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谊 | ​李希跃：暨南园，凝眸恍见吾师在

作者简介

李希跃，常用笔名郗钺，1958年12月生，广西贺州人，文学硕士，编审职称，广西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77级，1989年7月研究生毕业于暨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当过下乡知青、文学期刊编辑、大学中文系教师、报社记者。2004年1月后调任广东省司法厅，历任社区矫正处处长、政治部人事警务处处长、副巡视员，曾兼任广东司法警官文联副主席、秘书长。系广东省文联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摄影家协会会员。著有《琴剑篇》《庄严的法律》《中国文学知识宝库．魏晋南北朝卷》《肃贪反腐大案．要案．奇案》《推石斋诗文选集》等书；参加《唐宋词鉴赏辞典》《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古代诗词曲知识辞典》等大型工具书撰稿。2019年春退休，现居广州。

原题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怀念我的导师

李文初教授

作者：李希跃

我的导师、著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暨南大学教授、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李文初老师离开我们不觉已5年多了。我一直在心中默默地怀念他，也一直想写篇纪念文章，但一提笔，辄觉心绪如潮，泫然欲泣，文思难静，嗟叹欷歔而止，迟迟未能成文。每一念及，如负债在身，胸压巨石，心存歉疚。

李老师一辈子传道、授业、解惑，可谓桃李满天下。我虽忝列门墙，可自问够不上升堂入室的水平，充其量不过是望夫子之门墙而未入其宫的一个普通学生，且毕业后改弦易辙，没能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道路上追随李老师走下去，故远远没有资格对其学术成就进行评说或评骘。

然受业三载，师恩如海，且李老师与我可谓亦师亦友，从1986年5月在研究生复试考场上认识，直至2015年5月12日他与世长辞，近30年来我一直与他交往甚密，时常问业于府上，亲聆教诲，彼此以诚相待，放言悲喜，无尊卑长幼之忌，无沉浮得失之虞，且书信或诗文往来频繁，还曾一度朝夕相处，一起合作写书，始终保持着深挚纯真的师生情谊。长期耳濡目染、耳提面命，受他人格、学术的熏陶，因此对李老师的为人与治学还算有个大致的了解。故不揣浅陋，记录一些师生交往的点滴和片段，以表达对恩师的深切怀念。

戋戋锁锁之言，实不足尽李老师之学识品德于万一。

一

李老师系湖南省宁远县人，1936年9月出生，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五年制），1961年本科毕业后免试留校就读研究生，师从游国恩先生，攻读先秦两汉文学。游国恩先生在我国文学史和楚辞学界可谓大名鼎鼎、享誉中外。当时北大中文系有4位引以为豪的“一级教授”，游国恩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另3位是杨晦、王力和魏建功。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教授分三级，一级相当于现在的院士，数量极少）。我读本科时全国中文系的统用教材《中国文学史（1963年版）》就是游国恩先生领衔主编的。

李老师1965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先后任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著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其间于1988年4月至1990年3月，受聘担任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客座教授。还应邀到日本根岛大学、台湾中山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等学校讲学。2001年退休后又被聘为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我是先认识李老师的文章尔后才认识李老师本人的。大学毕业后我在广西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任教的同时，兼任广西语文学会会刊、著名作家秦似教授主编的《语文园地》（后更名为《阅读与写作》）期刊的编务工作。1985年李老师在这本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谈论陶渊明诗文的文章，我读后觉得茅塞顿开、受益匪浅，留下深刻印象。于是饶有兴趣地寻找他的相关学术论文和专著《陶渊明论略》来阅读，得知他是国内陶渊明研究的名家。年底时看到曾在中山大学任被誉为“岭南词宗”、“现代中国词学四大家”之一詹安泰先生（其余3位是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助教的郑孟彤教授和他一起招研究生，便毫不犹豫的报考了。

1986年2月，我笔试考完后自我感觉不错，过了一段时间便冒昧给两位老师写信询问考试成绩并介绍自己的科研情况（我报考时已大学毕业工作4年多，发表过几篇论文，其中两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转载）。按当时年轻人给素不相识的前辈或名人写信并希望得到回复的惯例，随信还夹寄了一枚8分钱的新邮票。李老师很快就给我回信解答我提出的问题，并告知因郑孟彤老师的女儿当年也报考了本校本系同一专业但不同研究方向、不同导师的研究生，郑老师按规定回避招生工作（注：他女儿后未考上），所以有事与他联系，并随信退回了我附寄的邮票。让我感动之余又十分羞愧。

准考证

1986年9月，我有幸成为李老师研究生中的“开山大弟子”。那年暨南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导师：郑孟彤教授、李文初教授）共招了3名研究生，其中国家计划内两名：我和符宣国（现海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代培一名：和勇（现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3人中我年纪最大，和勇和我一样都是77级本科生，原来也都在高校中文系任教。符宣国年纪最小，是华南师院中文系的应届毕业生。

复试通知书和信封

86级研究生入学后，学校召开了迎新大会，100多名新生参加（那时全校在读的博士、硕士及研究生班研究生共400多名）。副校长李炳熙教授主持（当时暨大的校长由广东省省长梁灵光兼任，他很少出席学校的大会，我们也只是后来在毕业典礼上领毕业证时近距离见过一次），李文初老师作为教师代表在会上发言。那时他刚50岁出头，高高的个子，腰杆挺直，略显清瘦，衣履整洁，文质彬彬，风神俊朗，声音不高不低，语速不急不慢，态度不亢不卑，从从容容，不带片纸，侃侃而谈，文采丰瞻，尽显名师风范。虽然现在已记不清他当时具体讲了什么，但其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思维、优雅的谈吐、潇洒的举止折服了全场，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当周围的同学知道他是我的导师时，纷纷投来了羡慕的目光，朝我竖起了大拇指。

李文初老师手书的教学计划

二

李老师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和尊敬的名师，辞世后《南方日报》发布暨南大学的官宣评价称“名师自有风范，长令学子景仰”，应是实事求是，名副其实，恰如其分。

从入学之日开始，我们3人不管人前人后一直亲切而尊敬地叫他“李老师”，从来不会像其它专业有的研究生背地里直呼其导师的名字，也不会像社会上的人称呼他的职衔。读研期间，李老师给我们开设、讲授了《魏晋南北朝思想史》《魏晋南北朝韵文》《魏晋南北朝散文小说》《魏晋南北朝文论》《陶渊明研究》《建安文学研究》等课程。上课多是讨论式的，师生4人围坐在一起。李老师先就要学习的内容和学术界目前的研究现状作个介绍，然后勾勒要害，就学习的难点疑点作些解释，根据书本的内容，补充一些有关的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绝不照本宣科，陈米糟糠，油盐酱醋，流水开账，灌食填鸭。随后大家一起畅所欲言，言无不尽。结束前李老师再作个小结，并布置课后的阅读篇目和要写的学习笔记。

李老师启牖指点，金针度人，教学有方，既重详细的考据引证，又有理论的阐述分析，旁征博引，循循善诱，深入浅出。比如上《魏晋南北朝思想史》讲到原本抽象深奥的魏晋玄学时，他以丰富的史料，形象的语言，精辟的见解，把“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等玄学的基本概念阐述得具体生动，通俗易懂。所以我们都喜欢他的课，每听一节课都觉得是一次知识的盛宴、思维的体操、精神的享受。

李老师的为人学识和品行修养极具人格魅力。“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他宽宏大度，恬淡从容，温润如玉，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我们也从不以老师身份骄人，始终把我们作为平等的青年朋友来对待。从无疾言厉色，也从来不讲“你们懂吗？”“你们知道吗？”这类居高临下有老师架子的话。

对我们撰写的读书笔记，他都会认真审阅，连一个错别字也不放过。并因材施教，有的放矢，悉心指导我们如何阅读和研究古籍，如何收集和鉴别资料，如何发现和解决古书中的问题，让我们得到启发和勉励。他还鼓励我们勇于对他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强调“见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可传授。”引导我们一步步走向学术的堂奥。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研二（1987年秋）开学不久，李老师带我们到江西以及江南一带，进行了历时一个多月的关于陶渊明诗文和南朝山水文学的田野调查。我至今仍保存着当时写的一本日记体的《古诗踏勘札记》，记录了那段令人神往而难以忘怀的日子，其中部分内容整理后还曾在期刊上发表过。

那时研究生每年都有一定的学习经费，但支出有严格的规定和标准。譬如出行，火车只能坐硬座，汽车也只能按汽车站普通客车的车票报销（空调车都不行），住宿费一晚不能超过5元。老师则另按教职工的差旅费标准执行，坐火车符合规定的可坐卧铺，住宿标准也远高于我们。但这次出行李老师却坚持与我们同吃同住同行，坐火车也一起坐硬座，结果第一天就饱受舟车劳顿之苦。

那天（9月11号）我们一行4人早上9点30 分乘广州至上海的特快出发，次日凌晨4点40分抵达江西向塘西站。当时车上没有广播报站，列车员又不提醒，险些误事。仓促间跳下火车，但见站台黑灯瞎火，风雨交加，一时竟不知所措。糊里糊涂分乘两辆前来兜客的三轮摩托，每人5毛钱，一路颠簸赶到向塘站。6时许挤上路过的广州至杭州的直快。因列车严重超员，别说座位，车厢内几无立足之地。我和李老师只能紧挨着被挤在两节车厢交汇处的厕所门前，地上一片湿漉，满地泥泞，行李都没法放下，境况颇为凄惨。此情此景，刻骨铭心。幸好40分钟后即到达南昌。中午又转乘特快列车，3个小时左右到达九江。匆匆乘公交车去到原来计划的住宿地九江师专，无奈该校竟无法入住，只好返回市里。因经费所限，四处碰壁，好不容易才在汽车站附近找了一个招待所安顿下来。这个招待所条件十分简陋，房间连卫生间都没有的，洗澡要到公共澡堂，但李老师仍执意与我们住在一起同甘共苦。

第二天（9月13日）我们坐车去陶渊明故里柴桑（湖口县江桥乡），到湖口汽车站后便买好下午3点10分返回九江的车票。谁知当我们下午从石钟山赶到车站时班车早已开走。原来那时实行夏时制，本来全国当天已恢复使用北京时间，但该站却自作主张当天仍沿用夏令时（早一个小时）发车。我和和勇据理力争，几经交涉，自知理亏的站方终于答应在下一班车给李老师安排了一个座位，我们3人则只能坐在车上的发动机盖和工具箱面上返回。虽然李老师对此事始终心平气和、不愠不恼，但我们心中却感到有些愧疚。

此后李老师便联系当地的政协文史办、政府县志办、地名办予以支持、帮助，带着我们披星戴月、爬山涉水，到湖口县、九江县、星子县、庐山等陶渊明曾足迹所到或诗文曾描写之处探访、踏勘。一些县的政协领导见李老师到访还出面接待、派车，个别军事禁区，如距星子县城南康镇20多公里处陶渊明墓（明代李梦阳所建，并非真墓，但有很多碑刻，现在海军后勤仓库范围内）也因有当地文化人持介绍信而一路绿灯。

我们一路风尘仆仆、马不停蹄，走斜川、东皋，访西畴、秀峰，还参观了陶渊明纪念馆和白鹿洞书院。每到一处，李老师便结合陶渊明的诗文、当时的历史背景、当地的人文地理、最新的考证成果予以讲解，引导我们认真观察，体验诗人创作时的感受和心境，体会作品意境之玄妙和美妙。对一些疑难问题，师生间还展开讨论。

我们师生一起亲密无间地在山水间徜徉，在田野里穿行，在古迹探访，在书院驻足，无拘无束，怡然自得。庐山旁相传五柳先生醉后高卧的“醉石”（疑后人附会）光滑平坦，两侧溪水奔流，李老师临风而立，在巨石上南宋理学名家朱熹手书的“归去来馆”四字旁神采飞扬、声情并茂地给我们诵读陶渊明的诗句。山水交融，人石两忘。其感人之心弦，濬人之灵智，动人之情景，至今如在眼前，永难忘怀。当时我就感觉他像极了魏晋时超凡拔俗、隐逸林泉、寄情山水、啸傲风月的某位名士。可惜我笔力不逮，实不能传李老师当年的风神逸秀，欬唾珠玉。

此行虽然奔波劳顿，食宿艰苦，但苦中有乐，乐在其中，学到了很多过去只从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一些古籍上记载的谬误也得到勘正。有些诗过去念得滚熟，以为读懂了，经过实地踏勘再来重温这些作品，发觉原来的理解不是错了就是幼稚可笑。真正体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必要，可谓收获满满。而李老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执着的探索精神，深厚的学问功底，扎实的考证功夫，更是让我们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后受益终身。

1987年9月16日星子县秀峰聪明泉，左二为李老师，右一为作者

1987年9月16日在江西星子县醉石，居中为李老师，左一为作者

1987年9月16日在星子县秀峰，右二为李老师，左一为作者

1987年9月16日在星子县陶渊明墓前

可惜的是一周后李老师接到电报，催他回校签署到日本九州大学讲学的合同。临行前，他在九江的一个小饭馆请我们吃了一顿晚饭，并指定我为组长负责安排好余下的考察行程。

李老师注重提携后辈，奖掖后进，甘为人梯，也让我留下深刻印象并深受感动。也许是因我入学前曾参与过《唐宋词鉴赏辞典》（唐圭璋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撰稿，李老师认为我写这类文稿有些基础，入学后便常把一些出版社向他约稿的小文章或辞书的词条撰写交我完成。其中分量较大的是《诗词曲知识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王季思、黄海章主编）汉魏六朝部分和一些诗词赏析文章。当我写完后考虑到一是这些文稿是出版社向李老师约稿，二是文稿经过李老师的修改审定，所以署名时我都把李老师的名字写在前面，本来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惯例和常规，但每次李老师交稿给出版社时都会把自己的名字去掉，稿费也全部给我。想到当时很多其它专业的同学常抱怨自己是导师的打工仔，且白打工，无名无利，暗自庆幸之余，更让我对李老师增添了几分敬意。

1988年4月4日，李老师启程赴日本讲学，那时我们已快要进入撰写毕业论文阶段。到日本后他仍牵挂着我们的学习，时常来信询问我们的学习进度和论文开题情况，介绍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现状，并将收集到的日本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论文题目手写抄了好几页给我们参考。我也经常去信汇报学习情况、存在问题和对问题的看法。由此鳞鸿频数，相契日深。

1988年4月4日在暨大车队送李老师去火车站

1988年4月4日送李老师到广州火车站候车室，右一为李老师，左一为送他到香港的香港学生

1988年4月李老师赴日本讲学前夕在他府上，右二为李老师，右一为作者，左一为符宣国，左二为和勇

不久，在学校图书馆工作的师母吴老师在图书上架时不慎扭伤了脚，他们的两个女儿尚未成年，我们时不时便去家里帮忙做一些诸如扛煤气罐之类的粗重活。李老师每次来信总是十分客气的表示感谢。

李老师和师母在日本福冈市府大楼前的樱花道

李老师和师母在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

毕业时两位导师都想让我留校任教，但无奈那年系里没有进人指标。李老师对我关怀备至，为我工作的事他在日本特地给系领导写信，得知情况后他又写信把我推荐给他在广州其他高校任教的大学同学和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只是阴差阳错，我有一天骑着单车去出版社等候面见时，因距下午上班时间尚有近半个小时，于是便到大沙头码头一家书报摊翻阅报刊打发时间。在书报摊上无意中看到一份感兴趣的杂志，当天即前往该报刊社面谈并基本确定了工作单位。命运由此改写，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渐行渐远。

三

作为李老师的学生，我与李老师的交往和受李老师的教诲绝非只限于读研的3年。

1990年3月，李老师从日本回到广州。他写信告诉我说有两个月的补休假期，于是我抽空去他府上拜访。久别重逢，格外亲切。他十分高兴地给我详细的介绍了在日本讲学两年的见闻和感受，并送了我一条从日本带回来的“圣罗兰”皮带，这可是我的第一件国际品牌的“奢侈品”。见他回国时带回的一套当时尚不多见的日本“山水”牌组合音响上有双卡录音机，我后来还拿了些录音带请他帮转录音乐。

李老师与日本九州大学校长高桥良平教授

李老师在韩国汉城88年奥运会场址

在韩国汉城的古代宫殿前

在日本福冈舞鹤公园樱花林

在日本雾岛

李老师在日本长崎和平公园

因为3位同门弟子毕业后只有我一个留在广州，地理上的便利我时常会代表同学去看望李老师。加上我妻子在暨大任教的缘故，我也常回学校。或逢年过节，或有事没事，只要兴之所至，辄叩门造访，有时还带着儿子一起去。每次晤面，彼此都兴致盎然，海阔天空，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但主要还是听他品书谈艺，考字徵文。他谈锋甚健，我大多只有洗耳恭听的份。他的热情平和，亲切从容，博学睿智，幽默风趣，就像一块强力的磁石，让人流连忘返，如坐春风。好几次叙谈时间已过但意犹未尽就留在他家里吃师母吴老师做的家常饭。

除了我到学校登门拜访，李老师也曾多次到仓边路我工作的单位看望我，了解我的工作环境，关心我的家庭生活。他回国不久就把我的硕士毕业论文推荐到广东省社科联主办的《学术研究》期刊发表。

那时我工作的报社不时会举办些社会活动以扩大影响，需邀请一些社会名流参加。这些活动虽然与李老师的工作与研究领域无关，但只要有空他都会应我的邀请欣然出席，以表示对我工作的支持。

每当有新的著作出版，他都会认认真真、工工整整地签上名盖上章寄赠予我。我读研时参加撰稿的一些书籍，有些毕业后出版社才把样书寄到系里，李老师会帮我把邮件和稿费汇款单取回收好，并写信告诉我有空回去取。当他大女儿成婚时，在校内的明湖楼摆了两桌婚宴，他邀请十多位至亲好友参加，我也叨陪末座。

1991年李老师接到广东人民出版社的约请，请他主编《中国文学知识宝库·魏晋南北朝卷》，他邀我一起共同完成这本25万字的通俗读物的撰稿，他负责魏晋部分，我负责南北朝部分。那时，我已毕业离校两年多，本职工作也十分繁忙，业余时间还要照顾家庭，但想到是李老师的信任和器重，便也欣然答应。我们共同商定了具体的篇目、体例和语言的风格。为了完成任务，我利用晚上的时间，待妻儿入睡后挑灯夜战，终于按时交李老师统稿审定。

与李老师合作写的书

1997年3月17日，我的另一位导师郑孟彤教授因病去世。李老师约我陪他一同到郑老师家吊唁。两位导师在一个教研室共事30余年，惺惺相惜，互敬互重，配合默契，感情深厚。从郑老师家出来在路口握别时，我见李老师神情哀伤，面容憔悴，便对他说：“您也多保重。”望着李老师转身缓缓离去的背影，虽然他的身姿依旧挺拔，步履也依然稳健，我却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感伤和苍凉。

郑孟彤老师手书的培养方案

李老师退休后仍老骥伏枥，壮志盈怀，经常参加省政府文史馆的活动，每年列席省政协的大会，整理自己的旧文稿，写诗填词。我一直想陪他到我家乡的黄姚古镇走走看看，曾两次与他商量具体行程，可惜最终均未能成行。

2006年李老师70寿辰时中文系为他举办了一个小范围的祝寿活动，我应邀参加。晚宴时临时安排我作为学生代表发言，我开始有些语无伦次地说了几句例牌的祝福的话，然后感慨道：为人与治学，二者密不可分，这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无论为人与治学，我觉得李老师都体现一个真字。也许是李老师长年研究、浸淫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缘故，看到他我的脑子里就会跳出钟嵘《诗品》里评刘祯的一句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李老师颇有魏晋名士遗风，既有“建安风骨”的“耿介多气”，又有“竹林七贤”的旷达飘逸，是当代有品有节的谦谦君子。

四

李老师为人正直，是一个有良心有良知、有气节有风骨的知识分子，具有中国传统文人的家国情怀，却无旧学究的迂腐气息。

作为陶渊明研究的专家，他的品格与陶渊明有几分相似。恬淡冲和，谦逊洒脱，卓立特行，仿佛与世隔绝、不问世事、无所褒贬，但实际正如鲁迅先生评陶渊明所说：“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对于外界事物，始终泾渭分明，有自己的是非标准，绝不曲学阿世。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面对何人，李老师光明磊落、襟怀坦荡、正气昭昭，总是真诚相待，无半句虚言假语，无半点虚情假意。虽不愿轻易臧否人物，从不夸己之所长，不折人之过，但对学术界存在的一些张声势、钓虚誉，媚世媚时，投机取巧的不良作风和一些学者利用权势地位争名夺利、沽名钓誉的不良行为他也会发声谴责或表示不齿。 

陈寅恪先生挽王国维先生诗曰其“文化神州系一身”，其实这种精神在李老师身上也有充分的体现。他热爱祖国，在日本讲学期满立即按时归国。关心国家大事和社会民生，写了不少爱国主义题材的诗作。虽从不空谈政治，但他为中国的文化和教育而憔悴忧伤，认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未来。在日常的言谈他常常毫不掩饰地坦露自己的观点和困惑，在他的《与新魁教授论学断忆》（见《李新魁教授纪念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8月出版）一文中更是较清晰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他关注教育、关心学术。对当今一些媒体动辄称某些人为“大师”甚感困惑，认为这是商业广告语言污染造成词汇的“通货膨胀”。坦言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文科毕业（包括研究生），现在仍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专业工作的人，由于历史的原因，普遍都有读书少、不精通外文的缺陷，他自己也不例外。对现在能否造就新时代的大师表示担忧。认为人才的成长，就像植物需要良好的气候和土壤一样，宽松的学术氛围和开放的学术环境至关重要，还有公平竞争的机制和合理的政策导向也不容忽视。而当前对过去走过的坎坷道路实事求是的总结、反思和吸取教训还不够。

他思考如何正确评估学术成果的价值。认为迄今为止，尚未找到一种评估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科学有效而又能有序操作的办法。因此，无论是对个人的学术水平的综合考评，还是对一部学术著作、一篇学术论文的价值判断，都很难作出比较一致的结论。升职找熟人写评语，学生学位论文找好友作答辩委员，为取得学术成果评奖而游说评委等等不良现象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

他还热切关注学风问题。认为大学的校风集中表现在学风，而严谨的学风不仅是对学生的规范，也是对教师的要求，为人师表一定要做好表率，因为学生的学风自觉不自觉的受到老师的影响。当前学术界有些人做学问沉不住气，沉不下心，著书立说的功利心太强（为升职、评奖等），也太浮躁，常常表现为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外许多学术的巨著和杰作往往是由那些潜心问学、呕心沥血的人惨淡经营而成的。中国学术要走向世界，没有这类“拳头产品”永远只能是一句空话。出于学术良心，他呼吁学术规范的建立。

但我觉得李老师大多还是活在自己的“桃花源”里，他虽有愤懑，有不平、有困惑，但他从不为此而纠结于怀、萦绕于心，一吐为快、直抒胸臆后转身又安安心心、平平静静地回到自己的“三昧斋”钻进象牙塔里做学问去了。可谓既“孤介”、“贞刚”，又“飘然”“静穆”。

五

李老师就读名校，师从名师，学脉纯正，始终正道直行，坚定不移地走在学术研究的大路上，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一辈子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著书立说，钻研学术，心无旁骛，志不他迁，既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也不参加任何政治党派，从不沽名钓誉，从不贪图虚荣。

他兀兀穷年，焚膏继晷，笔耕不辍，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90余篇，出版著作10本，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享有广泛的声誉。

李老师治学严谨，学问精专，一以贯之地践行他的导师游国恩先生所说：“要搞传世之作，不要写酬世之文。”从不投机取巧写应景文章，且始终坚守自己的学术天地。他读研时的研究方向是先秦两汉文学，后来研究范围扩展到魏晋隋唐文学，从此一辈子脚踏实地、刻苦钻研，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深耕细作。总览他讲授的课程内容、撰写的学术论文、出版的学术专著，无不在其研究范围之内。曾有出版社提出让他承担宋诗研究的选题时，他以对宋诗没有系统深入研究为由婉言拒绝。他曾对我说：“生命有限，知识无穷。‘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不能把治学的摊子摆的太大，力气分散，势必一事无成。”对比学术界有些学者一旦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有了些名气和地位都就自以为全才敢到任何领域说三道四、“指点江山”，李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专业的科学精神更令人敬佩。

理论与材料的结合与统一是李老师一生追求的学术境界。他坚持从客观材料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空谈，主张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重视继承传统，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在考证学方面，他承袭了游国恩先生的学术血统，在外人看起来寡然无味但实际上最考人学问功底的考据方面用力很深，写了不少高质量的考证文章。例如《关于陶渊明生平的几个问题》《陶渊明的思想分期与陶集诗文系年》《读<诗品·宋徵士陶潜>札记》《汉武帝之前乐府职能考》《再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宋齐说”质疑》《东晋诗人孙绰考议》《王羲之生卒年诸说考评》等。

一方面，李老师强调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作历史考证，要尽可能充分占有材料，“竭泽而渔”，不厌其多，力求其全，所谓占有材料，并不是指专门挖掘什么新奇的材料，更不是主张找人所未见的什么珍秘材料，而是说要了解这一问题各个方面有关的材料，尽量收集，加以考证。且不能满足于现成史料，也不能轻信已有的定说，要深入调查，收集一手史料。但材料到手并非万事大吉，还要爬梳剔抉，钩玄决疑，抽丝剥茧，辨谬订正，去伪存真，汰粗留精，删繁就简，惬心贵当，衡量取舍。

另一方面，李老师又要求我们在宏观把握和微观审视的基础上注重创新。他认为要判定一部论著或一篇论文的学术价值，一是看它引证的材料是否新。所谓“新”，并不一定是新出土，或仅为少数人垄断的稀世秘藏。比如陈寅恪先生的许多重要论著，其引证材料常常就来自人人都能看到的古籍，只是从未有人用这些常见书中的材料来说明尚未被人注意的新间题罢了；二是看它有无新的见解。一种启人灵智的新见解往往是从翔实、新颖的材料中辨析、升华而来，或是受到某种科学的新理论、新思维的启导而产生。停留在材料的罗列而没有理论的营构和提升，难免流于琐碎、游离，只能在底层研究的阶段徘徊。没有理论色彩的论著，很难有超拔流俗的卓见和深刻透辟的阐释，也不可能有俯瞰全面、把握大势的气概。所以治学绝不仅仅是“逻辑”“考订”等等“程序”之事。

对此他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并取得了骄人的成果。如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首次提出的《中国山水诗史》这一崭新的研究课题，就是他主张“要提高古典文学研究的现有水平，必须打破陈规，扩大视野，开辟新的蹊径”的具体实践。此书被列入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科研规划，并在李老师主持下由七位学者合作撰写。李老师负责全书总体框架及各编章节提纲的设定、统稿、修改加工和审定工作，并撰写了该书的《导论》和第一编《山水诗的孕育和形成》、第二编《山水诗的勃兴》。此书出版后填补了中国山水诗研究领域的空白，受到学术界的肯定和好评，荣获“中南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和“广东省1995年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

李老师题赠的部分书籍

李老师非常强调要打牢治学的根基，认为基础决定高度，而打基础是个寂寞而漫长的过程,要求我们要甘坐冷板凳。不仅要有专门知识，在自己的研究范围内多读、熟读作品，对经史百家和历代诗文了如指掌、烂熟于心，而且要争取成为通才，不仅在文学领域内能触类旁通，还必须熟练考据、考证、蒐集材料等文史基本功，打牢治学根底。认为对于一个立志研治文史的人来说，治学的初阶是“小学”，亦即“文字学”，基本功就是关于文字、声韵、训诂、校勘、目录学的基本知识。所以清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清永瑢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王引之的《经义述闻》、清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清郝懿行的《尔雅义疏》、清阮元的《经籍籑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应是必读必备的工具书。

他常引用孔夫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告诫我们不要急着发表文章。他说过去很多名师著述并不多，但每篇都很有分量，这就是功夫。而现在有些人太浮躁，今晚才写完的文章恨不得明早就变成铅字。他比喻说我们早上起来都要洗洗脸、梳梳头才出门见人，这不单是卫生习惯，也是一种礼貌。文章也一样，首先写作态度要认真，要字斟句酌，仔细推敲，绝不将就，绝不急就，不能蓬头垢面、错别字连篇就去见人。老一辈的陈垣就说过文章写完了不要忙着发表，好比刚蒸出的馒头，需把热气放完了才能知道蒸得透不透，熟不熟，能不能吃。                  

李老师在生活中严于律己，宽厚、诚朴，不怒不争。他情操高洁，情趣高雅，清心寡欲，烟酒不沾，衣着整肃，面庞整洁，常常连手指甲都修剪得整整齐齐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体现了一个学者的严谨和认真。

六

李老师是一位典型的具有中国传统文人气质的读书人，他非常注重自身的人文涵养和灵魂的充盈。虽然毕生从事学术研究，许多人有时会发生错觉，以为他只精于考据而不解诗赋，但其实他的诗人气质非常浓厚。他出生在九嶷山麓，自幼深受南楚文化和灵秀山水的熏陶，感情丰富，思维敏锐，也许诗人才是他的本色。他素来对旧体诗的写作饶有兴趣，尤擅七绝和七律，还尝试把楚辞《九歌》译为五言古诗。退休后是他写作旧体诗的高峰期，可谓佳作连连。

他对我说，写诗填词本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基本素质和技能，可惜现在很多人忽略了，连学中文教中文的也不会写，这是不应该的。诗词讲究韵律平仄，讲究意境幽远，讲究意味深长，研究诗词而自己不懂创作，很难了解诗人创作的甘苦、艺术手法以及其作品中所蕴含的深意微旨，终究“隔”了一层。而我也认为喜欢诗词而自己不懂创作，就像游泳光在岸上讲技巧而不下水，永远也不能感受游泳的奥妙和乐趣，所以中年后一度也对此有所尝试。于是后来我们师生见面的话题便从论学变为品诗为主了。见面时他会把他新近在报刊发表或打印好的诗作给我阅读。别后一有新作，他会第一时间用手机短信或电子邮箱发给我分享。我学诗写诗有心得也乐于向他请教，听他教诲。

对写旧体诗，李老师非常认真严谨，且有自己的原则和观点。也许如杜甫所说“老去渐于诗律细”，他晚年写诗更坚持要严格遵守格律，对韵部和平仄十分讲究。他是湖南人，对入声字的辨识本不如我们会讲粤语的，但他却把常用的入声字一个个硬记下来。“其实格律并不难掌握，稍加用心就可以了。”李老师不止一次教诲我说。因为我比较浮躁，写旧体诗向来对格律不太在意，韵部多按新韵，且能通押就通押。对平仄更是较少没耐心仔细推敲，常以重立意、非律诗为自己禀赋天分和学养不足开脱。

李老师写诗最为推崇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认为他是唐代律诗最为成熟的代表。细读李老师留下的百余首七律七绝，或咏物感怀，或观景杂咏，或纪游怀古，或赠友题画，题材广泛，内容充实，感情真挚，意蕴深厚，抒情和表现手法上大量运用比兴、寄托和象征的融合，可谓“一代风骚多寄托，十分沉实见精神。”风格的确与文辞清丽、意蕴幽微、深情绵邈而有些诗句意象朦胧、隐晦难懂的李商隐诗作有几分相似。

李老师的部分诗稿

2015年李老师患病住院后，我到华侨医院看望过两次。起初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前些年他身体还算健康，并无老态，除了住院做过一次眼睛的白内障手术外，只是偶尔听他说起血液有些指标有点问题。所以见面时也只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病情，让他好好休息、好好养病，并与他在旁陪护的大女儿李泠互加了微信，以便随时了解病情。

5月12日晚，我收到他大女儿发来的微信，得知他当日已经西去。顿时悲从中来，欲哭无泪，欲叹无声。第二天即赶去学校看望师母吴老师，在李老师遗像前焚香叩首，长跪不起……

回想起与他近30年亦师亦友、至深至厚的师生情谊，感念他和蔼可亲、温文儒雅的君子之风，我赶在去银河园向他告别前写了一首小诗作为一瓣心香敬献于灵前，送他远行：

南来謦欬仰高风，昕夕亲炙继陶公。

凝眸恍见吾师在，顿觉方知精舍空。

解惑声声犹绕耳，指迷句句出深衷。

谁复作笺怀诗胆，临流洒泪听断鸿。

李老师北大同班同学的挽诗

我写的挽诗

七

与李老师师生情谊近30年，除了对自己秉性愚钝，辜负了他的培养和期望，没能继承他的衣钵跟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道路上走下去外，有一小事也让我对李老师一直心怀愧疚。

他曾两次对我说起他在写他们家族的族谱序时，得知其祖上李郃为晚唐时湖广五省第一状元，也是唐代湖南唯一的状元——开湘状元，曾在我家乡广西贺州当过刺史，深得同僚敬重和百姓爱戴，被尊称为“李贺州”，后官至吏部侍郎。长于诗赋，有《李贺州集》存世。让我回家时去查查县志，看有没有什么详细记载。但因我每年都是春节期间返乡，那段时间图书馆闭馆，县志办放假，始终没能办成这件事。现念及此事，犹感遗憾终身，追悔不已。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恩师往已，追仰何及。“高山仰止，景行景止。”

现每当我从暨大西门出入经过羊城苑11栋时，我仍会情不自禁地抬头往东方仰望，李老师的音容笑貌常常就在眼前，他仿佛仍然坐在他习惯坐的靠门面窗的单人沙发上，他的举手投足，他的欢声笑语，他的一言一行，一切都还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那么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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