身体，谁知我当时血气方刚，喝了这大补的东西竟亢奋得辗转反侧，一夜难眠。第二天临进考场前神情恍惚，不得不拧开水龙头冲了几分钟冷水。
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环顾前后左右年龄差距达十余岁的考生们，既感慨万千，又热血沸腾。大多数人仅仅复习了不到两个月。据说当年全国有570万人参加高考。我下乡的那个公社人口只有两万余人，就设了十几个考场。考试那天，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一千多考生把小小的公社中学挤得水泄不通。
1977年冬天的高考，并不是全国统一考试，而是由各省自行组织和命题的考试。那年广西的考生，文科的考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考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文理语数两科分别命题。文科语文的作文题二选一：1.难忘的日子(记叙文)；2.我们要继承革命前辈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议论文)。我写的是《难忘的日子》，因为以我们那时的文化基础，写记叙文相对容易些。
因为父母亲都是教师缘故，尽管有一阵“读书无用论”盛行，但我们姐弟几人读书时都十分刻苦认真，每人的成绩在所处的班级都是数一数二的，所以相对而言基础较好，再加上临阵磨了一阵子枪，突击复习了一段时间，中学的东西基本还能掌握。我们知道我们的竞争对手主要不是我们的同龄人，而是那些三十岁左右的“老三届”。这四科中，我觉得最容易的是数学，做完题后还剩下近半个小时，自觉可以得满分；最没底的是史地，因为我读书时学校基本没开这两门课。其实考试那两天，考场里能坚持每科考完的并不多。因为水平差距太大了。
很多人只是来凑凑热闹、试一试、搏一搏，试卷发下来一看大多不会做，十分钟后便交卷走人。考场上唉声叹气的有之，抓耳挠腮的有之。最好笑的是我们公社广播站一位快三十岁的男广播员，考数学他交卷后大家一看，他坐过的板凳竟是湿的，估计是紧张过度，小便失禁了。
那次考试改卷是分地区改的，分数没有公布，我们至今都不知道自己高考的成绩。转眼到了1978年2月初，一封落款写着广西大学的挂号信寄到了我所在公社的邮政所，好在我在公社中还有一定的知名度，当天就送到了我的手中，要不几万人的公社还不知去哪个生产队找呢。拆开一看，正是我期待已久的录取通知书。随录取通知书寄来的还有一张“新生入学注意事项”，其中第三条是让我们自带马列、毛主席著作和锄头、铁铲等劳动工具。这个窄窄的牛皮纸信封和这张“注意事项”我至今仍保留着。
没过几天，姐姐和哥哥也分别收到了广西医学院和武汉钢铁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这一年我所在的公社考上了两个本科，我一个，另一个是我哥哥(我姐姐在县城考)。我们县当时人口近90万，也只考上了25个本科生，而我一家就占了3个，这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据后来官方发布的资料，1977年广西高考报考人数454871人，加上报考艺术院校16536人，共471407人。是“史上竞争最激烈的高考”。当年自治区内外高校在广西录取6958人，录取率约为1.5%。其中文科竞争尤为激烈，231306人报考，录取979人，几乎是250人里挑一个。
春节期间，来我家祝贺的、取经的，可谓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父亲忙于接待，母亲则整天待在厨房里，给一拨拨的客人做饭做菜，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1978年2月下旬，我带着下乡时父亲亲手给我做的樟木箱乘汽车前往桂林，然后再辗转登上了我从未见过的、开往省城南宁的火车。我们姐弟上大学后不久，我父母也接到调往县重点中学工作的调令。
我们姐弟三人都曾是下乡知青，又都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批受益者。大学毕业后，我们陆续成了家。巧的是我的姐夫、嫂子和我的妻子也都是77级的大学生，这样一来，我们家就拥有了六个77级大学生了。后来，姐姐考上了广西医科大学的研究生，哥哥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的研究生，我也考上了暨南大学的研究生。
原载《南方都市报》 2017年12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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